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公与违命侯
二人都贪图享乐,都做了亡国之君。不同之处是,李煜聪明,刘禅愚钝,李煜多才多艺,刘禅一无所长,李煜多愁善感,刘禅无忧无虑,李煜不满现实,刘禅乐不思蜀。结果,李煜因《虞美人》绝命,刘禅以“不思蜀”善终。李煜被后人尊称“千古词帝”,代价是生命,刘禅得以生存,但成为笑柄。 细想那刘禅,的确一福大命大之人。当初在长坂坡,眼看小命不保,他的救命恩人赵云,将他藏在铠甲之中,杀了七进七出,使他逃出刀光剑影,转危为安;刘备把出生入死打下的江山给他,凭他的才智,内忧外患之下,能把蜀国维持几天还真是不乐观。可偏偏有另一贵人为他分忧解愁,上下打点,那就是对刘氏江山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虽说先主辞世时曾交代:“我这个儿子很不成器,如果他还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吧,如果他实在不行,你就看着办吧。”但诸葛亮仅仅是把它作为为后主尽忠的又一动力而已。这让刘禅这个甩手东家一心一意在后宫享乐,以致于稳稳当当做了41年皇帝。姜维直到临死,还在悲愤不已,“拔刀斫石”,还为不能光复汉室仰天长叹。亡国之君,哪个不是备受欺凌?他就好的多。“邓艾急忙给刘禅解开绳子,当众焚掉棺材表示接纳。”司马氏封他安乐公,让他能在平安快乐中度过余生,可说是他第三个贵人。正如庄子说的“无用之用”,大树无所可用,所以不会早死于刀斧之下,因而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刘禅的贪图享乐,昏庸无能,反倒让他化险为夷。真是福祸相依呢!
李煜就没那么幸运。本想埋头典籍、超脱于世俗纷争之上,做一个不乏衣食,求仙问道的高士。正所谓:“暂约彭涓安朽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本不想做皇帝,命运却偏偏安排他做。这李璟即便不算恶人,也是好心做了坏事。后主做了皇帝想忍气吞声,哪知宋天子想的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李煜终成阶下囚。这赵匡胤便成了第二恶人。作为亡国之君,不仅一贫如洗,而且备受凌辱。太祖素闻后主才名,宴请群臣时,便经常邀请后主谈诗论词助兴。而当才华横溢的他纵横开阖,旁征博引,言无不尽之时,太祖又心有所忌,不时转移话题,用他丧国亡家的心痛来刺激他。有一次,当后主与宋朝诸大臣谈诗论文正起劲时,宋太祖冷不丁地一声大笑,说道:“卿真不失为一翰林学子也!” 到了太宗,更是变本加厉,让他同后汉降王刘鋹去崇文院礼贤馆内观书,并指着馆内收藏的李煜旧日藏书说:“据说你在江南喜欢读书,这些书大多是你的藏书,不知你自归顺以来,是否经常来这儿读书?”更有甚者,他对其夫人小周后垂涎已久,她贵为江南国母时,赵光义无缘觊觎,如今成了自己的阶下囚,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史料记载: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 得随列入宫觐见。太宗便乘机强迫留她呆在宫中,陪宴侍寝,一住就是数天才放她回去,每次从宫中回来,她都要捶胸顿足,破口大骂宋太宗禽兽不如。“闻声于外,多宛转避之。”
面对此情此景,后主肝肠寸断,羞愧难当,悔恨交加,却无力回天,进退两难,如何不“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即便他再能超凡脱俗,怎奈“主子”欲壑难填。一边欲加之罪,一边做《虞美人》雪上加霜,淫威之下,还要“违命”,凄惨悲凉的结局应该在预料之中。所以,宋太宗成了第三个恶人,认为他“人还在,心不死”,于是,赐毒酒,使其“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 刘禅做了四十多年皇帝,五十多岁的人,想必不需要每句话都要人教,尤其是看到蜀国歌舞的时候。诸葛亮在世时,他也能掷地有声地下旨:出兵伐魏!到了司马氏的朝廷,到啥时候说啥话,还是明智之举。倘若他流露出亡国之痛,安乐公能否安乐,恐怕还得两说着。要知道,司马氏也是奸诈无比,司马懿就是诈病骗过了曹爽,最终夺取了帅印,瞒天过海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如此看来,刘禅还真是会“藏”。尽管他的藏不是假痴不癫,不是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相比之下,违命侯似乎“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假如他也像安乐公那样,装傻充愣,做出不思蜀状,是不是能逃脱厄运呢?也未必。一个是,痛失爱子,国破家亡,寄人篱下,还要忍受妻子被人侮辱,让一个敏感多情的文人能放下,恐怕没那么容易;二一个,即便他能看破红尘,那阴险毒辣的赵光义终究不是司马氏,更不是面对讨武檄文还为之叫好、希望重用作者的武则天。如要放下,也只有一死了。 安乐公是彻底放下,而违命侯确实欲放难放。假如从让他当皇帝就违命,也许结局要好得多,而他屈从了;对宋朝,一面无比恭谨、战战兢兢,一面又不肯觐见赵匡胤;做了阶下囚,还对故国念念不忘,还“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当然,如果没有亡国之君的切肤之痛,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惊世之作,也许这就是千古风流才子的代价吧。 一个人有贵人相助,还是恶人挡道,命运大不相同。谁都想亲贤臣,远小人。问题是,这仅仅是主观上的,贵人不是召之即来,恶人也不是挥之即去。也就是说,做安乐公,还是违命侯,不都是自己说了算。还是说各有得失吧。我们也不妨换个角度看:一个活得真实,一个难得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