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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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3）
   略说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

国民党政权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系是由所谓的“四行两局一库”组成。那时候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这些金融机构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就是“四行”。“两局”是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是中央合作金库。
1935年（民国24年）10月，中央信托局奉国民政府命令由中央银行设立，成立设立中央信托局的目的，是国民政府为了进一步垄断和包办金融事业，控制对外贸易及插手商业活动。时值日寇侵略气焰嚣张，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向国外订购军资、军火武器，制订“兵工储料案”，需要设立机构办理对外洽购及签订合同事宜，同时输出国内土产换取外汇，作为购料的外币资金，这是设立中央信托局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信托局最高组织机构为理事会，理事长孔祥熙，理事有张公权、徐柏园、徐堪、孔令侃(孔祥熙之子)等。由孔令侃以理事主持“兵工储料案”的实际事务。
中央信托局开办时，总局设在上海，抗战爆发后迁至重庆。战后按照其条例的规定，总局应设于首都南京，但实际重心仍在上海。在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设分局或办事处。解放后，我参加革命后到上海工作，无意中见到了当年在长春信托公司的老上司，他们都是由长春撤退到上海的。解放后上海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总局被接管，人员业务一分为二，一部分归人民银行，一部分归商业系统，这就是后话了。
抗战胜利后，伪满洲国的金融系统由国民党的四行二局来接管。伪满的大兴公司专由中央信托局接管。马专员就是当时派到长春的接收专员。
张作霖时代的东三省政府金融系统与关内不尽相同，那个时候，东三省官银号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银行有所不同，它不仅具有国家银行的职能（如代理省库、发行货币），还经营商业银行的业务，更有意思的是还经营电气、矿山、酿酒、榨油、航运、印刷、林业、杂货等业务。可能，在那个时候，说“我到官银号去打二两烧酒”并不是笑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官银号。之后，日本人主持的“金融整顿”很快便开始了。1932年6月，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4家银行“合并重组”，成立伪满中央银行。　　
此后，日本人决定执行更加“先进”的金融管理模式，即银行只作银行业务，其中的当铺、酿造、榨油、杂货等项业务从银行业务中剥离出来，交由新组建的大兴公司来经营。
大兴公司的总部设在长春，其分支机构遍布于东北各省、市、县和集镇，可以说，凡有伪满中央银行分行、支行的地方，都设有大兴公司的分店。
从大兴公司的创立及发展来看，它完全是“官家买卖”，与满铁一样，属于“国策公司”。大兴公司与穷人最直接的联系是典当，因此，老一辈的东北人管大兴公司叫“大兴当”。
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在原来大兴公司的旧址上。在长春南大街路西。虽然不是楼房，但铺面很是雄伟。临街有很粗的通顶的明柱，是水泥质的。登上台阶有一个门廊，朝东一面全是高大的玻璃窗，进一个玻璃大门是一个大厅，南北长度有四五十米，进深也有二十米的样子。
顾客进来首先看到的是一个长长的水泥栏柜，栏柜外总要有两个警卫蹓达，穿着国民党警察的黑警服，一个斜挎着一个带套的手枪，内部人都知道，警卫班就这一把手枪，大家轮流挎，没有子弹，完全是吓唬人的样子货。
栏柜里有一组组的写字台，每组由五张写字台拼在一起，每组基本是一个股，从北往南依次是购料股、信贷股、保险股、会计股、出纳股。
最南边是由不透明玻璃隔断成的经理室。正经理邢必信，副经理郑通尺在内办公。
离柜台稍远处的西墙，靠墙有两张大写字台，这是张彦博主任和马鹤苓专员的位置。他们的北面也放着两个普通写字台，是人秘股的办公所在。
经理专员都是由总局派来的接收大员，而下属各股从股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原来大兴公司的职员。也就说头脑换成中央信托局的，可身子还是原来大兴公司的。
邢必信和郑通尺两人不住在原大兴公司职工宿舍，他们的住宅在圆明园路8号。这两人有专车接送，车是美国的小卧车。张主任和马专员也是上下班小卧车专车接送。但他们的住宅档次就低一些，他们住在原大兴公司职工宿舍的三座小别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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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4）
“摘事由”与卖印花

       我到信托局是1947年三月四号，第一天，一个胖子给我分配活儿。胖子是人秘股的股长陈家正。陈家正矮个子赤红脸，一说一笑，看来我是他的下属了。另有一女打字员，还有两个办事员，一个叫洪长吉，另一个叫李树金。整天见他们忙忙碌碌，具体都忙什么不知道，也不好打听，后来这两个人都到了台湾，陈家政的去向不明。

       他交给我的工作是“摘事由”。所谓摘事由就是把信托局发出的公文概要地摘录下来，存档以备查存。比现在文章前“内容摘要”相对简单，但也不能只有几个“关键词”。 他递给我一个本子，我见原来的摘事由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每一个公文都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楷体记录在一张纸上。究竟我的前任是谁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让我干这个？是马专员的推荐吗？因为他知道我的毛笔字写得好。我心中窃喜，福合昌的六年账房先生也是老和信函公文打交道，这正是我的长项呀。

       显然在金融机构这个岗位是无足轻重的，也可以说就是打杂。但我每天非常认真地干这个摘事由的工作。那时候找一个工作非常困难，更不要说找到信托局这样的好单位了。我一心想把事情干好，不管它是多么小的事。就摘事由来说，我的楷书与摘事由文字简练要比原来好许多。我想起在福合昌，管货窖的胡永清留下账本里漂亮的楷书，虽然人走了，但看到账本还会有许多人想起胡永清这个人来。

       每到冬天为了节省取暖燃料，原大兴公司就把全部业务搬到大厅后边稍矮的平房里。信托局接收后，除了留用了大部分业务骨干外，也保留了这些旧制。

       天气转暖后，所有业务全部搬回大厅里。搬到大厅后，大概是因为看到我摘事由的工作，认识到我还有些能力，便安排我到存贷股卖印花税票，也算开始让我接触金融业务。

       人秘股的洪长吉李树金两个人还是没有动窝儿，洪长吉高高的个子，人长得帅，还是张主任的什么亲戚。

       按理印花税是由税务局卖，为什么信托局可以卖，来买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用，这些我都不关心。但我知道，在绥化买卖家印花税票是帖在客户的发票联上，票面价值在5元以上帖1分，十元以上帖2分，帖的位置是发票的左上角，同时盖销。

       卖印花税有一个小铁箱子，票和钱都装在里面，下班上锁，然后存放在本股的大铁柜子里。

       来买印花税的人很少，有时一天一天也没个人来，因为在福和昌工作时间不许看书，自然在这没事也不敢看书。没人没事就免不了犯困，背靠椅子，头往后仰，一会就睡着了，旁边的人看见了也不管提醒。如此这般，有N次之多，直到发工资时才知道这盹打的成本老高了，工资降了一级。

       当时的工资数额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社会上都说信托局的工人工资两倍于政府科级公务员。

       在卖税票的同时，又给我增加了到中央银行交换票据工作，比如银行之间的转账支票等。

中央银行与信托局之间相隔不足一公里，本来一溜达就到了，但是不行，除了要保证重要票据的安全，还必须显示一个大金融机构的“派”头。

       票据放在一个银行专用的真皮公文包内，夹在腋下。工作人员必须是头戴礼帽，身着长衣，冬天是大衣，春秋天是风衣，夏天是西服，赶上天太热了，可以光穿衬衫，但脱下的西服必须搭在胳臂上，洋服裤子，亮皮鞋。这身行头不是现在银行配备的统一工装，而是银行业内默认的职业装，着装费用全部自理。

       从总局来的大员们都是西服革履。比如张主任张彦博毕业于南京政治大学，而两个经理很可能是留洋回国的。原来大兴公司的伪满留用人员都是用协和服改成的中山装，再后来也渐渐地换上了西服。

       别人穿西装，我穿的是毛料立领学生装，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就是现在广告中的“中华立领”。裤子是从励志社带出来的美军毛哔叽军裤改制的西裤，就面料来讲也是相当的高档。美国产品，而且是军用，品质毋庸质疑。黑皮鞋锃亮。

       再近也不能走路，专车，美国进口黑颜色轿车，车内宽敞且舒适，司机叫李仁长我两岁，1995年我去长春见到李仁，他是从中国人民银行处级岗位上退下来的，退了以后还在负责银行金库的工作。他说，那时你是职员阶级我是工人呐，他哪里知道他是信托局的正式工，我只不过是凭着能力干着职员工作的临时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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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5)
      信托局琐事

       信托局也就是原来的大兴公司有自己的宿舍区，现在叫家属院，在长春西三道街路北。职工都有住房，但等级森严。

院的最北边一排二层小楼，是工友居住区。

       楼前边是一个蓝球场。那时国民党60军就驻在附近，常去打篮球，脱去外衣上场，多数是横冲直撞，让人担心的是，这些人腰里还都挎着手枪。

       篮球场的南边靠东墙，东西向一拉溜三家别墅，大约占大院的一半多，是主任级别住的别墅。三家各有独立的小院，小院院墙是一米多高的花墙，院墙没门，鹅卵石铺就的小甬道从院外直通房屋门口。房子的面积不是很大，但装修的比较考究，真正的实木地板，红油漆。墙上贴的暗花壁纸。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卧室落地大窗。同样格式的房子有两排，马专员就住在后排的中间一家。东院是会计股的李殿枢。主任张彦博住西边那家。

       在别墅的南边有两排南北向的平房，也就是说每一住户的窗户朝向都是东西向，这是职员宿舍。

       另外还有一部分职员住在头道沟宿舍，没有班车，没有公交，每天下班都是结伴步行回家，好像有几华里的路程。

靠大院的西墙与别墅隔道对应的是车库，司机李仁和家属就住在车库隔出的一间房里。

       两个经理，是一个等级。另有更高级的住所，在圆明园路。大门有站岗的，那地方我没去过。

       我刚去时，因为是临时工只能住在办公区的警卫室。和我同去的迟殿荣住在圆明园路经理住宅区的警卫室里。因为他也是临时工。

       迟殿荣比我小一岁，一副学生的模样，更显单纯，喜欢画画，能按照片画像，人是帅哥，是西安县人（现今的辽宁省朝阳市），听说是张主任的亲戚，张主任也是西安县人。迟殿荣在保险股职员岗位，也是临时工。

       信托局有2个司机，4个警卫，1个厨子,1个理发师，理发师不是专职，好像也没有编制，但长期住在工友楼。1个人干电工加水暖、经理室有1个工友专职侍候。主任在大厅办公也单有一个工友伺候。另外出纳股、存贷股、购料股、电台室都有专职工友，还有1个管理工友的班长，职务也是工友，拿现在的话说是工人岗，这15个人除了司机住在车库外，都住在最北边的二层小楼。

       局里有工作午餐，工友在一块吃，职员同席，工友是大锅熬菜，职员餐有炒菜，我和迟殿荣是临时工和工友一块吃。没见过经理、主任、专员在局里吃饭，下班都坐轿车回家了，家有厨师。

       有头衔的工友不言而喻，头衔是啥就干啥。在办公大厅的工友，分别服务于自己股，负责扫地，擦桌子，倒字纸篓等，职员下班走后，他们赶紧扫地，干完了好下班。上班的时间听吩咐传送文件，拿大茶壶打开水，随时查看哪个职员的茶杯需要续水了，赶紧满上。好像这些工友也是原来大兴公司的老人，不论干啥无需交代，拿起来就走，熟络的很。

        我和迟殿荣干的活是职员，身份是临时工，没有工友给我俩倒水，我们也不给别人倒水。

       每逢节日公司职员会餐，总务股长张廉彬组织，由工友负责端盘子上菜，还有在席间，撤吃空了的盘子碗，就是现在餐馆的服务员的活都得干，我和迟殿荣在服务人员的名单中，但是我就是不干。我心想，工作时间我和你们干的一样的活，能力也不比谁差，凭什么要我伺候你们，干那低人一等下三滥的活，心中有所想，行动上必然就有所表示，我不干迟殿荣也就不干。就等职员们吃完了，工友开饭时上桌吃饭。

       在工友中，出纳股的最累。当时通货膨胀，存钱的竟有背口袋甚至扛麻袋的，一天收进的钱款，有多大一堆，不难想象。那时没有现在运钞车取款，都是各银行自己往中央银行金库送，搬上搬下全体力活。

       工友班长杨德山是回民，脾气挺横，工作时间就敢在大厅里喊，谁敢找我不顺当，我就当八路去。听意思他也不知道八路军是怎么回事，但肯定认为八路军厉害。一个礼拜天，他和我商议咱打平伙吧，我买牛肉，你炖。我说行。因为我住警卫室烧的是公家的煤，他买了13斤牛肉，2斤豆油，我把肉切块放在大锅里，把2斤油也都倒锅里，上火炖牛肉，肉香油更香，那油里炖的肉其美味还用怀疑？可是炖了好长时间，肉怎么炖也不烂，一股子生豆油味，快中午了杨德山来了，尝了尝，说这肉谁也吃不了，回头他如何把等着吃肉的那群人打发走的，我不知道。肉只好让他端回家了，买肉的钱怎么解决的，我也不知道了。

       从前在家就没有炖过牛肉，做饭有妈有姐，在绥化买卖家有专职大师傅和二师傅，都是科班出身，拿现在的话讲都有厨师资格证，所以除了念书，从来就没有上心过饭应该怎么做，纯粹是没有文化的书呆子一个。

       经理的司机叫李家珍，大个小眼黢黑，头发自来卷，身体倍儿棒，听说是印缅远征军退伍的，媳妇不知是从那个妓院从良出来的，会唱京戏，旦角。不论谁家有大事小情都要去参加，去了必唱，尽管唱的一般般，但唱者自乐其中。李家珍开车，一旦遇到别的车辆行驶有碍于他的时候，必定是一个急刹车，开门下车，朝着对方一句狠狠国骂，然后再钻回车里，一脚油门疾驰而去。一副地道的美国大兵派头，其实他停车这空挡，人家早已走远。

       工友中，说话时不时的有句俄语，有些常用物件还用日语，比如小水桶俄语叫“维达罗”，这词东北人常用，电工老钟就用日语叫“把盖子”。

       1955年，肃清内部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当时我在上海市委财政贸易干部学校当助教。一天，有两个搞外调的人找到我，直问：“长春信托局谁是特务?。” 这一问题让我郁闷至今。人家谁是特务会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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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6)
       马专员撤退

       我进信托局不久，就到了马专员说的职员考试日期，要求学历初中毕业，所有表格都是马专员给我填的，毕业中学填的是保定育德中学。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中学。刚刚准备停当，上海总局来电报：职员考试，禁止工人参加。马专员非常遗憾的和我说：张一，我挺对不起你，另谋高就吧。我心想连低就的地方都没有，饭都吃不上，何谈高就。我说，暂时我也没地去，如果可以，还是在这里先干着，慢慢的等机会吧。这是1946年的4月。

       一年前的4月，苏联红军撤离长春后，东北解放军周保中部队进攻占领了长春。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不久大举北进，又于5月22日主动撤离，全体弃城而去。撤退后在东北农村进行大规模土改运动，时隔一年，形势逆转，八路军占领了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际上只是占领了几座孤城和部分交通干线。事实上长春已被战略包围，再度开战也就是哪一天的事了。

       大概在4月的下旬，上海总局考虑大战在即，同时购料股等大宗业务都已经停止，所以让这些大员们尽早离开战区，先是邢必信郑通尺两个经理飞了。

       没过几天，马专员接总局电报也要飞回上海。马专员走之前，找到我：张一，搬到家里去住吧，我要走了，帮我收拾一下东西，我走后家中的一切事情你就费心了。

       我在马专员家的厨房搭了张床，先住下。帮他们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不日，就跟局里的车送他们到飞机场。

       长春飞机场在城西大房身，送人的汽车可以直接开到飞机跟前，翅膀子底下。好大的运输机，机肚子下边，可以随便走人。上机的梯子大概有20多蹬，飞机的舷窗边分别有20多个简单的座位。要走的人找座位，送机的人一趟一趟的往上扛行李，你上我下，乱乱哄哄，中间空地都是行李，随意堆放。机场没有安检、没有行李员、飞行员也还没上飞机，驾驶室的门就那么敞着，我扒头往里看了看，除了一大片的仪表，啥也没看出来。马太太说，这张一好奇心还挺强。

       飞机中间的货物堆得老高，七长八短，龇牙咧嘴，也没人整理，我心想这要是赶上有个车辙一侧歪，还不把边上坐的人砸喽，后来自己想想挺好笑，天上没车辙。

       待所有的乘客和货物上完后，关舱门，上跑道起飞。我和司机眼看着飞机上天，可是飞机没有直接飞走，转一个圈又回来了，在刚才起飞的跑道上低空飞了一段才拉高远去，我们顺着飞机飞行的方向看跑道，两条深深的车辙把跑道下面足有水桶大的基础石都轧翻上来，很可能飞行员感觉到起飞时有异样，特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显然，飞机是严重超载。估计飞行员事后回忆起也要后怕。

       马专员夫妇走时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我把家里衣柜中的被褥，衣服等物品全部打成大包，等待局里安排发运。收拾完后只剩下大件的家具，因为这些是公家随房子配备的，属于马专员家的私有财产只是几盆花草。我又写了一封信夹在行李中，告诉他们，花草我都浇了，虽然我不知道哪盆叫什么，我说明了在什么地方放着的，什么形态。

        给马专员空运行李，总务股事先办好了手续，我又一次到了飞机场，看到的场景比上一次见到的更加混乱，行李包还是我们自己扛上飞机，没人管。人、车、货乱作一团，和电影上演的一样，人们在拼命的往飞机上装东西，差的就是枪炮声和地面追击人员的呐喊声。

       大战在即，普通老百姓相对淡漠，但达官显贵对时局的发展异常敏感，人命值钱，身外还有钱有物，所以急于逃离这是非之地。出去是为了生存，目的地的情况并不是十分明了，所以一些生活必需品能带的全带上，以备不时之需。皮箱，柳条包，布皮包袱，口袋、麻袋、瓦楞纸板包装等等，形状各异，大小不同，让场景混乱的视觉效果更加强烈。

       做完马专员家的善后事宜，我就在他的别墅住了下来，想的就是受马专员之托，看房子、打扫卫生、浇花等等，从不懈怠，说不定人家没准哪一天就回来了。时隔不久，隔壁西院的张彦博主任也举家飞往上海。

       马专员走后时间不长，我被调到大厅存贷股，负责汇款。当时工作量非常大，虽然忙累，但有工作，并得重用，已经很知足。

       长春的5月天，已是春意盎然，小院中的两棵大杨树，风动树叶沙沙响，因为没有人气，这响声透着空寂和凄凉。下班后，里里外外就我一个，空空荡荡。除了孤独，寂寞、更多的是迷茫。

       马专员再也没有回来。等我再次见到马专员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年了，在上海。

燕山石

那时普通老百姓很难到机场，更别说到驾驶舱了。

燕山石

说来是时过境迁了，到新疆机场，安检，脱鞋、解裤带，拉杆箱一律托运。

幸福购小米

四行两局一库~~~

近来文章越发精彩，老先生的经历具有传奇色彩，是一部电视剧的好材料。加油呀。

添添快乐

过奖了，谢谢鼓励。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7)
       办汇款

       中央信托局派来的接收大员：两个经理、马专员、张主任等都先后接总局的电报飞离长春。此时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已经降级为办事处，业务转交给原来的大兴公司的总务股长孙积善全权负责，搬进了马专员的西隔壁，也就是过去张彦博的住所。时间不长，孙积善也离开长春去了北京，原来存贷股长李长库代理办事处主任，住东隔壁。

       机构名称降级，但业务并没有减少，尤其是存贷股的汇款业务。因为长春城被围后，基本生活物资，尤其是粮食已经断绝了来源。有权的，有大钱的人都先走了，那么有小钱的，就是普通老百姓何尝不想离开这被围困孤城。现在八路军是只围不打，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达到“困”的效果，困到什么时候再打，战争的胜负如何，谁也没谱。能走掉才是上策，所以需要先把款汇到关里。这也是前文说的存贷股忙累的原因。

       长春到吉林铁路还在通车，是因为当时国民党60军还在吉林市驻守，其他铁路全都扒了，如果是官方的只有飞机和电报还可以和外界进行联系。汇款已经没有了汇票，全是电汇。

       我在存贷股负责电汇开单业务，就是按客户填写的业务申请单，再开一式四联电汇单，一联存根，会计记账存留。二联出纳记账，收款后，收讫盖章。三联电报，电台发报依据。四联 客户留存。复写纸复写，那时没有圆珠笔，用一种很硬的铅笔，最上边的存根联的字迹都得对着光看能才清楚。

       前文说到，大厅内办公不分窗口，一拉溜的柜台，大约60公分宽，齐胸高，柜台内地面高于柜台外，里头坐着的人和外头站着的人可以平视。但柜台里的人站起来的时候，外边的人就得仰视了，表面上看有点高高在上，实质上这样设计的目的，可能是要显示某种威严。

       汇款的人排着大队，人人大包小裹，口袋、麻袋装钱是常事，队伍一直排到街上。队排的总体来看还算规矩，但是一到柜台跟前还是乱作一团，虽然也有挎着没有子弹手枪的警卫咋咋忽忽维持纪律，但收效甚微。我的办公桌距离柜台还有一个空档，每一个挤到前边的人都尽全力把胳膊伸的最长，最理想的长度是能把填好申请单直接塞到我的手。一般情况下，都是接过离手最近的一张，而另一只手在准备一份空白单，我想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无误的填好他们的电汇单，递回他们的手里。虽然汇款有好几道手续，但是我这一步是最关键的。快，正确是前提，先要写对，在对的基础上再加快书写的速度，在福和昌练就的基本功，再一次派上了用场。

       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除了仰脸求人，就是低头听训。深知世道的艰难，所以对弱势人群有一种本能的同情，总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更多的人。没有多高尚的情操，凭良心办事，认真、敬业。是永远不变的做人原则。

         那时也有朋友找我走后门，大都是关里人，做买卖的，只要卖了货，收了钱就急于汇回关里。他们想把钱送到我家来，让我给直接办，我坚决不同意，首先我上班忙，没时间，更重要的是那么多的钱放在我的住所，算怎么回事，说不清楚。后来他们也去大厅排队。我能做的，就是从诸多攥单子的手中，有选择的把他们的单子先接过来，并装作若无其事，回递时，也例行公事的说一声：去出纳股交款。

       来找我汇款的有赵菊人。赵菊人是我的老乡，玉田虹桥人。我在绥化时，他在庆城一家粮栈吃劳金，后来他到哈尔滨一家批发商店当推销员，他到福合昌推销货物，我们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一天，赵菊人又带来了一位很绅士的先生，比我大有个4、5岁，大高个，四方脸白镜子，大眼珠，双眼皮。名叫马奚如，经介绍知道原来也是在庆城做粮食买卖的，家是保定南边的哪一个县的忘了。通过汇款我们相识，因为话语投机，后来成了非常好朋友。

       常找我来汇款的人还有刘少伯。宁河人，家境殷实，在哈尔滨开了一家叫同丰号的批发商店。他是账桌先生。张德礼曾在他们那当年轻的。

       还有一个人叫齐占一，曾在吴梦九大舅的同德隆吃劳金，他也因汇款的事来求我。这些人都没有想到，那时候在绥化福合昌不起眼的张德义竟混的如此的显赫。

       当时的形势，人们的眼都红了，一个人在做，无数的人在看。总这样也不是个良方，后来下班时我就把空白单拿回家里，先填好，第二天大厅开门，交他们直接去出纳股交款就行了。

       在汇款的流水线上，我是第一道工序，拍电报是最后一道工序。每天我都下班了，电报室还有一大摞电报没发。我曾问电报员：今天都发完呀，他只“嗯”一声，继续他的工作。

       报务员叫高原，是从国民党部队上退下来的，很专业。人耿直，非常敬业。后来我也曾问过他，这些电报是不是都发出去了？他说，昧良心的事不是咱干的。

       我们俩关系不错，我离开长春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后经多方打听，至今无果。

       电台室的工友叫毕守章，山西人，小个，小脸，有点拱肩，为人厚道、诚实、热情。1948年他先于我到北京，在北京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前进人生

非常生动。

刘凤悦

添添快乐 发表于 2012-11-13 17:44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7)
       办汇款       中央信托局派来的接收大员：两个经理、马专员、张主任等都 ...

      “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除了仰脸求人，就是低头听训。深知世道的艰难，所以对弱势人群有一种本能的同情，总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更多的人。没有多高尚的情操，凭良心办事，认真、敬业。是永远不变的做人原则。”
       这就是善良、正直劳动人民的心声，您的心声引起无数人的共鸣。谢谢您奉献的精神营养。这就是 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源头。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8)
    程庆丰保媒

       一个礼拜天，纯庆茂商号的掌柜程庆丰又来了，说：今没事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看个老乡。我肯定要问：上哪，他总乐，哼哼哈哈。不说整齐话。走着走着到了火车站，我还问，一向多言多语的他，少有的话迟，别问：跟我上车。车到长春东的卡伦站，程庆峰一拉我，下车。他前头走我后头跟着，下车后往北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往东有一条稍像点样街道，两旁有些小商户。在一家铺子找到了杨继纯，然后我们一行三人又往东走，过了一条河的木桥，更显空旷，周围房子散散落落，土墙草房，很矮，有点小半地下的意思。越走人家越少，好像是一个大河套，地势比较低洼，远看有孤孤单单的一户人家，我心想，这要是一下雨还不让大水给淹喽。

       走到跟前，没院，孤零零的三间草房，不远处有些玉秫秸攒子，乱乱糟糟。房子从西边那一间进门，因为屋里头比院子地势低，一迈脚咕咚一下子，有大锅台、水缸、盆碗瓢勺，和关里家的堂屋一样。

       右转进了中间那屋，屋南面有炕，北面是大板柜，墙上挂着水银镜子，靠柜是长条板凳，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炕上坐着个老太太、两个姑娘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绣花，地上有一个老头在摸摸索索的收拾着什么东西。我们一进去，杨继纯就指着我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也是关里人。炕上的人都忙着下炕，让座、端茶倒水，全是关里口音，果真是老乡。

       程庆峰管老太太叫大妈，这言来语去的话多了，我才弄明白，这是他纯庆茂买卖的合伙人杨继纯的家。家中老人是杨继纯的老爸、老妈，中年妇女是杨继纯的媳妇，程庆峰叫他三嫂。老太太特意介绍了两个姑娘，指着比较白净秀气的那一个说，这是我侄女从西安县（现在的辽源市）来的，又指着另一个说这是我老闺女。姑娘媳妇们客套了两句，就出去张罗做饭了。

       他们唠的差不多了，话锋一转，老太太开始问我：多大啦、家是哪里的，家里都有啥人等等。我没解其意，因为是老乡吗，那可不就是这些家常话呗。接着又说我们老丫头和你同岁，接下来与老丫头有关的内容有说了不少。三嫂找机会就插话，老妹妹如何如何的能干，我还没有往心里去。

       时间不长，开始放炕桌子，准备吃饭，三推两让的就把我安排在了炕尖上，老头、老太太、程庆峰、杨继纯作陪。一大桌子的菜，非常丰盛，菜品也不是一般寻常百姓家食材。这时我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姊妹三个端完菜也不多语，都拿碗盛饭卡炕沿的，站着的，就在一桌吃饭，无拘无束。席间三嫂说了一句：张一，你就答应了吧。当时就把我说蒙了，第一，没想好该不该答应，第二，如果答应如何回答，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中啊，好了长，不好了短。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本来介绍对象，相亲，是一个挺郑重的事情，也是个好事，谁都不解，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何尝不想有个温暖的家，想想还有在长春一中念书，在零下20多度都不生火的大教室里住宿的三弟，比我还需要有个照顾。可我，家境贫寒，本人无正式职业，朝不保夕，单身的自己，还带个弟弟在长春念书，并且一直没断过自己的念书梦。如果要结了婚成了家，我拿什么养活人家。拖家带口，我所有的希望都得破灭，结婚对于我来讲就是坟墓。

       所以，我在当时我就没有结婚的念头，更别说求人帮助介绍对象，程庆丰就是看准了我，所以不明说，就先把我骗了去让他的大妈先看看。

       老太太三儿一女，大儿子大号杨继贤买卖人，二儿杨子恒在沈阳华新公司当经理，三儿就是程庆峰的合伙人杨继纯，闺女是老疙瘩。三个哥哥都做买卖，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好，吃喝穿戴三个哥哥尽力供应。虽然娇生，并没惯养，本人又比较要强，缝新的补旧的，织毛衣做大鞋，洗洗涮涮，就是家常饭菜也做得有滋有味。三个嫂子已有的孩子，都是她帮着拉扯，因此在家中说话挺占地方，脾气大，嗓门更大，得理不让人。当然也不排除哥嫂们刻意让着老妹妹。比如，不论哪个哥哥回家一定要给姑嫂们带礼物，如果是每人一个戒指，老妹妹一定要多加一副耳环。

       当时24岁不嫁，也算是大女了，哥嫂们没人敢提找婆家，谁提马上翻脸，据说从小就喜欢上姑子庵，找小尼姑玩，羡慕他们的清心寡欲生活。总说：绝不学他的三个嫂子，嫁人，生一堆的孩子，从此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再加上卡伦那个地方，虽然不是穷乡，但肯定是僻壤，嫁到这个地方别说是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就是认为该嫁的家人也不认可，更何况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一个可嫁的人选。这个不想嫁人的杨家老妹妹，是我老伴，叫杨宗荣。

       24岁的我没娶，也让杨家心怀忐忑，会不会老家有人。老太太把心存的疑虑，说给了她最信任的二儿子，商场上阅人无数的杨子恒回答老妈：“人挺老实的，不像。”

       一个不想娶的我，一个不想嫁的她，在双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这么一个热心的程哥，安排进了这么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相亲。估计这出相亲戏，真正知道内幕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后来的舅哥杨继纯。

     据说把这个一心想当尼姑的人说转，废了相当的口舌，好像她那漂亮的堂妹杨桂芝功不可没。

添添快乐

刘凤悦 发表于 2012-11-13 19:47
“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除了仰脸求人，就是低头听训。深知世道的艰难，所以对弱势人群有一种 ...

受之有愧，却之不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