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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四五月间的一天。有人在排子外头叫：“张德义。”我出门一看，来人非同小可。 本村最大的财主张庸，韩家林大乡的乡长。 张庸是学校的学董。每天都要到学校转一圈。从大庙学校门到陈老师屋有二十步远。他搬车进来，骑上，到陈老师门口再下来。我的坐位在教室门口，每次看他进来都是如此。 平时他凡人不理。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他连眼皮也不挑。我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张庸三个闺女老四张光宽、老五张光五、老六张光淑和我是同学。她们都比我要大，岁数大，个子也大，但智商不高。四年级我学习第一，按惯例我是级长。上课开始，级长喊一，全体起立；又喊二，向老师鞠躬；我再喊三，全体坐下。她们虽是学董的女儿，向老师鞠躬还是必须的。陈老师也从来不打她们。她们最大的特点跟张庸一样：不理人。 今天张庸找我有什么事呢？而且直呼我的大号。 原来县里让每乡出一个人应征警备队。 “管吃管住还管穿，每月还关饷。” 我问：“警备队都是干啥的呀？” “警备队警备队，警备就是保境安民，防老抢呗。” 我一听就高兴了说：“去！” “好。明天你就上玉田南高小。完事到东门脸城瓮圈里的饭馆吃饭。”说完，他一蹁腿，骑上车走了。 爸妈听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一时还琢磨不透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却认定这一个脱离苦日子的好事。不但我出去，省家里的粮食，还能有好的衣服穿，还能给家里挣钱。 我二大爷也支持我去考警备队：“这年头，就当庄稼人挨欺负，能有个吃官饭的。谁还敢小看咱家？” 爸说：“先去看看也行。没准咋会儿子事呢？” 第二天，我早早到了玉田南高小。 南高小已没有我考高小时的喧闹。 院子里放着两张桌子，有几个人稀稀拉拉排着队。个子都比我高。与他们相比，更显我的瘦小。 桌子后坐着三个人。中间的是一个日本兵，穿着军服，没拿枪。两边是两个中国人。 其中一个中国人问问题。不外是家里有几口人，家庭生活情况怎样。 我执意答好。说家里有两间“茅屋”，说草房显得没文化。 问完后，没什么下文。我就到张庸说的饭馆去吃饭。 当天没有得到能去不能去的消息。我心想，兴许是明天才放榜通知吧。 第二天我想再去玉田打听结果。 妈不让去。妈说那是拿枪打仗，枪子可不长眼呀。 我大哭不止。可有个吃饭的地方还不让去，都等在家里饿死？ 妈说，你忘了你老舅是怎么死的？ 栅楼王庄子的老舅在村里当团（民团）。他们在西山上站岗。亮甲店的保卫团以为是土匪，就往山上打枪。子弹打在山石上，崩到老舅身上的要害处，死了。 我二大爷私下里跟爸说：“这事不能听老娘们的。”二大爷在家里受气，在外头忍让，一辈子没扬眉吐气过。 看我不住的哭，二大爷又在暗地里支持。妈感到自己势单力薄。难道儿子真要去那危险的地方，重演弟弟的悲剧？ 妈也听说了，张庸还找了别的人家。说找别的人，人家为什么都不去。 妈哭着说：“儿啊，你饶了妈吧！” 二姐见妈哭了，她也哭了：“你把妈气死，咋办呀？” 我想，没有想气妈，只想找饭吃，给家里也省口饭，若死，我去死。 日头已经压了西山。什么都晚了。 后来听说，就在当天人家考完就开拔了。人家不会要一个没有枪高的孩子。 我没有想到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发生了。 第二天先是妈脸耳起泡，接着整个脸都肿了。嘴张不开，只能用麦桔吸点水。到后来整个头都肿涨的像个斗。 爸爸想请个先生。村里最有名气的先生是东庄的老陈庆。人称陈大先生。 陈庆是秀才，在村里办过私塾。他会中医，也是会看阴阳宅的风水先生。 在韩家林，东庄的老陈家与大街的老张家世代不和。于是老陈家在张家的坟地杜树林的正东一里多地开了一个砖瓦窑。砖瓦窑的烟筒是黑煞神。黑煞神能冲了张家坟地的风水。 我爸想，陈家与张家不睦，请陈庆人家能来吗？ 人都这样了，爸爸硬着头皮去请陈庆。 陈庆非常痛快地来了。一看：“侄儿媳妇咋这样了？” 陈庆说这病叫大头疯，人心火上攻，便到了脑袋上。头肿成这样，病势已沉重，怕要危及性命。 陈庆当下开了药方，说：“救人要紧，不能耽误，别心疼钱。” 过了两天，陈庆又来看，却见效果不明显。拿过方子看了看，问：“从哪儿抓的？是按我这方子抓的吗？” 爸说：“是从范庄药铺抓的，药铺先生说两味药是重的，有一味没抓。” 陈庆一听，面露愠色：“是你是先生，还是我是先生？快把这味药补上！” 妈又吃了几付药，渐渐地好了。 妈保全了性命。全家人躲过了一场塌天大祸。七个孩子躲过了没妈的一劫。我更逃过了致命的谴责。 直到七八十年后的今天，愧疚之心难以释怀。 1938年，冀东是一个大火药桶。汉奸殷汝耕的冀东自治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防止民变暴动，他们采取了两个主要的措施，一个是扩充警备队，一个是收缴民间枪支。 1938年6月，受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派遣，宋时轮、邓华率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东进到达蓟县。冀东玉田遵化丰润数县发生了抗日暴动。在地北头发起暴动的洪麟阁也率队来到玉田。 一天，在韩家林大庙头聚集了好多人，说是洪司令的队伍。我们一帮孩子也跑去看热闹。看到许多庄稼人穿着自己的衣服，手里也没武器。多少年后，人们谈起，称之为“闹便衣队”。 而那些参加警备队的少数被暴动队伍消灭。多数在暴动的威势和感招下参加了暴动队伍。 风口浪尖上的1938年。我在这一年也处在了一个人生的三叉路口。应征警备队没有去，成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分水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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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11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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