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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6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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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河北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2)
传奇人物于天放
1945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太阳平西时分,我信步走出福合昌大门。大门外的高台上,两个人在交头接耳的说着什么,我一看其中之一是福合隆的账桌先生王鸿魁。王鸿魁也是我们“三大弟子”之一,平时无话不说。
他说现在正百万奖金悬赏捉拿逃犯。这个逃犯神通广大,有三十岁左右的样子。至于这个逃犯究竟犯了什么罪,怎么逃走的都没有说。
我想这么高的奖金缉拿逃犯一定是个大人物,绝非偷抢,情杀财杀之类的刑事罪犯。我们猜来猜去,这一定是反满抗日的一个重要人物,要不然不会不说名字。王鸿魁说:还真有抗日的啊。
过了几天,又传出这个人叫于天放,是抗日联军里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不但枪法极准,还会飞檐走壁,日本宪兵队的北安监狱都关不住他。“满洲国”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
1945年8月15是日本投降。8月27日苏军坦克开进绥化东大街,在福合昌斜对门的一家原日本的什么机关停下,门口布下双岗,后来听说是苏军驻绥化的卫戍司令部。
街上张贴了许多布告,布告后的署名是陈雷。这个陈雷就住在福合昌的隔壁醉月的房子里,陈雷穿一件日本旧大衣,来去匆匆,忙得不可开交。
苏军进驻绥化不久,县里有人来通知,让蒋有明掌柜的带上行李到九江楼饭店开会。柜上的人都慌了神,开会还要带上行李?是不是把蒋掌柜押起来了?没人敢问,只是瞎猜,也没处去问。后来知道是抗联开各界代表大会,绥化街上的大买卖家如振记、天足方的掌柜的都搬着行李开会去了。人们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个会开了约有十天,蒋掌柜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大伙问蒋掌柜这些天都干啥了,蒋掌柜说:“学习呀,最后我们选出了县长。”蒋掌柜说他们选出了县长叫阎继哲,也是抗联的。
蒋掌柜一反常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夸九江楼的饭菜丰盛,比王师傅的手艺高多了。他伸出一个手指,神秘地说:“你们说我在会上还见到谁了?”
“谁呀?”
“于天放,那个悬赏百万的逃犯呀!”
我和大伙都惊奇不已:“于天放!啥样儿个人呀?”
“嗨,挺平常个小伙子,还给我们讲了半天话呢。”
那天开会出来个小伙子,有三十多岁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笑眯眯地跟大伙打招呼:大家没见过我,可能都听说过我。我就是那个被日本人悬赏百万缉拿的要犯,抗日联军的于天放。
我跑出日本监狱,社会上谣传我会飞檐走壁,武功超群。其实我是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不幸被捕。 日本人为什么没有杀我呢?因为我有用,他们知道我是清华的大学生,让我给他们画小兴安岭他们需要的地图。
看守监狱的都是日本兵,荷枪实弹,昼夜有人巡逻,犯人都带着手铐脚镣。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带着翻译说让我画地图,我说行呀,给我找来纸笔,我慢慢地画,他们嫌慢,我说带着手铐画不快,还容易画错。于是他们就给摘了手铐。脚镣还带着。
牢房的门小,下午太阳就照不进来了。我说光线太暗,得到看守日本兵的允许,我又把桌子向门口挪了挪。这样就离门口看守的日本兵近了。我“用心”地画图,有时看日本兵望着我,我就冲他笑笑,表示“亲善”,让他慢慢放松警惕。
我心里想,我手无寸铁,怎么对付这个拿着三八大盖的日本兵呢?我看到门口有一个大铁炉子,炉盖一圈一圈都是铸铁的。这家伙虽不像砍刀那么锋利,但砍脑袋上也能要他的命。
太阳西下,屋里更暗了,我要求把桌子搬到门口。这个日本兵同意了。我看看门口的日本兵正把大枪横在大腿上,坐在那里向院外看风景呢,我慢慢地把炉盖提在手上,突然抡起炉盖朝日本兵的后脑勺砸下去。那家伙没叫一声就倒下了,和我同在一个牢房的是抗联战士赵忠良,我俩把脚镣砸开,把那个日本兵拉到里面,扒下他的军服,我让赵忠良穿上,让赵忠良装日本兵押着我往外走,三道岗都没有拦我们。
我们出了日本监狱,就钻进了棒子地。知道只要日本人发现,就会有大批的人和狼狗围上来。
我们不断地在棒子地里向北走,白天则潜伏在棒子地的深处。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藏在垅沟里一动不动。没有吃的我们就啃生棒子,那时候棒子刚灌浆……
一天我在棒子地里听到汽车声坦克声,还有人说俄语。再靠近窥视,全是大鼻子黄头发,肯定是苏联出兵了,这才敢出棒子地。
于天放是抗日联军中能逃出日本魔爪的唯一高级指挥官。我心想虽然他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神乎其神,但他的沉着冷静果敢也是超出常人的。
于天放曾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1967年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多年后才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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