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琐记——我的回忆【原创】

"虽然娇生，并没惯养，本人又比较要强，缝新的补旧的，织毛衣做大鞋，洗洗涮涮，就是家常饭菜也做得有滋有味。三个嫂子已有的孩子，都是她帮着拉扯，因此在家中说话挺占地方，脾气大，嗓门更大，得理不让人。当然也不排除哥嫂们刻意让着老妹妹。"
文字简洁，但刻画细腻。一个人物就这样活脱站在读者面前了。好。
但“席间三嫂说了一句：张一，你就答应了吧。当时就把我说蒙了，心想我答应啥，憋了半天说了一句：中啊，好了长，不好了短。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觉得不好理解，既然老先生不知道答应啥，为什么又说好了长不好了短的话呢。当然这是一个读者的角度。还请老先生海涵哟。

添添快乐

游客 124.205.132.x 发表于 2012-11-15 10:45
"虽然娇生，并没惯养，本人又比较要强，缝新的补旧的，织毛衣做大鞋，洗洗涮涮，就是家常饭菜也做得有滋有味 ...

谢谢网友的启示，再补充“第一，没想好该不该答应，第二，如果答应如何回答。”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89）
      结婚

       相亲结束，我还是没太拿当回事，木讷的很。程庆丰这回来的更勤，催我赶紧的定下来。我也没说不定呀，催的回多了，这我才想起：要定是要有所表示的。在信托局的楼顶上，那里没人清净，方便说话，我就把手上戴着的一个是山水形戒指摘下来，递给他。他一会都没迟疑，蹬蹬蹬下楼，不见了踪影。我想他一定是给老太太立下了什么军令状。

       事情定下来后，杨宗荣就住在了长春市里黄河路，他老哥杨继纯的纯庆茂商号，星期天我过去，和杨宗荣说，走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其实也是想互相了解了解。附近有个特别大的破烂市场，东看看，西瞅瞅，就事论事，也没聊啥实质性内容。出去也没几回，我那准大舅哥就发话了：这也不结婚算怎么回事，语气中带着十二分的不满。

       说到结婚，丈母娘、妻妹杨桂芝都来了，娘几个就在马专员的别墅卧室的木地板上，做行李被褥。我只管上班，一切随他们安排。

      婚礼酒席由程先生全权安排。1947年5月18日是一个星期天，在头道沟找了一家饭馆，摆了3桌酒席，男方就我和三弟两个人，其余的都是杨家的亲戚朋友，除了杨家的几个至亲，别的人我全不认识。那天还赶上我加班，和我们股的戴先生去丈量信托局接收的一块房基地，快到中午我看了看手表11点了。我说戴先生我有点事想先走，他说：走吧，我也走，下午咱也不来了。赶到饭馆就开席，我也不懂个啥礼节，还是杨宗荣比我强，举着酒杯“感谢，亲朋好友……”我也不会说个啥，跟在后边哼哼哈哈。吃完饭，我说，程哥我还有事，先走了，剩下的事你还得费心。他说，这是你结婚，怎么都让我操持。我调侃他一句，等你结婚了我替你操持。我知道他早成家了，老婆在关里。

       出门我雇了一辆马车，拉着媳妇和弟弟一直就回到了大兴公司的住所。

       这前前后后，都由程庆丰全权办理，结婚花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只管往外掏，无需计数。

       婚礼后的下一个星期六，1947年5月24日，我们去照了一张相，也算结婚照吧，别人家照结婚照两个人，我们照的仨人，多的那个人就是德智三弟。我穿白西裤，“中华立领”。三弟是美军的，黄色衬衫领带。宗荣旗袍外套着一件织花纱的长衣，颜色是介于粉和黄之间的，相当漂亮。这件衣服，在文革期间，曾多次被儿子拿到亮甲店中学，穿上演王光美。
       现在这件衣服，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之面料是真丝的，虽无鼠咬但有虫吃，色彩也没了当年的艳丽，可却它承载了我很多难忘的回忆。

       我结婚没有告诉信托局的任何人，怕麻烦人家。时间长了就有人问，你家住的大姑娘是谁，回答，我表妹。后来自然而然也就没人“关心”了。

       我们结婚后，卡伦镇的岳父、母总会找到进城的人，把乡下的时令果蔬、肉蛋送到家里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卡伦街上理发的“李大个子”和杨家关系不一般，岳母找他给我们送东西：给你老妹妹送东西，多前儿走哇。去与不去没商量，需要定的就是走的时间。从火车站到我家有3里的路程，扛着半麻袋的鲜瓜水菜，在院墙外就开喊：老妹妹，老妹夫。我们叫他李大哥，每个礼拜至少来一次，成了常态。哥哥们有空也来看望，逢来必给老妹带些应时的东西。

        三弟，从此不再去学校寄宿，住在厨房。
       我，工作得心应手，钱不少挣，光鲜体面。
       住的，是马专员家的别墅。
       粮、油、煤、劈柴等是由信托局自己合作社集中采购分发，尽管是从工资中支付，但以信托局的实力，肯定是东西最好，价格最便宜。只需说一声家里有人，就直接给搬到屋里了。

       每日早晚两餐，有稀有干，荤素搭配，虽是家常便饭，但做的非常可口。早晨豆油葱花炒饭，尽管当时都是叫文化米的高粱米，机器加工、大白高粱的，做出的米饭和大米没啥两样，很香。另装好一饭盒，放进书包，给三弟带上。

        除了衣食无忧，在自己有“家”的同时，还得到了岳父母和妻兄嫂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尽管这是远在他乡，但那段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时光。

       婚后不久，我又搬了一次家。总务股找我，让和前排电台室的陈台长调换一下住所，因为前后排外部建筑格局虽然一样，但内部装修，后排比较高级，电台台长住高级的理所当然。
       我也挺合适，前排只我一家，房子都空着，可以随便放东西。

       程哥来的更勤了，因为他把商号兑给了我大舅哥杨继贤，没事干，每天来，来必吃饭，饭必有酒，时间长了，熟不讲礼，我们之间说话也很随便，三弟是个孩子，言语更没轻重，有时把阿Q精神用在他身上，他也不计较，依然我行我素。后来他把出兑商号换来的几千斤高粱米，有十几麻袋，垛在我家的一间小屋，等全部卖完了，大概是1948年4月份，长春被彻底围死之前，回了关里。记得一个细节，临走时穿的是一双白球鞋，为了装扮的落魄，伸手从灶膛里摸了一把黑，蹭在了鞋上。70年代文革后期，他曾到我老家韩家林寻访，三弟有见。

       世道不太平，小家的祥和不可能长久。 那时，谁也想不到，前头会多宽的沟，有多高的坎在等着你。

文字干净利索，没有那种可有可无的虚词形容词，读起来顺畅且朗朗上口。
但还有一些意犹未尽之处：
1、结婚是人生大事，笔墨是否还嫌太少？比如场景什么的。
2、老先生对其它人都有细致的描述，可对自己的老伴却惜墨如金，难道您还不好意思么？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不能说不是个缺憾呀。呵呵，请您见谅。

添添快乐

游客 124.205.132.x 发表于 2012-11-16 11:09
文字干净利索，没有那种可有可无的虚词形容词，读起来顺畅且朗朗上口。
但还有一些意犹未尽之处：
1、结婚 ...

       网友所言极是，结婚确为人生大事，但我的“婚礼”实太过简短，我11点钟结束工作，步行3里多路，等我到达，客人们已候多时，还没等我坐稳，人们就开始吃饭，我进去后都没人介绍，因为也无需介绍了。然后就是杨宗荣举着酒杯，“感谢，亲朋好友......。关于老伴，是想接着上传照片，所以没着笔墨，因网络问题，没有连上，让读者失望了，抱歉。

添添快乐

我的结婚照

燕山石

岁月不饶人，照片至今已65年。闲时翻翻老照片很有情趣。

添添快乐老兄：每次看到新帖，都能给人新意、享受，这是几十年写作的功力使然，难怪博得很多网友的赞赏，祝贺祝贺！小说写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老人独特的经历，平实的语言，严谨的逻辑，让人称道、佩服。确实是一部电视剧的好素材。倍加珍惜。祝老人才思泉涌，健康长寿，阖家幸福！程云瑞

游客 60.2.39.x 发表于 2012-11-21 11:28
添添快乐老兄：每次看到新帖，都能给人新意、享受，这是几十年写作的功力使然，难怪博得很多网友的赞赏，祝 ...

云瑞老弟过奖了。多年不见非常想念。常思当年在文化馆小楼上，谈古论今，说文评艺，畅快胸臆，至今想来真是人生一大快事！盼哪日重逢当一醉方休！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0）
     抓 兵

国民党有完整的兵役制度，什么平等、平均、平允“三平”原则，什么免役、缓役、停役规定等等，无一条款不说的冠冕堂皇。到了1948年的2月，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国军收复地区兵员征集暂行办法》，规定凡年满20至35岁的壮丁，一律征集入伍。
在当兵这事上，信托局里就是迟殿荣我们俩人关注，除了适龄，且壮丁，更主要的是临时工。兵役行政虽然是军事行政，具体执行兵役事务的还是各地方政府，具体到与我们个人有关的政府代表人就是甲长。
民国保甲制始于国民党在江西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介石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1931年6月先在江西试行。《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1934年12月，保甲制度由“剿匪”区推向全国。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 每一保甲长均兼政治警察的任务。
我们那片的甲长姓吴，就住在宿舍院的临街房，隔三差五的就碰上。吴甲长中溜个儿，长瘦脸，带着点文绉绉的。我和迟殿荣两人，隔一段时间，就请他吃个饭。我俩儿赔着笑脸，那吴甲长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喝酒滋儿滋响，一口酒一口菜地吃个欢。我心里不住地起烦。请了几次，相安无事。时间一长思想就麻痹了，实话说也有点忘乎所以，就不想再拿他这个甲长当干部。我出的馊主意，不请他了，我自作主张先把自己的家“遣散”了，让媳妇住到了大哥杨继贤家，三弟安排到了纯庆茂商号，我自己又住回信托局的警卫室。迟殿荣没家属，也从宿舍警卫室搬到了机关的收发室。目的是让吴甲长看不着，心想在信托局这么大的门口里，一个小小的甲长还能奈我何。
住回信托局的第三天夜里，当当有人敲门，警卫出去开门，进来两个穿军装的后边还跟着警察，有兵役证吗?警卫回答有，拿出来看看，军人看完后递还给他。我一看大事不好，在盘问警卫这空我就上了办公大楼的顶上，在楼下没找着人，当兵的就上了楼顶，我一看没路了，只得跟着下楼，这时看见迟殿荣也在。结论，没兵役证走吧。随后把我俩交给了身后的两个警察，不捆也不锁，警察也不横，我们俩走中间，警察两边“护卫”。一会就到了西三道街的警察局。进了一个大房子里头黑咕隆咚，挺长一大排木头栅栏大约10公分的间隔，15公分见方的木头排成，来了一个人，拿钥匙开锁开门，进去吧。 来的时候街上有路灯，咋一进里头，挺黑眼睛也不适应，知道里头有人，用手摸着找了个靠墙的空地，挤了挤就坐了下来，问边上挨着的那个人是什么案子，回答偷盗，他又问我，回答是抓兵。
这人害怕是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了事情以后如何处理，有空给自己出难题，并不能得到解答，因此怕。我坐下来后，心里反到不怕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没有转机，最坏的结果就是当兵。第一，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名人都是当兵的出身吗，比如蒋委员长。第二，神经衰弱的毛病，没准当兵还会好了。第三，当兵也不是就一定死。实在没辙了自己就用阿Q的精神安慰自己。时间长了，琢磨琢磨不是那么回事了，家中还有“妇孺”呢。
天亮了，顺着栅栏对面的墙上那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上透进来的光线，拘留室是大约7、8平米，靠墙角有一个方的水泥池，关着的人就在池子那儿大小便，屋小人多，腥燥味熏人一跟头。三面都是厚厚的水泥墙，这是这一大排隔间中的一间，水泥地面麻麻扎扎，48年的3月，天还很冷，人们都穿着棉衣，天寒心更寒。
大约上班的时间，同牢的人都陆陆续续的提出去了，只剩迟殿荣我们俩人。有10点多钟，宗荣和三弟来给我送饭，宗荣话还没说就开始嚎啕，大哭不止，很难劝慰，因为这对于她无异于塌天大祸。迟殿荣没有家室送饭，自然和我同吃。同时还和三弟提了一个不知是否算作奢侈的要求：“给我弄个枕头来”。
家人来送饭肯定是从信托局那里得到的消息，那天下午宗荣和三弟又来送饭，怕我在里头受罪，菜里还有肉。旁边的人偷偷告诉我：“别让家里送好吃，看出你有钱，就更不放你了，向你多要钱。”带来了有人在外边解救的信息，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依信托局的实力，办这事应该是小菜一碟。                                       
宗荣告诉我，本想把结婚的戒指卖掉，好筹措些钱赎人。张彦伯主任说，别让人家卖戒指呀，还是局里想办法吧。我心里还是挺感动的。又一想迟殿荣没家没业，只能靠信托局了，张又是迟的亲戚，救张一迟殿荣两个人，张主任更好说话了。第三天，信托局的张廉彬来了，警察开了栅栏门说，没事了，走吧。出门上了局里的卧车。回来张廉彬告诉我们，局里赎你们一人25万（东北流通券），从以后的工资里扣。好像也多长时间就还完了。不过这钱没白花，我们也有了“兵役证”，从此不再怕抓兵。
   “兵役证”顾名思义就是曾经服兵役的证明，据我所知信托局报务员高原有名副其实的兵役证，其他人的证都是买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买一个不就没事了，可当初25万也不是一个小数。
我没有证据，确定是吴甲长告的密，因为那时国民党抓兵是经常的事。奇怪的是，从此再也没见到吴甲长，只是怀疑他有意的躲着我们。信托局不是简单的一般的什么单位，在这么短的三天里，能筹措那么多的钱，把这两个人赎出来，他也不明白我们有什么背景。因此害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害怕可能的严重后果，也只能躲了。
张廉彬不知为什么，从看守所里出来，直接到信托局大厅，他让我们俩人绕场一周，我们俩人几天没有洗脸洗头刮脸，头发乱糟糟，胡子拉茬，一身酸臭味，这副狼狈像让许多人忍俊不住。好多天成为大家笑谈的话题。
被抓的第一天，三弟送完饭去了信托局大楼，见到了张廉彬，他和三弟说，你哥的事我们正在办着。三弟只是应了一声，便急忙回家。回忆起此事，年逾8旬的三弟至今内疚不已，那时真是少不更事，那么大的事情，可以说是救哥的命，我竟连声谢谢都没说。今天想来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孩子，遇到了这么大的变故，谁能苛求他什么。

燕山石

小时经常听大人们讲到抓兵的段子，原来如此。那时只是听个大概，大人讲的不能全部理解，但很是恐怖。

燕山石

文革时会上批斗的“伪保长”即是文章中所说的“十甲为保”了？“联保连坐”何意？

燕山石

云瑞兄现在唐山？在高就还是退休？前年在唐山过春节，从老鹤处要了电话，打了手机说是空号，只好作罢。有机会聚聚吧。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1）

    德礼失踪

德礼从那次给德智送衫衣后,就再没有见面。我本想去他所在的驻地看看他，终还是没有去成。过了不久，就听说他们新一军向北开拔去了松花江。时不时听到前线国共两军激烈开战。心里非常担心。可到哪里去打探消息呢？结婚后，日子稍稍平静后，我多方打听，有人说看见王易新了，我和德智抽了一个空儿，到原来他的住地找他。没想到王易新还真在。

王易新在地方部队当上了营长，但像他们那样的杂牌部队到新一军都得降职，不知是什么原因，王易新并没有参加新一军。

王易新已经没有原来的慷慨激昂了。大概是不顺利，心情低落的很。

上次和王易新见面，只有我一个。这次带着德智，王易新的媳妇问这是谁？我说是我弟弟。王的媳妇也正病在床上，她问，你带着弟弟，吃饭怎么办？我笑笑说，找了一个做饭的。她恍然大悟，噢，你结婚了。

王易新看我心急火燎的样子，安慰我说：“德礼没事。”他说他们当兵的都有预感，谁要是将出事，死前都会有明显的征兆。所谓的“挂像儿”他说：“张德礼没事，我看他没‘挂像’。”

对于王易新的“挂像”说，我将信将疑，但心里还是平静了些。

王易新老于世故，真要打仗要死人，他肯定想尽办法摆脱险境。他没有参加新一军，肯定是想了法子，或是抱病，或是拿他媳妇说事。张德礼则和他正相反，不怕死也不知躲避灾祸。也许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呢。

二弟在家的时候老是让妈担心。日本子围攻，把庄稼人都轰到大庙，别的人都弯着腰，低着头，想方设法躲到别人后头。张德礼偏不，他本来个子比别的同龄人高，还昂着个脖子，往人前站。妈担心死了。时不时地数落他一顿。他一点都不在乎，有时还要说，：“我想投投去。”投就是投八路军去，那时候八路军特缺人，只要去肯定就当上了。那个时候常到韩家林的工作人一年就得换一茬。老百姓管八路军的地方工作人员简称为“工作人”。能活到胜利的微乎其微。

一次，他说：“妈，夜里放哨我不去了，我有点头痛。他们来找，就说我不舒坦。”妈只有那次高兴了，德礼终于知道保护自己了。

碰到认识德礼的人，我都要打听看没看到他。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俩去小泉逛庙会。小泉的娘娘庙会是农历的十月十五。四天庙会唱四天大戏。有一天，马庆我们三个没看戏，上了小泉山的娘娘顶。马庆与我同村同龄同学。娘娘顶是附近山的最高峰，我向往已久，娘娘顶上是一块平地，往南一望，阡陌如线，车马如蚁，几十里尽收眼底，韩家林的“二栢单八杈”看得清清楚楚。再远处还能看到内官庄、张各庄、大小辛庄。

下山的时候，马庆侧着身，后仰着向下跑，跑的飞快。我没有那胆量，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德礼没有经验，跟着马庆向下直冲，结果收不住脚，脸朝下跌下去，搓出去好远。我扶起他，看他脸都搓坏了，满脸是血。我心里害怕，到家这顿打是躲不过去了。

德礼脱下马褂子，擦了脸上的血，然后又用褂子包住头脸，到天大黑才进家。爸妈黑灯瞎火也没注意。我俩赶紧找个旮旯睡下，妈还说：“这俩孩子今儿个是累了，怎么这么老实？躺下就着了？”第二天我偷眼看他，脸上的伤口，已经定了痂。那时候孩子脸上常带些花，没人问你是怎么弄的，爸妈根本就没在意。

德礼没消息，有一次我梦里见到他，竟是满脸的血。醒来心想，德礼怕是真没了吧。

过去了好长时间，打听到有人说，张德礼死了，说是傲上，让当官的借个由头给打死了。

后来又听说，张德礼他们被俘了，别人都认打服输，他偏不，大骂不止。临放的时候，那几个人都放了，问到张德礼，一个八路军当官的说，不用等你们的伙伴了，已经枪毙了。

第二个传言我不太相信，八路军不枪杀俘虏是有名的，张德礼也不可能被俘了还大骂不止吧，他也不就是个当小兵的嘛。

这些个传言，都不是第一手资料，都是这个听那个说，那个又听另一个说，到我耳里已经是第三手、第四手资料了。可信度差了很多。多少年想找到一个亲历者，可都没有碰上。事情过去了七十年，还能有人知道么？

张德礼就这样失踪了。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多少人都失踪没了音信。国民党军有，八路军胜利了，也不是有好多烈士没有留下姓名吗？有多少没有留下姓名的人，就有多少亲人失踪的家庭。我想起长春四·一四巷战把死尸垛成马蔺垛，排有一百多米的一行。又谁知道他们姓字名谁呢？

就韩家林村来说，甚至就是拿后街来说，东院的老吴家有，桥子南的老王家有……这些人都湮没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了。这是每一个家庭永远抹不去的痛苦，也是那个时代的痛苦呀！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每一分钟，每一呼出一口气都是顺畅平和的。我每每想到，德礼，我的二弟，你要活到现在该多好呀。

添添快乐

百年琐记——我的回忆（92）

家里变成临时难民所

原来没有家，来了朋友也就是聊会儿天拉倒。自从成了家就不行了，总不能不近人情地连句往家里让让的客气话也没有吧：“到我家吃了饭再走吧。”原来的那些伙伴都是认为张一弄好了，“怎么还结婚有了家？”你弄好了吃一顿是应当应份的事，所以都不客气，正好到家看看张先生的内掌柜什么样儿？
眼见得八路军在北面越来越强盛。连绥化的一些买卖人也都不明真像地跑到长春来了。比如在福合昌的满长录，还有我们“三大弟子”之一的廉玉林都先后到了长春。满在《前进报》管发行，廉玉林则重操旧业在一家商店当会计。还有我的好朋友杨占荣也曾到家里去过。
吴梦九大舅把同德隆买卖处理了，先是一个人住在同发和，也捎带着做些买卖，这是在三四月间的事。后来绥化实在混不下去了，舅母萧淑言和外甥小艾子也到了长春。
舅母是由同德隆掌柜的齐占一带来的。进到西三道街我的住处的时候，风尘仆仆，大包小裹。舅母还是老样子，小艾子过去了几年，个头儿稍长点儿，还是小眼睛小脸。老半天也不说句话。我和宗荣商量，决定把她们安排在刚一进门的客屋里。客屋里没有床，有几把椅子和桌子。地板是红油漆地板，平日里经常拖，明光锃亮。宗荣用干净的抹布把地板擦了一遍，又找来布单垫子之类，把被子褥子铺好，让舅母她们好能快点休息休息。
宗荣说让舅母看看我们住的房间，舅母不好意思地说：“身上尘土泡天的，别看了，过过再说吧。”宗荣也没有再勉强。
这样大舅他们三口子就在客屋长期住下了。
小艾子十三四岁一个半大小子。特点就是不爱说话。而舅母特点是嘴碎唠叨，只要一有功夫就数啰小艾子，并且说得一无是处。往往是娘俩儿坐在桌边上，舅母一个劲儿的说，小艾子低头不言语。舅母见说了半天没什么效果，气得伸手揪小艾子的脖领子，小艾子灵巧地一躲便跳到桌子的另一边。
梦九大舅也教小艾子学字。大舅一脚站在地上，一脚踩在椅子上，一手叉着腰，眼睛瞪得有铜铃大，小艾子则战战兢兢拿着个笔。看似严厉，实际效果则不佳。
小艾子平时也不怎么和我说话，白天整天都在忙，除了吃饭的时间能见到面，可在饭桌上舅母的嘴也不闲着，小艾子一吃就多，吃多了就拉稀，这让舅母更不待见他。
一次他想帮我干点事儿，把几个半瓶的墨水都倒到了一起，墨水不是一个牌子的，起了化学反映，都没用了。这一次还差点挨舅母的打。
终有一天，小艾子不见了。大舅舅母都着了急，毕竟是自己亲妹妹的儿子呀。于是一家人连夜四处去找，长春没有太亲的实在亲戚，他又能上哪里去呢？是不贪玩掉到公园的湖里了呢？我拿了根棍子，在长春几个大些的公园的湖边找了个遍，哪有小艾子的人影呢。
几天以后，有人捎来了一张纸条，说小艾子在怀德他叔叔家呢。过了不久又听说小艾子参加了八路军。又过了一年多，我们在北平见到他，他已经是一个叫朱万胜的八路军了。
舅母自从小艾子走了以后，看时局越来越紧，也独自去了北平。
宗荣的妹妹杨桂芝也是长期住在她“老姐”家。没过多久她的未婚夫李世成也住在我们家来了。李世成是乐亭县人，家挺富裕。李世成上过高中，英文还不错。那时候也是风流倜傥英俊小生一个。李还应名在国民党军队担着一个军需官的衔儿，穿着美国将校呢的大衣。他在长春大街上走，让巡逻队抓住，不知托了什么人才被放了回来。
那时我们还是新婚，杨桂芝李世成也是早就订婚了。这样不尴不尬地住着都不太方便。宗荣便说：“兵荒马乱的，还讲什么里表，你们就搬到一起住得了。”于是他们俩人搬着两套行李，到北面的那层小楼找了个小屋住在一起了。长春的战事越来越近，李世成也找不到合适的营生，这两个人也离开了长春。至于什么时间，年代久远也不从记得了。
在西三道街家里住过的，还有张守福一家，张是原来纯庆茂吃劳金的。那时候一些老少妇孺都能顺利离开长春。日子不多他们也离开了。舅母也是那个时段走的。
国民党的原则是青壮年不能随便离城，因为除了补充兵源，还能充当劳力修补工事。
杨继纯大哥的儿子杨伯安，高中快毕业了，杨继纯想让他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卡伦老家去。无奈青壮年不让离城，听说只要交出点武器，就能让出卡子。大哥托门子花好多钱买了把盒子枪，杨伯安交了枪才出了卡子口。
过了些日子，卡伦有人来，说没有见到杨伯安，于是大家都慌了神，到底人到哪里去了，无从之晓。杨伯安就这样失踪了。
还有银行的经理一家。这些都是吴梦九大舅的相识。
幸喜那时粮食还不太紧张，菜蔬也有卡伦三九二八的供给。我在信托局的优厚待遇，对这些走马灯一样的来人去客还能应付。
这一段时间也使人感到妻子杨宗荣的豁达与宽厚。虽然她也是关里人，毕竟九岁就随父母来了东北。虽然没有关里妇女的精细与严谨。但从豪爽与大度上却是关里人不能比的。
家里除了亲戚们来，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也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