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41)
探 家(一) 1942年正月十七(阳历3月3号)杨占荣送我上火车。我可以回河北玉田探家了。 从1939年9月离开家到这一天,已经三个年没有在家过了。 过年时王掌柜告诉我可以探家,我的心其实早就飞到了家里。 正月里我就作回家的准备。给弟弟们买了三角板、圆规、本子等学习用品做礼物。钱不敢多花,我知道家里用钱的地方太多,记忆中家里曾借五块钱的高利贷,还了五年才还清。 福合昌有这样的不成文的规矩,凡有探家省亲的,大家都会赞助一些川资,基本是每人五块钱。于掌柜王掌柜等都说:“张德义给你五块钱,回家买点什么。”吃劳金的也给,再就是“年轻的”之间也会给五块。这钱没有亲疏,好不好也要给五块。当然这种馈赠是自上而下的,比如掌柜的吃劳金的探家,“年轻的”不会掏这五块钱。再有一个例外就是蒋掌柜,他谁也不给,也可能他想,我是领东,你们挣得都是我给的。我接过大伙的馈赠,数了数竟有百元之数。 把几年的花红和这年的劳金都支了出来。再加上大伙凑得川资,留下车票和必要的零花钱,还有整整800块钱。把80张满洲票絮在棉被里。棉被和衣服都捆在行李里,主要是防备山海关“出国”检查。那时候伪满洲国禁止携带现金“出国”。搜查出来非但没收还要治罪。 我上辘轱庄做工夫才四十天,想家之甚,难以言喻。上绥化三千多里之外的异乡,将近三年的漫长时日,想妈想爸想家没法表达。只有夜里蒙上被偷偷地哭泣,白天还不能跟人诉说。一说想家,买卖家有一种风气,认为想家是幼稚没出息的人所为,会用鄙视口吻说:“你回家吃奶去得啦,还大老远出门干啥!” 其实谁又不想呢?只是嘴硬而已,每一人探家,其他人都表现出极大的艳羡与祝贺,赠川资就是福合昌留下来的多年传统。 临行的头些日子,还时不时地梦到回到了家里,梦到了爸妈,梦到了姐妹兄弟,爸妈笑着看着我,姐妹兄弟们围着我,小猫小狗也围着我打转转。梦到小猪懒洋洋地躺在盘窝上,破猪圈门没有关…… 想家的时候,会找替代。蒋掌柜的家属第一个来绥化。家就住在西院醉月的南半截院子里,从福合昌前院开了个旁门,近便得很。我和杨占荣一些“年轻的”抽空摸空就到蒋掌柜家里去,送点东西,帮着干点啥活儿,或是求蒋掌柜媳妇给缝缝衣服,钉钉扣子。更重要的那里有家的气氛,听蒋掌柜媳妇问这问那熟悉的乡音,很像是妈妈那亲切又琐碎的味道。 火车在飞驰,冰雪在后退,白色渐渐被黄褐色所取代。我已经没有心思看窗外的风景。只觉得火车太慢太慢。 临近山海关,心又悬了起来,看见大沿帽就紧张,看看行李架上我的行李,总觉得与众不同,这会不会引起警察和宪兵们的注意呢?我克制着不去看,不去想。又一个大沿帽过来了,再近些看是蓝色的,是铁路的巡检员。 下车,倒车。当关内的火车开动起来,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甚至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人的记忆是如此的奇怪,有的事情像是发生在昨天,纤毫毕见,有的事情却像是一张没有聚焦的照片,模糊不清,有的时段像却是突然的失忆了。 送我上绥化的王镇怎么换成了陈宝山,一点印象没有。头一次从绥化回家,从唐山怎么回的玉田这一段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忆。是坐胶皮车回来的,还是坐汽车?如果坐汽车就不可能在十五里铺下车,那个时候有押车的日本兵,车不可能随时停,如果到玉田下车,我带着若大一个行李是不可能走十五里路回韩家林的。那时没有电话,父亲也不可能提前套车到玉田接我…… 种种的不可能,反正我是傍晚时分顺利地回到了家。和爸妈见面来不及说家常,家里就挤满了来看望的乡邻。有叔叔大爷,婶子大娘,还有幼时的同学玩伴。弟弟们放学回来,只是打一声招呼,又得和客人们说话。人们欣喜地看着我问这问那,充满了关心与无限的好奇。一个穷得吃不起饭的穷小子,也光鲜体面地回家了,这在韩家林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街上也是这个传那个,那个传其他,轰动了半个韩家林。 夜里,二大爷和张德永大哥来北头,说爷爷的死和发送,分家的大体过程。 家里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不再串房檐了。分家后张少英老叔出头买了张人杰的两间房及后院的东厢房。 那时张人文老两口还住着西边的两间房子,中间夹着一道小寨儿。 分家又分了城道上的八亩地,人口少了,地多了,虽不富裕,挨饿的时候基本没有了。 夜深了,乡亲们和二大爷爷儿俩走了。 一家人躺在自家的炕上拉家常。 二姐已经出嫁到双龙庄张家。张家有四五十亩地,日子好过,叔伯爷是远近闻名的张锡凡,人称六爷。 出嫁到东于庄子的大姐,大姐夫让疯狗咬了,活生生地疯死了,日子过得艰难。 家里不再纺麻经卖,妈和三妹娘儿俩个纺线,由三妹赶珠树坞集卖线再买棉花。牙鸿桥那边织土布的多,线快且利大。 三妹也曾去大庙上过一年级,成绩是班上第一,但家里事多,又是一个女孩子,虽哭闹几次,终也罢了。 三弟学习也是好的,年年第一,只有一次因病得了第二,第一是老是第二的后街赵平。 二弟和四弟学习则不行,还多着个淘气…… 弟妹们听着听着都睡着了,妈说:“睡吧,走了几千里早就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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