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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旧县志牵着鼻子走
了解玉田县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古人编纂的旧县志，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信息。但在阅读旧县志时，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兼收并蓄，因为它大肆宣扬忠孝节义,那里面即有蛋白质、维生素，又有苏丹红、三聚氰胺。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标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忠义祠”的功与罪 在玉田文庙仪门外面，曾经建有“忠义祠”一座，是雍正七年（1729）遵照朝廷旨意修建的。顾名思义，这个祠堂所祭祀的是那些忠君报国不幸遇难的人员。据旧县志记载，咸丰七年（1857），一位“忠义”之士的牌位（或称神主）摆设到这座祠堂，享受祭祀。这个人名叫周彬，丁官屯人（今属林南仓镇）。 周彬在乡期间是位名传遐迩的“孝友”，还做了许多扶危济困的好事，他的品德简直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道光十九年（1839），他考中举人，后被选入国史馆当誊录，具体职责也就是抄抄写写吧。咸丰七年（1857）被派为祁州学正——这个职务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正八品。
上任不久，农民起义军——捻军就把祁州城团团包围，周彬奉命协助知州据城固守。他心里明白，捻军骁勇善战，势不可当，祁州已成孤城，被捻军攻陷是迟早的事。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决心与祁州城共存亡。他姪子周熙绩是随他一起来祁州侍候他的，他把侄子叫到身边，神情悲壮地说：“与祁州城共存亡是我的职责，你就准备收取我的尸骨吧！” 没用多长时间，祁州城就被捻军攻破，周彬拼命抵挡，弄得遍体鳞伤。在守城无望的情况下，他跑到文庙之内上吊自杀了。这一天，距他上任的第一天仅仅三个月！周熙绩悲痛万分，整理了叔叔的尸体，装在棺材里，运回家中。事后，直隶总督将周彬的“事迹”报送朝廷。朝廷为表彰他的耿耿忠心，赐爵为云骑尉，承袭三代，还责令玉田县把他的牌位供奉于“忠义祠”。 众所周知，捻军是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反抗清朝政府反动统治的斗争具有不能抹杀的正义性。周彬顽固地与农民起义军对抗，是对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的愚忠；对农民起义军来说，他是在犯罪，是在作孽。这样的“忠义”不但不值得提倡，反而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 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像周彬那样参加过镇压农民起义战争的玉田籍官员还有好几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石臼窝的袁开第。 袁开第，字杏村（或写作杏邨），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初任内阁中书。同治三年（1864），以知州衔选派到贵州省。而此时的贵州大地已经燃遍了起义烈火。贵州境内居住着苗族、侗族等多种少数民族，因为难以忍受清朝政府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难以忍受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又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他们揭竿而起，声势浩大，把地方官军打得焦头烂额。清廷对这些起义军恨之入骨，骂他们为“杠匪”、“苗匪”、“逆苗”、“窝盗”，骂起义军首领为“匪首”，并且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对这些少数民族起义军进行镇压。 袁开第到达贵州后，先被委任为永城（今永城县）通判。上任不久，当地就爆发了被诬为“杠匪”的苗族起义。义军来势凶猛，将永城团团包围。袁开第率众拼命死守，然后设下诡计将这股起义军击溃。此后，他又采取种种手段，招降苗族起义将士数万人，使永城一带的起义军受到重挫。自此，贵州督抚把他看作顶梁柱，一再给他加官晋级。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袁开第被提拔为黎平知府（今黎平县，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次年，铜仁府（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与黎平府相邻）龙桑坪地区的苗族群众聚众造反，攻入县城，杀死县官，附近苗族群众纷纷响应，声势越来越大。袁开第“临危受命”，兼署铜仁知府。到任后，他采取“怀柔”政策，对起义军展开政治攻势，使很多义军将士思想麻痹，放下武器，各自回家。在起义军势力大大削弱之后，袁开第动用精兵，捕杀了起义军的首领，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元年（1875年）冬，黎平府有一支名为“滥练”的义军，联合六硐（贵州省平塘县境内）苗族义军，连续攻占永从、下江等几座县城。此时，四解牛地区的苗族人民群起响应，起义烈火燃遍黎平府。贵州巡抚知道袁开第在镇压苗族起义方面很有经验，又熟悉黎平情况，于是命他带领官军前往黎平府“剿捕”。在反抗烈火被扑灭之后，袁开第把起义将士的财产和土地全部收归官有。由于袁开第在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战争中“功勋”卓著，他的官职不断高升。这也就意味着，他头上的“顶子”是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的。 旧县志载有《去思碑》碑文一篇，碑文撰写者与清朝政府唱的是同一个调子。遗憾的是，现在流传的介绍袁开第生平的资料依样画葫芦，把少数民族起义军骂作“匪”、“寇”，对袁开第镇压起义军的罪行不但不予批判，反而大加颂扬。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不能不提个醒：我们不能让封建文人牵着鼻子走啊！ “庐墓”者的愚昧 孝，是指子女孝敬父母和长辈，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在大力提倡。但是，封建礼教把“孝”字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一些“孝子”在封建礼教的毒害下，竟然发展到痴迷愚昧的程度，这就有点不着边际了。其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哀毁骨立”、“庐墓三年”之类的陋俗。所谓“哀毁骨立”，就是在父母去世后极端悲痛，以致于身体瘦弱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所谓“庐墓”，就是在父母墓旁搭个小棚子，为父母守墓，少则一年，多则三年。请看以下两例： 管家铺村有个叫刘士琨的人，是位教书先生。父母生前，他千方百计侍候他们，尽管生活不是很富裕，也总是给他们买些可口的食物；父母闹病时，他跪在地上哭了三天三宿，以致于眼泪里带着血丝。母亲死后，他想去“庐墓”，但又想父亲还活着，还需要他在身边伺候，于是改庐墓为“省墓”，每天都要到母亲墓前看望，早午晚各一次，而且是风雨不误。每到墓旁，他都把家务事、心里话原原本本的诉说一遍，就像母亲在他面前一样。一次，正值大雪纷飞，他怕母亲在地下受冻，便爬在坟头之山，给母亲遮挡风寒，一直到雪停为止。 父亲死后，他便开始“庐墓”了，三年时间内，他每天都是席地而卧，从不洗漱。家里人给他送饭来，他得先向父母祭拜一番，然后再食用。百日后，他竟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到地下陪侍父母，为此，他一连七天水米不进。妻子跪在地上哀求他，他跟没听见一样。没办法，妻子暗地里请来几位族中长辈规劝他，经这些长辈苦苦劝说，刘士琨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轻生的念头虽然放弃，但庐墓还是要坚持到底的。在三年之内他没离墓旁草屋一步，只弄得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上长满虱子，头皮被虱子咬得生了疮。三年期满，他还是不肯离开。乡亲们心疼他，趁他不注意，干脆把那座墓旁草屋点了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这才断了他继续“庐墓”的念头。对这种愚蠢到家的行为，各级官员不但不加批评和劝阻，反而纷纷赠匾以示赞扬，匾上分别写着“庐墓三年”、“至性过人”等褒奖之词，真叫人匪夷所思。 玉田县名气最大的孝子当属李茂，请看旧县志的有关记载：“李茂，事母至孝，每日登堂必拜母，遇宴会尤恭谨。母卒，庐墓三年。有白兔绕其坟墓，乡人异之。成化间，有司上其事，旌表于门，恩授监生，官主簿，名载《明史》。”大意是：李茂对母亲特别孝顺，每天都要给她行大礼，每当家中晏请宾朋时他对母亲更为恭谨。其母去世后，李茂“庐墓”三年。大概是天神被他的孝顺所感动，有只白免绕着他母亲的坟墓行走数圈，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情景使乡里人感到惊异。成化年间（1465~1487），县里的官员呈报了他的“事迹”，朝廷极为重视，恩授他为监生，并委以主簿之职。此事载于《明史》。 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时代，对李茂加以褒扬，还算说得下去，因为那年头时兴这个。可是，在李茂死了400多年后，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竟然也有人拿李茂说事儿，那就只能说是别有用心了。这个人是谁？是日军讨伐队驻鸦鸿桥联队长松井。松井先派人找到了孝子李茂墓，又派人找到李茂的后裔，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于1942年6月举行了“重葬孝子李茂”的典礼。 举行典礼那天，松井带来军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自愿或被迫参加典礼的有：伪县长、自卫团总团长等军政官员，绅、商、学各界人士，当地部分学生，驻鸦鸿桥日本兵，加在一起共约800人。墓基上高搭黑色布棚，横幅写的是“悼念孝子李茂兴礼大会”。松井在大会上以宣扬“孝道”为掩护，大讲“中日亲善提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 松井的狼子野心昭然苦揭：他要通过这种举动，为侵略者的脸上涂脂抹粉，进而麻痹玉田人民的神经。至于效果如何，已有历史作证，不须编者浪费笔墨了。 “节妇烈女”的悲剧 新中国建立前后，有一首倡导妇女解放的歌曲广为流传，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是：“旧社会，黑咕隆冬的苦井万丈深，妇女在最底层。”这句歌词通俗而又形象地揭示出旧社会妇女的地位与命运。为什么说“妇女在最底层”？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把“三从四德”之类的封建礼教强加在妇女的头上，使她们承受着比男人还要沉重的压力。“三从”是：“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三从四德”的束缚下，广大妇女不但被剥夺了为官从政、施展才能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摆脱苦痛、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先让我们看一看旧县志记载的两位“孝烈”的悲惨遭遇。东宫庄（今属林南仓镇）刘温的女儿引弟，从小便孝顺父母，不到10岁就能为父母分忧。她每天围绕着母亲转，同龄人找她玩耍，她总是婉言谢绝。她父亲为了谋生，到关外做买卖，很少回家。一天，大祸从天而降：他那出外做官的外祖父，不到三个月就死于任上。听到这一消息，她母亲因失去父亲而病倒。又过了几天，他的爷爷奶奶也卧床不起。在父亲经商未归的情况下，十五岁的引弟面对三位患病的长辈，身心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她独自侍奉三位病人，煎汤喂药，烧火做饭，洗洗涮涮，一天到晚不得闲。为了母亲尽快痊愈，她又是焚香，又是祷告。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母亲不久便命丧黄泉。埋葬母亲时，她几次往墓穴里跳，要给母亲殉葬，却一次次被亲友救起。被搀扶着回到家里后，看到重病在床的爷爷奶奶，实在不忍心抛弃他们，暂时放下了轻生的念头。直到在外经商的父亲回到家里，她才如释重负，到母亲的坟墓前祭奠一番，偷偷地跳井自杀了。引弟因此而受到官府的旌表。 引弟的悲剧令人痛心，催人深省。作为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女孩，她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她对父母亲以及爷爷奶奶的孝敬可歌可赞，但是用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方式解除自己的痛苦并不可取。而官府在引弟极需帮助的时刻无所作为，等她死后又来旌表，实在叫人愤慨。 吴万含妻杨氏也是一位“孝烈”。吴万含是刘钦庄（今属窝洛沽镇）人，自幼就与杨氏定婚，但是没等结婚，吴万含便因病去世。听说未婚夫不幸去世，杨氏便穿着孝服前往吴家奔丧，并且当众声明：我生为吴氏人，死为吴氏鬼，要终生为吴万含守节。从那一天起，她就住在婆家，精心侍候公公婆婆。公婆死后，她孤苦零丁地苦熬岁月，直到三十多年后默默死去。乾隆三十六年，她因“苦守贞坚”而受到旌表。
如果《玉田县志》的上述记载完全属实，那么可以肯定，杨氏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实在太深了。她去追悼未婚夫的举动无可非议，但是实在没有必要抛弃自己的幸福，痴迷地为不在人世的未婚夫守节。官府对她的令人惋惜的行为大加表彰，真是岂有此理！ 除了“孝烈”，还有“节妇”。所谓“节妇”，就是在丈夫去世后不再改嫁，苦守空房。“一女不嫁二夫”，就是对“节妇”这个字眼的最通俗最准确的诠释。而“苦守空房”的年头越多，官府对她的评价也就越高。《玉田县志》记载了数百个“节妇”的事迹，其中大多是从二十上下岁就开始守寡，一直守到六、七十岁。 庠生郁裴的妻子袁氏以及她儿媳张氏也是受到旌表的“节妇”。袁氏婚后不久，郁裴就去世了。刚刚20岁出头的袁氏本可以重组家庭，追求幸福生活，但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她却表示要守节到死。为了成全她守节的决心，族人给她过继了一个儿子。她抚养过继儿子长大成人，给他娶了张家的女儿为媳妇。但是，过继儿子婚后不久便一命呜呼，家中剩下了老少两代寡妇。尽管生活拮据，处境艰难，婆媳二人还是决意守节。几经努力，袁氏给儿媳妇张氏过继了一个儿子。不料，这个过继儿子时间不长便夭折了。又过不久，袁氏也一命归天，全家只剩张氏一人。 张氏屡遭变故，精神倍受摧残，在孤苦零丁中苦熬岁月，可她仍然不改初衷，又过继了一个儿子继承郁家的宗嗣。她督促过继儿子勤奋学习，自己则日夜不停地给富户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生活，一直到过继儿子长大成人。一位姓林的御史听到郁家的事迹后，旌以“婆媳双节”匾，还给她写了一幅楹联：“一门双节真无比，两世孤贞实可怜”。 节妇的言行让今人不可思议，“节烈”的言行更叫人难以理解。所谓“节烈”，是指为保持贞节而毫不吝惜个人生命的女性。譬如县城东关郭秉顺的女儿郭氏就是这样一位“节烈”。郭氏十七岁嫁给一个叫王兴的人，刚刚怀孕，丈夫便一命呜呼，她悲痛欲绝。不久，她生下一女。更为不幸的事，女儿竟于几个月后夭折。公婆看儿媳小小年纪，又没有子女牵累，不可能长期守活寡，于是向她暗示，同意她再找个人家。孰料，郭氏听后痛哭失声，而且不再进食，想用自杀的方式表示自己守节的决心。婆母只好把话收回来，明确表示同意她为儿子守节。同时提高了警惕，随时抵防她自杀而死。但是防不胜妨，第二年二月，婆母稍不注意，她还是自杀了。 如果郭氏的自杀确属个人行为，我们也不好说咸道淡，那年头没有心理医生，郭氏的偏执难以疏导。问题在于，官府对郭氏不珍惜生命这样的事情不是当做教训，而是当作先进典型进行宣扬和表彰，还专门给她建了一座“节烈祠”，这不是成心把妇女往死路上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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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1-1-29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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