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乐，一位杰出的古代政论家 东方一剑在《关于徐乐上书两则史实的考证》中，以渊博的学识，谦虚的风度，论证了历史名人徐乐的若干史实，读后很受启发。兹将我的感悟和我的反思，向一剑先生及各位网友作简要汇报。 其一，徐乐是位杰出的政论家 徐乐以《上武帝书》名载青史。虽然史书并没详细记载徐乐的生平事迹，虽然他留下的政论文只有一篇，但我以为仍可认定他为杰出的政论家。原因有四： 1、就是这篇政论文使汉武帝受到强烈震撼，亲自接见了他（同时接见的还有另外两位），并向他们吐露了“相见恨晚”的感慨； 2、这篇政论先后被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全文收录，自古至今，享受此种殊荣的政论家并不多见； 3、这篇政论文后来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教材之一，不少贤明君主从中吸取了教益。直到现在，这篇文章仍有指导意义。如果今天的领导干部都能认真阅读这篇文章，进而强化自己的居安思危、关注民情民意的意识，腐败问题一定能够有所缓解。否则，“土崩瓦解”的可能不是不存在； 4、后人从这篇政论中提炼出一句成语：“土崩瓦解”，至今，这一成语仍然活跃在各类文章之中。 还有一条原因，出自玉叟的妄度：对于秦朝末年陈涉所发动的农民起义，徐乐竟然没有唾骂，没有嘲讽，什么“匪”呀，“寇”呀，“贼”呀，这些污浊的字眼一个也没使用。他写道：“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从中可以看出，徐乐对秦末农民起义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他把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罪于秦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跟后世所说的“逼上梁山”实在是不谋而合。如此评价农民起义，在堆积如山的旧史、志当中实属凤毛麟角。 由于以上原因，我觉得在“政论家”前面加上“杰出”二字，徐乐是当之无愧的。与那些发表过许多篇、遗留下好多本的普通文人相比，他的表现实在是出类拔萃。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错误，我把“政论家”误写为“政治家”了。没当过三公、牢相、首辅之类的高官是成不了政治家的。徐乐的职务照政治家的起码标准差八杆子远呢，说他是政治家毫无道理。把“政论家”误写成“政治家”，是我的粗心大意所致。类似错误我犯过许多，今后也难以避免，愿意接受网友的批评，并向读者致歉。
其二，关于徐乐的官职及上书时间 虽然曾经反复阅读徐乐的《上武帝书》，却从没对徐乐的官职及上书时间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和考证。譬如他的官职，东方一剑一语中的：我真的是从旧县志抄下来的，根本没曾想过旧县志的这一记载是否属实。拜读了东方一剑的大作，查了查有关文献，我才如梦方醒，知道 “一年四封”之事轮不到徐乐，他也没曾任过中大夫之职，旧县志确实犯了自作多情的毛病。而我囫囵吞枣，以讹传讹，造成了不良影响。往后好办了，假如需要再一次编写关于徐乐的介绍，只需采取一剑先生提供的资料，就完事大吉了。 徐乐上书的准确时间，一剑先生提供了《汉纪》的有关记载：“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但我对这个年份怀有疑问：这一年是汉武帝刚刚放弃“和亲政策”、正式对凶奴宣战的一年。应该说，汉武帝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而且，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尚未显现。在这种情况下，徐乐以及他的两位同事怎么竟然说出那种话来？汉武帝刚刚作出一项重大决策，也没见到这一决策给黎民百姓带来的苦难，怎么可能对反对（或怀疑）这一决策的人士产生“相见恨晚”之感，并且加封其官职？当然，这仅仅是我的怀疑。我对汉武帝所知甚少，也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写出我的怀疑仅仅是向网友求教而已。 另外，我觉得吴先生对拙文似乎也有一点误解。我对徐乐上书时间是这样写的：“徐乐上书时期，正处于西汉王朝北伐匈奴、南征南越、武功赫赫的所谓‘盛世’，朝廷内外歌舞升平，帝王将相忘乎所以”。吴先生由此断定我把徐乐上书的时间圈定在元封年间（前110——105年），似乎是圈错了。据我看过的一点史料，汉武帝是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抗击凶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将凶奴与南越平定。只有这段时间，西汉王朝才“北伐凶奴，南征南越，武功赫赫”。这也就是说，我把徐乐上书的时间大体上圈在了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之间（当然也可以后推几年），而不是公元前110年~105年。 顺便告知：《天南地北玉田人》文稿中的所有错误都是我造成的，我负全部责任，网友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批评时，可以直接批评我，不需要再询问责任者的姓名。 | 
匿名
发表于 2012-7-30 15:13
| 来自河北
狗仔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2-6-29 20:41
楼主
悔悟卡
匿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