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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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8）
                                                 张德礼的招兵当官梦

    德礼住的小店离振兴公司也就是一百多米。小店用木板隔成了许多小屋，好多人拖家带口的住在这儿。小店不卖饭，都是自己起火做饭。
    德礼带我去见王易新，说王易新就是他们领头的。
    王易新和媳妇孩子都住在这儿。一个小屋里，有个炉子，炉子上锅里冒着热气。地下都是炉灰，炕上除了堆着被褥，还有锅碗瓢勺，墙上拉了一条绳，绳上挂满了衣服。
    王易新个头不高，黑炭炭的面皮。他原来当过小学教员，说话不紧不慢，文质彬彬，三十多岁的样子。他说，现在上头正在招兵，招十个人，你就能当班长，招三十个人就能当排长，招一百人就能当连长。
    我问上头指哪呢？他说就是国民政府。具体的头儿叫姜鹏飞。我问姜鹏飞不是满洲队的吗？日本人在时，有个铁石部队，姜鹏飞就是铁石部队的司令。
    王易新说，那是过年的黄历看不得了啦。姜鹏飞现在是国军挺进东北先遣军的司令，还有蒋委员长的委任状呢。王易新说苏联人早晚要撤走，东北这么大个地方，都得有人接管。蒋委员长和国军都在四川大后方。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等国军一到，我们先遣军就是功臣。
    人得有先见之明，别等国军到了，你再参加，那时候黄瓜菜都凉啦。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希特勒、墨索里尼、山本五十六怎么成功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家就是看准了机会，谁又不是两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俩儿大腿支着一个肚子。为啥有的人能吃香得喝辣的，有的人一辈子窝窝囊囊，就是看不准机会。
    王易新古今中外一通神聊，很有煽动力。
    张德礼看着王易新侃侃而谈，佩服得不断地点头称是。
    那个时候，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墨索里尼自传》，一些吹捧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的书籍伪满洲国的书店里摆满了书架。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更是深受这些所谓名人的蛊惑。
    我那时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没有深的认识，只是认为当兵就是当炮灰。再说我把二弟弄出来学买卖就是为了别当兵。我妈向来胆小怕事，特别反感当兵打仗。我想考警备队，差点送了她老人家的命。二弟出了问题我怎么交待呀。
    我跟德礼说，妈养咱们这么大不容易。别管是什么党什么派，谁看当官真为老百姓来着？谁当政咱管不着，咱不能傻了吧唧给人家当炮灰。
    张德礼从小就怵我，当面好好好，是是是。转过脸我行我素。
我说你先耐莫着呆着。我回家去，找些钱来找地方念书。我来接你。这些话当然是只有我们哥俩儿时私下里说的。
    张德礼不爱念书，自小就爱舞枪弄棒。在韩家林时曾当过儿童团长。隔壁的张向贤是族中的二哥，张向贤常以二哥的身份来要挟张德礼，让他把儿童团长的位置让给他，俩人都是官迷，张德礼自然不让。张向贤走太后路线，找我妈，我妈正不打算让德礼干呢。让出了团长的位置，张德礼气不愤，找到张向贤说：“这下你称心了吧！”老张家的门风是念书，我说上学念书，他也不好反驳。
    我又去了小店几次。所幸后来王易新搬了家。我想离开王易新就少受他点影响。
    我在振兴公司闲吃饭，德礼无法顾及。他怎么生活我也知道的很少。每次见面他都安慰我：“大哥你放心，我饿不着。这年头咱干不出啥大事，找口饭吃还是容易的。”我知道他跑车板，外面的市面见得广，也有一些朋友路子。
    一次他又和我去见王易新。看来王易新离开了小店，张德礼并没有离开王易新。我阻止不了他们之间的来往，可不了解他们，就更不好规劝张德礼了。
    王易新搬到了南长春一片日本人撤走废弃的住宅区。这一片住宅区很大，有上百栋二层小楼，一排一排的一个样式。若大一片住宅，没有一个人影。所有的房子都没有门窗。房子没有门窗，就像一张脸，两眼是瞎窟窿，嘴没有牙，是个黑洞洞。
    偶尔一个小旋风，刮起碎草末儿。“嗖”一条黑影窜过，是只野猫。这地方白天都让人毛骨悚然。
    七拐八拐，到了王易新住的一幢楼上。如果上次在小店见到王易新用一字形容是“乱”，这一次可用一个字“空”。这么大个地方只有他们一家，空旷的屋里什么也没有，只见窗台上一个破瓶子里插着一只掐来的鲜花，里面有半瓶清水。
    王易新说大人物都有非凡的经历，比如山本五十六，年轻的时候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和抗摔打能力，爬到树上楞往下摔。
    王易新说，东条英机有句话：“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最古老的一处寺院。春天的樱花，夏天的瀑布，秋天的红叶或是冬天的细雪，清水寺将京都的风采表露的淋漓尽致。清水寺朴素的正殿阳台突出于断崖之上，因为环境优美而成为跳楼自杀者的首选之地。
    从他的言谈话语里，我知道王易新迷恋希特勒、东条英机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自觉处于困顿之中，想抓住我的二弟，但我的手是那样的无力。

出门在外8年

信仰能带你走多远?--卡罗琳·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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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59）
                                            作小买卖的失败

    滞留在振兴公司，每天吃三顿闲饭。开始还凑合，越呆着越觉得没劲。除了高老二找过佟耀林以外，振兴公司与福合昌没有什么业务往来。振兴公司处于停产的状态，人们也都无所事事。我想帮助干点什么，也没什么可干的。
    整天闲呆着，虽然大家一起到点吃饭，没有人说什么，甚至没有异样的眼光。可自觉得这碗越来越沉重。
    无事去溜达破烂市，看到一个白茬木头箱子，灰不拉塌的，可做工精良，严丝合缝，敲着鼓响。细一看有中央银行造币厂的火印。原来是货币的包装箱。
    用劈柴价买下了箱子。盛点什么呢？
    我想起市场上好多卖小吃的。我卖点什么呢？从头盘算一遍，复杂的烧饼油条包子都不会做。想了一个晚上只会一样：炸鸡蛋。倒上油，烧热，打一个鸡蛋到锅里，“哧拉”一声，再翻个个儿，一个炸鸡蛋就成功了。我心头一喜，这个主意兴许不错。
    和车夫佟耀玺一说，佟耀玺说，我帮你。他找来一个大点的铁皮罐头盒，去掉底儿。开一个炉门，再装上几根铁棍当炉条，找了把破菜刀，把木头劈成筷子粗细的劈柴，用一根火柴就能点着。
    我买了一个带耳的小锅。又买了二斤豆油十几个鸡蛋，从厨房里拿了几个碗几双筷子。
    所有东西都装在小箱子里，不显山不露水。
    佟耀玺搬着小箱子，我俩直奔了大经路。
    找个人多的地方。靠墙放下箱子，支上小炉子，点火倒油炸蛋。炸了第一个，我让佟耀玺尝尝，佟耀玺摆着手说什么也不尝。他嘱咐我说：“甭着急，下午傍黑前，我来搬箱子。”
    又炸了一个鸡蛋，我喊了一阵子“吃炸鸡蛋咧！”过往的行人只是看看我，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更没有人问价。
    一天过去了，我喊得口干舌燥，中午也没有吃东西，心里长火，光想喝凉水。两个炸鸡蛋没舍得吃，放在一个广口瓶子里。   
    天快黑了，佟耀玺来了，帮我把东西收拾到箱子里，放到马车上。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为什么炸鸡蛋卖不出去呢？琢磨来琢磨去，炸鸡蛋你说是饭还是菜呢？再有炸鸡蛋谁都会，想吃都会炸，用不着上街买，何况穷人多，吃点大饼油条可当饭，吃个炸鸡蛋哪也不到哪儿。看来干这个没有前途。又想了良久，卖香烟本不大，抽烟的人又多，卖不了可以存着，坏不了。过了两天把瓶子里的炸鸡蛋给忘了，后来打开一看都长了毛。
    第二天，到烟市进了几盒烟，还是原来卖炸鸡蛋的地方，铺上张报纸，几盒烟往上一摆，我抱着双膝，往墙根一坐，瞅着过往的行人。
    过往的人倒不少，来去匆匆，没有人注意摆着的烟，和旁边蹲着的人。又是一天，无人问津。到了傍晚，一个中年男人站住说：“卖零根吗？”我一堵气：“不卖！”
    转天又想，成盒的没人买，干脆拆开卖零根儿的。拆开一盒，拉出一根半截露着。一天过去，连个买零根的都没有。这一盒算是白拆了。到家一看，烟丝风干了，半截烟卷成了空筒。
    我沮丧，但不服气。大经路上做买卖的成千上万，人家都活着，如我这样岂不饿死？可没见市场上有一个“倒卧”（死尸）。
    我看很多人卖破烂。我想随个大溜儿，也卖破烂吧 。
    我想日本人都要被遣送回国，多余的衣物，家具，带不走的都得处理。说不定我还能捡点洋落呢。我自作聪明到了日本居民区。
    我走街串巷，“收破烂啦，收破烂啦！”喊了半天，口干舌燥没有一个人开门搭茬。碰上一个拉三轮车收破烂的山东人，我问他，“日本人住家，板门纸窗，应该听得到外边的叫卖声呀。怎么没人出来呢？”这个山东人告诉：“老弟，你外行呀，你空手肩上搭条口袋，谁知道你是干啥的？日本人胆小怕抢呀。”
    我这才知道，原来日本人为所欲为，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现在翻了个儿啦，胆小如鼠，不敢见人。
    让这山东老哥一说，我泄了气。可两手空空，心有不甘。
    突然，出来一个中年日本人，挤眉弄眼斜着瞅人，不敢正视我。他说日本话我不懂，中国话他不会说，他用手比划，我明白他卖的东西很大很沉。他把我领到一个楼后空地上，扒开活土，露出一个铁东西，再扒见是一个崭新的大铁砧子。足有二三百斤重。他搬不动，我更搬不动。我恼丧之极，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我仰头长叹一口气，难道我比《封神榜》上的姜子牙还要倒霉！
    爸爸曾给我讲过姜子牙卖面，挑着担子吆喝半天，出来一个妇人买一文钱的面打糨子，刚铺好纸称上面，一阵风给刮跑了。又有官府的马车跑来，躲避不及，担子上的绳绊在马腿上，把面撒了一街……
    次日，还上破烂市。看一人肩上搭一条日本军用毛毯。我问多少钱？10块钱，少一分不卖。我看毛毯是正装货，能挣个一块两块的也算是开了张。买下毛毯，我也搭在肩上，：“纯毛军毯，12块，不还价！”边走边喊，卖了一天没有人搭茬。我心想，毛毯卖不掉，可以自家用。
    几年后，当儿子降生，毛毯撕作了尿布。

前进人生

观老先生文字至此，殊属不俗。

添添快乐

前进人生 发表于 2012-7-24 21:28
观老先生文字至此，殊属不俗。

谢谢前进老弟鼓励。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60）
改名与巷战

    没想到在破烂市上碰上个熟人，福合昌的满长禄。我问他：“怎么你也出号了？”他说，你走了之后，一些人也离开了福合昌，胡顺成啦，董振清啦……你们都走了，我觉着再在福合昌呆下去，也太没劲了，我也出来看看。
    我叹了口气：“你们家有买卖有钱，放着少东家不干，也跑出来干啥？”
    满长禄说总在绥化呆着太闷得慌，想出来看看。满长禄还带着老婆孩子，住在小店里。他在破烂市上逛来逛去，我心想这就是有钱蜇的。
    满长禄说黄淑银的一件险事。苏联兵在大街上公然把黄淑银按倒在地上，这家伙背着冲锋枪，没人敢上前。黄淑银挣扎，脚乱蹬，手乱抓，她那里挣得过粗壮的老毛子。情急之下，黄淑银一把抓下了苏联兵的船形帽，给扔得远远的，苏联军队对违纪的事也管，老毛子兵怕丢了帽子不好交待，爬起来去捡帽子。黄淑银撒腿就跑，一下就没影儿了。
    我感慨这混乱的世界人生的艰难。
    炸鸡蛋卖香烟收破烂，干的这几样没开过张。我灰心丧气，可又不能坐以待毙。无意中看一张报纸广告说，长春工会社会服务部可代为介绍职业。心想这也可能是条路吧。
    当天下午去了长春工会，那里的人给了一张表。表上不外乎姓名性别年龄等等。
    填写姓名，我踟蹰再三，还写张德义吗？绥化许多人认识张德义，特别是在乡帮买卖家，那个叫张德义的福合昌账房先生。玉田韩家林的人也都知道那个叫张德义的人。
    如今我沦落在长春，一事无成，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福合昌一些人背后讥笑我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在那里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魔症。”“还想要念书，要饭吧！”
    韩家林的人会说，这就是张金墉那个孙子。没出息终究没出息哟。
    我不能再叫张德义了。我要这个张德义在世界上消失。我暗下决心，我永也不回绥化了。
    我想我叫什么呢？我记起韩家林财主张庸的孙子在外头起了个名字叫张一。“张一”这个名字好，“一”字好写。别人也好记。我是家里的长子，当然排在第一。
    虽和韩家林的张一重名，但这个张一并不在韩家林，村里的人知道的不多。千里之外又有谁知道我这个张一呢？
    张庸是韩家林最大的财主。别的地主富家热衷于攒钱置地。张庸却卖地供子女上学念书，不管是儿子孙子孙女。和我同学的就有好几个。张庸的这种远见卓识不知来自何处，却让我佩服不已。我叫张一不是慕富，而是慕学。
    我在那张表上填上了“张一”，以后又在无数张表上填写过“张一”。
    我走出长春工会，是下午四点多钟。1946年的4月14日下午的四点多钟。这一天是我的一个起点。一个叫张德义的人死了，一个叫张一的人新生了。
    有点巧合，历史上的这一天，苏联红军撤出了长春。抗日联军要进攻长春。
    淡黄色的太阳挂在西边天上，已经没有了多少光热。
    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一阵风吹来，有些冷意。空旷的大街上没有一个活物。没有一丝声响。寂静的怕人。
    过一个十字路口，有铁锹挖地的“咔咔”声。几个头戴钢盔，斜背大枪的兵，在沙袋圈里挖。
    街上只有我一个在匆匆地走。此一刻我想起了张德礼，他在哪儿？在干什么？但愿他此一刻躲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里。
    晚上七八点钟，远处的枪炮声乱炸乱响，混成了一锅粥。先是在火车站方向，继而由远及近，好像有的炮弹直接打在了振兴公司的门前，震耳欲聋。子弹闪着光带着哨音在黑夜的屋顶上乱飞。
    电停了，人们不敢点亮儿，摸黑在屋里呆着。没有人说话，好像子弹炮弹听见人的声音就会打进来。
    电线杆子都着了，像是棵棵巨大的蜡烛，冒着烟火，照亮了夜空。德礼二弟不知去向，牵肠挂肚的思绪，让我整宿不能合眼。
    倒霉的事一个接一个，做不成买卖，找不到职业，从绥化误打误撞地来到了这个枪炮堆里。我有些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我自己还好说，二弟是我领出来的，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爸妈交待呢？

燕山石

兵荒马乱的年月，真是不容易。友军进驻东北，应有客观真实的信息。

老先生可认识当年在绥化的宁河小月河人的董芝董瑞复吗?

添添快乐

董芝有印象，但一时想不起来了。还能提供点别的信息吗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61）

战争惨象：阴阳相隔

   四五天后，枪炮声逐渐停了下来。

    开开振兴公司的小门伸头往外一看，满地的砖头瓦块，马路上东一个西一个的炸弹坑。电线杆几乎没有一根完整的，有的被打断，有的烧了半截儿，还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电线像被人揪扯下的头发，散乱的挂着摊着。墙壁上弹痕累累，让人联想到弹如飞蝗般的情景。

    我心里惦记着张德礼，他在哪儿？是死是活？看到如此激烈的战斗场面，活的可能是多么的渺茫。我跟四掌柜的说我要去找弟弟。高老四说，我跟你去。

    我说，别，刚打完仗，乱枪散弹难免，我死了就死一个，再搭上高掌柜的可担待不起。

    高老四说，南长春，大同广场一带，街道你不熟，还是我跟你去顺当些。

    我心头一热，与高老四素昧平生，我只是在人家振兴公司吃闲饭的，冒着危险帮你，这何等的义气！

    我俩从振兴公司出来，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满眼的战争惨象，却又寂静的怕人。

    街道两旁的楼房，窗户门都被烧得黑洞洞的，有的还向外冒着烟。

    远远地望见大同广场一带好像有人影在活动。

    高老四和我急步走近一看，见两个穿黄色袍子的僧人，正在垛死尸。他们手里拿着一根白蜡杆子，杆子头上带一个铁勾，勾住死尸，两人一人一头合力一搭，把死尸垛成马蔺垛。横着两具，再竖着两具，垛到十层，再重新垛另一垛。一垛一垛排成了一百多米的一行。

    尸体缺胳膊少腿的不少，也有缺半个脑袋的，即使有头有脸，也都烧成了黑糊糊的样子，根本认不出谁是谁。我挨个儿看死尸，有头的留意头，没有头的看看手。

    我和其中一个僧人说：“师傅，我想找个人，是我弟弟。”

    那个僧人说：“怕不太好找。死人这么多，又都成了糊家雀儿，别说不熟的，就是认得的，能看出人模样来？”

    我说：“我弟弟头顶生过疮，落下个疤瘌，没有头发。再就是左手中指指头粗，像个小榔头。您多费心，如果发现，您给我单放着，我来领。”

    僧人说：“好吧，只要有，定给你单放着。”他告诉我，再来时到般若寺找他。

    我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般若寺在大同广场的东侧，是长春最大的寺庙。

    抗战时期，长春市般若寺的住持炎虚掩埋赵尚志头颅在般若寺内。70年后烈士头颅才被找到。此义举被海内外广为传扬。这是后话

    大同大街两侧高楼林立，是伪满洲国各大机关所在。西北角的中央银行据说是姜鹏飞的司令部，这一带的攻防争夺也异常激烈。楼像是被大火烧过，楼内的死伤也多，每一个窗口门口都像是灶火门一样黑。

    又见两个僧人也拿着白蜡杆勾子站在窗口往外勾死尸。

    从大同广场往西走，是伪满洲国的八大部。这一带的马路没有多少弹坑。墙上也没有多少弹痕。还是看不到一个人。

    再往前走，伪国务院的斜对面的一个楼下，集聚着一些人，不知在干啥。我们走过去，见这些人都仰脸向上看，我们也往上一看，楼顶上黑压压全是人。

    我们走近想再看得清些，突然听楼顶上有人喊：“大哥！”

    顺着声音看去，看张德礼向我们招着手，他说着什么，离得远也听不清。见上边扔下一个子弹壳，我抓到手里，里面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五个字：“我们被俘了。”

    我如释重负，人还在，还活着！

    大楼的门都关着，无法进去。只得先回振兴公司。走得远一些，再望楼顶上，看不到德礼的身影。

    第二天，我又独自去这个楼，楼前没人，楼顶上也没有人。我茫然，一夜之间，人都到哪里去了？

    见这个楼对面的楼前有穿灰军装的人站岗。我说明来意，这个兵说，我们连长在门房里，有什么事可以和他说。

    门房里，连长盘腿坐在一个单人床上，穿着双旧布鞋，系着带子。一床灰布棉被放在床头上。连长拿着小烟袋，不时地抽一口。看面相，有三十多岁，瘦脸小眼，说话是冀东口音，跟韩家林的话一样。他善善道道的样子，给人一种亲切感。他说：“告诉你们家老人，甭担心。我们解放军是优待俘虏的，只要认错悔改，我们是欢迎的。你去看看吧，上二楼，在最北面那个房子里。”

    二楼最北面的房间里，木条地板，三十多平米的屋子里空空无一物。只有穿身破旧军大衣的张德礼在走来走去。一看到我，他兴奋地抓住我的手，说了一些日常的情况，最后他说：“大哥，别来看我了，我准备找机会逃出去！”

               

小月河的董春和董芝亲哥俩在绥化和庆安做买卖了

添添快乐

我是在1939年到1945年在绥化。这两个人是在哪年在绥化呀。

东方一剑

镜天兄！今天中午在唐山与程云瑞老师一起吃饭，谈到你，程老师也很关注你的大作。

添添快乐

很好，向云瑞老弟问好。

1940年至1945年在绥化的同德隆,可想起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