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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0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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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河北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12)
应征警备队风波
1938年四五月间的一天。有人在排子外头叫:“张德义。”我出门一看,来人非同小可。
本村最大的财主张庸,韩家林大乡的乡长。
张庸是学校的学董。每天都要到学校转一圈。从大庙学校门到陈老师屋有二十步远。他搬车进来,骑上,到陈老师门口再下来。我的坐位在教室门口,每次看他进来都是如此。
平时他凡人不理。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他连眼皮也不挑。我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张庸三个闺女老四张光宽、老五张光五、老六张光淑和我是同学。她们都比我要大,岁数大,个子也大,但智商不高。四年级我学习第一,按惯例我是级长。上课开始,级长喊一,全体起立;又喊二,向老师鞠躬;我再喊三,全体坐下。她们虽是学董的女儿,向老师鞠躬还是必须的。陈老师也从来不打她们。她们最大的特点跟张庸一样:不理人。
今天张庸找我有什么事呢?而且直呼我的大号。
原来县里让每乡出一个人应征警备队。
“管吃管住还管穿,每月还关饷。”
我问:“警备队都是干啥的呀?”
“警备队警备队,警备就是保境安民,防老抢呗。”
我一听就高兴了说:“去!”
“好。明天你就上玉田南高小。完事到东门脸城瓮圈里的饭馆吃饭。”说完,他一蹁腿,骑上车走了。
爸妈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时还琢磨不透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却认定这一个脱离苦日子的好事。不但我出去,省家里的粮食,还能有好的衣服穿,还能给家里挣钱。
我二大爷也支持我去考警备队:“这年头,就当庄稼人挨欺负,能有个吃官饭的。谁还敢小看咱家?”
爸说:“先去看看也行。没准咋会儿子事呢?”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玉田南高小。
南高小已没有我考高小时的喧闹。
院子里放着两张桌子,有几个人稀稀拉拉排着队。个子都比我高。与他们相比,更显我的瘦小。
桌子后坐着三个人。中间的是一个日本兵,穿着军服,没拿枪。两边是两个中国人。
其中一个中国人问问题。不外是家里有几口人,家庭生活情况怎样。
我执意答好。说家里有两间“茅屋”,说草房显得没文化。
问完后,没什么下文。我就到张庸说的饭馆去吃饭。
当天没有得到能去不能去的消息。我心想,兴许是明天才放榜通知吧。
第二天我想再去玉田打听结果。
妈不让去。妈说那是拿枪打仗,枪子可不长眼呀。
我大哭不止。可有个吃饭的地方还不让去,都等在家里饿死?
妈说,你忘了你老舅是怎么死的?
栅楼王庄子的老舅在村里当团(民团)。他们在西山上站岗。亮甲店的保卫团以为是土匪,就往山上打枪。子弹打在山石上,崩到老舅身上的要害处,死了。
我二大爷私下里跟爸说:“这事不能听老娘们的。”二大爷在家里受气,在外头忍让,一辈子没扬眉吐气过。
看我不住的哭,二大爷又在暗地里支持。妈感到自己势单力薄。难道儿子真要去那危险的地方,重演弟弟的悲剧?
妈也听说了,张庸还找了别的人家。说找别的人,人家为什么都不去。
妈哭着说:“儿啊,你饶了妈吧!”
二姐见妈哭了,她也哭了:“你把妈气死,咋办呀?”
我想,没有想气妈,只想找饭吃,给家里也省口饭,若死,我去死。
日头已经压了西山。什么都晚了。
后来听说,就在当天人家考完就开拔了。人家不会要一个没有枪高的孩子。
我没有想到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发生了。
第二天先是妈脸耳起泡,接着整个脸都肿了。嘴张不开,只能用麦桔吸点水。到后来整个头都肿涨的像个斗。
爸爸想请个先生。村里最有名气的先生是东庄的老陈庆。人称陈大先生。
陈庆是秀才,在村里办过私塾。他会中医,也是会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
在韩家林,东庄的老陈家与大街的老张家世代不和。于是老陈家在张家的坟地杜树林的正东一里多地开了一个砖瓦窑。砖瓦窑的烟筒是黑煞神。黑煞神能冲了张家坟地的风水。
我爸想,陈家与张家不睦,请陈庆人家能来吗?
人都这样了,爸爸硬着头皮去请陈庆。
陈庆非常痛快地来了。一看:“侄儿媳妇咋这样了?”
陈庆说这病叫大头疯,人心火上攻,便到了脑袋上。头肿成这样,病势已沉重,怕要危及性命。
陈庆当下开了药方,说:“救人要紧,不能耽误,别心疼钱。”
过了两天,陈庆又来看,却见效果不明显。拿过方子看了看,问:“从哪儿抓的?是按我这方子抓的吗?”
爸说:“是从范庄药铺抓的,药铺先生说两味药是重的,有一味没抓。”
陈庆一听,面露愠色:“是你是先生,还是我是先生?快把这味药补上!”
妈又吃了几付药,渐渐地好了。
妈保全了性命。全家人躲过了一场塌天大祸。七个孩子躲过了没妈的一劫。我更逃过了致命的谴责。
直到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愧疚之心难以释怀。
1938年,冀东是一个大火药桶。汉奸殷汝耕的冀东自治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防止民变暴动,他们采取了两个主要的措施,一个是扩充警备队,一个是收缴民间枪支。
1938年6月,受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遣,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东进到达蓟县。冀东玉田遵化丰润数县发生了抗日暴动。在地北头发起暴动的洪麟阁也率队来到玉田。
一天,在韩家林大庙头聚集了好多人,说是洪司令的队伍。我们一帮孩子也跑去看热闹。看到许多庄稼人穿着自己的衣服,手里也没武器。多少年后,人们谈起,称之为“闹便衣队”。
而那些参加警备队的少数被暴动队伍消灭。多数在暴动的威势和感招下参加了暴动队伍。
风口浪尖上的1938年。我在这一年也处在了一个人生的三叉路口。应征警备队没有去,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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