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34)
账房先生刚十七 刘占文走后,我便由帮账变成了账房先生。那个时候我还不满十七周岁。在福合昌的历史上我是最年轻的账房先生了。 帮账是比我小一岁的王耀东。王耀东是宁河东丰台人。和掌柜的们是乡帮。比我晚进福合昌几个月。以往帮账的和账房先生从年龄和资历上都要相差很多,而王耀东和我同龄进福合昌也只是前后脚。 王耀东小头小脸小个儿,不起眼儿个人。起初我没把他当回子事儿。一次我俩闹着玩,我冲向他,他不动,突然一侧身,抓住我的手腕,只一拧一顺,把我扔出老远。这一下可把我摔惨了。原来他会武术,身手了的。以后我跟他学了十趟弹腿,是武术的基本套路。 一到错账,找不到头绪,虽然也着急上火,可又向谁发火呢? 王耀东沉默寡言,说对了他冲你一乐,说得不对他低头不言声。 究竟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呢?我也拿不准,只能嘟囔一句:“凡正没病不死人。” 不互相埋怨,静下心来找原因,反而能把错误找出来。我明白了遇到问题着急上火于事无补。 掌柜的们奇怪:这两个孩子没见他们摔笔摔算盘,也把账园上了。 福合昌这样的规模的买卖有四本账。一个是流水账,每天所有的收支都要逐笔记入。 往来底账就是商家的往来账,例如哈尔滨福合成存入货款若干,望奎福顺成欠货款若干。 还有一本同仁底账,凡福合昌的员工,从经理蒋有明到新进店的“年轻的”每人一户。年终花红记入收入栏,买鞋买布做衣记支出栏。 福合昌全柜集体的支出记入日用杂项底账。大宗的如厨房的采购开支都要记入。有时进来一个要饭的花子,手里拿着个梆子,他夜里在街上走,敲着梆子,有个巡夜的作用。王掌柜的会说:“一冬也听不到你敲一下梆子!”还不走,他不耐烦地说:“给两毛,滾吧!”我就在账上记“济贫,2角”。 从流水账分别记入底账各户,俗称“下账”。隔三天五天流水账跟底账还要核对一遍。叫“对账”。我唱念流水账,王耀东翻找底账有关户头,也应声唱念,表示这笔无误。我再在流水账上点点做个标记,表示这笔已经核对。 底账的人名必须用本名,不用号或字。底账的人名和商号名都用楷书书写。不能用草书或别的书体。 那个时候的买卖家也有两本账,一本公开的,一本秘账。两者相加是经营活动的总和。秘账就是逃税的那一部分。 秘账放在账桌先生坐的椅子下一块活动的地板,下面有一个秘洞。账桌先生收取方便。 柜上也不允许存放大量的现金,把大捆的现金放在实柜里,写上福记存。一旦查出可托词是寄存的。那时候商家怕税捐局比怕警察署更甚。日本统治时期,官项可随便打人骂人,无官不贪。 一次税捐局长带一个人来福合昌查账。税捐局长瘦高个儿,两个大贼眼,令人生畏。这家伙进了账房,一屁股坐在我的椅子上:“把所有的账都拿出来!”我把一罗账本放在桌上,他随意地翻了几页:“下午上班时,送税捐局检察科!” 这时王宗周于连陛两位掌柜的都进了账房。王宗周笑嘻嘻地和这家伙打招呼。又说:“局长忙了老半天,到后屋歇会儿,吃了饭再查不迟,身子是官的,可肚子是私的呀” 厨房大师傅赶紧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好在柜上山珍海味都不缺。 酒桌上于王两位掌柜的轮流劝酒,山南海北地神聊一通。 饭后,王掌柜告诉栏柜里吃劳金的,“局长少爷快结婚了,给准备些布料衣服料子。” 酒足饭饱,局长挟起一大包上好的被褥衣服布料,打着饱嗝,走出门。一场虚惊过去了。 于王两位送到大门外还在说:“看看还缺啥,再言声。” 一年一度的所得税申报缴纳,也是老套路,税捐局派人来核查,也是连吃带拿,以贿结束。 实柜最底部还有一个秘密夹层。就是知道有,一般人也找不到。秘密夹层里有福合昌最高的机密万金账。万金账由主管账务的于连陛负责记账。万金账只记老东家董永福及各位掌柜的存款和他们的厘份。董永福不记名,只记福记。他名下的数额庞大。我虽然看了,也没有记住,老实说那个时候对金钱并十分不在意。 冬天里老东家住了一些日子。春天天气渐暖,蒋掌柜、于掌柜、王掌柜就前后把家属接到了绥化。这在过去的规矩里是不允许的。那个时候掌柜的们都三四十岁了,三个掌柜的连孩子都没有。这个重大改变可能就是这次老东家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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