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原创】

前进人生

那个年月该是参加解放军了吧，内战开始以后还是称作八路军吗，什么时候改称呼的呢？

前进人生 发表于 2012-12-11 19:14
那个年月该是参加解放军了吧，内战开始以后还是称作八路军吗，什么时候改称呼的呢？

当时叫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叫解放军，老百姓则一直叫八路军，甚至到解放后六十年代。这里是沿袭当时口头的叫法。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3）
  从敬畏到敬服

梦九大舅是我的引路人。没有他我也到不了绥化。刚和大舅相处的日子里，我不敢正眼看他，那阵子是同德隆掌柜的还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在绥化城里也是有名的人士。跟县长张玉春合伙做买卖，与区长们呼朋唤友。身为参议员还到东京大坂参加过。一有空就跟着收音机学日语。当时我是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庄稼地的小子，对绥化这等外面的世界什么都觉得新奇。对吴梦九这个绥化知名人士，更只有敬畏的心了。
我在大舅的书籍里发现一本中国地图册，让我对北平心生无穷的向往。在一些书里还有一本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书本是一些学生等年轻人所看的书籍。对已经成年的大舅能看这样的书，我十分新奇。这使我把大舅很多的买卖人如福合昌的掌柜的蒋有明等区分开来。
虽然早就熟悉梦九大舅，但真正在一个屋顶下过日子还是在长春的这些日子里。
我从玉田到北京又到长春，这段时间里，吴梦九大舅曾到韩家林去过一次。他跟我妈说，咱们这亲戚能不能再进一步？想把他家的二闺女介绍给我。我妈说，这出去了好长时间了，谁知道他有没有了人？于是这事也就罢了。多少年后，我妈提起这事，我才知道还有这一出。
等梦九大舅再到长春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在和我们一起住的时候，家里的零活都由大舅干了。打扫院子，劈柴生火也总是帮新婚的外甥媳妇干。而从来不多说一句话。像一个老扛活的。在宗荣的眼里，大舅就像她亲大舅一样。
人在没结婚的时候，都有一种表象。而一些缺点毛病都隐藏在这层表象下。两个真的到一起过日子，这种表象就像新鲜感一样慢慢地褪去了。
宗荣她们老杨家基本是买卖人的习惯。平时里大大咧咧。而我们家，父亲自不必说，庄稼人那种过日子的精细，物件到什么时候都是规规矩矩，有条不紊。比如菜板上的菜刀的放法，都是有讲究的，刀刃一定是朝里，刀刃朝外，孩子看不见，把刀划拉下来，一下子就砍了脚。到了夜里菜刀也要藏起来，不能摆在明面上，防备夜里来了贼，让贼顺手当了武器。
我们家虽是串房檐，住得都是人家的破车棚破草房。每到一处都要用秫桔夹起小寨子，有个起码的前后院。每天夜里临睡前，父亲都在前后院查看一遍，看排子门扣上没有。
我妈虽然出身小户人家，衣服虽旧，但从不脏，出门入户必是头是头脚是脚。鞋袜腿带子定是穿戴停当，周周正正才肯下炕干活。
宗荣是家里的老闺女，平日里这些习惯基本没有。家具是随使随扔，再想用就得找半天。有人喊，趿拉着鞋就出去了。这些毛病说一次还能容忍，天长日久心里就烦了。
我常让她认些字，说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不会我可以教你。哪里不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人不能不识字呀，不识字就是睜眼瞎。她表面上应承，但实际上没有积极性。有时间就到李仁家来纸牌去了。
两人性格上的差异，生活习惯上的不同，初时还好。日子常了就吵将起来。
大舅这时就会说话，他并不说谁对谁不对，只是就事论事。更说些要互相包容的话。“一个锅里抡马勺，哪有不碰到锅沿的？有事就呛呛，哪还怎么过日子？”一到这个时候，我们俩人都没话了。
围城日子久了，自来水没有了。家里吃的水，都要大舅上大同公园湖里去挑，一个来回得有二里多地。光挑水这活就够累人的。
挑完水，大舅还要拿上铁篩子铁锨，到附近的大坑里去篩煤核儿。我说，大舅甭去了，家里还不是有好多煤吗。大舅说，谁知道这围城围到啥时候？得有长远打算。能省就得省点儿。大坑里人山人海，都在篩过去倒的炉灰，那些没有燃尽的煤核儿，一篩一溜就留在篩子上了。大舅把这些煤核再装在袋子里，背回来。这样每天只用少量的好煤引火，引着后填这些煤核。煤核的火苗不高，但没有多少烟，火苗是兰色的，短短的，但火很硬。用完了火，压火也用煤核。这样就省下好多好煤。
一次廉玉林、胡顺成几个来家里。大舅说，看哪有看门的守夜的活儿，给我打听着点儿。廉玉林说，您老哪能干那些活儿！吴梦九大舅说，人到啥时说啥话，咱这不是混蹲了么？
绥化的齐区长齐祚庭也来找吴梦九。这老头饿得够呛，原来就是个瘦高个儿，这会儿瘦得像根麻杆儿。两个老人说一说原来在绥化的风光，又说说当下的窘境。齐区长长吁短叹了一番，又感慨地说：“梦九你可比我强多了喽。”那一天正赶上梦九大舅的生日，宗荣给大舅下得杂面汤，齐区长站起来要走，宗荣哪里能让他走呢，于是千恩万谢地留下了。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齐区长来找我说：“德义哟，给我二两米，我浆养浆养。”我说：“您下午再来一趟吧。”中午，我用信封给装了半斤左右的高粱米，下午齐区长又来了，我把信封口袋交给他，他再三道谢地走了。我脑海里现出了齐区长穿着狐皮大衣在大会上讲“我们宁做鸡首不做牛后”的画面。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个齐区长了。
齐区长来找我，我想是大舅指示的。
本来大舅是能给他点的高粱米的。
信托局的上上下下都认识吴梦九。见面都尊称为“大舅”。多少年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吴梦九不苟言笑，对谁都不卑不亢，话不多，绝没有废话。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吧。

前进人生

一个时代的真实经历，从狐衣皮裘的生活到二两高粱米要向人张口，我那没谋过面的爷爷奶奶也是这个过程。

麻山老怪

    在《绥化县粮食志》中记载，伪满康德6年（1939年），伪政权为了加强食盐的管理，由县商务会组织了“盐店特殊同业组合”，该组合员表中有：

    职别:会员，氏名:吴梦九，商号名称:同德隆，住所:松木街，电话号码:三一二号

    应该就是您说的大舅吧。

麻山老怪 发表于 2012-12-17 17:38
在《绥化县粮食志》中记载，伪满康德6年（1939年），伪政权为了加强食盐的管理，由县商务会组织了“盐店 ...

对着咧，谢谢啦，资料难得呀。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4）

“请调”与“资遣”

    随着，国民党60军从吉林撤入长春，八路军在外围逐渐地缩小包围圈。先是还有一些粮食蔬菜柴禾能运进城来，到后来，八路军决定围困长春。一切物资都不准进城。长春基本是个消费城市。再加上很多从哈尔滨等地迁来的难民，城里的人口急骤增加，物资消耗越来越少，粮食短缺，城内物价飞涨，粮食交易量基本上是以“两”为单位。卖主都是用小手绢包着，有拿小秤，也有论“堆”的。燃料同样匮乏。真可谓“米珠薪桂”。
    家里也住进了军队，是六十军的一个营部。国民党军也吃不饱，一到开饭的时候，当兵的蜂拥而上，吃饭如同打架。一些当兵的吃不饱开小差。对付开小差国民党的办法是一个字“打”。把抓回来的人摁倒在地，当兵的排成队，从头开始，每人打三扁担。打还不能不使劲，谁不使劲谁挨打。有一回，一个排长大概是老资格，轮到他打，他坐那儿不动，当官的问他为什么不打，这人说：“问问弟兄们为啥开小差？当兵吃粮，没吃的还当什么兵？”那当官的没话，把挨打的人拉下去了事。
    国民党军还竖起一个高高的岗楼，上面的人四处瞭望，发现哪儿有冒烟的地方，就派兵去抢。
    我暗想幸亏家里住着兵，兔子不吃窝边草，要不家里也要挨抢。
    三弟的学校已经没有了寄宿生，当然也没有饭食供应，三弟还有饭带，每到吃饭之时总有同学，张德智给我点吃呗。开始三弟还把筷子递过去让这个扒拉一口，再让那个扒拉一口。时会大了发现不对劲了，就躲到工友厨房去吃，刚进去，一个大师傅说小老谭，你有饭给我点吃。三弟没辙，又转移到英语老师洪文奉的办公室才避过了午饭被瓜分之虞。三弟爱玩篮球，有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叫王作宏，他家距我家有十几里地，拿个篮球去我家找三弟玩，目的就是能在我家吃上饭，后来也被三弟看出来了，直言拒之，你回家吧，我不玩了。
     国民党军队缺粮，开始空投还系降落伞，后来干脆直接往下推，解放军的炮对着飞机就打，飞行员怕死不敢低空飞行，结果空投就变成了乱扔，没准落哪。200斤麻袋的粮食，从几千米的高空自由落体运动，砸谁谁倒霉。信托局佟健他妈就是在炕上坐着，祸从天降，粮食包砸漏了房顶，接着砸死了人。人死了没人管，但粮食不能动，特殊时期，军用物资，违者格杀勿论。
     有一天宪兵警察都出动了，说是有一家卖人肉，到那儿一看真是人肉，当即就把那个人枪毙了。
    那时我家还有粮，尽管人来人往并没吃空。一是，信托局供应的好。二是，结婚后岳丈家人又供应了很多副食。三是，宗荣又很会过日子，虽没文化，却嘴上长挂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信托局能走的人都走了，不是到了上海总局，就是到了北京。不走的都是信托局的老人儿，正式职工、长。实际上也就是原来大兴公司的老人，他们都是长春的家，拖家带口的哪里去？也只能留下干耗了。只有迟殿荣我俩是临时雇工，都是马专员张主任他们进来后，才把我们介绍进信托局的。我们俩在长春没有根儿，可又没地可去，形势日渐紧张，前途在哪实在没谱，能想到的只有信托局。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下，就写了一份请调报告，意思是要求调到沈阳，目的是先离家近点，再有变故也方便些。报告交给了主任，主任不做主，于是电发上海总局，没过几天上海信托总局电报长春“张一、迟殿荣着即资遣”。意思就是“接到电报，立即发给工资遣散”。
那时我们俩儿也太天真了，信托局的正式职工，他们不能不管，实际上也是相当大的一笔开支，虽然物价飞涨，但也要维持职工的基本生活。哪个职工都得给百十斤的高粱米钱。加起来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迟殿荣和我两个临时工，如果我们不提，也许就忘怀了，凑合着呆着了。居然还想“请调”。早就该“资遣”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没事找事。
    正式被辞是1948年7月31日。当月工资可以买13斤半高粱米，当日高粱米价1900万元东北流通券一斤。算了算那月的工资是二亿五千六百五十万。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5）

失业后的踌躇

离开信托局，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心里不免有些慌。虽然工资给的少毕竟还能买十多斤高粱米，一家人不至饿死。看看已经怀了孕的宗荣和没学上的三弟，心里想，我一个人好办，这两个人怎么安置？
思来想去，我还真比不上迟殿荣啊，这小子没家没业，拿起腿就走，我俩出了信托局他就没了影儿。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再见到迟殿荣，只是解放后，在上海有人外调找我，说是调查迟殿荣，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并听说他在他们家乡辽源石油公司当经理。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
到街上一看，只一天高粱米一斤已经是二千万了。大舅说，看过涨价的，没看过这么疯涨的。这是人吃米么？这是米要吃人哟！
家里的粮食还有一些，煤棚还有多半仓的煤。可要是四口人吃，也维持不了多少日子。
思来想去，还是要离开这个危险之地。向哪里去呢？首选地当然是北京。在信托局这些日子，我知道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能电汇寄出钱去，真要是把手中的粮煤都卖了，肯定是一笔巨款，到了北京不仅不会有冻饿之虞，上学也是没有问题的。
三弟已经有些日子不上学了。老师没吃的，学生更没有吃的，学校早就放了假。三弟一个月来得了伤寒，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小胖脸变成了小瘦脸。人在病中，虽然多日不吃东西，也能活着。想了好多法子，让他能吃进点东西去。离三道街不远，有个紫薇茶社，卖冰淇淋和一种果汁汽水。三弟这些东西还能吃点。如果真是到了北京，三弟的上学问题也迎刃而解。
宗荣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真要是没有吃的，这可是两个人的性命。真要是走到那一步，我怎么像她的家人交待？但离开长春去北京，毕竟是离卡伦老家更远了，离爹妈更远了。
宗荣倒是同意去北京。她原来也是老在卡伦乡下，到长春的机会并不多。结婚后住到西三道街信托局宿舍，真是一下到了天堂一样。她倒相信我的打算不会错。人一旦接触到城市生活，而且是城市高档社会的生活，很难再回到乡下去了。
宗荣是家里老闺女，三个哥哥都拿这个老妹妹当宝儿。尤其是她的二哥。其实也是儿子们心疼老太太。老闺女可是老太太的心头肉呀。
从相亲到结婚，我一直在忙着上班。没有工夫静下心来想一想那一段的事情。没有班上了，闲着没事，我坐在窗下，望着窗外风吹着的白杨树，听着树叶在风中“沙沙”地响着，仿佛桂芝妹妹扶着老太太笑着走来……那是老岳母唯一一次来西三道街。
她们把地板擦得锃亮，雪白的被里，雪白的棉花，再加上大红的缎子被面。老太太俯下身一针一线细细地缝着，时不时停下来看一看明亮的玻璃窗和落地的窗帘。我下班回来，老太太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仿佛是看到了韩家林我妈的笑容。
我自忖在老太太心目中印象不错。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说话也是想好一句说一句。相比三个舅爷并不差。
长春围了好长时间，卡伦断了音信。我们也没有法子向他们告别了。从长春走了以后，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回来，岳父岳母死都是宗荣回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老爷子老太太。直到我退休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到卡伦去了一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梦九大舅也催我们走。他说家里由他来断后。我们走后他就着手卖掉粮食和煤柴，信托局的人他都认识。往外汇款想来不成什么问题。
首先要做的的是疏散物资，当时家中还存有多半麻袋高粱米，少半麻袋黄豆，大约有两吨多煤以及煤棚子上头插着木头板子劈柴，这些大舅都会想办法变成钱。但这项工作也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米珠薪桂”是什么意思，防抢是关键。
宗荣开始收拾家中的衣物，我们结婚虽然简单，但结婚时娘家的陪嫁，加她做姑娘平时哥哥们供应的绸缎、衣料，毛衣毛线，被里被面，行李被褥等等。都裹成了大包袱，还有美国产的“胜家”牌缝纫机，床以及大舅留守用不着的东西都存放在司机李仁家里。宗荣和李仁媳妇都熟，自由她去办理。
往外送东西的时候的心情可想而知，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女人积攒了20多年心爱之物，今天拿出这个家门，真不知哪天还能不能取回，宗荣的担心并不多余。现在想来战后能把这些东西找回来纯属奇迹，但奇迹没有发生，很正常。解放后我岳父去世，宗荣回东北曾去李仁家，回答“东西全没了，我也赔不起你”。怎么没的，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她媳妇穿了，因为她就不是穿那款东西的人。李仁媳妇大傻个子，粗眉大眼，如果有对龅牙就是老舍先生笔下的虎妞，虎妞还穿绸着缎，但她怎么看也不是穿旗袍裹洋缎的坯子。那么多的好东西都丢了，一直不能让她释怀，在那穿供应布票的年代，宗荣屡屡说起，我那些东西如果不丢，别说我两个闺女就是四个闺女也穿不完。

燕山石

兵荒马乱的年代，有多少东西也保不准要丢的，别说是老百姓，就是那些当官的也是如此。到了要“布票”的年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那个年代的锻炼，恐怕没有现在50岁左右人的扎实敬业。俗话说的好：有得必有失，相反，有失必有得。

若兰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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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6）

出走洪熙街

终于下定决心出长春。那时候长春有两个卡子，一个是向东的大石桥卡子。再一个就是洪熙街向南的卡子了。
记忆在这里还是出了问题，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觉得是八月四号出的长春。但三弟确言之凿凿的说是八月十号。理由是八月十五日是日本投降纪念日，那一天八路军会开卡子。所以做了五天的干粮。我翻看了好多年前写得材料，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八月四日。人生中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怎么会记错呢？儿子给我分析到，应该是八月十日吧，因为人要是饿十多天还能挺过去，要是近二十天可就够呛了。三弟和我都是亲历者，我们中肯定有一个是错的。可见历史是多么的复杂，尽管是亲历者所说所写也不一定对呀。
如果是八月十号出的洪熙街，那么我的八月四号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就是四号那天决定出长春的呢？在这六天的时间里主要是做准备工作吗？也许吧。
家里有一盘用手转的小石磨。宗荣坐在地上，一手转磨，一手向磨眼里填粮食。先是把高粱米磨成高粱米面。再把黄豆破成馇子，再把馇子磨成黄豆面。贴了一些两合掺的饼子。又炒了些高粱面的炒面。装在一个小布口袋里。这些干粮足够三个人吃五天的了。该寄放的东西都寄放出去了。剩下的粮食煤都由大舅去处理。
我、宗荣和三弟都换上了破旧的衣服。身上只带少许的钱。宗荣还不忘带上一个小铝锅，我说带这个干啥 ？她说好多天呢，横竖不能总吃凉的吧，也得喝点热水吧。我又见她带上了一些小孩子的衣服，我没有言声，也许是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吧。这一点我不得不佩服女人的细心。
她还要把手上的金鎦子也带上，我不同意，带这么贵重的东西还不让土匪给抢了！宗荣决意要带，万一要有个紧用项呢？没东西拿什么来救急！
大舅出来打和儿：“要带就带上吧，穷家富路，说不定就能用上呢。”
可藏在哪儿呢？既丢不了，又不能让土匪翻了去。
宗荣把金鎦子葳直，变成了一根细细的小棍儿。又用针锥子在鞋垫上扎了个洞，把金小棍塞进小洞里。鞋在脚上穿着，不会丢，就是脱了鞋，你也找不出什么来。
八月十号早晨，我们三人告别了大舅，向南边的洪熙街走去。大舅再三说要多加小心，等长春的东西处理完，到北京再去找你们。前几天没有决定时，犹豫不定，三心二意。一旦上了路心里反倒轻松了许多。我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干粮。虽然前途未卜，但还有点儿义无反顾的豪情。
洪熙街得名于1933年。“熙”是光亮和大的意思。而历史上，也有洪熙帝明仁宗，年号洪熙。1951年安装建街路牌时，根据字音和革命意义改为“红旗街”，至今未变。
洪熙街是长春最南边的一条街了。平时没有走来过，只是听说满州映画株式会社就在洪熙街上，地址就是现在著名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洪熙街是条西南东北向街，那个时候街两边也没有多少房子。卡子就设在洪熙街的南头。
先是由国民党正规军把守的岗哨。全付武装，每个人都要搜身，看看你带没带武器。别的不管。出了这道卡子，又是一道，是保安队的卡子。保安队就是原来的那些地方部队，过来好几个当兵的围住了我，一句话没有，其中一个人把我上衣袋里的钢笔拔下来，别在他的口袋上，把我的怀表掏出来“转移”到他的兜里。搜出来的钱，随手就扔到旁边的钱堆上，地上的钱都是很新的东北流通券，花花绿绿的，要是收起来足有几大筐。
卡子边上就是铁丝网，铁丝网上还架着电线。别的地方你是休想通过的。老远处还能看到流动的兵们。
战战兢兢出了这两道卡子，最外一层，还有骑着马的匪队，这些人也都穿着黄色的衣服，属于哪个系统看不出来这些匪队用枪指着刚出来的人，必须马上离开向前走，如果再往回走当即开枪射杀。没有朝天开枪警告之说，他们打枪是平着打，直接把人打死。
出卡子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的朝南边走去。四周都蛮荒野地，没有房子也没有街道。路过一个干坑，坑边仰躺着一个小姑娘，约有两三岁，周围没有一个大人，三弟走到孩子跟前问，你妈呢，小姑娘有气无力的回答，我妈给我买糖去了。我心里可怜这个小姑娘，说：“要不咱带着她？”宗荣阻止道：“你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算了吧。”又走出约有一二里地，是一些东西向的铁道叉，一道一道的印象里有五六道吧。铁道南边就是高高的土岗子。这个地段积聚着很多人。铁道上，土岗上都是用破布单支起的帐蓬。放眼望去不知有多少千多少万的人。看上去就像过去农村的大集，可惜，只有相似于大集的“人”却没有一丁点大集上的“气”。
人的脸是土黄色，也见坑边路旁躺着的死尸，不细看看不出来，那死尸就像是一堆黄土。心里奇异的是老辈人的话是那样的准确，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是一抔土呀。人之将死要变成土，先要接近的土的颜色，土才收留，试想一个鲜活的颜色能和土掺合到一块吗？
像我们这样面色还有些红润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卡子里出来的。
这么多人都默默地坐着或躺着。走着的人也是慢慢地在移。看到这般情景，无需打探，再往南走肯定是徒劳。
走了一天，累得不行，好长时间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了。宗荣也累，但还挣扎着支起小铝锅，捡了些柴禾，铁路旁间隔不远就有一个个方形的水泥坑，里面都有半下清清的水。臽水烧开，三人就水吃了些干粮。
夜幕降临，我们找了块自认为合适的地方，把带来的被单铺上，干粮由我这个“壮汉”保管，为保证万无一失，炒面袋当枕头枕着，大饼子包就抱在怀里，因为白天又紧张又累，躺下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好像是头动了一下，感觉不是很舒服，随后稍做调整又沉沉的睡去，没想到这一觉竟是我们一行3人生死攸关的一个节点。

无用功

读到生死攸关，心跟着绷得很紧。    期待先生精彩下文，{:soso_e160:}。

麻山老怪

    一定是炒面袋被人偷走了吧？等待！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7）
   干粮被偷 濒临绝境

早晨醒来，第一个感觉是头下枕着的地面冰凉。赶紧一摸，炒面口袋没了，怀里的大饼子包也不翼而飞。四周看看宗荣和三弟还没有醒来，静无一人。
一种没顶的恐惧油然而生。我们三人已经没有一丁点吃的东西了，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耗尽身体里的积存，直到到饿毙。
三个人都醒了，她俩定晴看着我，我则望着远方，大家都一句话也没说，心里确都在想，这点能维持几天的粮食一没，距离饿死也就更近了。不知为什么，这种情况下都不哭，也没想哭，也没有话说。
我心里难受，十分内疚，一家人的生计就让我一个大老爷们给弄丢了。我怎么对得起这俩儿妇孺？难道命里注定我们仨儿就该饿死在这里？我死不足惜，最可惜的是我这个心爱的弟弟，如果万一……我妈不说想死，也得哭死。
宗荣才跟我结婚几个月，也竟遭此厄运，她命里欠我的？她还有几个月的身孕，我又怎么对得起她……悲观、沮丧、可怕、后悔一齐涌上心头。
宗荣站起来，慢慢地向远处走去。三弟也跟着她走了。我还呆坐在那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见她们的手里捧着一些野菜回来。我一看是一些曲曲牙和苦妈子，八月的曲曲牙，那些个剌儿都已经长得老硬。
宗荣找来石头支上小铝锅，把洗净的野菜放进锅里煮，煮烂了又放进一点盐。这些东西放进嘴里，满嘴的苦涩，还有些扎嘴。真是难以下嚥，可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硬是嚥了下去。
四五天后，野菜的味道似乎更加适口了。可附近的野菜越来越不好找了，有时出去半天，走出去老远，才找回一小把来。因为人多地面小，哪有那么多的野菜？
一天夜里，有人来约：“今晚去採荞麦花，别声张。”因是夜里，看不清是谁，至今也不知道为什么来约我。
大约有三四个人，我在后面跟着。伸手不见五指，辨别不清方向，有的是小道，有的不是道，是庄稼地。脚底下不是庄稼秸杆，就是乱草石子。有时前抢来个大马爬，有时又一下子摔到小沟里，跌倒赶紧爬起来跟着快走。
白天吃的是野菜，夜里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走了好长时间，估计有七八里路。这里清静得很，一个人也没有，用手一摸，软软的，嫩嫩的，心想这就荞麦花吧。大家动手了，像拔麦子似的，一手大把大把地採，塞在另一手里的布袋里。
很快，每个人的布袋都塞满了。不知是谁，喉咙里发一声喊：“走！”大家很整齐地背着荞麦口袋又疾行回来。人不知鬼不觉地爬进各自的窝棚里。
第二天一早，不煮野菜了。煮荞麦花。说是荞麦花，实际是没有根的嫩荞麦。煮熟了一尝，软嫩，稍有些甜味，比苦涩的野菜上强百倍。这个领头的是谁？他怎么知道那儿有荞麦？为什么约上我？到今天仍是个迷。
原来听人传说，八月十五日八路军可能放卡子。因为8•15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大喜的日子。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国共两党还会为难老百姓么？但到了8•15这天，卡子还是没放。
一天，一个穿便衣的年轻人，腰里别着手枪，站在高岗上大声说话：“老乡们，是谁让咱们在这儿挨饿受冻？是赵君迈、尚传道这些个王八蛋！咱们要打回长春去，找他们算账。”赵君迈,首任长春市长，是在1945年9月5日，由蒋经国保荐，蒋介石出面，经国民党行政院直接任命。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尚传道曾奉命兼代市长、市长，直至长春解放。
人群中有人收拾东西，拆窝棚。一阵骚动过后，人们又恢复了固态。因为没人带头往回走，真要是往回走，挨不着长春的边儿，就得让土匪的马队打死。
三弟还到近处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见那人还戴着国立长春大学的校徽。
真空地带应是离八路军的地界比较近。国民党的特工不敢到这个地方来。也有八路军的零星人员来到难民中来，一些人质问说：“让老百姓都饿死在这儿，你们是什么八路军呀！”那些人说，是上头的命令。还说晚上你们会爬卡子呀。八路军不会往人身上开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