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原创】

前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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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4）
                                                                             学英语始末

    我常和说的来的好友探讨“人生究竟是为什么”这个话题。好多人都是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做答案。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更让我感到人生的无着与迷茫。
    我想黄淑银是大学生，又是学哲学的，对“人生为什么”一题应有高层次的见解。通过几次接触，我与黄淑银已经熟悉了很多。黄淑银落落大方，并不以大学生自居。反倒一口一个“张先生”地透着尊重。这让我自卑的心里多少有了点底儿。
    一天黄淑银来向我借书看，她从几本书里挑了一本散文集《春风》。
    我借机发问：“黄先生，人生究竟是为什么？”
    她停下手不再翻书，侧头看了看我说：“张先生这个问题可不小，你怎么看呢？”
    “有人说人为财而生，可我见许多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某些真理而放弃生命，似乎不都是为财呀。”
    黄淑银很自然地说：“文学博士胡适先生说，人为生而生。也就是说人为生活而生存，或者说为生存而生活。”我听了还是糊涂，人为生而生。这不是车轱辘话吗？可和一个姑娘探讨这么个问题，人家又说出了胡博士，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南北铁路中断。黄淑银不能回北平上学。她心里着急，可急又有什么用呢？
    说起她上学的中国大学，她眼睛闪着兴奋地的光：“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为培养民主革命人才，仿日本早稻田大学创办的。人们说‘南有黄埔，北有中大’。”
    玉田韩家林在京东，北平虽只有二百里之遥，可我从来没有去过。可三千里外绥化的黄淑银却能到北平上学，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哟。让我着实羡慕。
    我对北平的概念只限于在吴梦九大舅的一本地图册上看到的：“南有陶然亭，北有什刹海，是京都人士开襟行吟之所……”黄淑银告诉我中国大学在北平的西单二龙坑郑王府，说她们学校离陶然亭远些，离什刹海近。不仅有什刹海，还有北海、故宫……
    黄淑银说她们的校长是何其巩。何是清朝灭亡后的第一任北京市市长。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都曾担任该校的名誉总董事。
    而中国大学中的名教授更是数不胜数。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裴文中、俞平伯、温公颐、翁独健……都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
    在黄淑银的描述里，名都名校名师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幅虚幻的却是绚丽的景象。成为我心中神往的地方。
    抗战胜利，建国在即。听说北平很多学校都在陆续开学，其中也一定有半工半读的学校。我想要为考学作一些准备。而我只小学四年级的水平，怎么说也要有国高的水平才能考试呀。
    除了其先生黄淑银可以当我的老师。福合昌后来的“年轻的”胡顺成也可以向他求教，他也高小毕业。
    王国丰是吴梦九大舅的干儿子，也是一个国高毕业生。
    王国丰嗓门大，在账桌前大讲：(A+B)的平方……引来掌柜的们的白眼，让我十分尴尬。
    我向黄淑银学英语。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开明英语读本》，从26个字母再到简单的会话。有王国丰的先例，账桌绝不是学英语的地方。黄淑银提议可以上她们家去学，于是每天我找借口到老黄家去。
    老黄家在福合昌的西面，间隔有三五家的距离。她们家是临街大五间的房子，东边的两间租给了福昌盛，西边的两间租给了同义昌。这两家买卖都是京广杂货，与福合昌是同行。
    中间的一间就是黄淑银她们家住的地方，虽然只有一间宽，可里面进深大，临街的一间她们家还开过一段时间小饭馆。走过门面房，小过道的一边就是黄淑银的住屋，再往里走就是她爸妈和弟妹住的房间了。
    黄淑银教英语不烦，也够得上诲人不倦。先是字母的读音和四种写法，再就是一些简单的会话，什么这是一本书，那是一支笔之类。过了两年，我真和美国人对话，美国人说我的英语是：Japanese English。（日本式英语）。我想我的英语是师承黄淑银，黄淑银的英语老师也没准是个日本人吧。
    黄淑银的嗓音特别好，银铃一样。可没听她唱过歌。黄淑银从不忸怩作态。在家里她这个大小姐有点霸蛮。黄老爷子和继母都有点宠着她。
    我从侧面曾窥视过黄淑银，得出一句断语：黄淑银与众不同。一般人的眼仁是黑的，她的眼仁是透明的；一般女人的声音是温柔的，她的声音是清脆的；一般中国女人的头发是长在黄皮肤上的黑发，她的头发是长在白皮肤上的近黄的头发。她们家是东北的老住户，是不是有混血的原因？没敢问。
    我与黄淑银的这些交往，自然逃不过福合昌人的眼睛。小于掌柜的在我每次去老黄家，都要在背后骂一句：“咋不死那儿！”以表他的愤慨之情。他们在背后议论骂我，我连想都不用想，主题就是，一个穷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还想吃天鹅肉哩！
    1946年我虚岁23岁，黄淑银22岁，她属牛。如果说我们相互没有好感，读者读到这里想抽我两下子，是绝对有道理的。
    事情的转机是这样的，黄淑银的老爸对福合昌、福昌盛买卖的曾经的兴隆红火十分眼热。特郑重地找到我说：“张先生，咱们合伙做个买卖怎样？”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又接着说：“咱们有现成的铺面房，本钱也不犯难，做个买卖，平安挣钱多好！”
    我没有言声。这与我想上学念书完全背道而驰。我心里说：我最讨厌买卖人了。可这话怎么敢说出口呢？写到这里，福合昌的人读到，也会讥讽我：摔跟头捡个金元宝，你还扔了！
    黄淑银家开过一段时间的小饭馆，就她和继母两个人。她妈当厨师，她服务员兼会计。临街的一间小门面，靠墙摆了四五张小桌子，两人可对面而坐，只有北面有玻璃窗。屋子里的光线不太好。厨房在前头，就是原来家里的厨房，传菜要经过小过道。这么个规模人员人气可想而知。
    一次有一客人来，过了饭点儿，我领客人到黄淑银小饭馆吃饭，要了两个菜。我和客人一边闲谈一边等着上菜，突然，一盘小炸鱼从我背后肩头，擦着耳朵梢伸过来，放到桌上。我心想真难为哲学系大学生了，当服务员还真是“油索子发白——短炼”呀。
    我跟黄淑银黄先生学英语有二十多课就不学了。我想，我得走，去北平，那里有我的上学梦。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5）
                                                                                       辞账未果

   福合昌像许多绥化街上买卖家一样，在困难中维持等待。等待时局的稳定，等待着市面的恢复逐渐繁荣。我暗地里做出出号的打算，要到北平去上学，最好是能找到半工半读的学校。即使进不了学校，找老师也方便。
    账房先生出号还有一个较文雅的说法叫“辞账”。
    对于求学的事，我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人活着无非吃和穿两件大事。吃，只要不饿着好坏都行。穿，我求人从日本开拓团手中买了一些帆布，染黑，里面都用帆布做成一件棉袍。我想这样的棉袍十年八年也穿不坏。
    1946年还没有过旧历年。我想还得征得吴梦九大舅同意。能来福合昌全仰仗大舅之力呀。
    吴梦九是一个不甘居人后的商人。在乡帮中同德隆虽不是绥化一流的商号。但总经理吴梦九这个人却有很高的威信，主要还是他办事有主见，说出话来头头是道，日本人占领时期他就被推举当了商会会长，也曾代表绥化商界参观过日本大阪。
    戏园子胡同被烧后，在东门外建起了新市场，建成后说给市场起个名字，众说纷纭。吴梦九最后一锤定音：“就叫‘绥化新市场’。”居然获得各方的认可。一块“绥化新市场”的大匾挂在了市场的门口。
    我这些上学读书的想法，在买卖人梦九大舅看来都属于外股六。我辞账的想法大舅能同意吗？
    我硬着头皮径直走到同德隆的后屋，梦九大舅的家里。大舅、大舅母、表弟小艾子正在吃早饭。
    我坐下开宗明义：“大舅，我想辞账不干了。”
    大舅有些惊异，停下了喝粥：“为啥？想干啥去？”
   “我想去北平念书去。”
   “好好的，咋想起这档子事来了？”
    我说日本投降了，中国光复了。电匣子（收音机）里广播，北平学校都相继复课开学了。听说还有义务学校、半工半读学校，让那些没钱人家的子弟也可以就读的班级。
    我见大舅手拿着碗筷，眼盯着咸菜碟子，在听我说，胆子又大了些，把鲁迅弃医从文，不做茁壮的看客，上学念书学本事的想法念叨了一遍。
    大舅越听越不耐烦，把碗筷重重地往桌上一撂：“别说了！刚吃了两天饱饭就忘了姓啥。”
    “买卖人怎么了啦？啥世道也离不了买卖人。日本人离不开，八路军中央军谁也离不开。”
    大舅说话起了高弦儿，小艾子吓得放下了碗，缩到了炕角头。见我低头搭脑不说话。大舅母对大舅说：“有话不会慢慢说。高声大嚷的干啥?”
    大舅放缓了语调，劝导我这迷途羔羊：“光复了，秩序恢复了，买卖就好做了，谁人不吃不喝不穿不用？吃穿用这些都离不开买卖人，有买卖在就有钱挣。”
    见我不言语，大舅又接着拉开了他的话匣子：“上学念书，北平天津，千里迢迢，谁看见啦？看不见，摸不着，咋能听风就是雨。说一千道一万，上学念书到头来不也是为挣钱嘛。……再说一遍，辞账不中，而且要好好干，才对得起你爸你妈。”
    从同德隆出来，我心灰意冷。想上学念书的念头让梦九大舅当头泼了盆冷水。
    回到福合昌，我和好友胡顺成说起我的心事。他也颇有同感：“在这儿干有啥熬头呀。”
    我和黄淑银说起这事儿。她也着急着呢。听说中国大学已经复课开学了。可又听说，南边又打起来了，火车只能通到长春……
    我把这两年的积蓄存了几桶针，我也想托蒋掌柜等价格合适的时候给我换成金子。
    过年已经没有往日的丰盛与热闹。人们都无精打采。掌柜的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王掌柜再也没有以往的积极性。生意的清谈，也没有什么利润可谈，花红没多少不说，掌柜们的厘份也几乎缩水到没有。
    我眼里的福合昌，已经没有刚来时的神秘与风采。像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妇人，黯淡了往昔的容颜，在一日日地挨向风烛残年。
    尽管如此，我想福合昌是我人生的大学。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这里成长为一个青年，她本身就是一本丰富的无字教科书。这里有严酷的买卖规矩；这里有让人窒息的等级观念；这里有冷漠也有温情……这里活生生的人和事，让我一生受用无穷……
    我想人生就像一列火车。福合昌这一段这一站就要过去了。我的人生列车还要向前奔驶，我甚至来不及来回味这一段的酸甜苦辣。
   
   

前进人生

人生就是一趟列车

东方一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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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石

如没有特别的毅力，是辞不掉也不会辞。按现在的观点，吴梦久说的不无道理。

燕山石

好像文革后老先生见过吴梦久舅，想必爷俩多年未见会聊起福合昌，后来舅舅对学习有了认同？

燕山石

约70年代初，听大人们说：日本的地铁（或是过海底的地铁）只有吴梦久坐过，想必是当“他就被推举当了商会会长，也曾代表绥化商界参观过日本大阪。”

添添快乐

燕山石 发表于 2012-7-14 22:34
约70年代初，听大人们说：日本的地铁（或是过海底的地铁）只有吴梦久坐过，想必是当“他就被推举当了商会会 ...

是的，这一点应该补上为好。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6）
                                                                             告别福合昌

    1946年2月18日，上午我离开了福合昌。这一天是正月十七，是探家起程的日子。
    我辞账出号，被吴梦九大舅严辞拒绝。我的第二个计划就是探家。1942年第一次探家，转眼间又过了三年。这一年理应我探家。我和蒋掌柜说探家的事。蒋掌柜说：“火车都不通了，你怎么走？今年就别探了。”我说：“车不通不要紧，通到哪儿算哪儿，就是步走，我也要回家看看，我忒想我妈。”
    蒋掌柜见说不动我，也只好让我走。我跟蒋掌柜说，我把行李存放在布疋货窖的阁楼上了。蒋掌柜说：“行李东西你放心。这年头这么乱，可得多加小心呀。不能走就赶紧回来。”
    我把被褥衣服都放在一个柳条包里。天气渐暖，那件帆布棉袍穿不着了，也放在包里，还有书籍。柜房“年轻的”孙玉和帮我搬上货窖的阁楼上。
    去找吴梦九大舅，说了探家的事。大舅无可奈何，明知我的实际是辞账，可探家又是买卖家的常规。见我去意已决，走就走吧。大舅说：“要是去北平，顺便去看看肖慧稹大姨。”肖慧稹是大舅母的大姐。又拿出500块钱，让我捎给她。
    黄淑银的老爸正有病，家里除了一个不识字的继母，还有就是两个不懂事的弟妹。她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说她的大姐黄淑金住在北平东单洋溢胡同，有机会捎个话去，就说家里一切平安。关里关外不通邮，能捎个口信也珍贵。
    来去的消息都在传说，国军正在向北开进，抗日联军也在向南开。长春以南的铁路都已经扒了。时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为了防备万一，我决定什么都不带，只带少量的钱当路费。我又买了四五斤好麻，又称线麻，家里用它纳鞋底子，结实耐磨。别人要它没用，到家里还能派上点用场。
    四五斤好麻装在一个小麻袋里，放在屁股底下能当座，躺下还能当枕头。杨占荣说：“回家就拿这儿？”我说，啥事儿都可能遇上，风餐露宿，两手空空，除了这个小麻袋没零碎。
    最让我担心的是梦九大舅托我带的500块钱，我把钱缝在贴身内衣的暗兜里，只要内衣在身上穿着，钱就丢不了。
    当一件事情看到了头，就失去了追求的兴趣。我对我在福合昌的前途就像一碗清水看到了底。账房先生最多也就是熬成个于连陛，就算是当了掌柜的也该怎么样呢？何况离当掌柜的还有十万八千里呢。上北平上学念书就像一个光明无比的世界，那里有更多更远大的目标在等着你。为了这光明的去处又有什么不能抛弃呢？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福合昌的人对我的看法各异。年轻的认为我胆大敢作为。甚至有些羡慕。年长的认为我年轻没经过事，非碰个头破血流不可。还有人更直接，“那就是个魔障。”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把小麻袋抡到肩上，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福合昌的大门。
    佟博怀在后面追着我抢着替我扛那个小麻袋：“张先生，我来拿，我来拿。”
    佟博怀是玉田曹家定府人，是佟耀林的叔伯叔叔。在望奎买卖家当采购老客，常到福合昌来，互相间也有业务往来。今天他也要去长春办事。
    马车向火车站走去。六年前一辆陌生的马车把一个陌生的我拉进了绥化。六年过去了，马路两边又多了好些建筑。   
    一家家的熟悉的买卖家从我身旁滑过去。
    同德隆玻璃门里人影憧憧。
    铸锅铺里烟火缭绕，几个黑灰色的人在忙碌。
    原来的东门外的空地变成了新市场。阳光下，雪原中，路边的小白桦树长成了粗壮挺拔身躯。像是一个玉树临风的帅小伙儿。
    车开了，送我的杨占荣还远远地招着手。
    谁又能料到，这一走，五十年后我才回过绥化一次。绥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再也不是我心中的北林子了。

前进人生

感觉绥化的几年经历是老先生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燕山石

  1946年冬天“智取威虎山”上说，遵照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一直到48年东北全境解放，经历会更加丰富。

添添快乐

前进人生 发表于 2012-7-15 21:33
感觉绥化的几年经历是老先生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岁月。

是的，老先生称为是自己人生的大学。

东方一剑

珍贵的史料，精彩的讲述，构成了玉田文史资料板块一道靓丽的风景。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7）
                                                                               被困振兴公司
    火车到长春就不走了。抗日联军为了阻止国民党军进占东北，把长春以南的铁路都扒了。
    我和佟博怀下了车，佟博怀说：“张先生咱们先住下再说。”我说住哪呢？佟博怀说，有地方，住振兴公司，我弟弟在那儿呢。
    振兴公司所在地叫大马路。从长春火车站向东南方向有条斜向马路，走二里地的样子就到了。
    振兴公司有三四间的门面房，玻璃橱柜陈列着一些军服、大盖帽等样品。也有风镜、太阳镜一些物品。振兴公司是一家被服厂。主要与军队机关有业务关系。
    振兴公司的老板是玉田曹家定府人，叫高秀峰，高掌柜对外称为董事长。高家老二主跑外，也曾住过福合昌。高老四也是掌柜的，主要对内。高老四和我年龄相仿佛，为人仗义。高家的弟兄都是大高个儿，连上初中的老五也是，背面看黄呢军服，大盖帽，像是个军官，转过脸来再瞅是个孩子。高家哥儿五个只有老三在家务农。
    佟博怀的亲弟弟叫佟博仁，也是玉田曹家定府的。在振兴公司当出纳员。
    晚饭把我当成客人，也和高秀峰等吃后拨儿饭。高秀峰有四五十岁，想是知道我在福合昌当账桌先生，德义长德义短的，既是老辈的口吻，又透着亲切。
    再一开饭我就和大拨儿一块吃了。人家把咱当客，可自己只是吃闲饭的，别真拿自己当客人了。
    东北买卖家有照顾乡帮的习惯。每一家都有客房。不管是有关系的还是没关系的，都可以住可以吃。你就是吃住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撵你，甚至连微词都没有。到某一地先投奔乡帮的买卖家，没有住店的。那时候的店抽大烟野鸡妓女充斥，正经买卖人绝不光顾那些地方。
    高秀峰年轻时就闯关东，起家也颇为艰难。最初也曾抽签卖过烧饼，穿的破衣拉褂。慢慢积攒起家业，开起了被服厂。表面看振兴公司门面就三四间宽，里面进深很大，库房车间都在后头。机械化生产。一排排的缝纫机，统一用电机传动。有了定单，招工干活，没活就停产。日本投降后，局面混乱，哪里还有定做衣服的？一干人等干些零散事情维持。
    高秀峰不说玉田话，说天津话，一张口就是“嘛嘛”的。天津是近代北方轻工业中心，说天津话的高董事长就是天津轻工业来长春的代表。
    振兴公司有一辆四轮马车，锃亮的黑漆，套着一匹大洋马。高董事长穿一身细毛狐皮长袍，戴一顶长绒礼帽。要出门大声么喝：“耀玺，套车。”上车往后座上一靠，大肚子一挺，十分有派。
    高秀峰不识字，但口才好，粗细荤素，三教九流，什锦杂陈。你若郑重对待，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让你哭笑不得。你若不当回事儿，没准哪一段说得又是真事。
    车夫佟耀玺是佟博怀当家子侄子，长得敦实，大鼻子，有点浅碎麻子。佟耀玺不出车，就干些零活，有时还跟着修机器，手巧勤俭。
    佟耀玺驾驭着大洋马，从狭窄的后栅栏门赶出来，不刮不蹭。据说四掌柜的也能使唤大洋马，别的人就不行了。
    过了门市房就是会计室，会计姓王。再有就是出纳佟博仁。里面挤六张写字台，六把椅子，说是跟外国人做买卖，这样就显得实力雄厚，业务繁忙。
    吃劳金的陈鸿章和王会计都是卢抚迁一带的人，二（E）百二（E）的口音。陈鸿章闲聊起来总有话说，里边还夹杂着幽默。时不时鬼脸、对眼让你开怀不止。高老五要骑高老大的自行车，陈鸿章学高老大的口音：“你骑走了，我骑嘛呀。”
    长春往南没有通车的迹象。只好在振兴公司闲呆着。幸好有一伙年轻人说话拉喀。大伙对我还比较尊重，年轻人一口一个张大哥。掌柜的高老四也总叫我张先生。我每天记日记，年轻人敬仰，平时说话注意分寸，绝无框外的。尊重每一个人，大伙也就尊重你了。
    有一天不知谁谈起了一个玉田人叫张德礼。我忙问他在哪儿，他们告诉我张德礼就住在离这儿不太远的一个小店里。我高兴地说：“张德礼是我二弟呀。”
    出振兴公司门，一条小胡同里，有一个小店，张德礼就住在这儿。哥俩儿见面自然高兴，我说了要回家求学的事。德礼则说他认识了一个叫王易新的人，也住在这里，他正在和张德礼干一件大事。这大事却让我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