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袁开第

玉叟

   

玉叟的话:前些日子我发了一篇〈不要让旧县志牵着鼻子走〉，顾名思义，这一贴子并不是要对某位古人进行全面评价，而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旧县志在保留了许多珍贵史料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立场观点方面的错误，今人不能囫囵吞枣，全面接收。我的贴子涉及到十来位古人的评价问题，但是网友们感兴趣的只有袁开第。几位网友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我也进行了辩解。为了开辟一块净土，开展一次像模像样的学术讨论，我决定再发一贴，把“旧县志”的问题抛开，专门讨论如何评价袁开第的问题。

   下面是我为〈天南地北玉田人〉起草的袁开第的传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一评价并无大错。在下面几栏，我将分块公布我所依据的资料。如想认真参加这一讨论,请读读这些资料；如果还有新资料补充,不管是正面资料还是反而资料,玉叟都将向他致敬。

袁开第，字杏村，玉田县石臼窝人，生卒年代不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最初任职为内阁中书。同治三年（1864年），以知州衔选派到贵州省，而此时的贵州大地已经燃遍了起义烈火。贵州境内居住着苗族、侗族等多种少数民族，因为难以忍受清朝政府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难以忍受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又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他们揭竿而起，声势浩大，把地方官军打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清史稿》有这样的记载：“贵州之匪，总名有六：曰苗匪、教匪，曰黄号、白号，其小者曰杠匪、仲匪，其他滥练、游勇、逆回、悍夷，揭竿踵起，不可悉数”。这里所说的“匪”是封建统治者对各族起义军的诬称。

袁开第到达贵州后，先被委任为永城（今永城县）通判。上任不久，当地就爆发了被诬为“杠匪”的苗族起义。义军来势凶猛，将永城团团包围。袁开第率众拼命死守，设计将这股起义军消灭。此后，他又采取种种手段，招降苗族起义将士数万人，使永城一带的起义军受到重挫。自此，贵州督抚把他看作支柱和栋梁，委任他为威宁州（今威宁县，在贵州省西南部）知州，并授予知府衔。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袁开第被提拔为黎平知府（今黎平县，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次年，铜仁府（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与黎平府相邻）龙桑坪地区的苗族群众聚众造反，攻入县城，杀死县官，附近苗族群众纷纷响应，声势越来越大。袁开第“临危受命”，到铜仁镇压，他采取“怀柔”政策，对起义军展开政治攻势，使很多义军将士放下武器。在起义军势力大大削弱之后，袁开第动用精兵，捕杀了起义军的首领，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元年（1875年）冬，黎平府有一支名为“滥练”的义军，联合六硐（贵州省平塘县境内）苗族义军，连续攻占永从、下江等几座县城。此时，四解牛地区的苗族人民群起响应，起义烈火燃遍黎平府。袁开第奉命前往“剿捕”。此时，清朝政府意识到贵州省内形势严峻，派遣驻扎在湖北、湖南境内的大批官军到贵州镇压，实行“黔楚合剿”。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苗族起义军虽然英勇抵抗，仍然无济于事。在反抗烈火被扑灭之后，袁开第把起义将士的财产和土地全部收归官有。

镇压苗族起义的战争结束后，袁开第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恢复生产、发展教育、处理诉讼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他通过多方努力，恢复了本府的常平仓，并使藏粮逐年增加；他曾严厉打击挑拨是非、侵害百姓的官府胥吏与讼师；他曾广设“义学”（即免费学校），妥善解决黎平书院的经费问题，亲自指导和督促本府生员读书上进；苗族聚居地区曾经沿袭着“近亲结婚”的陋俗，“同姓为婚，及姑女必为舅妇”，袁开第曾出示布告严格禁止。光绪四年（1878年），袁开第因丁忧卸职还乡。光绪末期，被启用为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

袁开第的书法很有功力，曾重刊《忠义堂颜帖》。至今，贵州省内的一些风景区以及我县杨家套乡达王庄村的王氏宗祠内，仍留有他的墨迹。

玉叟

回复 1# 玉叟

                   《去思碑》原文

           （载于光绪十年编印的《玉田县志》

公名开弟，字杏村。籍直隶玉田县。道光已酉科拔贡，官内阁中书。同治三年，以知州拣发来黔，权永城通判。力守危城，殄灭扛匪，招降逆苗数万人。在任八载。民怀其德。上游倚为保障，补威宁知州，以功擢升知府。庚午十一月，补授黎平。次年，调署铜仁府。值龙桑坪红苗窝盗拒捕，戕（?●）县官，各苗寨蠢蠢欲变。公不动声色，请缓加兵力，散其协从，卒获匪首诛之，平其事。光绪乙亥冬，滥练句结永从属六硐苗匪猝变，陷永从下江各城，四角牛苗应之，合郡骚然。公奉檄募带平豫营练来援。丙子二月，遂莅黎任。未匝月，黔楚会剿，各军叠报肃清。而游勇肆掠，民不聊生，加以形势禁格，善后尤非易易。公则外攘内安，次第敷布，不以经费节请，惟以不取，为与不扰为安，扶弱抑强，随事补救，具牍详陈。有识者，称为济时要策焉。躬历六硐四脚牛各地，方归，谓，永从县治失地势，议改建城于六硐之乐乡。又移洪州吏目于水口，以便控制，兼通商贾，胥奉文允行。府属西山司，毗连下江、丙妹，插入粤西、怀融两县界，素称乱区，为政化所不及。公甫下车，时，西山、千三各寨苗，震于兵威，展转投状，愿献千余金，助饷赎罪，立斥之。并派员绅至其地，对众焚所投券状，出示禁奸民敛派，仍取稳恶者，诛之。苗心始定。复念头汉苗田债纷纠，仇忿相寻。动釀人命。派随营委员，从九品梁伟卿带练驻镇。设局清田筹公穀，设义学平息讼事。梁亦贤能，有守期年奏效。拟规画，既定，上禀。大宪著为例，仍虑他时或委任非人，转滋扰累，故，有待耳。郡常平仓者，自军兴停征，碾发兵练口粮。罄存谷万六千余石，仓余废址。前木菴太守多文。公请以潭溪、沈团等处充公，逆绝田产七成填补常平，三成充书院膏火。禀定立案。廿年来，公田徒有其名，公派绅厘核，滴滴归公。即以是年所入，修筑常平仓。如旧制构基。筑潭溪官仓，发籽种，招佃垦荒。次年，照案分拨公田。填补常平，盖自此始。而书院所拨三成，并禀请将田亩绘图画出，交首事输流经管。酌定新加膏火，谷数，信于前士。类胥奋每月课士评阅时艺，点窜如馆师，又月两次，专课以诗，讲明声律之学，殷殷奖掖，其所以嘉惠仕林。移风易俗者，莫此为重矣。咸丰五年，苗变停征。至同治七年，复征，未即足额。兵米撙发，节年余，剩米得二千数十石。光绪三年九月，奉新章，实复兵五成，裁挽运各府厅州县，支存余米。概令变解粮道库备发各营米折。公以黎郡为三省边要，仓禀不可空虚，请以三年八月未奉行新章以前，存米悉数变谷填还常平。反复力陈于上，而四千余石之谷乃得实储于郡仓，常平不致终于废辍。更得以公田所收逐年填入。积之既久，庶可复，道光间二万五千四百零之原额，并溢额九百八十九石之旧存谷数矣。而吾郡凶荒兵警，从此得以有备无患者，皆公力也。屯田养练，原计六万余挑田面。经前署抚部院韩中丞奏咨有案。自木菴太守，未及蒇事，去任历岁，因仍近益颓废。公早悉其利弊，履任之，初以兵燹未遑，次年即亟求厘剔。适奉部文行查屯弁员缺，请限一年办理。意在先清田亩，然后，核定弁兵，而尤以积谷为要，使缓急有恃。惜未得竟其事耳。郡产以杉木、茶油为生业。山多橡树，而不知收其利。前陶实卿大令胡文忠。公俱捐资劝育山蚕。公以为宜先养家蚕，以倡其端，庶便于行。适得吴姓园地一区，捐植桑树，谕令绅士妥为经理，如得推行渐广，诚百世之利也。至于断事明决，治狱详慎。谓讼师利于兴词，差役利于承票，惟当堂收状惩捏诬，而不轻准。与民息事，串，扰而不滥提，则讼师无所售其诈，差役无所肆其贪，是为清讼之源。至苗寨有草菅人命者，狃于积习，妄冀行贿可免。动遭撞骗，而寨首歇家，实于中取利焉。公务期穷治，而渐化之。尝谓，士为田民之首，风化所关。其有写状词、寓讼客者，皆寡廉鲜耻所为也。自非兴以礼让，养其廉耻，则此风不可息，即吾民无以安。年来，剀切晓喻，激浊扬清。绅衿无有作告状主家者，即其验也。他，如苗俗同姓为婚，及姑女必为舅妇。又通寨冒姓与男女贿离，以及吟歌坐月等陋习，皆出示严禁。则又用夏变夷期，纳诸诗礼乐之林，游于荡平、正直之宇者矣。公以实心为实政，待其久，要其成，而后知不近功与近名；则其外窥其深，而乃见。傥使天假岁月，俾得从容，展布其造于吾黎者，讵有涯哉！乃以太夫人之忧解职。旋，里士民等公同勒石纪实，以永去后之思，而备将来志乘之载，非敢有所私也。是为序。

玉叟

回复 2# 玉叟


    从《去思碑》中可以看出，袁开第镇压苗族起义罪莫大焉。请看《去思碑》记载的以下两条：

  1、“同治三年，以知州拣发来黔，权永城通判。力守危城，殄灭扛匪，招降逆苗数万人。”此条是说他在永城（疑为水城）将一股以“扛”为名的苗族起义军全部歼灭，“殄灭”是灭绝、消灭之意，另外他还招降义军2万人；
   
   2、“值龙桑坪红苗窝盗拒捕，戕县官，各苗寨蠢蠢欲变。公不动声色，请缓加兵力，散其协从，卒获匪首诛之，平其事。”此条是说他以“斩首”为策略，杀害了这支苗族义军的领导人。

   另据《纳雍县志》记载，同治八年(1869)八月，杠首卢惠冲连结洪老三兄弟和曾四龙杠起事，知府陈鸿翕委府经侯受之协团会剿，将卢围于地尾大洞中，后卢逃至治戛，为曾四龙杠擒献土目安奇峰，解至府城杀害。十月，北乡"杠首"余云发，占据小兔场日久，率众攻打毕节，被知县茹含章击退。十一月攻占化作蒯家营，巡抚曾璧光命知府陈鸿翕、副将舒良贵会剿，"余逃至水城，被通判袁开第捕杀"。   

    以上三条清楚地表明，袁开第在镇压苗族起义中决不是一般的参与，而是有血债的，这也是他被上司"依为保障"的根本原因。如果承认苗族起义军是正义的，袁开第之罪抹得掉吗？

玉叟

回复 3# 玉叟



                                    袁开第任职情况（载于《清宫档案》
   

姓名：	(清)袁開第
中曆生卒：	道光10年-光緒32年
西曆生卒：	1830-1906
異名：	異名 出處 (字)杏村 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975 (漢語拼音)Yuan Kaidi
籍貫：	直隸-玉田 (今名:河北省玉田縣(117.7 , 39.8))　GIS
傳略：	引文 出處
出身：	道光29年拔貢
職銜：	職銜 任期 出處 內閣中書到閣行走 [道光29年]-同治2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4冊 ,155 貴州知州 同治2年-同治7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4冊 ,155 甯州知州 同治7年-同9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4冊 ,155 黎平府知府 同治9年-光緒4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 ,4冊 ,155 雲南按察使 光緒30年-光緒31年 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975 貴州布政使 光緒31年-光緒32年 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975

玉叟

回复 4# 玉叟

             从《国闻备乘》的下述记载中可以看出，袁开第在官德上是有污点的。
   

◎保案之滥

　　近世保举之弊，十倍于捐纳，百倍于科举。始时河工安澜有保（永定河、东明黄河、南河、漕河两年各保二十员，山东黄河两年保四十员），漕运有保（江浙海运、本省津通每岁各保六十员），边防有保，五城水会有保。已而洋务大兴，使馆随员有保，出洋肄业有保，机器局、船政局、洋务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莫不有保。各定年限，分别等次，开巧宦幸进之门，谓之例保。始而剿匪获盗有保，河工合龙有保，各馆修书有保（会典馆、方略馆、国史馆、玉牒馆），庆典有保。已而海防有保，劝捐有保，招垦有保，筹办电报、铁路有保，救护商船有保，督销缉私有保，厘金溢额有保。一岁保数十百案，一案保数十百员。刁绅、劣幕、纨绔皆窜名其中，谓之案保。辛丑车驾西归，或云宜素服郊迎哭庙而后入，未几各部院大臣开单入奏，某某居守有功、某某扈从有劳，各保升阶，鲜不破涕为笑。又经残破之后，大兴土木，城工、陵工奖叙甚优异。广西初报肃清，游匪数十过黔境，掠丙妹四寨，会垣发兵追之不及，遂张皇入告，保列百余员。藩司邵积诚、袁开第，臬司全茂绩，贵阳知府严隽熙各援其子弟幕宾得官，仁怀同知涂步衢贻书来告，予甚诧之，后询普定令邹炳文，云：“外省保案莫不如是，非独丙妹也。”丙午五月，从御史刘汝骥言，令政务处严定限制章程，冒滥犹自若也。前明用人只科举一途，及其亡也，人才之众不减我乾、嘉全盛之时。或顾谓科举所学非所用，岂不诬哉！     此文载于<中国古籍大会>之《国闻备乘》

玉叟

     《保案之滥》这篇短文，中心是抨击清朝末期保举制度中的混乱和腐败。保举制度确是清代用人制度的一种，尽管这种制度与当时先进国家相比已经相当落后，但在大清朝是合法的。问题在于，由于清朝末期政治昏暗，保举制度成为达官显贵以权谋私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保举的项目泛滥成灾，而且保举的人员也是乌七八糟：“一岁保数十百案，一案保数十百员，刁绅、劣幕、纨绔皆窜名其中”！

      
    这篇短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是对发生在贵州的、涉及到布政使袁开第的保举一案进行揭露。大意如下：广西各族人民起义军被镇压后，一些残余势力流窜到贵州境内，抢掠了丙妹等四个村镇。省会派兵追剿，却没有追上。这本身就暴露了贵州军政高官的无能，但是，省里的要员却就此事堂而皇之地请功，并且开列了一大串保举名单，要奖励、提拔一批“有功人员”。布政使邵积诚、袁开第，按察使全茂绩，贵阳知府严隽熙，都把自己的子弟和幕僚列入保举的名单之内！对于这一腐败透顶的案件，仁怀府同知涂步衢给时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直言敢谏的胡思敬写信，揭发此事，胡思敬听后感到十分诧异：天底下竟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为了核对涂步衢的揭发是否属实，胡询问了普定县令邹炳文，邹的回答是：“这种事在各省都有，并不是贵州才有。”言外之意是：对贵州出的这种事你不必大惊小怪！后来，清廷虽然采取措施试图堵塞这个漏洞，但是并没收到预期效果，保案之滥愈演愈烈。

     
     至于袁开第（他是贵州两名布政使之一）在“保举之滥”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读者完全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须玉叟多言。

玉叟

     
      对袁开第的评价，首先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他究竟是在镇压苗族人民的起义，还是在“剿匪”。如果认为他是“剿匪”，毫无疑问他是个大大的功臣，他“剿抚有方”，所剿杀、诱降的“匪”乃至“匪首”为数甚多，可以说是“战绩辉煌”。清朝最高统治者就持这种观点，撰写《去思碑》的封建文人就持这样的观点，求是先生也持这一观点。

     但是多种资料表明，国内史学界（包括《中国通史》）对咸同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评价是肯定、是赞扬！我所认同的是这一观点。袁开第并不是在“剿匪”，他是在镇压被逼造反的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或称农民起义），他不是在立功，而是在犯罪。也许我把六成罪说成了七成罪，但在划清功与罪的界线上并没出错。

     从《去思碑》中可以看出，袁开第确曾做过一些好事，我们应该给予肯定，但这些好事洗刷不掉他身上的污垢。

玉叟

回复 7# 玉叟


    如果对咸同年间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情况不甚了了，也不清楚史学界对这一起义的评价和分析，就对袁开第的功过是非大发议论，那就只能在《去思碑》中转来转去；而《去思碑》是黎平府一些封建文人撰写的，他们即使算不上统治阶级，也应该算是地主、绅土了，今人怎么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呢？他们眼中的“盗”、“匪”之类，恰恰是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英雄好汉；镇压屠杀了这些英雄好汉的，我们决不能给他们唱赞歌。有鉴于此，玉叟又从贵州黄平县政府网摘录了一段，请所有对袁开第感兴趣的网友都来看一看。


                                                              咸丰、同治苗民张秀眉起义
      咸丰五年（1855）三月十五日，张秀眉、李鸿基以“议榔”形式，在台拱掌梅尼誓师起义。“千里苗疆莫不响应”，咸同贵州苗民起义形成。这次起义比雍乾起义规模更大，起义斗争时期更长。
      张秀眉领导的义军采取首先“扫清小据点，孤立大城镇”的战略。除以部分兵力攻克台拱厅为据点外，其余主力攻击清平溪堡；使厅、州、县城完全陷于孤立。咸丰六年（1856）四月，黄平义军在包大肚、潘老冒、杨阿秀（林别达）的率领下，在兴隆尖山坡一带与敌军血战，全歼敌军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义军每到一处，开仓分粮，接济穷苦农民，发安民告示，深得各族劳动人民拥护。
      八月，义军以主力攻下施秉、黄平、凯里、台拱、清平、清江等城，义军控制的区域连成片。从这时起，义军一面修整，一面把夺得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攻下台拱后，张秀眉下令，“不准杀一个好人，也不准放走一个苗奸”。义军对苗、汉地主一律坚决镇压，对汉、苗劳动人民一律保护，并把土地分给他们，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是时，黔南、黔中、黔西北的苗、彝、布依、侗、水各族人民纷纷起义，还有以汉族为主体的白莲教红号军起义。张秀眉联络了这些起义军，并与红号军和姜映芳领导的侗族义军，太平天国义军相互声援。反暴政之烽火燃遍贵州全省，贵阳市成了一座孤城，清廷在贵州的统治曾一度处于瘫痪。
      咸丰八年义军攻克镇远城后，联合瓮安玉华山白莲教红号军（汉族），一举攻克瓮安城，次年又攻下平越府；南面联合侗族、水族义军击歼古州、荔波一带敌军；东面与姜映芳领导的侗族义军联合攻克邛水、清溪、玉屏，直抵湖南晃州。义军摧毁清廷在黔东南地区的机构后，即以黔东南为根据地，初步建立一定规模的农民政权，委任自已人充当厅、县官吏，以德高望众的自然领袖维持秩序，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商旅受到保护，市场日渐繁荣，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改善，广大劳动人民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安居乐业。
      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在清廷和外国侵略者的伙同镇压下失败。同治四年清廷令湖南巡抚李翰章率湘军三万余，以兆琛为统帅，由李元度、周宏等率领分道入黔，先镇压号军和苗彝义军。是时，张秀眉、包大肚和侗族义军已收复天柱、镇远，绕道攻侗仁、松桃，击湘西，连破沅州、晃州等湘境六个州城。
      同治六年，清廷同湘军屡为苗、号两军所败，改派席宝田为统帅，席宝田这个凶恶的大刽子手，他奉朝廷“务绝根株”的诏令，步步为营，侵占一处，血洗后方前进，凡湘军所到之处，苗族青壮年多被屠杀，村寨尽被焚烧。席宝田率领装备洋枪洋炮的湘军一万多人到达沅州，准备先剿平号军。苗、侗义军从天柱向沅州迎战，痛击席宝田大营，湘军大溃，义军返回贵州抗敌。由于次年红号军被湘军击败，号军要地荆竹园、偏刀水、玉华山先后失守，苗族义军的东面屏障被打开，不久侗族义军也被攻败。随着苗族义军的东面重要据点失败，甘保玉奋斗牺牲。
      同治八年，清廷集中湘、黔、川三省兵力向义军发起总攻。唐炯率领川军二万多人攻占了黄平、重安江、清平。
      同治九年，川军分路清剿清平、凯里、都匀、施秉。湘军分路镇压台拱、丹江。台拱义军与敌战斗相持半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拱陷落，四月凯里落入敌手，张秀眉、杨大方、九大白、包大肚等将领率部退守雷公山修整，准备再战，与敌周旋，因时久粮食空缺，将士们吃草根、树皮、树叶、蕨菜，在张秀眉领导下坚持与敌战斗。在乌鸦坡一带与敌决战，经过一场又一场的战斗，杀得敌军尸横遍野，义军也伤亡殆尽。包大肚、九大白、九松、岩大五、潘老冒、老拉等将领先后牺牲。高禾被押到贵阳杀害，四月初张秀眉、杨大六和清军在乌东山进行一场惨烈肉搏战，最后失败，这两位苗族起义军领袖被带到长沙，受尽残酷肉刑英勇不屈，于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就义。为时十八年的贵州苗民起义悲壮惨痛地失败了。起义虽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官府的黑暗统治，表现了苗族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
      这次起义，清军镇压极端残酷，苗民死亡十分惨重。黄平铁厂的张姓一寨原有七十多户，起义结束后，只有七人返回家乡，杨姓三十多户，只有二人回归，黄平城乡一片荒凉，惨不忍睹。

玉叟

        著名史学家白续彝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专有"贵州苗民起义"一节，摘录如下：

    　鸦片战争以后，咸同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发了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和侗、水、布依、瑶等族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皇朝的统治。起义先后坚持了18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斗争。苗族人民纪念这次运动中杰出领袖张秀眉等的颂歌一直流传到今天。

　　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族大起义与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及与太平天国革命都是利害相关的。当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昌盛时，清统治者主要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法抽调军队南下镇压贵州和云南起义；而当太平天国革命被残酷镇压下去后，反动统治者就马上调集军队，回过头来全力镇压云南和贵州起义。贵州和云南起义军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贵州苗族大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大理政权也继而遭到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中国通史》出版于2005年。

玉叟

   玉叟按:这篇文章是从互联网上找到的.文中提到的一些地名人名在<畿辅先哲传:袁开第传>中可以找到.相信,该文对正确评价袁开第会有所帮助。有兴趣阅读者请特别留意最后一段。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18日06:59 <贵州日报>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不断侵入,国内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加深、日益激化。
　　首先是地主阶级对各族农民土地的掠夺、兼并日趋激烈,造成大量农民丧失土地,贫困破产。地主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成为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其中既有汉族大地主,也有少数民族大地主。据《黔南职方记略》记载,下江、永从、台拱、清江、黄平、八寨、都江、麻哈、清平、古州10厅县,共有汉民8678户,而典买苗产者占72%以上,有的1户就买苗产数百份。黄平州一些苗族地区“苗产尽为汉有……昔日之苗寨今尽变为汉寨矣”。大批失去土地的人民只能给地主当佃农维持生计。
　　其次是各族人民负担日趋繁重。从康熙起,贵州养兵费用的“协饷”每年白银37．6万两由中央或各省负担。到咸丰年间,贵州养兵“协饷”额增至80万两,中央和各省已无力顾及向贵州拨款而由本省负担,贵州财政年收入不过30万两,还不足协饷的40%,陷入极度困境。这些负担全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肩上,实施中实行钱粮折饷兑,由交粮折成白银,农民的田赋负担增加了几倍,造成“富者以贫,贫者以尽”,许多人被迫“自掘祖坟取先人含敛饰物以折价”的悲惨状况。
　　再次是高利贷剥削。当地的地主、奸商、官弁、驻军便趁机放高利贷,利息一般为“银利加三”、“谷利加五”。每“遇青黄不接之际,一月之内,须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甚至赊借“一酒一肉,积至多时,有变抵田产数十百金”。另有各地豪绅、土司、亭目、把事等也趁机渔利。他们包揽钱粮耗羡,中饱私囊,将其赋税转嫁农民。
　　1851年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给处于黑暗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消息传来,各族人民无不为“太平王登基改元”而欢呼,纷纷组织起来,高举反清义旗,各地各族人民不断发生暴动,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各族人民大起义的高潮。这场起义因发生在清咸丰、同治年间,习惯上又称为“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以1854年3月独山杨元保首先领导布依族农民起义,揭开了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全省各地纷纷举起义旗,端绪纷繁,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各民族起义队伍主要有:
　　1854年3月,独山县播让布依族农民杨元保率数百人在丰宁上司举义,提出“顺天成道,打富济贫”的号召,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包围独山州城,5月起义军遭清军残酷镇压而失败。另外还有布依族何得胜领导的黄号军起义。
　　苗族起义队伍较多,以1855年3月台拱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义军最有影响,得到清水江两岸张老九、高禾、九松、杨大六等“千里苗疆”的积极响应。还有1855年秋贵定潘名杰领导的苗族农民义军,1860年5月黔西北陶新春、陶三春兄弟领导的以苗族为主的义军,岩大五领导的苗族义军,柳天成领导的义军,黔南下江潘老冒领导的苗族义军,等等。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张秀眉等苗族起义军在黄飘伏击楚军,取得大捷,消灭楚军3000余人、文武官员20余人的辉煌胜利。潘名杰领导的义军占领龙里、青岩、定番、广顺,与何得胜领导的义军、太平军联合多次攻打省城贵阳。岩大五领导的义军在芦狄哨伏击战争中击毙贵州提督赵德光。
　 侗族起义军以1855年春天柱县姜应芳领导侗族义军最有影响,姜应芳早年创造“太平教”,利用其教组织和发动群众,起义很快攻下天柱县城,姜自称“定平王”,并发布布告,还计划出湖南,“挥戈直捣北京”,迅速向东、向北进军。由于叛徒出卖姜被擒,于1862年9月被凌迟处死。其部将陈大六继续斗争至1868年。
　水族起义军以1855年7月三都九阡潘新简领导的水族义军最有影响,提出“不缴粮,不纳税,打倒清朝享太平”的号召,17次围攻荔波县城,破城6次。
    土家族以江口、铜仁红号军,思南白号军,德江、沿河黄号军最有影响。红号军以“反折征”的号召,占领铜仁府城。徐、梅阵亡后,陈福林、刘士美继续坚持斗争。白号军提出“反折征,反捐输”、“反清复明”口号。推举朱明月为“秦王”,建立政权,国号“江汉”,颁发誉黄(布告)。队伍发展到20余万,纵横于黔东北、黔中、黔西北大片地方。黄号军攻占德江、务川县城。
　回族起义军以1858年11月盘县张凌翔、马河图领导以回民为主的起义。攻克兴义、普安、盘县等10余座县城。
    汉族起义军以1855年6月罗光明、罗天明利用斋教组织的有汉、水、苗等民参加的义军,1854年8月,桐梓人杨龙喜领导黔北农民义军最有影响。罗光明义军攻破都江厅和三脚,成为据点。罗天明攻占八寨厅,并成为根据地,称“天明王“,配合太平军围攻独州城。杨龙喜义军围攻桐梓县城和遵义府城,改桐梓为兴州,委曾联魁为知事,组织政权,改元汉江,杨自任总理,颁布了一系列文告。起义军前后7个月,转战25个厅州县。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从咸丰初年到同治末年历时18年中,熊熊的革命烈火燃遍贵州大地,引起了清王朝政府的恐慌,清政府调集了黔、川、湘、楚、滇等数省的军队和地方团练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更是集中兵力镇压义军,加上义军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各支起义军被一个个镇压,起义遭到失败。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具有明显的特点:贵州各民族相互联合、团结一致,相互呼应、支持,许多支起义队伍的领导人层都是由两个以上民族组成。在每支义军队伍中,既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众多起义队伍中,有相当部分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各支起义军都与太平军有军事上的联系,协同作战,共同攻城,抗击清军及地方武装。起义军还实行耕战结合,发展生产,保证军队供给。
     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加起义的民族最多、范围最广、影响更深远的一次农民大起义,是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剥削压迫和民族压迫性质的革命斗争,是贵州近代史上的极其光辉的一页。

                                                作者：陈国安




   

回复 10# 玉叟


    关于袁开第的网上讨论，已经取得了第一项成果，那就是原来开缺的袁开第生卒年份出来了；有关袁开第的史料比原来更丰富了。这对玉田文史事业来说是一大收获！可喜可贺！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建议今后多做这样的专题讨论。这样，我们玉田文史界同仁才能集中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干大事、解难题、填空白。玉田文史事业才会兴旺发达！硕果累累！
   

小菜一碟

回复 9# 玉叟


    老师贴出如此数量有关袁开第的史料，功莫大焉！老师资料之翔实，眼界之开阔令菜疙瘩叹服不已！

小菜一碟

回复  玉叟


    关于袁开第的网上讨论，已经取得了第一项成果，那就是原来开缺的袁开第生卒年份出来了 ...
Guest from 110.243.103.x 发表于 2011-5-27 11:23

    菜疙瘩同意！同意！！同同意！！！

玉叟

    “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这是对古代农民起义（包括少数民族起义）最真实、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如果能够生活得像个人样儿，农民不会冒着“灭九族”的危险举旗造反。所以，农民起义具有不可抹杀的正义性。我认同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一书中对农民起义所做的评价：“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有人对贵州苗族起义军做出的“坏事”进行谴责，认为既然是农民起义，就应该是“仁义之师”、“威武之师”。这实在是一种苛刻的要求。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都办不到，在起义之初更办不到。另一方面，那些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兵同样办不到。官兵、官府贪酷腐化、骚扰百姓、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事情在很多古文献中都可以找到，可以说俯拾即是，只是有些封建文人不肯记载、有意掩饰罢了。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发生于二十世纪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尚且如此宽容，怎么能对十九世纪（甚至更早）的、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要求过严？

小菜一碟

回复 4# 玉叟


    袁开第的政绩主要体现在黎平知府的八年任期内。光绪四年（1878年），袁开第因丁忧卸职还乡。光绪三十年被启用为云南按察使。其间应该有长达26年的时间居住家乡玉田。菜疙瘩的这一推断是否准确？在此期间是否有值得记述的重要事迹？参与疏浚双城河是否在此时？还请老师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