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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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68）

                                       
                                          三、励志社第一招待所生涯

                                                     
                                                       1、去沈阳           

   
           中国旅行社招聘的这些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因为初来乍到，相互不认识，都各自散坐在车厢里。

    这是1946年7月的一天。

    我心里挂念着德智，可又不敢冒然走开。又看了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的面孔。没有看到马经理在哪儿。

    我佯装无事，拿出了日记本，几天前在大姨家心事不成心事，没有心情在日记本上详写，趁这个机会，把这几天的感想细细地缕一缕，特别是把高洁的事，着重记下来。

    跟我坐在同一座位上的年轻人，看我写日记，他主动跟我搭话。询问姓字名谁，爱好理想等闲话。我都如实回答。

    这个年轻人主动自我介绍，他叫朱景辉，北平人，家住在东城八面槽天主堂内。当过兵，庞炳勋的队伍，让人家打散了，就回家了。

    朱景辉长着一头浓密的好头发，面色红润。按老百姓的说法，这样的面像小时候顺，没受过为难。不像我从小挨饿受累，少不了三灾八难的病困。

    朱景辉比我大两岁，四方脸，眼睛不大不小，话说时老是乐呵呵的。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咱俩哥儿俩能碰到一块这就是今生有缘分，有什么为难着窄的事尽管说。

    我说我还偷偷带来了个弟弟。朱景辉兴致勃勃地说：“走，看看你弟弟去。”

    我俩装作去厕所，朱景辉在前头走，他个头比我稍高，走路挺胸扬脸，胳膊摆动轻盈，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不在话下。

    走过一节车厢，老远看到德智还坐在中间的座位上。

    朱景辉坐在德智的对面，我和德智并排坐着。朱景辉是一个自来熟的人，刚见面就和德智东拉西拉的，德智头一次出门，跟着我好多天来没有一个顺当的时候，心情总是压抑的。朱景辉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大大咧咧的样子，也让我们哥儿俩心情放松了许多。

    中午吃什么饭都不记得了，只是给德智买了些小吃，每到一个车站都有小贩挤上车来，卖一些风味小吃。

    傍晚时分车到沈阳，也是这次的终点。

    我们一行人都下了车，车上的东西也都由铁路宾馆后勤的人来搬。我们则由人领到沈阳铁路宾馆住下。

    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沈阳把德智安排到哪里呢？想来想去，突然想起八叔张少曾来。

    张少曾是我三爷张金垣的儿子。在我父亲那一辈中，他排行老末。小我父亲三四岁。我还没下关东时，八叔出门回家曾到后街来看父亲。他在东北沈阳买卖家当二师傅，后来攒俩儿钱又和人家合伙开了一个小买卖。我上次从长春坐车到沈阳曾到八叔家看看。我想先把德智寄放在八叔家。

    下了火车我编了个理由带着德智先去八叔家。八叔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贫民窟似的住宅区里，不巧的是八叔没在，只看到上次曾认识的一个范婶。范婶的丈夫是八叔的同事，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德智托付给并不熟悉的范婶，说让我弟弟先在这儿住两天，等我在铁路宾馆的事情有了头绪，我再来接他。范婶痛快地答应了。

    沈阳铁路宾馆离火车站有五六百米的样子。在中山路的中山广场上。宾馆在伪满时期称为“奉天大和旅馆”，国民党时期叫“铁路宾馆”。解放后改为“辽宁宾馆”。宾馆总体建筑共7层，是当时日满铁附属地一带最高建筑，典型的欧式风格，也是沈阳地区最早的大型豪华、高档次宾馆之一。室内设计在空间、材料、色彩等方面都匠心独到，各类设施、设备先进完备，设有宴会厅、台球室等，是当时供在沈外国人使用和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在伪满时期规定只有少佐以上的日本军官才有资格进入。

    我们从北平招来的三十人都住在铁路宾馆等待着分配。等了两天，先让我们每人预支了150元。这些人闲呆着，可又不敢离开，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事了。

    过了两天马经理才露面，宣布去长春铁路宾馆的共六个人。有我、朱景辉、刘荣兴、刘福全、一个姓李的天津人、再有一个名字忘记了。刘福全是朱景辉的表兄。马经理是长春铁路宾馆的主管经理。马经理到北京招的三十人，实际是为东北整个铁路宾馆系统招的侍应生。但马经理对这三十人都是亲自面试，可见是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

    我从范婶家接了德智，同车去了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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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忆力真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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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69）

                                                            
                                                                2、“霍痢拉”

   
       从沈阳到长春这段路，我走了好几个来回，可心情各个不同。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坎儿接着一个坎儿。前几次都是我一个人，不管是顺还是不顺，我并不心焦得啥是的，反正就我这一个，赶上啥是啥。可这一次不同，我带着弟弟，他还是个孩子呀。

       在沈阳把德智寄存在范婶家，都是灵机一动，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到绝处困处，没有那些个瞻前顾后的考虑，也顾不上脸面不脸面的了。

       为了不让马经理他们知道，我又把德智安排在另一节车厢里，嘱咐朱景辉别跟别人说，免得泄漏。

       可到了长春把德智安排到哪儿呢？安排到张德礼那里也许是个办法，可到哪里去找德礼呢？他可是个没把儿的流星啊。

火车就要到站了，我还为德智的去处愁肠百转。

       车到长春，所有旅客不准出车站，都要打预防针。原来长春正在闹瘟疫。人们排成一个长龙，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脸上的捂着大口罩，只露两只眼睛，让人挽起袖子，在胳膊上消毒打针。

       出了车站，我茫然四顾。

       突然听有人喊：“张德义。”

       我回头一看，是杨忠，是同德隆的杨忠！

       杨忠已从同德隆出号，自己作了买卖，搞批发。

       我说我带个弟弟没处安排，杨忠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跟我去。”

       杨忠领着德智走了，他家在东大桥。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走在大街上，见一些马车上拉着棺材，进来的拉得是空的，更多的是装了死人往外拉的。怎么这么多死人呢？没想到长春的瘟疫这样严重，这让大家惊异不已。原来是日本鬼子搞细菌战，撒布的细菌，长春正闹着瘟疫“霍痢拉”。 “霍痢拉”实际是细菌性急性痢疾，传染性极强，得病后上吐下泻，最后人虚脱衰竭而死。这些从北京来的人听了都不寒而栗。

       从1909年开始，“满铁”先后在中国东北共建了七座旅馆，作为满铁的连锁宾馆，长春铁路宾馆是伪满时代满铁的“新京大和旅馆”。

      长春铁路宾馆在车站广场的南侧，出站也就二百米。接站的人带我们没进铁路宾馆的正门，从正门东侧的大车门进了院。从一个小门进了楼内。

      铁路宾馆的正门是推则转的玻璃门，门外由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的国民党兵和臂佩袖章的宪兵站岗。还有游动的宪兵在附近转游。这个正门，非上下班时间很少有人出入。

       当晚我们一干人等被安排到二楼的客房里先住下。两个人一个屋，和我同屋的就是那个被我忘记名字的，比我大几岁的北京人。屋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上，地板是深红色的塑胶地板。

      这个人个头比我稍高，大方脸，不好搭讪。他搬着行李在靠墙处打开。先摊开毯子铺好，又铺开褥子褥单，把枕头罗在被窝卷上，惬意地靠在被窝卷上，两手扳着后脑勺，闭目养神。

       我没有行李，只得在他旁边，没脱衣服，把从家里带来的旧毛巾卷个卷儿，枕在头下和衣躺下。

       东北的七月底八月初，白天中午有点热。晚上凉爽宜人，塑胶地板比木地板还凉些。

       我躺在地板上似睡非睡，迷迷糊糊中觉得是关了灯，进入了梦乡。

       半夜时分觉得有些冷，像是睡了一小觉。见同屋的那人，已经拉开了棉被，盖住了肚子。

       我什么也没有，只好再团团身子。一会儿，觉得有点恶心，胃里有些难受。忍了一会儿，觉得更加难受，胃里翻江倒海一样涌上来，我拼命忍住，闭紧嘴，刚一侧身，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下子，又酸又臭的腐臭物喷到了地板上。接着就连续呕吐起来，胃里的东西吐尽了，又吐酸水和泡沫。

       我身旁的那位，卷起了铺盖，挟在胳肢窝下，走出了房间，嘴里还骂骂咧咧。

       时间不大，公事房（办公室）的几个人来了。邻屋的同事们也都来了。大家都捂着鼻子，堵在门口不进来。

       我这时肚子疼得厉害，想上卫生间，可站不起来，我爬着去厕所。这时朱景辉冲进来，两支胳膊架起我，把我拖到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我腹泻如注。

      朱景辉找了条毛巾，捂住鼻嘴，往脑后一扎。又找了带提梁的一个小桶，双手从地板上一捧一捧地往小桶里捧那些呕吐物。接着又用墩布把地板墩了几遍墩干净。

      有人问：谁带药了？朱景辉说，我有半瓶美国十滴水，不知管用不管用？那人说，快去拿，救人要紧！

      朱景辉倒来一碗水，把半瓶十滴水给我灌下去。他又把自己的一块白布单铺在地板上，让我先躺下。

      堵在门口的一大帮人说什么都有，有的说，“霍痢拉”病菌是日本人培殖的，是准备战争的。有的说，得了“霍痢拉”人就没救了，街上那么多拉棺材的，都是这病。有些后来的人挤过来问：“这人还中不？”更有人说：“宾馆刚开市，就死个人，真是够丧的……”

       我躺在白布单上，闭着眼。这些人说什么，声声入耳。我在想，我死了，我这个小弟弟咋办？说是15岁，实际是不到14岁的孩子。千里之外，谁给爸妈送个信呢？爸妈知道了，是就地埋了呢？还是运尸回乡？儿子这样没了，我妈又如何经得住这一死一孤的恶耗？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度外之事却难以置之……越想越多，越想越怕，最担心的两个人，一个是小弟，一个是妈。

       想到这些，我闭着眼忍不住流出泪来。我再想，哭有什么用？为了爸妈，为了小弟，为了很多我想干，还没有干成的事，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

       神奇的是这半瓶美国十滴水竟然止住了呕吐和腹泻。后半夜好了许多。

       第二天，公事房的人又让朱景辉陪我到药店里买些药。药店里的坐堂大夫给开了草药。

       铁路宾馆都是现代化的炊具，没有办法煎药，在一个高档的宾馆里，乌烟瘴气地支锅熬药不成体统，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霍痢拉”传染性极强，谁都会躲着你，我只好又到振兴公司去。那里是老乡铺，熟人多，旧日友情还深厚。

       振兴公司的佟博仁、佟耀玺、陈洪章都过来嘘寒问暖，问我怎么当上了铁路宾馆的侍应生。我一五一十照实说了。人们张先生张大哥称谓不变。但老板高秀峰表情异样，我看在眼里，心知肚明，“霍痢拉”流行如此厉害，怎么来这儿熬药养病呢！

       事以至此，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我行我素了。

       在振兴公司熬了十多天药，终于彻底好。

       高老大，董事长高秀峰一天对我说：“德义呀，振兴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口子人，你在我这儿养病熬药，这也就是你，换个人，我就要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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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70）
                                                         
                                                          3、进入励志社第一招待所  

       我患“霍痢拉”病势之猛，嘎然止住，其功还在朱景辉的半瓶美国十滴水，其后吃的中药，仅是滋养康复而已。然而碰到“霍痢拉”人们避之犹不及，但朱景辉却冒着生命危险，援手相助，是何等的义气和勇敢啊！朱景辉和我成了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后来知道，日本关东军100细菌部队就在长春孟家屯。日本战败后，他们把一些病马和带有疫病的老鼠放了出来，造成了长春1946年、1950年等多次瘟疫的大爆发。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死亡。瘟疫的传染性极强，死亡率十分高，我能逃出此劫，真是太幸运了。

       第二天我实际已经上班，只是在早晚的时间去振兴公司熬药。马经理给我们开会，现在宾馆的客房餐厅厨房等设备设施，都被励志社第一招待所占用，他们的住地伪满国国务院正在改建装修。等他们走后，铁路宾馆再开始营业，你们先上招待所工作，工资由他们发。

       励志社第一招待所住的都是国共军调执行部长春执行小组的美军代表。另外国民党代表住第二招待所，共产党代表住第三招待所，第四招待所住一些电台、报社、翻译等服务人员。

       我们六个人到长春来，励志社第一招待所也是刚刚开张。因人员不够，过了不久，他们又从北京招来了另外一批人。

       励志社是一九二九年一月成立于南京，社长蒋介石，实际负责人为总干事黄仁霖。一九四六年七月励志社接管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美军顾问团联络处及其办事处和招待所等五十处，分别改称为励志分社和励志社招待所。在全国各地的直属机构有九江、武汉、重庆、成都、昆明、南昌、兰州、台湾、青岛、长春、沈阳等十一个分社。

       招待所分配朱景辉、刘荣兴、天津李和我四个人管客房，我闹病和我一屋的那位仁兄和刘福全被分配到餐厅。我们四人每人管三四间，每间住二三个人，住的都是美国军人，流动性很大。

      上岗前马经理还专门考我们如何作床。“作床”是旅馆业的专用术语。就是如何铺床。马经理让我先来，我哪里受过这等训练，心里很紧张，怕是不会作床，马经理会辞了我。我只好硬着头皮先把床单铺好，再把毯子按家里的叠法，先两头一折，再往中间一合。马经理看我作完，又让朱景辉来作床。

       朱景辉床上的东西都撤到椅子上，把床单一抖，铺在席梦思床垫上，床单是那种整幅的雪白床单。再把另一床单也铺在上面，上面再铺一个毯子，把铺好的两层床单和毯子掖在床垫底下，床的另面不掖，掀起毯子的一角，露出床单，枕头就放在这个地方。表示人可以从这个地方入睡。整个过程，又快又好，平平整整。原来朱景辉在北京六国饭店干过这行。

       马经理说这样才是合格的“作床”。又让我照朱景辉的作法再作了一遍，作完后马经理点了点头，我心想，这个也没啥，也学得会，心里有了底。看来我原来的作床，纯属老橄了。

       去客房前，我心里直打鼓，美国大兵他说我不懂，我又不会说英语，一急之下，客人还不给我俩嘴巴？我知道在绥化的时候，日本人打人是家常便饭。朱景辉说，美国人不打人，不像日本人，三句话不来就“三宾地给”。

       管客房的事比较简单。早晨起来客人走后，也不知道他们上哪里去。用吸尘器清扫地毯，刷洗卫生间，把客人脱下的衣服送洗衣房。把暖水瓶灌上开水。下午客人下班，侍应生也要敲门看看，如客人没有什么需要，就退出来。

       客人的衣服由洗衣房洗完熨烫得整整齐齐，由侍应生取回放到客人的床上。

      朱景辉说你管201房间的范斯和202房间的瑞名堂，这俩个胖子都是餐厅的管理员，流动性很小，是宾馆的长住客，宾馆的一些设施规定他比你熟，他们房间的钥匙也不交，服务台、打开水什么事，他们自己都干了，你只管到时给打扫打扫卫生就得了。

       所有侍应生在客房工作完成后，都在服务台待着。客人出门交出房间钥匙，回来则到服务台取钥匙。侍应生一听自己管的客人回来了，就要注意客人有什么需要服务的，随时听招唤。所以这些侍应生对房间号的英语听的次数最多，记忆得也最熟。

       服务台时刻不能没人，因此夜间还要轮流到服务台值班。

       长春铁路宾馆在那个年代是相当高级的。一楼是餐厅和一个面积相当大的礼堂。二楼住美军的普通军官和工作人员。三楼则是这个军调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库克，好像是个中校。朱景辉管的两个房间住的是两个美国女兵。

       平时冲北正门由国民党兵和宪兵站岗。闲人不得靠近。  汽车则走东边的大门，我们服务人员也是走这个门。

       进东大门南面是一个排球场。再往里走是花卉场，整个院子相当大，除了花卉，小路两旁都是一些高大的乔木。

       排球场东面是玻璃花房，冬天的时候这里也是春意盎然。春夏时节，满园子百花争艳。有几个花匠常年侍弄这些花草。再往东是洗衣房，里面有洗衣机和烘干熨烫设备。

       服务人员住的房间是散落在花卉和树木间的一些小房子里，这些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壁，屋顶的坡度不大。远远看去，像是风景画似的，与宾馆的主体建筑相映成趣。

       朱景辉我们俩住在一间这样的小房子里。

       小房子实际不小，进去也是木地板，放两张床富富有余。

       已近秋天夜里已经很冷，我还没有被子，而德智也没有被褥，“霍痢拉”还在流行，这可不是闹着玩得，我得赶紧张罗两床被子，还没有发工资，想什么办法呢？

前进人生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老话都讲得准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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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71)

                                                            
                                                                          4、两条棉被                                 

                                                   

       手头没有多少钱，新的棉被肯定买不起。我想起了破烂市上什么东西都有，还不贵，当然人家有钱人白给都不要。到破烂市去了一趟，看到了最便宜的一条棉被，被面撕了个口子，还有一块油渍麻花的不知是溅上的什么油。被里还烧了拳头大的窟窿。大概也是天气将冷，还价还到十块钱，再少那个人说什么也不卖了。 翻来覆去地看了这条棉被，这条棉被是干什么用的呢？如是菜店水果店用来保温用的，尚可忍受。如果是人用过的，是什么人用的呢？是病人？死人？病死的人，得的是什么病？……不能再往下想了，后半夜在冷风中哆嗦，用不了多久，也许就冻病而亡了呢。先盖在身上保暖不受冻再说吧。十块钱买下了这条棉被。偷偷地带回了铁路宾馆。

       撕裂的口子，找来针线连连。溅上油的地方太显眼，也没办法处理干净，只好剪掉，再找一块补丁补上。 补丁布在宾馆里是稀有物资，上哪里去找呢？白天在垃圾箱里看到有别人扔的破衣服，夜里四顾无人，偷偷捡来，撕扯成布块，宾馆里有得是热水，把这些布块洗得干干净净，晾在花房后面无人之处。  经过一番努力，一条看得还顺得过眼的棉被成功了。白天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让紫外线给消消毒吧。

       夜里躺在松软的被窝里，想起爸曾说过的话：“大福靠天，小福靠做”。又想德智还没有被子，还得赶紧给他想办法。

       德智在杨忠家睡在一个春凳上，宽度还凑合，长度不够，两只脚还得悬空。杨忠一家人都睡在地板上。一天两顿饭，早晨要帮杨忠抬着货物上市场。德智个头小，腿小的时候落点儿残疾，有点瘸。走起来一摇三晃，杨忠颇有微词，这么大个子抬这点东西，还这么费劲？

       杨占荣也从福合昌出号了，也在他叔叔家帮着做买卖。有时德智也和杨占荣出摊儿，杨占荣和我在福合昌是最要好的朋友，自然对德智照顾有加。因此德智对杨占荣印象很好。

        一天我去东大桥杨忠家去看德智。见到杨忠，杨忠说，德智去找你啦。走了老半天了。

        可一路上没有碰上他呀。我担心起来，这一阵子长春的瘟疫越演越烈，一些人走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倒下就再也没起来。德智会不会病倒在大街上呢？否则不会碰不上他呀？

       我赶紧往回走，看路上有没有倒下的人。会不会走在湖边掉到水里呢？我又找了个棍子，在路旁的水里攉拉来攉拉去。

       一直又回到铁路宾馆也没有见到德智的影子。  回到屋里，见德智靠在我的被子上睡着了。

       我想无论如何也要给德智弄一条好点儿的被子。

       一天，住202房间的瑞名堂叫我上去。我进了屋，他指着一条被子，说着什么。我一看是一条日本式的花被子，图案颜色都是日本传统的樱花和蓝色，比中国人的被子要小。大概意思是这个被子他让我拿走，我连忙摆手，意思说我不要。他推开窗户要把被子扔出去。我心想，你实在不要，想扔，那就扔给我吧。

       这些美国兵都些特殊的习惯，比如他们都有一个长长的大口袋，什么东西都往里面一塞。走的时候，往肩上一扛，根本不用侍应生来扛。瑞名堂是个大胖子，个子有一米八十以上，他不睡在宾馆准备的大床上，而非睡在他自带的行军床上，他也不盖宾馆准备的被褥，盖他自己带的军毯。

       我高高兴兴把被子抱到自己的屋里，日本被子小但德智盖还行，就是薄点儿，心想德智的被子不用发愁了。

       没想到宾馆的会计张少英来找我，让我把被子交回去，说被子是宾馆公家的。

       我说这是202房间客人送给我的，当初我不要，他一定要扔，我才要了，怎么说是公家的呢？

       张少英一定要我送回去。我说，我不能送回去，如果是公家的东西，我拿了这就是偷。而这确实是瑞名堂送给我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瑞名堂，我也可以领着你们去，来个三头对案。张少英说什么也不去。我心想你不去，我就不把被子送回去。

       这件事后来闹到了马经理那儿，没有一个人敢和我去和瑞名堂对质。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想起来，这被子确是宾馆的，铁路宾馆的前身是大和旅馆，所以有日本式的被子，瑞名堂怎么会千里迢迢带条被子到中国来呢？那时候国民党把美国人看成太上皇，如果谁要和美国盟帮闹出点什么事来，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所以没人敢和侍应生张一去和瑞名堂对质。

       棉被事件让人们觉得张一这个人倔虽倔，但不说瞎话，不会偷东西。

平静

添添快乐 发表于 2012-9-19 19:56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71)
      ...

老先生辛苦了！我有个很要好的同事哥张镜天的，原在县煤建公司工作，能冒昧地问一下您们熟识么？

添添快乐

平静 发表于 2012-9-20 20:33
老先生辛苦了！我有个很要好的同事哥张镜天的，原在县煤建公司工作，能冒昧地问一下您们熟识么？

哪一位？久违了。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72)

                                             
                                                             5、约法三章交朋友

                                                         

       朱景辉一上火车我们俩个就有好感。经过我的一场大病，朱景辉救了我的命，两人就更要好了。

       我们俩人商量，既然是好朋友，也要把事都说开，不要等有了矛盾再说就不合适了。

       社会上都看不起当茶房的，我们干了这一行是为了生计，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所以  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学好上进，不沉沦恶习。朱景辉点头称是。

       第二条是要相互帮助，要取长补短。我当侍应生没有经验，朱景辉帮我解决客房中遇到困难。我帮他戒烟，认字，查字典，练写信。

       第三条就是要以诚相待，不隐瞒欺骗。朋友之间没有实话，哪还是什么朋友。我们两人对这三条都十分认同。

      一天大家都在一个屋里呆着。从北京同来的刘荣兴说：“哎，张一打壶水来，咱们喝喝。”从北京来的六个人中，我最小。刘荣兴、天津李，还有和我一屋被我熏跑了那位仁兄都比我大好多，差不多都有老婆，成了家。他们都在大饭店里干过，都有经验。我想他们都是行家，没准有些事还得求着他们，打水也不算什么，我提起暖水瓶想去打水。

       朱景辉马上站起来：“张一别去！谁喝谁打。”

       我心想这朋友还真长朋友志气。

       朱景辉也上过小学，认得字都就着饭吃了。给家里写信由我代写。我说你要把学过的字都拾回来，不懂的地方我告诉你，不会的字查字典。

       朱景辉有抽烟的嗜好，他想戒烟，可老也戒不了。这事由我来监督，先是少抽，到后来不抽。有时他实在忍不住，背着我偷偷抽，我想这事得慢慢来，太强势也不行，有时也装看不见。

       有一次我在服务台值夜班回来，朱景辉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昨晚值班，我留个日本娘们在这儿住了一宿，她就在你的床上睡的。”并表示以此为戒，下不为例。我觉得我们朋友之间的协议还是挺有约束力的。我也暗下决心，一定像他那样坦诚相待。

       那时候，一些年轻妇女围着铁路宾馆转，主要是一些日本女人。美国人是她们的主要主顾，励志社的一些官员也和这些人勾勾搭搭，侍应生是中间很好的媒介。从中“打劫”也是平常的事。

       铁路宾馆洗衣房班长叫戴廷真，会计叫周国正。他们俩是拜把子兄弟。朱景辉把我们朋友间的约法三章告诉了戴周二人，他们非常赞同，并极力要求朱我和戴周四人同拜金兰之好。

       朱景辉已经同意，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我则婉拒，因为我的家教之一，同仁好归好，但不要拜把子。这是父亲的家训，谨遵不违。

       就是这样说了，周国正还是请我和德智到他家去吃饭。他家住在头道街。

       当时励志社正如日中天，这群侍应生也常坐在一起吹牛。有人说，马连良有扶风社，陈立夫有励志社，国民党还有更厉害的蓝衣社，咱们也是有“社”的人啦。没有想到，解放后竟一语成谶，这一段历史竟成了说不明道不清的事情了。那时我心里一阵冷笑：一帮子茶房，有什么社不社的。你们算老几呀？

        这些人多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倒是我是个另类。一天，一个宪兵进了我和朱景辉的宿舍，翻看我的日记和书，还掀起枕头底下，我正好进屋，我随便说“请坐”，并不紧张。这个宪兵理都不理我，四周又看了看，走了。

       我想不通的是，在绥化召伪满警察关注，后来又召老毛子关注，在长春又蒙国民党宪兵关注，书和看书为什么让他们如此紧张呢？

       1946年的中秋节（9月10日），夜里德智住到我这里，我们哥儿俩睡在一张床上，望着窗外一洗明月，我想起了千里之外的爸妈，我们已经出来三四个月，无法和家里通半点音信，爸妈此时此刻又该如何惦念我们？我想起这几个月来的曲折遭遇，北平的寄人篱下尴尬无奈，到长春“霍痢拉”险些命丧黄泉，小弟年幼也跟我东奔西窜，端冷碗吃冷饭……我越思越痛，我抱着小弟大哭不已，小弟则一脸茫然。

      没想到，把朱景辉给哭醒了。他打开灯，看了我一眼，又默默地两眼瞅一个地方。我知道我的哭勾起了他的思乡之情，他家有老母，有爱妻，离家在外这么长时间……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前进人生

看老先生琐记，越到后来越耐人寻味，越多了些感触。最初的时候，只是好奇于那个年代老先生的经历，现在则是对作者的坚韧、隐忍，对美好生活锲而不舍的不倦追求，令我有些感动，虽然读来有些沉重，但是能让年轻人学到一种宝贵的精神。在这里真的要谢谢作者。如果将来能出版发行，希望能得到老先生的签名书籍，喜欢这本书。

平静

添添快乐 发表于 2012-9-20 21:04
哪一位？久违了。

我是原来煤建公司小吕（吕国明），现用网名“平静”。可是镜天老兄么？一直没能和您联系上啊！前段时间给您留过言啊，我凭感觉不会错的！

平静

添添快乐 发表于 2012-9-20 21:04
哪一位？久违了。

我是煤建公司小吕（吕国明），现用网名“平静”，总感觉您是镜天老兄呢！

添添快乐

前进人生 发表于 2012-9-20 21:35
看老先生琐记，越到后来越耐人寻味，越多了些感触。最初的时候，只是好奇于那个年代老先生的经历，现在则是 ...

过奖了，谢谢！

添添快乐

平静 发表于 2012-9-21 20:41
我是煤建公司小吕（吕国明），现用网名“平静”，总感觉您是镜天老兄呢！

猜到了，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