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47)
巴掌拳头下的“勤劳奉仕” 伪满洲国协和会是专门施行奴化教育的机构。所面对的是全体老百姓。说是教育,也讲亲善,可多以巴掌和拳头来亲善。 一天绥化县协和会的来了个人,坐在柜台外头的方凳上,要户口册。那时我已经上账桌了。 我把户口册递给他,他按户口册上的年龄登记。他说《劳动统制法》规定,18至25岁的都是青年团,26至55岁都是满洲帝国义勇勤劳奉仕队。 登记的结果,“年轻的”都是青年团,吃劳金的全是勤劳奉仕队的。只有几个掌柜的“逍遥法外”了。1939年后,伪满政府制定勤劳奉公法。县公署有动员科。协和会的训练部则担任青年团的训练。那时候讲什么“国民皆劳”。 青年团勤劳奉仕队出勤都要穿统一的黄布制服。制服分大中小三号,有上衣裤子,还有带屁股帘的一顶战斗帽。一套多少钱,由买卖家掏钱。裹腿则自行采购。 战斗帽必须有屁股帘,日本人叫做防护帘,作用是可以防止爆炸或火灾中东西掉到脖梗子里去。正式的是一条条地钉在帽子上,垂到肩上。 我有一次去火车站,帽子上没有这个帘儿,就用一块布夹在帽子后边。走到东门外,站岗的日本兵一把揪下这块布,回手给了我两个大嘴巴。我心里骂了句:操你妈的。赶紧离开。东门外树上还挂着七八人头,样子吓人,我想这都是反满抗日的人,不是他们所说的土匪。 青年团勤劳奉仕队由协和会组织。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战事越来越紧。东北绥化这些后方地区青年团勤劳奉仕队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只要接到协和会的电话,就是:下午出两个青年团,一个奉仕队到协和会集合。 我接到电话,就会和掌柜的说,我去吧,另外看让谁去。账桌有王耀东支应,正好出一个人。这时柜房里的人都在躲,生怕派他去出差。 脱了长袍,穿好制服戴上战斗帽,帽子后头还飘着屁股帘儿,这身打扮实在让人讨厌。可只要去干活,就得穿。 到了协和会集合,先是点名:福合昌!有!来几个?三个。 不叫人名,只叫商号,有时反映不过来,没有应答,上来就是左右开弓两嘴巴。 我之所以想出来干活,一不勤劳,更不想奉仕。只是在账桌上太闷得慌,有时念书念得头昏脑胀,也是想借机出来透透气。 冬天上飞机场扫雪,夏天去警备队拔草,春天去南郊出树苗。 绥化飞机场在绥化的西北边,离市区有七八里的样子。 绥化飞机场是日本人修的军用飞机场。飞机场规模很大,飞机库老远望去像是矮矮的山丘,稍近些瞅很大,飞机用吉普车直接拉进去。 绥化冬天雪多,只要一下雪,就得把跑道上的雪扫掉。 绥化日本警备队在东门外,占地大。四周围着铁丝网,干活就是拔铁丝网内的草,草都长得有半人高,怕是里面藏人。一个当官的老远拔着腰板坐着,两个卫兵持枪站在两旁,三个人都纹丝不动,显示他们的武士道精神。 协和会的人在后面监督,稍微慢些,就拳打脚踢。 中午不能回家,有的拿了干粮,一些买卖人到附近的小馆买点东西吃。我问一个同义昌的吃得什么,他说两个烧饼一个甩果汤,同义昌是涿县帮,一口京腔,“吃不下呀。”甩果汤就是鸡蛋汤,我心里话,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穷讲究。这就是买卖人。 我也买了两个烧饼,干吃了,心想这比去年秋天出土豆好多了,出土豆在南郊,中午不让回家,大伙只好烧土豆吃,没有干柴禾,烧得糊巴烂皴的,半生不熟的,吃完肚子叽哩咕噜叫。 最倒霉是操练。青年团勤劳奉仕队虽然也穿着黄制服,但高的高矮的矮,文齐武不齐,战斗帽后的屁股帘一跑一颠,好像一群乱蹦达的黄蚂蚱。 日本教官用日语喊口令,立正,稍息,齐步走…… 一天两天记不住,尚可。再往后,记不住,动作做错,或口令已下,还在原地不动,就得挨嘴巴,拳头杵胸,或踢下身。总之不打,不足以体现武士道精神。特别是奉仕队年岁大的,接受慢,挨打的更多。 先是邵景惠去奉仕队出差最多。到后来,去奉仕出勤的次数越来越多,邵又是答兑买卖的主力,福合昌就雇了个高凤专门应付出差。高凤四十多岁小老头,有差出差,没事就打扫卫生。高凤个儿小,不足一米六。穿邵景惠一米八个儿头的大号制服,衣襟快到了膝盖,像个半大褂子。 每当高凤回来,灰头土脸地经过柜房,有人说:“大将高凤归府。”大伙见他那个样子,都哈哈大笑。 协和会还组织游行宣传。如庆祝武汉陷落,马尼拉陷落。组成方队,穿着统一的黄制服喊口号。人多,南腔北调,更多的人把“大东亚共荣圈万岁!”喊成“大东亚共荣圈完喽!” 到1943年1944年,美国空军的轰炸机已经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已经露出了败像。绥化也组织消防演习、防空演习。家家门窗都要贴上米字型纸条,以防轰炸玻璃破碎伤人,有人偷着说,这是全天张旗,欢迎英军空降。英国国旗是米字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