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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5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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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河北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1987年省政协文史办编纂）节选（十五）
1984年6月，北方七省市党史资料征集会议，曾提出写作的八点要求：
①定题目要突出主题、画龙点睛，切忌大而无当、华而不实；
②写背景要紧扣主题、开门见山，切忌联系太远、头重脚轻；
③写意义要恰如其分，切忌套话连篇、有意拔高；
④写过程要脉络清楚，切忌主次不分、过细过繁；
⑤写情节要朴实无华，重在叙事，切忌虚饰夸张、过分描写；
⑥写人物要功过分明，切忌因亲疏定褒贬、以成败论英雄；
⑦写原因要理由充足，切忌捕风捉影、任意推测；
⑧写结论要准确实在，切忌主观臆断、模棱两可。
文史资料与党史资料，除征集范围不同，在稿件的写作要求上大体相近。故而，其提出的八点要求很值得我们借鉴。但因征集的主题内容毕竟不同，时间相隔也较党史更远，故其在写法上，仍有区别于包括党史资料在内的其它史料的特点和规律。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1987年省政协文史办编纂）节选（十六）
史笔与文笔的区别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1959年周总理提议，至今已断断续续开展了二十多年了。但因为我们宣传、开展得不够广泛深入，许多同志，包括一些专职文史干部，对文史资料的写作方法，乃至文史资料的具体选题问题，都不是很清楚。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些人不了解史笔与文笔（即文学创作的笔法）的区别，以致目前我们收集到的稿件，很多类似于文学作品，很难称其为“文史”。我们不妨先看这样一篇稿件，它是一位作者寄来的，题目为《黑风口》，内容是介绍坝上要隘：
到过坝上的人都知道，当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缓缓地爬行到万全与张北交界处，突然使你顿开眼界，习习凉风扑面而来，这时你不禁对这突如其来的变迁惊叹不已。回首一望，垄状山脉连绵起伏，像一条条长龙莽莽苍苍，巍巍然横空出世，把坝上坝下自然分开。古长城和烽火台沿坝屹立，连绵的横岭劈开一个豁口，好不路险山高。站在山颠俯首南望，群山起伏、沟壑纵横的坝下尽收眼底；回首北眺，是一望无际、逐渐平坦开阔的坝上平原，与内蒙古草原相连，让人想起古代诗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这就是黑风口，它是内蒙通往华北的交通咽喉，自古边防重地，军事要隘。……
作者文笔纯熟，写得很有文采，但我们能说它是一份文史稿件么？确切地说，它应该是一篇用文笔写成的优美的游记体散文。它的问题在于，没有把握住文史资料的笔法，过多地描写抒情，铺排扬丽，写得太出圈儿了。这是我们来稿中的一个通病。
我国的文体繁多，文体的具体划分也很细，譬如，光史书就有好几种：孔子的《春秋》属编年体，《史记》属纪传体，《汉书》属断代。论说性文章亦有多种分类：西汉贾谊的《论积贮疏》属奏议，苏洵的《六国论》属策论，《孙子兵法》属军事论文，《论衡》属科学论文。至于文学体裁就更多了，诸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它们的笔法各不相同，但如果仅从文章的表现方法上归类，它们的笔法，则大致可分为史笔、论笔、文笔。
我们的文史资料属于史笔，与文学创作的笔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1．文笔可以虚构、想象和夸张，而史笔则必须坚守历史的真实性。文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可以是想象的、虚构的，而史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则必须是有根有据的，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虚构和夸张，更不能用想象和推理来弥补史料的匮乏；作为文笔，我们可以打破所有人的习惯想法去改编《红楼梦》，让林黛玉爱上焦大，但作为史笔，我们却无法改变史实，让三国的关公去大战唐朝的秦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笔可以面对一个“虚拟的世界”，而史笔则必须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这是史笔与文笔的重要区别所在。
2．文笔可以毫无拘束地抒情，而史笔则必须“抒情”有度。 文学创作，以情动人是它的一大特色，尤其是诗歌，更是向以“煽情”著称，乃至可以通篇抒情；而史笔在“抒情”的时候，则必须把握好一个“度”,绝不可像文笔那样，将个人情感满篇挥洒。文笔的抒情可以纵横捭阖，铺排扬丽，尽情表达个人的颂扬与声讨、热烈与激愤；而史笔则只能结合史实作冷静的辨析、简洁的评述。所以，相对文笔的抒情来说，史笔的抒情味道就显得很淡，淡到让我们只能管它叫简洁的“议论”了。如《史记》当中每篇篇末的“太史公言曰”。如果有哪位先生硬要以抒情的笔法去写史料，那他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伦不类。因为史笔与文笔肩负的“使命”不同，史笔要做的是记述大量史实。
3．文笔可以纵情描写，而史笔对“描写”的运用，则必须像对待“抒情”那样，把握好一个度。描写，可以增加形象性和生动性，所以它常被文笔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有的体裁甚至到了离开文笔而不能说话的地步，像游记、散文诗等。而史笔对“描写”的依赖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它很少“描写”，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描写”。其原因，仍然在于史笔与文笔所肩负的使命不同。无疑，描写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语言增强形象性和生动性的，史笔对它也不是绝对拒绝。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讲解中还会讲到。但是，不是到了非常必要的时候，史家一般不用“描写”。因为滥用描写，有时会伤害史笔所追求的“历史真实”。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篇写坝上要隘的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因为描写性的句子太多，真实性已被大打折扣了。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1987年省政协文史办编纂）节选（十七）
史笔怎样叙事
民国史专家李新曾说：史笔就是把经过研究、确凿无误的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然后，把从历史事实中抽引出来的历史规律阐述得明明白白。
根据他的说法，结合读过的史籍和日常获得的一般常识，我们可以将史笔的叙事方法做如下归纳：
1．直叙其事
从一般文法角度讲，有顺叙、插叙、倒叙，或三者交叉使用等种种办法，而其最终目标，无非是要把一个人或一件事叙说清楚，让人明白。
但作为史笔，因为它所面临的任务主要是记载人物和陈述事迹（即介绍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介绍人物的经历和事迹），而且绝对不允许想象和夸张，故其采用的办法通常都是直叙其事。这一办法虽然朴拙，但从体式上却非常符合史笔的精神。至于插叙、倒叙等种种办法的变换或交叉运用，不过是史家为补足史证，或者为使自己的说法在不扭曲事实的基础上更引人入胜，而采取的必要手段。
我们收到的文史稿件不乏这样成功的范例，它们没有议论，没有生硬的、不着边际的词语，更没有不必要的描写，只实事求是地直叙其事，一件史实也被交待得明明白白。
2．叙议结合
史家运笔，无时不将史实的明白交待做为第一诉求。所以，叙述，在史家笔下总是占据着主导位置。但通过查看史籍，我们会发现，很多史家笔下的文字，不仅有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记载和陈述，还有洞彻世理的议论和评述。这一点，我们在刚才讲到史笔与文笔的区别时已经涉及到了。这种议论和评述，很像文笔下的抒情（甚至抒发的也是个人情感）。但不同于文笔的是，它总是密切结合已经陈述过的史实，就像民国史专家李新所说，是“从历史事实中抽引出来的历史规律”。因此，在许多史家笔下，议论与评述尽管始终处于从属位置，但却一直以“精华之论，点睛之笔”，与史实融为一体，并成为史家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一种叙议结合的办法是：边叙边议，边议边叙，就如我们平常所说的“夹叙夹议”。这种办法多见之于我们收到的以“三亲”为题材的文史稿件中。应当说明的是，他们在运用这种“夹叙夹议”的办法时，也是始终坚持了“以叙为主，以议为辅；叙为议之轴，议为叙之引”，从而做到了议论始终为史实的陈述服务。
3．详略结合
叙述刻板、空泛、抽象、概念化，是文史资料的大忌。要解决这个问题，从表现方法上，我们只有将概括叙述和具体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为没有概括的叙述，总的情况就无法交代明白，而且文章的篇幅势必流于冗长，叙述的速度势必受到阻滞；如果只有概括叙述而没有具体叙述，文章就会流于空泛，难免概念化。这就出现了一个调配问题，什么地方该详，什么地方该略。这个尺度的把握，仍是以内容需要为取法的准绳。二者的选择，应该在谋篇布局阶段就有所考虑：属于面上的东西要概括叙述，属于点上的东西要具体叙述；属于主要内容则具体叙述，属于次要内容则概括叙述，与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的材料能不用则不用。一句话，在叙述问题上，要分清轻重缓急。这样，就能在具体写作时收放自如，使大事和小事都能联系在一起。
如果大家读过溥杰先生写的《醇亲王府的生活》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它在叙述上调配得是十分得当的。关于醇亲王府的来历部分，是该文的次要内容，于是作者采用了概括叙述，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一个大体轮廓。而王府的生活，却是该文的主要内容，于是作者便不厌其详地叙述起来，仅酵亲王府的“组织”一章，就涉及到了庄园处、回事处、随侍趾、司房、祠堂、厨房、茶房、花园、轿夫、太监、妈妈、丫环，等等，就连“马圈”也没放过。下面，是我们摘录其中的一小节文字：
在结婚时或生孩子时，照例必须从妈妈之中选出“全科人”(即夫妇双全又有子女的人)，使为新郎新娘缝被襦，并担任洞房中的种种杂役，或是在生孩子“洗三”时在产房参加杂务。同时还必须避忌“四眼人”(即孕妇)，甚至还有忌属相之说。在丧事中的小殓、大殓时尤其严重。既在日常生活中，寡妇的穿着打扮也是与有夫之妇不同，总而言之，脂粉和花绿衣服等，都是和寡妇无缘的。如果在仆妇之中，寡妇而稍作浓装，定会遭到主人白眼、同事讥笑，认为是不规距，甚至会认为是“不安分”与“别有用心”。寡妇所以被呼为“未亡人”，就意味着偷生人间，仅仅不死而已。
叙事如此，写人物传记亦然。譬如写某重要人物的传记，对其重要事迹，尤其是一些最放光彩的事迹，最悲壮、最感人的事迹，最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可以像电影特写镜头一样展开，从而将其刻画得细微、生动而具体。而对其次要事迹，如幼年时期，不要占太多篇幅；对他的家乡环境、风物、社会背景，不要写得太多；对他的家庭、世系、亲属，也不要写得过细；对少儿、青年时代的故事，除能表现其特性的内容之外，也不要多写，这样才能做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当然，能够灵活自如地掌握具体叙述和概括叙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舍曾说，“使小事大事都能联系到一处，一笔写下，狂风由沙漠而来，天昏地暗；一笔又写到连屋中熬着的豆汁也当中翻着白浪，而锅边上浮动着一圈黑沫。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的确需要很深的写作功力。但是，只要我们在组织材料时能分清轻重缓急，在具体写作中下功夫去实践，这种调配能力是可以逐步掌握的。
〖小结〗
文史资料写作运用的基本叙述方法，简言之，即顺序和插叙相结合。二者的关系是主从关系，顺叙是主干，插叙是枝条。整个叙述就像一条红线(顺叙)上联缀着一颗颗珍珠(插叙)。这样，既可减少头绪，又可使文章结构更加紧凑。但应注意：
①插叙的内容应与顺叙的内容紧密相关，无关宏旨的东西不要插，否则会使文章显得累赘臃肿。
②插入的内容要选好插口。这要在写作之前考虑成熟，做到有的放矢。
③插入的内容应尽量简短一些，以免喧宾夺主。
④顺叙和插叙承接转换的地方，要衔接得自然巧妙。
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它方式。我们不提倡叙述的模式化、单一化。只要能把事情叙述清楚，让读者明白，方式尽可以活泛些，不必拘泥一法。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1987年省政协文史办编纂）节选（十八）
要力求语言的准确
我们对文史文字关，把得不是太严，能做到文从字顺就可以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文史语言就可以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比如人名、地名，比如一些基本概念的用字，如果仅凭日常习惯去写，别人看你文章的时候就可能晕头转向。所以，文史资料尽管把“叙事的准确”放在了第一位，但并不是对语言就随意将就。
1．名称运用要规范
①除了引用群众口语者，或引述历史记载外，不要用“日寇”、“日本鬼子”、“蒋帮”、“蒋匪军”等称谓。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此类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语言可以激起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而如今“时过境迁”，再用那样的称呼恐怕就不适宜了。文史语言讲求的是“历史真实”，不能掺杂个人感情，不能滥用侮辱和谩骂性的语句。这样做不但不会丧失立场，反而更加符合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要求。
②对于历史上各朝代的名称要力求准确。如本人是一个朝代，写旧政府、旧机构时，是什么名称就写什么名称，不必在前面冠以“伪”字。讲“汪伪政权”、“伪满政权”是对的，但要在国民党军队前加“伪”字，就错了。
③个别名称的运用要注意时代背景。如“苏联十月革命”，应为“十月革命”或“俄国十月革命”，因为“十月革命”时苏联(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尚未成立。1928年6月20日前，河北省应称“直隶省”；“河北省”的称谓，是1928年6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改称之后的事。再如，十年内战时期就义的烈士，写他英勇就义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亦不合历史环境；把国民党分为反动派和民主派，是抗战以后的事，十年内战期间还没有这个词儿。此外，满清应称“清朝”，蒙族应称“蒙古族”（更不能称作“鞑子”），“老革命根据地”应称“革命老根据地”。
④凡外国国名以及重要的或常见的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译名，均应以新华社的译名为准。凡涉及人名，除引文外，一般应直写其名，不要称“同志”。但为了反映某一史实，必要时可用职称，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主要人物出生、逝世，以及加入重要组织等重大事件的年月日，要写清楚；如实在查不到，要写明某年的春、夏、秋、冬哪个季节；至于年份，则必须查清，不可含混；年份用公历，有的原件记的是阴历或帝王年号，则应换算成公历。
⑤各种名称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全称。如果名称太长，需在标题或文内用简称，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但也要遵守一般习惯，不要任意编造）。主要人物活动的地点，除著名都会外，都要写明省会、县名，再写村名。比如，某人物“从上海到了七里坪”。这样写的话，“七里坪”是哪儿，一般读者不知道，应写明是“湖北黄安的七里坪”。这些战争时的小地名，地图上也没有，还应说明具体方位，比如说“在瑞金县城北边的大柏地”或“在兴国县城北边的老营盘”等。有些简称在当时或某地区很流行，如“一师”、“二分校”等，但并不为一般读者及后人所了解，所以不要用。
2．选词要恰当
用词准确，是语言的基本要求。我国古代春秋笔法就特别强调用词的准确，认为“—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为此，选择用词要注意恰如其分：
①力求准确。汉语词汇丰富，仅词型就有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等，且每个词都代表着不同事物的概念和状貌，反映着不同的景象和感情。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说，“世上没有两粒相同的砂子，没有两只相同的苍蝇，没有两个相同的鼻子”，讲得就是词语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在选择用词时，要下功夫找到那个最准确、最贴切、最富有表现力的词语，以便准确地叙事、状物、达意。
文史语言虽不像文学作品那样追求生动形象，但其对“准确性”的追求比其它文体毫不逊色。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佩孚》一书，结尾曾有这么一句话：
吴佩孚究竟是被日本侵略者毒害而死，还是被国民党政府谋害而亡，现在还没有证据判断哪一种说法为是。但是，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这位曾经权倾中外、显赫一时的人物，其结局是可悲的……
“权倾中外”，在这里是不准确的。“权倾”之“倾”，滥觞于成语“倾国倾城”，典出《汉书•李夫人传》，李延年向皇上推荐他的妹妹，说：“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意为全城乃至全国的人，都为她的美貌而倾倒。那么，由此之“倾”推彼之“倾”，说吴佩孚的显赫权势令“中外”为之倾倒，显然就不合适了。吴佩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代表。吴受制于外，“倾中”尚且不足，何谈“倾外”？其症结就在于作者没有认真推敲，未注意此一词语的含概范围。
②精心辨析词义，特别要仔细区别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汉语的近义词很多，有些近义词粗看起来区别不大，但仔细考究，含义则有不同，如“反应”和“反映”，“消亡”和“消灭”，“克服”和“克复”，“收集”和“搜集”，等等，必须经过精心辨析，才能准确使用。
③仔细区别词语的感情色彩。词语的感情色彩是很细微、很精妙的。遣词造句时，必须仔细揣摩。首先，要区别词义的褒贬，如“坚定、顽强”是褒义词，但“固执、顽固”就是贬义词了；“急急忙忙”无所谓褒贬，但“慌慌张张”就带贬意了。其次，要分清词的分量轻重，比如“满意”和“满足”，是两个意思相近的褒义词，但“满意”比“满足”的程度浅，分量轻；“不满”和“愤怒”，意思有相近之处，但“愤怒”比“不满”的程度要深，分量要重。
3．造句要合乎语法
句于是文章的骨干。一个好句子的构成关涉三个方面：逻辑，语法，修辞。逻辑，负责话说得对不对；语法，负责话说得通不通；修辞，负责话说得好不好。如果造句合乎语法，文章语言就达到起码要求了。句子构造对不对，除取决于事理说得对不对外，还取决于是否符合乎大家说话的共同习惯。如果不符合共同习惯，写成的文章就会杂乱无章、不可理解。譬如“老鼠被猫儿吃了”，这句话，如果说成“老鼠猫被吃了”，话就不通了。这里，我不去系统地谈专门的语法知识，只从写作角度，讲几个应该注意的问题。
①基本构成不能省略。构成一个句子的基本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此外还有补语、定语、状语等。一般情况下，句子的成分，特别是其主干部分，是不能随意省略的。譬如：
抗大学员中有个身材不高，身体非常健壮，打起仗来像个小老虎似的，人称猛张飞。
这个句子的病结，就在于作者把宾语给丢了，结果造成连要交待的基本对象都不明确。到底有个什么呀，应该在“小老虎似的”后面补上一个宾语“张连长”，全句就成了“……小老虎似的张连长，人称猛张飞”，意思就通了。造句时，只要抓住了主干(主、谓、宾)，理清了枝叶(定、状、补)，就可以使句子完整无缺、有条有理了。
②相关词语要搭配。句子中，词与词的搭配，词序的安排，都是具有一定条件的。各种成分搭配不当，也会出现语病。譬如：
他们在抗大学习期满后，觉悟、学习、身体都有了显著提高。
“觉悟”与“提高”搭配在一起是可以的，但“学习”、“身体”两个词就没法跟“提高”搭配了。类似这样的文字，是没法做成书，交给读者去读的。如果改成 “他们在抗大学习期满后，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学习有了很大进步，身体也比从前更强壮了。”意思就通了。
有时，由于词序安排失当，相关的词语也搭配不上。如：
他用了一种很严肃的口气，望了一下周围的人说……
“严肃的口气”，是用来形容说话语气的，不能用来修饰观望动作，应改为“他望了一下周围的人，用一种很严肃的口气说。”
③事理要合乎逻辑。有些句子，从语法上看成分完整，搭配也不错，但仍然不正确，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所反映的事理不合逻辑。譬如：
我中华乃泱泱大国，巍巍然屹立于喜玛拉雅山之巅。
“喜玛拉雅山”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会出现“某大国屹立于某山之巅”的奇观呢？此句的语病，在于它颠倒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犯了逻辑错误。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1987年省政协文史办编纂）节选（十九）
要尽可能做到语言的生动
在确保“历史的真实”和叙事的“准确性”的基础上，语言的生动，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文史资料虽然不像文学作品那样刻意追求生动形象，但也不像纯粹的史书那样概括和简约，而是那种介乎史书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东西，所以必须在确保真实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如果写得干巴枯涩，平板抽象，读者倒不如去读史书了。目前看，我们许多文章写得呆板枯燥，没有可读性。
怎样才能使文史语言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呢?
①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场面、人物性格、人物形象，适当采取一些描写性语言。《史记》的语言很简练，很朴素，但是《鸿门宴》却写得栩栩如生。在司马迁笔下，刘邦、张良、屈原、贾谊等人的性格，个个都很鲜明，活灵活现，达到了生动形象的极高境界。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是一个颇为成功的例子，有时间大家可以读一读，亲身感受一下他的语言风格。这里，我想用薄杰的《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的一个字，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在写到慈禧与恭亲王的矛盾时，文中曾有这么一句：
慈禧便借题发挥，把恭亲王从军机处撵了出去。
“撵”字用在这里，不仅准确，而且很生动、很形象。不用“赶”，不用“驱逐”，偏用“撵”，这是为什么呢?“撵”属北方口语，这个词常与那些家禽动物连在一起，像狗啦，鸡啦，猪啦，等等。“撵”用到这里，就等于把恭亲王放在了家禽之列。全句的意思是说，慈禧太后漫不经心地就把恭亲王赶出了军机处。二者的尊卑何等分明！
②注意对词语的比较选择。要选择最富有“立体感”的词语。譬如，同样是一个表现动作的词，它可以是抓、拉、扯、扶、拖、打、扔、拽、抢、拔、持、撵、搓、掐、摘、掏、挖、擦、揩、抹、拴、绑、捆等，这些词分别描摹不同的动作，各有用场，各尽其妙，用得好，便能使文章增色。
我们有些文章在叙述人物功绩时，虽然使用了很多形容词，但对实际活动、具体动作却并没有多少记述。说某人“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某次战斗，但怎样参加了战斗，文字中却没有一点表述，如此一来，人物形象怎么能“活”起来?
《文史资料工作讲话》（1987年省政协文史办编纂）节选（二十）
要做到秉笔直书
我们讲了半天文史资料的写法，其实最根本的一条还是“秉笔直书”。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没有这样一种气概，我们的文史资料就不能称其为“史料”。喜欢逍遥的，只管让他去读神话小说；喜欢恬淡的，只管让他去读野史散记；痛恨人心不古的，只管让他去浏览愤世嫉俗的慷慨陈辞，我们的文史资料也就只管“休息”就是了。但如此一来，我们也就辜负了周总理生前的谆谆嘱托、殷殷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勇于担当起这一重任，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毁誉地去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学界上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因此叫做“史德”。这种美德的可贵之处在于“直”，说白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大人物，你有功不抹煞，你有过也不讳饰。历代史学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直书历史的光辉巨著。司马迁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把失败英雄项羽列入本纪，同时也不隐讳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的瑕疵。《汉书•司马迁传》说他：“其事真，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官董狐，春秋时期晋国沃曲人(今闻喜人)，周大夫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以讲真话而著名。晋灵公十四年(公元前607年)，晋国大臣赵盾的族弟赵穿，将昏庸残暴的晋灵公弑于桃园。董狐在史籍上写道：“赵盾弑其君”。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孔子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世将直笔记事者皆喻为“董狐笔”。鲁迅也曾说：“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秉笔直书呢?
①要有使命感。
这一条是秉笔直书的关键。举凡优秀的史学家，无一例外地都怀有远大的抱负，颇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雄心壮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顾个人毁誉，直书史实，以供后代鉴借。有了这种使命感，也就有了勇气，也就能够排除各种顾虑，直书其人、直书其事了，古人所谓“胜者王侯败者贼”的曲笔也就可以避免了。
道理很好讲，实际做起来则很难。历史上就有许多曲笔，譬如《魏书•武帝纪》记曹操兵败赤壁：“疾疫横行，吏士多死者，遂本人战船，引军撤退……徒使周瑜小子成虚名耳”。这显然是魏国史官慑于曹操的威势篡改了历史。诚然，这其中隐情，以人之常情而论，还是可以理解的。你想，上有八旬老母，下有妻子儿女，谁不怕掉脑袋呀?但是，越是如此，就越显“直书”的可贵。
我们应该认识到曲笔的危害，它不仅亵渎了历史，亵渎了民族，还会贻误子孙后代，并最终将自己与耻辱连在了一起。所以，在我国古代，许多良史往往忠孝不能两全。因此，从事历史研究和史料写作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譬如魏征敢写隋朝的历史来教训李世民，若不是碰上李世民，结果怕是不堪设想。可以说，政治清明是秉笔直书的重要保证。
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应该没有什么顾虑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史学界探讨研究的学术气氛渐浓。譬如陈独秀、王明，他们在历史上做过好事也做过错事，还做过坏事。王首道同志说：“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不能把他们早期做过的好事完全抹煞掉，甚至也说成坏事。”此外，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也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把人和事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来评价分析的“阶段论法”，是政治清明的具体表现。因此，只要我们树立起历史使命感，就能够秉笔直书，写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史料来。
②要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
“秉笔直书”之所以为后世推祟，主要在于它不加讳饰，不偏左右，不饶弯子，准确地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要秉笔直书，不但需占有丰富的资料，还需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譬如一个历史问题有多种记载，你没占有全部资料，只把一些零碎东西不加分析地实录下来，就不能叫做“直书”。《山西文史资料》曾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冯玉祥给阎锡山父亲的寿礼》，说冯玉祥在阎父做寿时送去了一坛清水，错把民间传说当作史实，因此引出了很大笑话，这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而且历史记载又很纷繁，有正史、野史，间杂着民间传说，有真有假，且众说纷纭，往往自相矛盾。面对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依据大量的、丰富的史料，对历史问题进行认真地、深入地分析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学一学司马光，他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之所以名之为“考异”，是因为他对各种材料都进行过认真的考证和辩析。今人姚雪垠写《李自成》一书，也是借鉴这种方法。要弄清历史上任何一个重要问题，都得具备这种“考异”能力。只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查明历史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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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1-12-22 23:23
| 来自河北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2-5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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