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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这个问题，我早想谈，苦于没有时间，一直迁延。前数日在本论坛和人谈起，所以只好给个交代。今天晚上匆匆写成，无法深入，只好多抄成书，连缀成篇，识者当能谅矣。又未及校对，错漏当连篇累牍。暇日或稍修改。
一
流经丰润、玉田的还乡河，因其水势和一般河流从西向东正好相反，相传宋徽宗被掳掠北狩，经过此河，感叹河水犹得返乡，而自己身为囚徒，前途茫茫，遂在沙岩寺题诗一首： 沙岩寺里树苍苍，塔势崚嶒大道旁。 北狩至尊仍出塞，西流浭水自还乡。 看花古驿愁春雨，驻马危桥泣晓霜。 五国城中寒月白，魂归艮岳总荒凉。 到了清代，宋徽宗曾在沙岩寺停留，并题诗的传闻，已经广为传播。如玉田籍的诗人王庆元，就写过一首精彩的《赴永平经丰润沙岩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悲哉宋道君，北狩丁末造。传闻旧留题，莫觅轻纱罩。”以传闻做基础，来渲染历史悲思。 关于宋徽宗和还乡河的传闻，丰润的雷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宋徽宗过思乡桥》，对史料作了一些梳理。他说： 清光绪版《丰润县志·文苑》收录了前人张籍的一首著名的《宋徽宗过思乡桥》诗：“沙岩寺里树苍苍，塔势崚嶒大道旁；北狩至尊仍出塞，西流浭水自还乡。看花古驿愁春雨，驻马危桥泣晓霜，五国城中寒月白，魂归艮岳总荒凉。”
尽管遍查丰润典籍，还是没有找到诗作者张籍的有关情况，据民间流传，《宋微宗过思乡桥》这首诗是作者题在丰润城西沙岩寺墙壁上的，后被人抄录下来收在县志中，沙岩寺在上个世纪初才被拆除，因此有人说曾经在寺的墙壁上看到过这首诗。也就是因为这首诗，在丰润史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人认为：宋徽宗当年被金兵掳押北行时就住在了城西的沙岩寺；还有人认为：这首诗只是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追怀和凭吊，宋徽宗被押北上时没有住在沙岩寺，而应住在丰润城内或是附近。
时至今日，宋徽宗被掳北上时住在什么地方早已不重要了，沙岩寺离丰润城才6公里，可以想象：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金兵押着2000多辆大车，装满各金银珠宝图书，带着全部宗室、后妃、达官显贵一万多人逶迤北上，那是一个王朝的搬迁，虎倒不落架，皇帝被俘，可不等同于一般的押解犯人，那也要前呼后拥的威风显赫，要是按行军布阵，这么多人也只能驻在城西临河而居了，沙岩寺附近必然要驻满了北上的护卫军队和随从人员。在当时，沙岩寺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场所，在我们现在能查到的典籍中，丰润曾经有三座最为古老的寺庙，一座是建在丰润城内的关帝阁，建于唐太和六年（公元832年），一座是建在丰润城内后卫的宏法寺，建于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另一座就是这座沙岩寺，按县志记载：“沙岩寺，唐时建，《燕山丛录》：原有塔十三级，洪武中有雾护塔三日遂失所在，今遗址尚存。”
根据这首诗的情形，宋徽宗在丰润居住的时间应当在几个月甚至是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认为，这首诗的作者张籍一定是随从宋徽宗被掳北上，而后来又活着逃回来的随从之一。
二
然而，雷先生的判断，却是错误的。把还乡河与宋徽宗牵扯到一起，最早始于万历年间的《燕山丛录》。该书卷十四： 浭水源出崖儿口，经丰润、玉田，由运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东，此水独西，故俗谓之还乡河。宋徽宗过河桥，驻马四顾，凄然曰：过此渐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又曰：赵氏子孙文弱，俟后圣雪吾仇耻！因不食而去。人谓其桥为思乡桥。
这一段记载，被清初朱彝尊等人采入《日下旧闻考》，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其实，《燕山丛录》这本书，本就靠不住。四库提要介绍此书说：“明徐昌祚撰。昌祚字伯昌，常熟人。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凡分二十二卷，大抵多涉语怪，末附以长安里语，尤为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资考证。书成於万历壬寅。有昌祚自序，谓因辑《太常寺志》，得征州县志书，因采其所记成此书。则亦剽掇之学也。” “不足以资考证”， 四库馆臣这六个字的考语，并没有冤枉徐昌祚。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 。《燕山丛录》卷二有一则“丰润卫千户韩纶”的故事。这事在后来的康熙《丰润县志》里也有记载，但韩纶已改正为郭纶。况且“丰润卫”云云，本就经不起推敲，应是“兴州前屯卫”。可见徐书的荒率。
《燕山丛录》记“丰润卫千户韩纶” 康熙《丰润县志》里的相应记载
《燕山丛录》这本书，杂记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宋明史事、传闻，因记录北方史事的书比较少，所以得到重视。但它只能当传闻参考，用它来考证史实，无疑是应慎重的。
三
那么，宋徽宗北狩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五代以来的北方历史情势。 唐季祸乱，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及其子刘守光先后在燕地建立割据政权，骄奢淫逸，北方人民困苦不堪。只有赵德钧掌燕时期较为平顺。但石晋割燕云十六州与辽，从此丰润、玉田等地成为“沦陷区”。失去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大片土地，意味着中原也得不到安宁。因此，整个北宋，收复北方领土，一直是汉人恋恋不去的心结。杨家将故事的流传，就是这一心结的一种表征。 史家研究，宋太宗以后，汉人多次对辽用武，企图收回燕云等州，但均未成功。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随后屡败辽兵。宋徽宗等认为辽有必亡之势，决定联金攻辽，乘机收复燕云。重和元年（1118），徽宗派马植自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与金谈判攻辽。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宣和二年（1120），北宋派马植赴金约盟，双方商定：宋金各按商定的进军路线攻打辽朝，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境），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宋答应灭辽后，将原来输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则答应将燕云还于宋。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此一约定，史称“海上之盟”。 然而，在金军所向披靡，不断取得对辽作战的胜利时，宋攻辽却屡遭失败，最后南京也是金军攻取的。在灭辽过程中，由于宋人未实现先前约定，双方几经交涉，金才答应交还燕云六州（蓟、景、涿、顺、檀、易）及燕京，而山后诸州不还。另外，“海上之盟”之初，由于使臣的疏忽，只言宋、金合作灭辽后，将石敬塘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归还，却忽略了平州为唐末辽所攻取，不在燕云十六州内。但宋朝的本意，当然是包括收复平州在内的。因此，得到燕云六州，宋人连山前失地也未完整收复。 辽将亡时，平州人张觉成为当地的主宰。宋人以拉拢张觉的手段，企图将平州纳入版图。但在金攻取平州，威胁要求宋交出张觉时，宋朝迫于压力，只好牺牲张觉，把他交给金人。张觉事件，宋人失去了多方面的人心。一是百姓怨望。根据宋金约定，北京一带收复后，土地归宋，但“常胜军”首领郭药师本东北人，应该归金。但宋朝舍不得这一支辽的叛军部队（当时很有实力），就以财富、居民随金北迁换取“常胜军”，这使得盼望回归的百姓流离失所；二是使“常胜军”首领、军队实力派郭药师寒心。宋将张觉交给金人，郭反对，既成事实，郭觉得既然张觉能成牺牲品，他自己也可能成牺牲品；三是宋金由结盟转为交恶。（这些事情非常复杂，史料也多，无法详细叙述，有兴趣者可以自己去查阅史书。） 宋金的结盟，被一些史学家称为“引狼入室”。实际上关键是宋朝本身不过硬。在灭辽过程中，金人看透了宋朝虚弱的本质，而“张觉事件”使得宋金迅速寒盟。宣和七年十月，也就是宋、金共同灭辽后不久，金人作出了进攻北宋的决策。后来的结果的大家都知道：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北宋灭亡，皇室尽族北迁，唯有康王赵构脱逃。汉民族史上的这一大悲剧，史称“靖康之难”。 记载“靖康之难”的权威史料书，流传下来的不少，消亡的同样不少。原因无它：太过真实的东西，面子上不好看。但有一本叫做《靖康稗史》的书，却作为这一耻辱的最真实记录，传奇般地留存了下来。 《靖康稗史》共包括《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七种，故习惯上又称其为《靖康稗史七种》。本来，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和呻吟语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编订的《同愤录》下帙，但过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于临安顾氏家发现这个稿本时，该书上帙已经散佚无存。由于耐庵从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当是靖康闰月前事」(见本书序)，也就是汴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础上，又补了《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和《瓮中人语》各一卷，以使「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们见到的这部《靖康稗史》。这就是说，《靖康稗史》是耐庵在确庵《同愤录》下帙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
这本书自南宋咸淳丁卯(即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编定之后，没有刻本、流传甚少，至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著录，但却很快传到了高丽。辛巳三月(即明惠帝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朝鲜李朝国王遗德在本书上写有一个题跋，跋云：
中土祸患，至宋徽、钦而极，子息蕃衍，耻辱亦大，前史未有也。是编久存大藏，朕微时见转钞本于同年家，差脱不可句读。践祚后，检诸故府，得此，有先「忠烈王」图印，是百年前传写来。披览事变，终始咸悉。宋金所为，皆有国者金鉴。正史隔越两朝，卷帙繁博，无此融会贯通。暇当考征芟补，命儒臣泐为一书，为万世子孙戒。辛巳三月上巳，遗德笔。
经学者崔文印考证，高丽忠烈王于至元十一年(即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即位，死于戊申三十四年秋七月己巳，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既然朝鲜李朝内府所藏《靖康稗史》有「忠烈王」图印，那么就可以肯定，这本书至晚在公元1308年之前，就已传到了高丽。又考东藩记事，遗德即芳远，于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嗣位，第二年，他便写了这个书跋，其云「当是百年前传写来」，亦与史完全吻合。由于朝鲜国王如此重视这本书，把它视为「有国者金鉴」，故其书在朝鲜一直保存并流传。 我国最先得到这个朝鲜传钞本的是苏州学人谢家福(绥之)，时间是在清光绪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随即，他又请人过录了个副本，送给他的朋友——著名藏书家丁丙，现在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钞本靖康稗史。上世纪八十年代，崔文印根据抄本整理，出版了了《靖康稗史笺证》一书，收入中国史学基本奠基丛刊。 我们来看看《靖康稗史》七种书的内容和作者。
靖康稗史之一：《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作者钟邦直。该行程录是靖康事件之前，也就是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许亢宗为贺金太宗吴乞买登位使金而留下的出使纪录。许亢宗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使的，他既在金国招待使臣的宴会上遇到了大肆夸耀金人「控弦百万，无敌于天下」的押拌，又在「回程见虏中已转粮发兵，接迹而来，移驻南边，而汉儿亦累累详言其将入寇」。作为靖康事件的前奏，编者把这个行程录放在本书的首卷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它较真实地揭示了导致靖康失败的重要原因。 靖康稗史之二：《瓮中人语》，宋人韦承编。语起政和元年冬赵良嗣献约金灭辽取燕之策，迄靖康二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主要记载汴京围城之经过。 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最主要部份，是开封府为金军元帅府开列的皇子、近支亲郡王、帝姬、皇孙、皇孙女、道宗妃嫔、少帝妃嫔、皇子妃、亲王妃、王女、驸马等详细名单。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奉命写成的公文。 靖康稗史之四：《南征录汇》，金人李天民辑。详记汴京陷落始末的著作，和宋人韦承编的《瓮中人语》类似，作者身份不同而已。 靖康稗史之五：《青宫译语》，作者王成棣，为医官王宗沔之子。他作为翻译人员，于天会五年(公元一一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受粘罕之命，从汴京出发，跟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高宗母韦后等经燕京到上京。因为韦后等大都监押在青城斋宫，故名「青宫译语」。后在东北取了赵室某公主。 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语》。 靖康稗史之七：《宋俘记》，金人可恭编。 以上两种，专记宋二帝及宫室、宗族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呻吟语》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我们无法知晓其真实身份。但他在书后留了个跋语，曰：“呻吟语二十页，先君子北狩时就亲见确闻之事，征诸某公上京札记、钝者燕山笔记、虏酋萧庆杂录，编年纪事，屡笔屡删，以期传信。未及定本，遽而弃世。不肖又就《燕人麈》所载可相发明者，伴系于下，亦以承先志云。”此跋语，疑即“确庵”所写。早在耐庵发现《同愤录》下帙稿本时，就已经说过：「确庵姓氏亦无考。」但大体可以肯定，《呻吟语》的作者，是当年随二帝北迁人员。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青宫译语》、《呻吟语》三种，都涉及到从汴京到东北的行程，对考察宋朝时期北方的交通和地理具有重要价值。而《呻吟语》一种，乃专记宋二帝及宫室、宗族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是我们考察徽宗北狩是否经过丰润的权威史料。 宋徽宗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从汴京出发，至同年五月十三日抵燕山（北京）。七月初十日，靖康帝、祁王太子也至自云中，馆愍忠祠。两帝是不同批次、不同路线、不同日期押解到北京的。到北京休整后，才一起押解至东北。九月初六日，“虏以康王兵盛，又请二帝北徙，九月十三日出燕山东门，民皆涕泣跪送。过石门，至景州，上卢龙岭，渡栾撒河、泽河，过大漠。十月十八日抵中京，计程九百九十里。……地极荒凉，远逊燕山。宗室濮王仲理等一千八百余人仍留燕山仙露寺，有衣不蔽体者，太上临行，令姜谔分赠生绢千端。”
从以上摘录可知，徽钦二帝于靖康二年九月十三日离开北京，“过石门，至景州，上卢龙岭，渡栾撒河、泽河，过大漠”。 此“石门”即今遵化石门镇，遵化在辽时为“景州清安军”，故曰“至景州”。可以清楚地看到，徽钦二帝北狩，走的是今遵化-迁西线，而非玉田-丰润路线。
四
那么，为什么民间却流传着还乡河和宋徽宗的故事呢？ 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经玉田、丰润的路线，确实是当时从北京达东北的主要道路之一。许亢宗等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第四程，自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 ▲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 ▲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 ▲第七程，自三河县六十里至蓟州。 ▲第八程，自蓟州七十里至玉田县。 ▲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 ▲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 路线非常清楚。清州即今开平区，本为石城县，金人改为清州，而北宋改玉田为经州，与清州相对应。韩城（即今丰润韩城镇）还一度成为北宋与金国交界处宋境内的最后一座城镇，从而发生过极重要的历史事件（此处不枝蔓）。据《大金蓟州玉田县永济务大天宫寺记》，宋金交恶前，金人与宋修好，行府悉寓于此，“故天会五年八月敕加天宫寺以酬之。”可见当时的玉田、丰润一带的路线，大致是走玉田-天宫寺-韩城，而非鸦鸿桥-新军屯-韩城一线，也不是达天宫寺后继续向东，而是向南折下抵达韩城，从韩城镇“东行十余里，至金人所立新地界”。 更重要的是，高宗之母韦后等人，被押解至东北，走的也是玉田、丰润之线。当时北宋的俘虏，分多批押解。韦后这一批，有当时的医官王宗沔之子——王成棣充当翻译，就是他写下了《青宫译语》。到达北京以后的行程是这样的： ▲十八日，抵燕山，大王及王弟盖天、阿替纪均弗归府，居愍忠祠。燕人闻宋俘至，喧嚷已匝月。及是，大王眷属，下逮戚族男女咸集，如覩异宝，且与后妃等行抱见礼申敬。汉妇不习，惶窘万状。 ▲二十四日，随王及阿替纪押韦妃等策马行，王弟及朱后等留弗遣。盖天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夜抵三河界。 ▲二十五日，抵玉田。 ▲二十六日，抵滦州。 ▲二十七日，抵榆关。 虽然没有细节的记录，但路线却是很清楚的。韦后等人经过浭水，想必也确有一番感慨吧。这种历史被后人附会到宋徽宗身上，于是就有了还乡河得名的传闻。其实，宋徽宗本人是没有走这条路线的，题诗自然也就无从谈起。由于《靖康稗史》长期以来中土无传，直到晚清才被人传抄回来，所以明代的《燕山丛录》所记载的道听途说遂成为人们的一般认识。 还乡河得名，也有人附会到后晋出帝身上，但于史亦无确据，不过是就其情势而做的猜测而已。 | 
匿名
发表于 2011-10-16 18:43
| 来自河北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7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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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卡
发表于 2011-10-30 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