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写拙作《玉田历史文化大观》的过程中,因容量有限,有些文稿被舍弃。自今日起,将在这里陆续贴出几篇,欢迎网友多提批评意见。
“乡贤祠”的三个不应该 乡贤祠是明清两代专门供奉“乡贤”的祠堂,一般设于文庙之内。所谓“乡贤”,是指那些品行优异、学识渊博、业绩突出的本地人士。这样的人士在与世长辞之后,可由地方官员报请本省督抚批准,将其牌位置于乡贤祠,享受本县士民的祭祀。玉田县乡贤祠位于文庙西厢房的南端,与名宦祠东西相对。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曾由部分“乡贤”的后裔进行重修。 截至光绪十年,乡贤祠内供奉着以下26人的牌位:汉议郎徐乐、汉处士(即隐士)田畴、晋燕郡太守阳裕、隋鸿胪寺少卿荣毗、明陕西左布政刘本、明太仆寺卿董锐、明阳曲县主薄龚宝、明东昌府知府张经、明彰德府教授王璋、明户部主事孙光祖、明孝子庠生郁光被、明贡生桑福、明赠户部郎中李聘旸、明鸿胪寺丞张衍中、明太仆寺卿王大智、明河东运使李充实、明刑部主事李充大、明东平州知州李本植、明廪生文恪桑开基、国朝(指清朝,下同)户部郎中李及秀、国朝镇江府同知江山秀、国朝诰赠刑部员外郎桑凤翥、国朝广东参议桑开运、国朝赠奉政大夫张解兰、国朝嘉兴府同知张作砺、国朝廪监生江象乾。 翻看二十四史以及有关资料,以上26位人士中确有一部分可歌可赞,享受祭祀当之无愧。但是反复掂量,似乎也存在着应该入祀没能入祀、不该入祀反倒入祀的问题。因为此事涉及到对玉田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有必要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古人遴选的26位玉田“乡贤”,至少有三个“不应该”。 其一,不该把阳裕做为阳氏族人的代表 玉田阳氏曾是大名鼎鼎的名门望族,其远祖就是种玉阳伯雍的原型阳翁伯(或作雍伯)。从西晋后期开始,这个家族日益兴旺,到北朝结束时(581年),涌现了20多位载于《晋书》、《北史》等正史的杰出人物,阳裕乃是其中之一,也是入祀于玉田乡贤祠的唯一一位阳氏族人。 阳裕,字士伦,出生于西晋晚期,此人精明强干,博学多才。但是,他对君主的选择颇有饥不择食之嫌。他先在幽州刺史王浚手下任主簿,王峻疾贤妒能,不肯重用他。王峻被杀后,他去投奔辽西公、鲜卑族大单于段疾陆眷(又名段眷,驻地在令支,即今迁安),被任命为大将军左司马、郎中令,地位相当于上卿。阳裕这一次“跳糟”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是,当后赵君主、羯族人石虎灭掉辽西段氏政权(都城在今迁安)后,阳裕主动到令支城内向石虎投降。而石虎是个暴君,在位期间嗜杀无度,穷奢极欲,不但使国内阶级斗争激化,也使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内讧,阳裕甘心情愿向这样的君主俯首称臣实在是个错误的选择。降后不久,阳裕奉石虎之命带领军队奔往密云山执行任务时,被鲜卑族慕容皩的将士擒获。于是他又摇身一变,成为慕容氏的部下。不能否认,在五胡十六国那样的乱世,读书人要寻找真正的贤明君主很不容易,但是,像阳裕这样三番五次改事新主,甚至改事石虎那样的暴君,不能不说是情操气节上的瑕疵。 另一方面,在阳氏族人中,官职高于阳裕、才干学识不低于阳裕、史书的评价比阳裕更好的至少还有3人。一是阳裕的堂兄阳骛,字士秋,始终效忠于鲜卑族慕容氏,“屡献安时强国之术”,深受赏识。当慕容俊建国号、立年号、十六国之一的前燕政权应运而生后,阳骛升任为太尉。太尉乃是“三公”之一,与司徒、司空并称,为全国最高军事首脑。《晋书》对他的评价是“清贞廉谨,老而弥笃”。第二位是北魏时期的阳固,字敬安,此人历官北平太守、洛阳令、前军将军等职,能文能武,才识超群,政绩显著,战功不凡;他刚直雅正,不畏权御,直言敢谏,有奏疏《谠言表》流传于世;他为政清廉,死后家无余财,连发葬的费用都是朋友们临时凑集的。第三位是阳固的儿子阳休之,此人曾在北齐、北周任和州刺史、吏部尚书、中书监、左仆射等职,政绩显著,声誉极高;他又是位文学家,著有《幽州人物志》、《韵略》等传世之作,《北史》对他的评价是“位望虽高,虚怀接物,为缙绅所重”。 从以上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出 ,阳骛等三位阳氏族人的官级、政绩、才学、节操都在阳裕以上,将他们弃于乡贤祠之外,而让阳裕入祀,实为不妥。
其二,不该让辽、金两代留下空白。
辽代为契丹族所建,统治北方中国达200年之久;金代为女真人所建,统治北部中国近100年。在辽金时代,玉田县出了不少杰出人物,特别是辽朝统治时期的韩氏家族,封王拜相、担任枢密使、节度使的近20人,譬如韩知古、韩匡嗣、韩匡美、韩德让、韩德威、韩瑜、韩昌等等,其中被授予各种“功臣”称号的就有7位。金朝统治时期,明威将军、同知宣徽院事李磐,天顺军节度使李瞻,中都路转运使、著名诗人王寂,都是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这些人物为实现契丹族、女真族的汉化,为华夏多民族的交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个人品德也没有太大的污点,完全或基本具备入祀乡贤祠的资格。但是,玉田乡贤祠却没有留给他们一席之地,使辽金两代、长达300多年的玉田历史成为一片空白。 那么,玉田乡贤祠为什么要把辽金两代的杰出人物完全排除在外呢?其根本原因是华夏正统观念在作怪。按照这种观念,只有在中原地带建立的政权才是合法的,才能登上大雅之堂。而少数民族则被称为“蛮”、“夷”,他们所建立的哪怕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哪怕是相当强大、相当稳定的政权,也不在正统之列,为他们效忠的文臣武将当然也就被打入另册了。以杨家将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之所以把韩昌等效忠辽朝的汉人描绘得面目可憎,丑态百出,原因也在于此。 历史已经证明,华夏正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不论是契丹族,还是女真族,他们都是华夏儿女,与“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少数民族在与中原政权征服、被征服的过程中,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薰陶,或快或慢地实现了自身的“汉化”, 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交流与融会,为此后全中国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错,在少数族与汉族的征杀中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是,这种区别就像弟兄间的争争吵吵,甚至大打出手,属于是与非的矛盾,与古代史上倭寇入侵我国沿海,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入侵海岛内陆,性质截然不同。所以,我们在评述这段历史时,既应肯定宋朝(含南宋与北宋)内部那些为“收复失地”而英勇奋战的人物,又要歌颂辽、金朝中忠直、勇毅的武将文臣;既要为杨家将、岳家军的忠君报国而讴歌,又不能否定玉田韩氏家族及其他汉人效忠于辽、金两国的功绩与贡献。把辽金统治时期的贤明人物排除在乡贤祠之外,显然不妥。
其三,不该把李氏族人过多入祀
明清时代,玉田城西出了个官宦人家,即以李充实为代表的李氏家族。这个家族虽然远不能与晋代的阳氏家族、辽代的韩氏家族相比,但总算延续了较长时间,出现几位比较优秀的人物。这个家族先后有祖孙三代共5人入祀玉田乡贤祠,分别是:明赠户部郎中李聘旸、明河东运使李充实、明刑部主事李充大、明东平州知州李本植、清朝户部郎中李及秀。其中,李聘旸是李充实的父亲,李充大与李充实是堂兄弟,李本植是李充大的儿子,李及秀是李本植的儿子。他们实实在在是“父子兵”。 查遍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李氏5人中生平事迹比较突出、具备“乡贤”资格的只有2人。一是李充实,此人为明朝嘉靖乙丑科进士,历官苏州知府、河南运使(正四品)等职。他“嗜学不厌,志洁行芳”(大意:勤学好问,品行优异);在任期间,清廉自守,“饮冰茹孽”(大意:饮清水吃菜蔬以充饥,形容为官清廉),赈济灾民,政绩不菲。另一位是李及秀,此人为清代顺治丙戌科进士,历官户部郎中、河南巡方监察御史(正四品)等职,政绩颇佳,官声甚好。他曾上书100余次,大多涉及国计民生,颇有真知灼见,其中《酌派河夫疏》载入《河南通志》以及《皇朝经世文编》。 除去上述2 人,其他三位的标准似乎低了一点。李充实之父李聘旸仅仅因为儿子做了高官,才弄了个“赠户部郎中”的虚衔;李充大为明代后期的举人,曾任刑部主事,顶多不过正六品官员;李本植为拔贡,曾任山西汾西知县、东平知州等职,最高不过从五品。按说,既然是入祀乡贤祠的人物,旧县志应该详细记述他们优美的德行、上佳的政绩、超群的才学,遗憾的是,三个版本的旧县志,仅仅提到他们的姓名官职,未曾详细记载他们的生平事迹,好像他们的品德才华并无突出之处,能够跟他们相媲美的玉田人士肯定能够找出几位甚至更多。玉叟认为,把“乡贤”过多地集中于一个家族,肯定会减损乡贤祠的代表性。至于其中是否藏有什么“貓腻”,那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