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的日子
1977年邓小平复出,高考制度恢复。
这一年8月,妈妈带我到校长室报名,交了一块钱学费,我就成为梁各庄小学的一名学生了。
因为刚刚经过十年动乱和唐山大地震,学校条件差,桌凳很缺,仅有的几套也是东倒西歪。我们用石块或砖头搭个台儿,上面铺块洋灰板,算是桌子。几块砖、一块石头就是凳子。经常上着上着课,就稀里哗啦一通响:“桌子”四分五裂,搞不好,还会“人仰马翻”。
那时没有教辅资料,需要做题,老师就写在黑板上,学生抄下来再做。零食基本是天然食品,青青的玉米秸秆、树上的榆钱、槐花等等。四分钱的冰棍已是享受,嘴里含着块糖疙瘩就高兴得头晃尾巴摇。玩的也比较原始,骨头把、捉迷藏、丢沙包、洋火皮、跳棋、溜冰……玩具像洋火枪、陀螺,弹弓、宝剑、手枪,也全靠自制。穿衣服更是稀里糊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哪想过颜色、款式。小学六年,没向父母要过一件衣服,傻乎乎的,给啥穿啥。
看电影总是让人无比兴奋,那仿佛一块硕大手帕的白色银幕,赚尽了人们的眼球。每到演电影,大喇叭要喊,于是男女老少,吃不好饭就拿着小板凳,早早等在银幕下,冬天把脚都冻麻了也舍不得离开。为了促进血液循环,就上边搓手,下面跺脚,跺脚的人多了,场子里尘土飞扬。也有的孩子借着这点热闹在场外追打逗闹。
进了学校,开始知道有老师这回事。而且知道,老师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必须绝对服从。比如,谁违反纪律,谁骂人,谁想欺负人,只需来句:“给你告诉老师去!”绝对见效,立竿见影。用现今一些家长的话说,老师放个屁都是香的。他可以说很严厉的话,可以要求你背手、坐正、上课、下课、站着、排队……
有一天,一个学生上课吃黄瓜。黄瓜被老师没收,放在讲桌上。下了课,我们就撺掇一个有点傻的学生吃。她长得丑丑的,鼻子里“细粉”长流,胸前和袄袖子铁片子似的,又硬又黑,粥渣子若隐若现。迟到是常事,连报告都不会喊,每次都喊“报报!”逗得全班人哄堂大笑。成绩当然不行,我们学完拼音字母了,她才会“aoe”。我们故意激她,说她不敢吃黄瓜。结果,她真就上去咬了一大口,说好吃,又咬了几口。老师进来后,问起这事,我们哈哈笑了老半天。在我们眼里,只有这样傻傻的人,才敢在老师面前放肆。
不过,可笑的可不只她。那时候,谁没做过几件傻事呢?
我在四年级时,认识了付各庄的一个同学。他家卖耗子药,我家卖磨刀石。我们达成君子协定,用我家一块磨刀石,换他两把耗子夹子。为了表示够哥们义气,交易完成后,他又送我一包耗子药。我拿回家,小心地埋在桃树下。不料,全被我家的鸡给吃了,一粒不剩,家里的十几只鸡也一只不剩——全部一命呜呼,驾鹤西游了。
五年级时,教我们语文的是佟老师。他五十多岁,高个,清瘦。我们第一次的作文是《我的学校》。老师带我们从大门口到操场,从办公室到教室,大小建筑,花草树木,匾额标语等等,从外到内,由大到小,逐一仔细观察。然后又念了几篇例文。我按老师的思路写好,交上去。老师竟十分推崇,给了最高分。在班上念了,说给其他几位语文老师也看了,一致给以高度评价。
记得佟老师不久就说要调走。临走那天,他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不时看着我们擦眼泪。他最后说:“我想了好久,很想说点啥,却不知从何说起……你们要听新老师的话,有时间写一篇《与老师分别的日子》的作文。告诉我,你们都很优秀,都很快乐,我来的时候给我看,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我们写好了作文,可佟老师再没来过。后来才知,老师当时是得了不治之症,不得已离开我们的。
后来,我在学校的作文竞赛上居然得了个一等奖。我一边莫名其妙,一边自鸣得意。也就在那年寒假,我生病时,家里人给我找了本《河北民间故事》看,竟然被迷住了。于是,我开始喜欢看书。那时流行一种小人书,64开,横翻,黑白印刷,老少皆宜。每页百分之九十是图画,最下边有几句简明扼要的讲解文字,价格一般一毛多钱。我常买的书还有《小学生》、《小学生作文》、《作文》、《作文通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童话大王》、《山西民间故事》、《民间文学》、《故事会》等等。
那时的孩子攒钱很不易,也就过年有十来块压岁钱,平时给家里打醋、买盐剩几毛。再有就是暑假割草,晒干了,可以卖七、八毛钱。有一年刨老鼠,用一个老鼠尾巴可以换五分钱。仅此而已。
我每天小心翼翼地留着可怜巴巴的零花钱,盼着放假了可以去买书。当时只有城里的新华书店、报刊门市部可以买到书。我们家离县城十几里地,一般是几个伙伴一起走着去,早上出发,傍晚回来。冬天的时候插地走,走到花生地就找花生吃,遇到沙子坑就找“宝贝”——各色的石子。水井边常常有又粗又大又圆的洋灰管子,我们也经常钻到里面玩。
这些书帮了我不少忙,我写作文从不发愁,而且基本都会作范文。我渐渐喜欢上了写作,甚至私下有了当作家的梦想。现在想来,那时脑筋多简单啊。不过,在老师的一次次鼓励下,我对自己充满信心。一想到写作,就想到被夸奖,就想到当作家,心里就美美的。
就这样,我一晃六年的小学生活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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