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阳伯雍

玉叟

                 再说阳伯雍

     外出几天，回家后打开电脑登陆论坛，看到文史版块热闹非常,最抢眼的是吴学俍先生的新作。吴先生说起话来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连题目都那么委婉动听，很绅士。仔细品读，文章里似乎也有一些明枪暗箭，但那肯定是必须的，不能缺少的，我就不再指指点点了。下面仅就吴先生的质问，说说自己的看法。因为精力有限，水平有限，只能用几天时间分几次把想说的话说完（已于8月14日全部归并于此）。

                                     一、“乱象纷呈”的观点没有错

     如果原版《搜神记》没有散失，种玉主人公的姓名也就不成问题；如果《搜神记》问世后，引用者、再版者众口一词，种玉人姓名问题也不会引起争论。问题在于，《搜神记》原版找不到了！后世引用者、辑录者又众说纷纭，乱象纷呈！在这种情况下，再想找到标准答案，实在是大海捞针，甚至是水中捞月。你可以这样猜测、校注，我可以那样推断、诠释，谁都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谁也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尽管你水平很高，又付出很大力气，查资料，找依据，忙得不亦乐乎，其研究成果也不一定与事实相符。这种事情在历史界、考古界是经常发生的，在文学界也不少见。《红楼梦》离我们仅仅二百多年，可它的后四十回究竟出自谁手？据我所知，有代表性的说法就达四种之多，根本不能取得共识。有鉴于此，玉叟说一句狠话：对于原版《搜神记》种玉人的姓名，谁要说自己的推断唯一正确、绝对正确，谁要把持有不同观点者说成“造假欺世”，那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认为，在原版《搜神记》尚存的时代，种玉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就已经乱象纷呈。为了证实这一观点，我在《保卫阳伯雍》一文中举出了唐代出版的两种类书的有关记载。其一，《艺文类聚》写作“羊雍伯”，其二，《初学记》写作“杨伯雍”。我还指出，宋代编纂的《太平御览》，即有几处写作阳雍伯，又有几处写作“羊雍伯”。对编纂这几部书的学者，还有后来的胡应辑、郭超等等，我们没有理由认定哪一位是真的，另外几位是造假，只能采取兼容态度。吴先生对我的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说我列举的这些类书不可靠，不可信，是有人往这些书里硬塞了“假货”。

      且看吴先生大作中最精彩的一段话：“《艺文类聚》这部唐初类书由宋代印刷，传至明、清，又编入《四库全书》时，便因‘宋代本’的缘故，出现了‘羊公雍伯’的字样。但这不可能是唐初版本的原文，而是在宋代经人为造成的差误。同理，北宋《太平御览》一书中，在出现了‘阳雍伯’之后，又出现了‘羊雍伯’的字样，也不能排除是受了那部约定俗成的通世宝典《郡望百家姓》的影响。理清了‘羊雍伯’这个演绎品的由来及超级影响，便可以帮助我们走出人为制造的鱼目混珠的雾区。”

      这段文字，表面上看言之凿凿，理直气壮，但仔细分析，问题不少：1、“唐初类书”怎么可能“由宋代印刷”？《艺文类聚》是官修的，作为责任人的唐高祖李渊不至于拿不出印书钱吧？（这个问题提得很外行，主叟已知错——8月14日补注）2、吴先生认为“羊伯雍”不可能是唐初版本的原文，难道吴先生看过《艺文类聚》唐初版本的原文了？或者有什么证据表明，宋人确实将阳雍伯篡改为“羊雍伯”？ 3、吴先生认为“羊雍伯”的出现是“受了那部约定俗成的通世宝典《郡望百家姓》的影响”，玉叟还得请教：“盖世名著”“通世宝典”这种高不可攀的冠冕，是谁加给《郡望百家姓》的？“京兆郡望族羊氏”到了宋代都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都做多大官发了多大财，影响力为啥如此之大，连编书印书的都得良心泯灭，胡编乱改，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吴先生涉猎广泛，肯定有铁证在手，恳请吴先生把证据公布出来，让我等也开开眼界。如果拿不出证据，那就只能说明吴先生仅仅是凭借自己的推测与想像忽悠网友，是在“人为制造鱼目混珠的雾区”。

      成书于唐玄宗时期的《初学记》，把种玉故事主人公写作“杨伯雍”，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吴先生也有一番说法，但手段并不新颖，仍然是想像和推测。他说《初学记》取自《法苑珠林》，而《法苑珠林》是不可靠的，所以“杨伯雍”也是不可靠的。有位网友指出，《法苑珠林》里绝对没有种玉传说，于是吴先生又有了新的理由……关于这件事，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种玉人家”作客，玉叟就不再鹦鹉学舌了。
                               二、“阳伯雍”合理合法 (原发于17#)

      对于旧县志出现“阳伯雍”的问题，吴先生说我是“转移话题”，是“瞒天过海”，罪名可谓大矣。不想打口水战，仅就这个问题说说我的看法。

     其实，我提出“在原版尚存的时期，种玉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就已经乱象纷呈”，目的就在于说明这样一种观点：旧县志把种玉主人公姓名写作“阳伯雍”是“乱象纷呈”表现之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绝对算不上故意造假，欺世伪造。真的只有一个，除此以外全是假的。既然真的（也就是“标准答案”）已经不可能找到，那就不能指责哪位学者造假。北魏的郦道元可以写成“阳雍伯”，唐代的欧阳询可以写成“羊雍伯”，唐代徐坚、明代胡应麟、清代郭超可以写作“杨伯雍”，我还没有看到哪位学者专家给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加上“造假欺世”之类的罪名呢，有什么理由对写出“阳伯雍”的旧县志编纂者大加挞伐？我倒觉得，玉田人看到阳公种玉这篇故事，大多数是从旧县志开始的。旧县志编纂者把这个故事介绍给玉田人，真的是功莫大焉，给他们加上那些吓人的罪名是不是过于刻薄？

     我认为，旧县志编纂者写出“阳伯雍”这个姓名有可能有其依据，只是我们尚未发现。事实上，既使涉猎十分广泛的学者，没看到的古籍恐怕也比看过的多出许多倍。退一步讲，即便旧县志编纂者真的没有依据，他们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古书中的写法进行校正。《搜神记》徐坚版、胡应麟版、四库版写的都是“伯雍”，县志编纂者又知道这个人物的原型是玉田阳氏的远祖，把“杨伯雍”校正为“阳伯雍”有什么不可以？据我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汪绍楹先生就把“杨伯雍”校正为“阳伯雍”，还有几种出版物也写作“阳伯雍”，至今尚未听到哪位专家学者给出版者加上“欺世”、“造假”之类的罪名呢，有什么理由必须给旧县志编纂者定罪？

       说到底，我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种玉传说主人公的几种不同写法都是合法的，根本分不出谁真谁假。但是不论姓名是真是假，各种版本的种玉故事的主题思想都是积极的，健康的，都是前人打造的精神高地，并且成为玉田传统文化的DNA。因此，我有这样一种想法：假如哪个出版社再次出版《搜神记》，再次把种玉传说讲述给当代人，不管他们把主人公写成阳雍伯、阳伯雍还是杨伯雍，玉田人都应该说一句“衷心谢谢”，因为他们不但宣扬了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对提高玉田县的知名度、美誉度均有好处，千万不要恩将仇报，把“故意造假”之类的大帽子扣在人家的头上。

     也有人说，这个问题涉及到老祖先的姓名，不搞清楚是不行的。这种担忧没有必要，老祖先是种玉主人公的原型，他们之间有联系，但决不是一码事。何况，就连老祖先也有“阳翁伯”“阳雍伯”两种写法，根本闹不清哪个对哪个错，想较真儿较得了吗？
                 
                      三 “百思不得其解”原因何在(原发于24#)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我发出《保卫阳伯雍》一贴后的第三天，觉察到文章中存在着某些漏误，加之当时尚无网友对这些漏误进行批评指正，于是进行了自我否定——对原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并正式向网友说明“请以修改稿为准”。没想到，此举引起吴先生的高度关注，并且表示，他对我的举动“百思不得其解”。

     这就怪了。玉叟以为，发现自己的贴子有错误进行修改、有漏洞加以补充，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怎么竟搞得吴先生“百思不得其解呢”？吴先生的文章是经过长时期酝酿、深思熟虑、广泛争求意见之后才发表的，延续时间恐怕在20天以上，当然无须修改。我的帖子是读了吴先生大作后写成的，顶多不过两个小时，说它“匆忙”绝非过分。再说，我在网友尚未指出错误的情况下对部分内容进行修改补充违反了哪条规定？吴先生何必对我修改补充之举如此大伤脑筋？吴先生的意思难道是，既使检查到自己的差错也不许修改，即使发现了漏洞也不许补充，必须等着吴先生来批判、来抨击才行？说实在的，我对吴先生的心态真的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我知道，吴先生的不满主要是因为我修改了原贴中的一句错误——“胡应麟本写的是阳伯雍种玉”。是的，我原来确实存在一个误解，这个误解的来源是：我看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白话全本搜神记》，这个本子标明是“胡应麟辑”，而对种玉故事主人公的名字写的确是 “阳伯雍”。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错觉，认定胡应麟原本肯定也是“阳伯雍”。当我重审已经发出的拙作《保卫阳伯雍》（包括此前发的《阳伯雍，难道我们是以讹传讹》——玉叟于8月14日加注）时，突然意识到，白话本毕竟不是原本，不看到原本不能乱下结论。就是在这种动机的制导下，我删掉了原文的有关内容。现在看来，我原来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我的自我否定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我始终坚持着这样一条，只要觉察到自己的东西存在问题，就要修改，就要补充。我觉得这样做并不可耻，即便有人对我的行为进行嘲笑，我也会坚持下去。我最反感的是另类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自己一贯正确，绝对正确，根本不肯自省、反思；即使让人抓住把柄，被逼到墙脚，也要花言巧语地辩解一番…….
                                    
                                   四、“征求意见”的真相(原发于36#)

     吴先生三番五次提到这样一件事：他曾将《无终山种玉故事主人公姓名考》发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多有称赞。因此，他认为我的《保卫阳伯雍》是“一反常态”，是“变脸”。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人格问题,没办法，我还得再来一次“意气用事”，把事情的真相加以公布。

     吴先生确实曾将那篇大作发给我。必须承认，吴先生旁征博引，态度十分认真；而且，在论坛发贴前广泛征求意见，学风堪称严谨。我不知道其他网友发贴前是否征求过他人的意见，反正我没有做过。说真的，我被吴先生的执着精神感动了。深受感动之余，我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憧憬：能跟这样一位即谦虚又严谨的网友切磋玉田古代史问题，肯定是一种享受。于是，我不避浅陋，诚恳地提出几条意见，并通过论坛上的“消息”发给吴先生。全文如下：

      学俍老弟：

           认真拜读了您的大作，深感老弟学风之严谨，涉猎之广泛，不能不生敬佩之意，也确实看到了 玉田县文史事 业的希望。关于我们共同关心的阳公种玉问题，提出几点看法，谨供参考。

       1、关于种玉故事主人公的姓氏，你我意见相同：是“阳”而不是“杨”。

       2、难下定论的是此人的名字，究竟是伯雍还是雍伯（或写作翁伯）。《水经注》等均写作“雍伯”。但是，明代的两个版本，清代的《四库全书》，还有当代的两个版本，均写作“伯雍”。因为不可能找到干宝的原版，这个问题的铁证、确证也就难以寻找了。

       3、真实的阳公，其姓名肯定是雍伯或翁伯，混乱主要出现在民间传说中。不知是否有这种可能性：民间传说把“雍伯”误传为“伯雍”，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总想以真实的人名纠正传说中的人名，结果造成混乱——当然，这是我的推测。

       4、不能不考虑“约定俗成”这个问题。称种玉主人公为阳伯雍，这在当今已经约定俗成。如果我们有铁证、确证，足以把这一讹误纠正过来，那当然可以打破这个约定俗成。考虑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并不是十分重要，在尚未掌握这种具备翻盘功能的证据时，是否应该暂时搁置这一争议？

       很愿意就玉田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共同切磋。我甚至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现阶段真正可以就玉田古代史上的难  题进行切磋的，只有东方一剑了。

                                                                                           张树云   2012-7-2

      从上述“消息”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由衷地称赞了吴先生，却否定了吴先生《姓名考》一文的基本观点，并提出了“搁置争议”的建议。
     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吴先生全文发表了《姓名考》一文。文章非常强势，斩钉截铁地说：“追本溯源，无终山种玉故事主人公的姓名只应叫‘阳雍伯’。” 还说阳伯雍是“欺世伪造之物”，旧县志的编纂者“故意制造假货来误导他人”。从中可以看出，吴先生对我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未予理睬。到这时我才明白，吴先生的所谓"征求意见"，不过是走走好瞧而已，不但不肯接受不同意见和建议，而且不想在私下就此类意见和建议进行切磋。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沉默，当然要讲明自己的观点，当然要为“阳伯雍”说几句话。难道就因为吴先生曾将大作给我看过，我也曾称赞吴先生“涉猎广泛，学风严谨”等等，就必须把自己一贯坚持的观点打入死囚，就必须容忍吴先生错误观点的泛滥？

      如果我在发给吴先生的消息中认同吴先生的观点，而在公开发贴时又反对吴先生的观点，说我“一反常态”“变脸”那是罪有应得。恰恰相反，我在《保卫阳伯雍》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基本上是在私下已经向吴先生阐明而吴先生未予采纳的观点。也就是说，我对这个问题的核心观点是始终一致的，哪有什么"一反常态"?哪有什么“变脸”？我在《保卫阳伯雍》中还说：吴先生的文章是对“阳伯雍”的“来势汹汹的挑战”，这句话并没有夸大其词，这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说吴先生“否定了几位古代著名学者的有关描述”，这句话无可挑剔——既然认为只有郦道元写作“阳雍伯”才是对的、真的，那就意味着欧阳询、徐坚、胡应麟等都是错的，都是在造假，不是“否定”又是什么？

      在《保卫阳伯雍》一文的最后一段，我特意说明：“保卫阳伯雍”，并不是反对阳伯雍以外的其他写法，不管你写作雍伯、翁伯，还是单名一个雍字，我都能理解，都能接受。难道这就叫“欲斩离经叛道者于马下”？吴先生笔下的大帽子是不是多了点儿？
   
   （接受麻山老怪的批评，已将”争求“改为”征求”。）

19711021

     宋本《初学记》这个地方刚好不缺。贴个图片供参考。
     版本为：“初学记30卷 （唐）徐坚撰 南宋初建本”，即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初建本。有抄補。
     再提供一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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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点校本《初学记·点校说明》云：“（明嘉靖）安氏所据的残宋本是否真宋刻，还是个疑问，因为后来各藏书家从没有见过宋本。”王鸣盛《尚书后案》卷三“三江既入”条“《初学》引称为郑元孔安国注，殊不可解。予据绍兴四年东阳麻沙刘朝宗宅刻，有右修职郎建阳县丞福堂刘本序，虽宋版下品，究胜俗刻，当无误。但徐坚不通经，称引舛误不足怪，而其为此节之注，则无可疑。”《清经解》，第3235页。王氏明谓有此南宋俗本，点校者云“后来各藏书家从没有见过宋本”，可谓失于检寻，武断甚矣。又线装书局2002年出版《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其中收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南宋绍兴十七年余十三郎宅刻本《初学记》八卷，虽与王氏所云非同书，然天壤间确有宋本，王鸣盛不吾欺也。

种玉人家

19711021 发表于 2012-8-9 10:45
宋本《初学记》这个地方刚好不缺。贴个图片供参考。
     版本为：“初学记30卷 （唐）徐坚撰 南宋初 ...

本人持“伯雍”与“雍伯”并存说。在“先秦姓名文化”一帖中已经说明，在“与一剑兄商榷”一帖中也有说明。
今见19711021兄所提供之珍贵宋版《初学记》，于同一书中，同一条内，赫然同时写到“伯雍璧”与“杨雍伯”，亦分明可见“伯雍”与“雍伯”的并存。
19711021兄功莫大焉！

东方一剑

19711021 发表于 2012-8-9 10:45
宋本《初学记》这个地方刚好不缺。贴个图片供参考。
     版本为：“初学记30卷 （唐）徐坚撰 南宋初 ...

谢谢陈兄！您真神！说宋版，宋版就到了。看来，网上的介绍不虚呀！

种玉人家 发表于 2012-8-9 11:54
本人持“伯雍”与“雍伯”并存说。在“先秦姓名文化”一帖中已经说明，在“与一剑兄商榷”一帖中也有说明 ...

看好了！那是“杨雍伯”，不是“杨伯雍”，别只会指责别人，你自己也同样在犯低级错误！

东方一剑

       欢迎玉叟老师精彩的答辩！
       “李渊不至于拿不出印书钱吧？”这句话简直经典绝伦！大家好好品味吧！跟玉叟大师多学点真知灼见！

19711021

东方一剑 发表于 2012-8-9 14:48
欢迎玉叟老师精彩的答辩！
       “李渊不至于拿不出印书钱吧？”这句话简直经典绝伦！大家好好品 ...

1、“唐初类书”怎么可能“由宋代印刷”？《艺文类聚》是官修的，作为责任人的唐高祖李渊不至于拿不出印书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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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说这话确实让人颇不解。虽然印刷术发明的具体年份学界有争论，但即使有疑问的最早印刷品，也早不到高祖那时（现发现的最早印刷品，都是唐代佛经，篇幅比较小）。成规模刻书印书，大概是宋朝时的事情了。唐朝及之前，还是写本为主。

19711021

游客 123.181.182.x 发表于 2012-8-9 14:40
看好了！那是“杨雍伯”，不是“杨伯雍”，别只会指责别人，你自己也同样在犯低级错误！

         看问题要全面，如果我提供的一些资料，还不能帮助各位冷静思考，依然陷于意气之争，则非我的初衷了。
      辨析古籍异文，要精细考察各种版本，才可能了解来龙去脉。
       就《初学记》而言，我上面提供的不过是日本藏的那种宋本，但王鸣盛看到的那种“下品”宋本不知现在还存世否。另外，在日本宋本发现前，学界通常认为明嘉靖安国桂坡馆刻本最善，据说这个本子是根据宋本而来，但现在这个本子的影本我也还没找到。

      中华书记整理本《初学记》，是“伯雍”，它依据的是清朝古香斋本。

      我以为，要把现存所有本子（至少也是大部分，尤其是关键的本子）都看看，才能下结论。大家根据现代的一些本子，甚至是俗本来做判断的依据，作出来的结论价值也不大。

种玉人家

游客 123.181.182.x 发表于 2012-8-9 14:40
看好了！那是“杨雍伯”，不是“杨伯雍”，别只会指责别人，你自己也同样在犯低级错误！

要感谢你，是我笔误，犯了低级错误，已经改正。
不过，本人从来就事论事，从未指责过别人。
如果哪里让你和种玉同仁感到不快，在此一并表示歉意。

前进人生

19711021 发表于 2012-8-9 15:06
1、“唐初类书”怎么可能“由宋代印刷”？《艺文类聚》是官修的，作为责任人的唐高祖李渊不至于拿不出印书 ...

隋唐时民间雕版印刷已有，活字印刷才是北宋时出现。

19711021

前进人生 发表于 2012-8-9 17:38
隋唐时民间雕版印刷已有，活字印刷才是北宋时出现。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唐代的，而且有争论。那些印刷品也都是一张佛教纸品，大规模的没有。

前进人生

19711021 发表于 2012-8-9 17:43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唐代的，而且有争论。那些印刷品也都是一张佛教纸品，大规模的没有 ...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根据明朝时候邵经邦《弘简录》一书的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编写了一木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土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
贞观十年是公元六三六年。《女则》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这一年，也可能稍后一些。这是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从这个资料来分析。可能当时民间已经开始用雕版印刷来印行书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则》印出来。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则》出版的年代更早。
到了九世纪的时候，我国用雕版印刷来印书已经相当普遍了。
唐朝时候，有个杰出的诗人叫白居易。他把自己写的诗编成了一部诗集——《白氏长庆集》长庆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八二五年一月二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给《白氏长庆集》写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说：当时人们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贩卖，到处都是这样。
从前人们把刻石称为“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称为”模勒“了。这里的“模勒”两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旧唐书》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另外一些古书的记载情况是这样：当时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历书，在街上出卖。每年，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都是了。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就是在同一个地区，民间印刷历书的也不止一家。
黄巢起义的时候，唐僖宗慌慌张张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当然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因此，江东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编印了历书出卖。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有两个人印的历书，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一个地方官知道了，就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历书怎么可以差一天呢？那个地方官的说法真叫人笑掉了牙。这件事情却告诉我们，单是江东地方，就起码有两家以上印刷历书。
当时跟着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训》的序里也说，他在成都的书店里看到好多关于阴阳、杂记、占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见当时成都的印刷业比较发达，不但印历书，还印其他各种书籍了。
唐朝刻印的书籍，现在保存下来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 咸通九年是公元八六八年，离开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甘肃省墩煌东南有坐鸣沙山，早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些佛教徒在这里开了山洞，雕刻佛像，建筑寺庙。山洞不断增加，佛像也跟着增多，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千佛洞”。一九零零年，有一个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一捆捆纸卷，其中有相当多的纸卷是唐代抄写的书籍，还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
这部《金刚经》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是由七个印张粘连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画，上面画着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神态生动，后面是《金刚经》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说明是咸通九年刻印的。



上面是一些转引的文字，可信，权且信之。
日本存南宋印本中题目为仲理金（做金五十斤，而不是五千斤）、伯雍璧，内容中又作杨雍伯，还是有些蹊跷，不知道列位怎么看。

种玉人家

前进人生 发表于 2012-8-9 18:07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文化事业也跟着繁荣起来，客观上产生雕版 ...

我以为，正说明：在当时“伯雍”与“雍伯”并行于世。

雕版印刷起于何时，大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现存的实物，大约时间就600多年至800多年，而且都是单张纸品。《女则》虽有明代的记载，但没有实物流传。有一点可以肯定：唐朝还是写本为主的时代，不大可能有大规模的印刷品。如果那时印刷技术就很发达，则墩煌不会少见样本流传。

小菜一碟

19711021 发表于 2012-8-9 15:14
看问题要全面，如果我提供的一些资料，还不能帮助各位冷静思考，依然陷于意气之争，则非我的初衷 ...

每次读到陈兄的发言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每读一次都对陈兄增添一份敬意！
就如同在文学版块读到邵官屯的文字一般！{:soso_e179:}{:soso_e163:}{:soso_e142:}{:soso_e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