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燕山移走了!
在陈平先生编著的《燕史记事编年会按》(上册)(1995年7月版)中(p113),论述有关“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时,提出关于召公当年所封燕地的地望问题。摘录如下:
仔细读一遍《史记·周本记》有关武王大封功臣谋士那段文字的措辞就会发现,召公封燕时的都邑并不在蓟邑。《史记·周本记》说到太公封齐,则云:“封尚父于营丘”;说到周公封鲁,则云:“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在国名齐、鲁之外,都特别交代了都邑为营丘与曲阜。但说到召公封燕就简单了,只有国名燕,而未特别交代其所封都邑。这似乎可作以下两种解释:(一)召公当时确另有封邑,但史书失载,史迁只好暂付阙如。(二)召公之封国与封邑二名相同,皆为燕,故史迁仅书“封召公奭於燕”就已把国名与都邑全包括在内了。召公为周初重臣,北燕为仅次于齐、鲁的第三号大诸侯方国,封燕亦周武王之世的盛典。燕若别有都邑,史籍断不会失载。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应是:召公所封燕国的都邑就叫燕邑,此乃以邑名为国名者。而这个燕邑,也就是《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所云:“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燕亳”。盖亳即是都,即是邑。商人称“亳”,则为燕亳,周人称邑,则为燕邑。
先秦之北燕国本不作燕,它在西周金文中称“匽”,在战国金文中称“郾”,北燕之“燕”在古籍中用“燕”究竟源起于何时,又是因了何故,目前尚难确知。编者估计,其事似应在战国秦汉之际,而且似应首先行用于北燕以外的方国。目前还很难说北燕在战国秦汉之际由“匽”、“郾”改称“燕”与秦之一统有什么关联。至于燕山之燕,是自商迄秦一直用燕;还是商时用燕、周时用匽、秦时再改燕,就更不得而知了。如果燕山之名一直就用燕,而不曾用过匽,我们就很难说商末周初的“匽”(即北燕)国与“燕山”之间有什么关联,以及匽邑与燕山之所在又存在什么一致关系了。古文献中关于燕山之得名,目前可见者似大致有两说。一为以盛产婴石即燕石得名说。说见《山海经·北山经》,其文曰:“北百二十里曰燕山,多婴石”,二为以盛产蓟草、红蓝又名燕支的花草得名说。而古以焉支、燕支名山者,非止一处。盖西部与祁连相邻者为焉支,而东部与蓟相邻者则为燕支也。汉辽西郡之古县名“令支”,估计也是燕支之讹,其地在燕山东脉。可见燕山古名或燕支山,而燕山似乃后来去其支而成者。如此,商末周初之匽邑就更与燕山无关了。愚见以为,商末之北燕亦当称“匽”而不称“
”(燕形符号),其得名初与燕无涉,而应与古史传说时期东夷族大姓偃姓之民有关。故商周时幽蓟有匽、郾之国,河南则有郾城之邑,皆古偃姓之族所遗。燕山商代若亦称匽山,则或许与“匽”国多少有点儿关联,但这种关联却非国邑因山岭而得名,而应是山岭因国邑而得名了。而古燕山也不会仅限于“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一隅之地。今日自京西南转而北上的京西北、京北、京东北与冀东北之半月形群山,似皆可名之为燕山。如果古北燕国或因有燕山得名的可能的话,在这个半月形的山下平野里,莫不可建邑立国。而其南缘及中部今河北涞水、易县与北京的房山及城区近郊,因地更近中原,为中原系部族构建燕邑则更为合宜;其东北部今河北蓟县、玉田等古无终地区,古为无终等戎狄所据,似可能性不太大。武王所封召公之燕邑当为商末之燕亳,且至周初也一度称燕亳,应当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以前人们一直无从知晓它的地望与准确位置。这个疑问或迷团,终于随着本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而解开了。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数百座商末周初墓葬,其中不乏有出土周初匽侯与匽国贵族铜器的大、中型重要古墓;在遗址中的董家林,还发现了规模足堪作为大方国诸侯都邑的商末周初古城。这座古城作为周初召公所封燕国都邑的重要地位,不久就得到了学术界的确认。受此启发,常征先生(历史学家、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在八十年代初发表的《召公封燕及燕都考》(见《北京史论文集》)一文中,便以《山海经》为辅证,将今京西房山与门头沟两区的大坊山、百花山等山改定为古燕山,以证明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便是召公所封“地在燕山之野”下的燕邑。其说虽尚未成定论,但他能从考古新发现立意而校正旧说,还是颇有新意的。 真是大家呀!敢猜想。歌德巴赫猜想再复杂也就是“1+2”、“2+3”的朴素原理,可这是石头山呀,古代人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您说说搬起古代的石头砸谁的脚呢?既然挖出的都是“匽”,那就把大坊山改成匽山不就行了吗?为啥非得把蓟玉交界的燕山搬走呢?那现在的燕山还用改成大坊山吗?最好不到那里去,没看到暴雨成灾了吗?玉田咋就这么背呢,本来山水就不多,再都被别人抢走,还让咱们活不?玉叟老师,我们怎么办呀?各位坛友,我们怎么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