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远之死:冀东史上第一冤案
时间:2010-11-25 | 来源:党史博采
1938年夏天，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大暴动，高志远是跟着党发动暴动的组织者之一。五十余年来，高志远是功臣还是“罪犯”，是爱国者被误杀，还是背叛祖国的“叛逆”，一直是个令人不解的“迷.
一、“在冀东发掘出了一个爱国英雄高翔云”
高志远，号翔云，1907年6月生于滦河之滨——滦县多余屯（现属滦南）。他的祖父和父亲是贫苦农民，在乡村为地主作雇工、短工，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父亲高贵三十岁时，滦河闹水灾，他家几亩没人耕种的坟地被水冲击成良田，自食有余，开始有了积蓄。高贵置田产、娶妻生子，几年后盖起十一间房，田产最多时有195亩。除自己参加劳动外，还雇请长工二、三人，成了当地富裕的农民。
幼年高志远在乡村读了六年私塾，成了有文化的后生。此时民间富裕的家庭，都买枪支自卫，高志远除参加些辅助劳动外，喜欢玩枪射击。他练习日久，打枪很准，据说能百发百中，有“枪举飞鸟落，枪顺逃免亡”的好枪法。
青年时期的高志远不只喜欢玩枪，而且勤学好问，重义气善结交，扶贫济困，见义勇为。他结交了各种在乡的闻达之士，如学校教师、还乡的军政人员、亲友中的进步人士，向他们求教，讨论国家大事，接受时代新思潮的熏陶。他阅读了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到“九·一八事变”的时事述评等各种书籍报刊。这对他爱国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进犯山海关，中国军队何柱国部奋起还击，“长城抗战”爆发。3月何柱国部队主力撤到滦河西岸，修工事、挖战壕以迎进犯之敌。高志远立志报国，从当地招募200余壮士，组成抗日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并准备参加何柱国部队。但在《塘沽协定》签字后，何柱国部队从滦河一线撤到杨村。对于已经招募的壮丁，高志远只好自己典卖部分土地，以所得款项发了遣散费。
中国抗战部队撤离后，滦县、乐亭一带土匪蜂起，骚扰民众，甚至“一夕数惊”。为肃清地方，乡民建议组织自卫民团，高志远因为在乡民中有威望，受公众拥戴，被推举为自卫队长。以多余屯为中心，十三个村的民团成立起来，从者甚众，达300人。由于他训练有方，又善于治理，这一部分民团的战斗力很强，先后消灭了称霸滦县、乐亭的大土匪刘栾庭、胡宝山等匪帮，深得人心。
由于高志远对稳定社会起了良好的作用，成立联合民团后，又被聘为马城区——滦县第三区的保卫团大队长。
1933年冀东各县成为“非武装区”后，社会治安由随日军进关的汉奸部队——“战区保安队”负责。冀东被划分为两个专区，西部叫蓟密区，东部叫滦榆区。汉奸刘佐周是京东十一县，即“滦榆区”的保安总队队长，驻在滦县。
刘佐周，辽宁凤城人，“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在东北当过下级军官，并且当过东北义勇军，后来投降日本”。他对在滦县驻扎很得意，因为昌黎、滦县、乐亭等各县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又地处关里关外咽喉要道，对于称雄冀东，这是一块很好的发迹基地。依靠唐山日本守备队、滦县日本宪兵队作支撑，刘佐周狐假虎威，鱼肉乡民，诈骗钱财。除巧立名目增加税收外，还养了一批爪牙，制造“抗日”、“藏匪”、“私藏军火”等罪名，被害者不计其数。起初是抓大商、富户，以后略有富裕的人家也被拘捕起来，用灌凉水、洋油等办法严刑拷打，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哪天飞来横祸。民众在背后称他的保安队叫“编笆队”。刘佐周在滦县到处征讨，乱捕乱杀，草营人命，是人人痛骂的无耻汉奸，他还要自我吹嘘，在北门外的交通要冲之地，指使人设立“凤城刘佐周德政碑”。
刘佐周称霸一方，首先抓兵权。他看到各区的自卫团、保卫团训练有素，实力雄厚，于是计划将民团进行收编。为实现愿望，他在县城南建军事训练班（名义是“高中速成实习班”），招收了200名有文化的社会青年，作为兼并民团的重要步骤。
滦县三区（今滦南县长凝、马城一带）民团大队长高志远对刘佐周的汉奸恶绩早已恨之入骨，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顺从刘佐周，充当日本侵略冀东的帮凶；一条路是起而反抗，将队伍拉出去搞武装起义。他采取了不畏强暴，起义反抗的道路。1935年2月21日，高志远联络四区（奔城、连北店）、五区（胡各庄、高各庄等地）民团队长陈宇寰等人，带领三个区民团约500人在马城起义。他们捆绑了刘佐周派来的督察，将刘佐周驻奔城的“特务队”全部缴械。刘佐周闻讯派马队来镇压，也被打得人仰马翻，抱头鼠窜。刘佐周恼羞成怒，即刻发兵千余，围剿起义民团。激战多时，高志远部终因弱不抵强，南撤到沿海疏散了。起义虽未成功，但沉重地打击了刘佐周妄图吞并民团的阴谋。
这次反抗刘佐周的武装起义失败后，高志远和几个民团起义首领的家被抄没洗劫，不只家人受害，还污蔑民团的反抗行动是“土匪刁民”、“聚众闹事”。处于无奈，高志远联合几位起义领导人，赴天津找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联名控吿刘佐周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因为中国政府的软弱，并没有讨来公道，他们失望而返。
此时高志远认识到，靠国民党政府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产生了刺杀刘佐周，以谢京东父老乡亲的念头。
他秘密回到滦县，经侦察，掌握了刘佐周的行踪。8月4日，高志远化装为厨师，暗藏短枪，潜入滦县火车站。在刘佐周陪同唐山日本守备队长在车站迎接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时，刺杀成功，刘当场毙命。高志远负伤逃脱。
战后日本防卫厅编写的《中国事迹陆军战史》记载这次“滦州事件”说，“本年（1935年）8月4日战区保安总队长刘佐周被暗杀，唐山守备队队长温井亲光少佐也负伤”。
刘佐周是日本侵略者豢养的得力干将，也是当时筹组汉奸“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支柱人物之一，他的死对日本侵略者打击很大。并引起中日交涉。中国政府因追查不利，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被撤职，由“亲日派蓟密区的专员殷汝耕兼职滦榆区专员”。河北省政府电令滦榆区专员悬赏五千元缉拿暗杀凶手，“因追查滦州事件责任，北平市长袁良辞职”。
刘佐周被刺杀，昌、滦、乐、迁等各县群众拍手称快，高翔云也成了妇孺皆知，倍受赞扬的人物。农民群众甚至将此事编成传奇故事广泛流传。
滦州事件震动平津，震动华北。人民群众赞扬这位为民除害的勇士，共产党北方局派王仲华同志秘密的与这位民团团总约见谈话。北方局与“华北各界救国会”认为，在“冀东发掘出了一个爱国英雄高翔云”。
二、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中高志远被推举为抗联总司令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发表了着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高志远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他倾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是有缘由的。1933年高志远在家乡协助长城抗战失利后，曾到北平。通过他的亲戚，东北大学学生介绍认识了当时的学生领袖董毓华（王仲华）。相处两、三个月，高志远虽不知道董是共产党员，但他崇仰这位学生运动领袖，并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返滦后，彼此一直书信往来。冀东大暴动前夕，中共河北省委派王仲华到滦县发动抗日暴动，王仲华装扮成卖木梳、蓖子的小商贩到多余屯和高志远接头。以后就常住在他家里，共同商讨大暴动的准备工作。
1937年9月，北方局派李运昌同志到冀东任中共冀热边书记，在乐亭县汀流河镇与高志远相识。李运昌对高志远这样一位无党派的爱国者、民团团总很尊重，相谈甚洽，他们共同讨论策划了武装暴动问题。由于高志远认识了这些共产党人，得到了教育，也通过他们的优秀品质认识了解了共产党。
1937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将原来平津各界的抗日爱国组织即“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成“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高志远以无党派爱国人士身份参加了天津会议。这是一次代表性很广泛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楚离、王仲华、朱其文，也有国民党人王若僖（天津电报局局长）、张子奇（天津电话局局长）和各界爱国人士，如天津河北工学院的教授、院长洪麟阁、杨十三、路秀三等共三十余人。华北自卫委员会成为发动抗日暴动的半公开组织。
高志远非常兴奋。经介绍，起义之前两次去天津参加中共河北省委组织的游击战争训练班。他毁家纾难，将家人迁到天津寄居，倾注全力投入战斗。
1937年12月，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成立，李运昌任主任。各县也相继成立分会，京东各县的救国会会员发展到15000余人。
1937年12月底，在高志远的家乡——滦县多余屯召开了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的领导人以及各县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个时候，多余屯是组织冀东暴动的中心之一，几次重要会议都是在高志远的家里召开的。
暴动的准备工作接近成熟，李楚离同志去晋察冀军区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也回来了。1938年5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开会，李楚离、王仲华主持会议，冀东分会的负责人以及各派抗日代表人物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武装起义之前十分重要的会议，对暴动起义作了具体安排。决定组织抗日联军，序列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日联军。建制是总队、大队、中队、小队。会上推举高志远为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总司令。
高志远被推举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首先是因为他在冀东民众中名望高，有号召力，以及他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其次，这时暴动领导机构还没有掌握多少武装，“高志远有了武装，这支武装人数不少，战斗力强，所以高志远当了总司令员”。第三，抗战后国共合作，为避免两党之间有“主从关系”之嫌，推举无党派的高志远作正职比较合适。
中共中央北方局十分关切冀东抗日大暴动。1938年5月1日刘少奇致电聂荣臻，要求晋察冀军区立即派部队到冀东，以策应那里的武装起义。中央责令宋时轮、邓华率第四纵队挺进冀东。5月31日第四纵队分作两路，一路由邓华率领，破永宁、四海，攻入兴隆县；一路由宋时轮率领，攻下南口、居墉关、昌平。6月下旬“四纵”进入蓟县，到达靠山集、将军关一线。
1938年6月下旬冀东自卫分会又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暴动前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遵化、滦县、乐亭、昌黎、玉田、蓟县等八个县，于7月16日同时起义。并通过了冀东抗日联军十条行动纲领，内容是（1）全冀东人民行动起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2）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收复失地；（3）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4）打倒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铲除一切汉奸卖国贼，没收汉奸卖国贼一切财产充抗日经费；（5）废除一切苛捐杂税；（6）捣毁赌局、白面馆、驱逐日韩浪人出境；（7）欢迎伪军兄弟们反正参加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8）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卫；（9）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全民总动员，进行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保护群众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这次会上成立了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下辖三路指挥部，总司令员高志远兼第一路指挥部司令，政治主任王仲华；副总司令李运昌兼第二路指挥部司令，政治主任胡锡奎；副总司令洪麟阁兼第三路指挥部司令，政治主任杨十三，参谋长李楚离。
7月6日，红军干部李润民、滦县县委委员高培之和张鹤鸣、张振宇在滦县港北起义，冀东抗日大暴动插起了第一面红旗。
从此，冀东各地武装暴动的枪声相继响起，7月7日李运昌、胡锡奎、孔庆同在岩口镇率领起义。7月8日洪麟阁、杨十三、李楚离胜利进行了遵化县地北头起义。7月9日在王仲华的协助下，高志远和陈宇寰在滦县马城、胡各庄等几处同时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的烽火，燃烧起来了！
这是一次全民性大起义，参加起义的有开滦煤矿工人， 有农民、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军人、有资本家、有国民党人、爱国绅士、有地主武装、伪政府职员、警防队、保安团等等。报名者达二十万人，组成抗日武装十万人。
西起潮白河，东至山海关，北至青龙、兴隆，南到渤海湾，到处燃起暴动的烽火。起义的规模和气势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料。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三个部分，抗日联军达到39个总队，暴动盛期达7万余人。
高志远在北宁路南滦县、乐亭一带发动起义。他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是有三年前组织马城起义反刘佐周的基础，路南各地的民团、地主武装，在他的说服号召下，大都参加暴动的行列；其次是有共产党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领导成员王仲华的正确领导。
高志远头脑机敏、精力充沛、不说空话、注重实践。因为他有超人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短时间内就发动和组建起北宁路南抗日联军最大的一支队伍，“有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总队、独立总队、李绍文总队、乐亭警备司令部等十五个总队”。
高志远善于作不同类型武装部队的团结争取工作。在滦县乐亭联军暴动同时，1938年7月昌黎县境内有丁万有等组织起6000余人的队伍，号称“抗日第十路军”。经高志远派代表去谈判，丁万有表示接受“抗日联军”的指挥，编为“抗日联军昌黎支队”，辖5个总队。
高志远是勇敢善战的军事指挥员。起义开始以后，在他的指挥下巧取汀流河据点，收缴伪警武装；占领倴城，伪警全部归降。连续三次攻打乐亭县城，最后以5000人大军强攻，打垮了滨临渤海的伪县政权，插上起义军的红旗。之后起义队伍于八月中旬调集万人兵力，攻打日伪驻兵甚多的滦县城。为使敌人不能集中兵力，先扒掉铁路，切断古冶来的援军，攻取洼里车站，夺取雷庄、卑家店、坨子头三个伪据点；指挥昌黎县丁万有部队攻取滦河东的石门、朱各庄火车站，最后集中兵力围攻火车站和县城，用汽油烧毁滦河大桥、油库、洋火公司，打得日伪军焦头烂额。这些说明，高志远有很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
两个多月时间里，高志远指挥起义队伍英勇作战，昌、滦、乐三个县除昌、滦县城以外所有城镇、伪军据点都被占领，北宁路以南直达渤海的一百万人民全部获得解放。
高志远也很善于治军，他率领的抗日联军，不只有较强的战斗力，而且纪律性非常好。他们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准则要求部队，抗联战士没有抢农民东西、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对违反纪律的干部、战士依律进行严惩。这个部队不乱杀人，攻下敌人据点或遇到地主武装的对抗，只要他们答应抗日，同意枪口对外，交出武器，就执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高志远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三、跟随“四纵”西撤与获罪
八路军第四纵队约5000人，肩负策应冀东暴动的使命，沿冀东北部各县东进，屡战告捷。1938年8月中旬，“四纵”主力进到遵化县的铁厂镇，与李运昌等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胜利会师。
8月下旬，“四纵”党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日联军各路负责人召开铁厂会议，邓华主持，胡锡奎、李运昌、李楚离、王仲华、周文彬和高志远的代表陈宇寰出席了会议。会上按着党中央关于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作出开辟都山的重要决议。
9月初，“四纵”宋时轮部与抗日联军李运昌部按计划进军都山（今青龙县境内），希望首先在山区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但那里是大山，人烟稀少，且敌人统治较严，进军都山失利，这样铁厂会议的各项决议都不可能贯彻了。
到9月中旬，部队面临若干困难：“四纵”需要休整，抗日联军需要整编，青纱帐消失后，日伪军必然兴兵进攻。“四纵”领导人认为“冀东形势很难支持”。于是八路军“四纵”党委和抗联负责干部在迁安莲花院（今属迁西）开会，决定“四纵”主力西撤整训，抗日联军随军西撤整编，明年春天再回来。邓华于9月17日致电聂荣臻司令并电请中央批准西撤。但在中央未复电以前，宋时轮已率“四纵”部分主力过了潮白河。
对“四纵”西撤，中共中央、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都来电阻拦，指出“目前即将冀东游击队大部拉到白河以西是不妥的计划，部队不巩固、纪律不好，不能长途行军，危险极大，应尽可能在遵化、玉田、迁安地区进行整理，着手建立根据地工作。只有到万不得已时，才可率主力向白河以西转移，但也要全力建立基干部队与地方工作人员在原地区活动，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四纵”领导没有听从劝阻，相反在主力已过潮白河以后的10月8日左右，才在丰润县九间房由邓华主持召开抗日联军负责人会议，宣布除留下的三个小支队外，其余全部拉到平西。参加九间房会议的冀东抗联领导人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在会议上都提出反对西撤的意见。但是“四纵”领导人坚持错误主张，并不尊重抗日联军领导人的意见。高志远顾全大局，维护“四纵”的领导，带着首先西撤。10月初，以四纵与高志远部为前卫，洪麟阁部居中，李运昌部殿后，抗联共有五万人踏上西撤征途。
因未经严密组织训练，时值深秋，冬衣无着，沿途觅食日渐艰难，战士情绪不稳。更兼进入崇山峻岭，不断遭到敌人的截击和空袭，部队损失严重。
10月9日高部抵达蓟县境内，宿于赵各庄。次日拂晓，驻马伸桥的日伪军疯狂扑来。面对敌人的进攻，陈宇寰指挥战士反复冲杀，指挥突围中，他与110名抗日联军战士一起为国捐躯。10月15日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洪麟阁部在蓟县与敌人遭遇，洪麟阁在台头村战斗中阵亡，队伍大部溃散。
在继续西进将招致大量伤亡的形势下，共产党员李运昌、李楚离在紧急时刻，果断决定停止西撤，返回冀东坚持游击战争。最后所剩下的战士虽只有几百人，但他们为冀东根据地的创立保存了火种。
五十年后，原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李运昌痛心地说：“因为领导上发生错误，胜利成果没能巩固，地区和军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最后剩下一点点军队，这是由于暴动后队伍西撤的结果。当时不撤不行吗？不西撤完全可以的。派出一部分军队和一部分同志去受训，甚至把队伍编入八路军也是可以的。不要把队伍全拉走嘛！主力全走，暴动队伍也全走，结果地区也垮了，人枪也丢了，走死逃亡，造成很大损失”。
到了10月底，“四纵”到了平西，但已不是根据地样子了。“那里成为敌占区，县区村都建立了伪政权。斋堂建立了维持会，敌伪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只有再次经过紧张战斗，重新开辟局面。11月25日，中央电聂荣臻转宋时轮，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肖克前往工作。1939年2月7日，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成立，肖克任司令，由肖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组成冀热察军政委员会。
高志远跟随“四纵”到了平西后，冀东抗日联军，只剩有1200人，司令部设在宛平县斋堂（今北京门头沟区斋堂）。此时高志远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作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不战而退，撤到平西，把冀东大片土地重新让给日本汉奸去统治。他感到愧对冀东父老所寄与他的厚望。尤其是与他共事的洪麟阁、陈宇寰的牺牲，对他的刺激更大。
此时，他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产生了隔阂，有些意见和心里话也不愿意讲出来。但他是敢作敢当的硬汉子，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要有所作为，他希望能尽快筹集一些粮款、枪支弹药，带领抗日联军打回冀东去。
和高志远一同到平西的副官赵云昌，是与高志远有多年交情的好友。赵云昌是滦县（今滦南县）木梳庄人。早年他父亲在北平经商，结识了吴佩孚，因吴在落魄时对吴有过帮助，吴自己没有儿子，就认赵云昌作螟蛉义子。赵家从北平返滦县后，与吴大帅仍有较密切的联系。赵云昌与高志远结识后，谈起吴佩孚，说是吴佩孚一生有四“不”：“一不贪财，二不纳妾，三下野之后不住外国租界，四不为日本人干事。”这些使高志远对吴佩孚产生好感。
事有巧合，抗日联军驻地不甚远有个庙叫“瑞云观”，住观的道士中有吴佩孚部下军官。赵云昌发现后，引导高志远赴“瑞云观”拜访。这些原来是师、旅长的道士，对抗日联军缺乏粮饷弹药表示同情，出主意去找吴大帅，说能够得到一些接济。这正符合高志远筹集粮款打回冀东的愿望。1939年1月高志远派了部下去北平找吴佩孚。此事被他的秘书陈飞（陈绍昌）向挺进军司令报告。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认为事态严重，立即以请吃饭的方式将高志远逮捕审问。高志远陈述后，军政委员会关押他两个月，1939年4月27日（五一前三天）召开公审大会，以通敌叛国罪将高志远处决。
对于高志远的“罪状”，1959年2月17日原冀热察挺进军的主要领导同志给高志远的家属写过证明信，信中说：“高志远野心很大，他投靠了国民党cc分子，并与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系，我们发现后，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将其逮捕，后组织特别法庭，在平西军民大会上公审枪毙。”另一位原冀东军区负责人1959年4月14日写的证明信内容说：“高志远……参加了国民党，受cc领导反共。部队到平西后，派他的亲信往返北京与敌联络，企图将部队带去投敌，被八路军发觉扣押，经他的秘书陈飞供出他叛国活动实情，在公审大会上，高志远坦白承认叛国罪状，群情愤慨，即处决”。
四、对高志远“罪状”的辨析
第一，企图与吴佩孚建立联系，不能说是“叛国投敌”。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曾经残酷镇压铁路工人罢工，是“二七惨案”的罪魁，对此早有历史定评。在“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的时刻，“民族矛盾变为特别尖锐的矛盾”。吴佩孚又表现出爱国军人的气节。当时他在四川，立即绕道来到北平，提出“和内攘外”（注15）的主张，提议联合各地要求抗战的军民把日本打回他的老巢去。
1932年3月10日侵华日军在东三省成立伪“满州国”，吴佩孚发表申讨檄文：“故清废帝溥仪，受日人嗾使于长春就任伪‘满州国’执政之职，警报传来，不胜发指！”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通过汉奸拉拢吴佩孚组织“华北自治政府”，企图使整个华北脱离中国，吴佩孚毅然拒绝出山。他说：“自治者实自乱也”、“若另组政府，实国不幸中之尤不幸矣！”这位在北平无权又两手空空的寓公，在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能独秉正气，说明他是矢志爱国的退役将领。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吴佩孚成为日本特务引诱拉拢的对象。日本侵略者曾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长，他严词拒绝。他的旧谊江朝宗任北平维持会长，拜会他时，他当面痛骂江朝宗：“你年纪比我大，还要落水当汉奸，受万世的唾骂！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是为贼！”江不知羞耻而去。1937年底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组成伪华北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梁鸿志等汉奸组成“中华民国维新政府”。4月，日本侵略者决定将这个维新政府与华北伪政府合并，拉拢吴佩孚建立一个以吴佩孚为中心的新政府，由他任全国性伪政府的头目。日特与汉奸对吴佩孚展开诱降活动，吴在谈判中故意提出以日本撤兵为先决条件：“如果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连东北在内。”日本侵略者只好终止了这次谈判。
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敌，次年5月到日本发表声明。这时日本特务大迫通贞在北平向吴佩孚提出“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吴佩孚态度强硬，日本终于选定汪精卫而抛弃了吴佩孚。
当时我党元老董必武1939年2月20日在重庆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身份，撰文肯定了吴佩孚拒绝日本特务的引诱，不做汉奸的言行，他说：“吴佩孚虽然是一个军阀，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是关（云长）、岳（飞），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个省的地盘，带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田产，有廉洁名……难能可贵！”文章中，董必武称他在敌人统治之下的言行“尚能维系全国人民之望”，并鼓励他“发扬其固有精神”，“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全晚节”，“不做日寇傀儡。”吴佩孚是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当时国外路透社报导说：“据本地消息临时政府曾迭次要求吴氏出任军职，但吴氏坚决表示：在日军未自中国境内撤退前，决不出任任何职务，日方亦曾恳切要求吴氏与新政府合作，但亦被严词拒绝。”
因为吴佩孚不做汉奸，日本又发现他在日统治区组织群众抗日，遂决定铲除吴佩孚。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左下牙患牙疾，牙床浮肿，引起高烧。12月4日下午日本军医“强为先生施手术，家人及部属坚阻无效，”四时开刀，喉官切破，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时年66岁。
对于他的死，当时蒋介石给其家属发来唁电称：“……先生诧志春秋，精忠许国……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重庆国民政府颁部褒扬令，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明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平生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轸念贤良，激励忠贞之至意。”
北平人尊重“吴大帅”，“送三”这一天，万人空巷，倾城而出，向日本暴行表示他们内心的反抗和愤怒。当时重庆的舆论界各报都发表评述，对吴佩孚晚年的民族气节，倍加赞赏。认为他“勇于拒绝日本侵略者的引诱，不做汉奸，有功于民”。
在全国各界、各党派包括共产党，都对吴佩孚晚年民族气节大加赞誉的时候，1939年4月27日，北平西部山区高志远却以“与军阀吴佩孚联系，”“投敌叛变”的罪名被处决，这与历史多么不合拍？
第二，说高志远是国民党的“cc分子，领导反共”是强加给他的“罪状”。
高志远是无党派的人士，在抗日联军的领导人中尽人皆知，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也有反映。例如1938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冀热边区委员会《致朱德、彭德怀请转蒋介石电》内称：“自八路军宋邓纵队进入冀热边……坚决的团结起来，组织起抗日联军，并推举无党派的高翔云、国民党员洪麟阁、共产党员李运昌为起义的总副司令。”
高志远结交甚广，朋友甚多，与他交往比较多的，即有共产党员王仲华、李运昌；也有国民党员洪麟阁、路秀三、王若僖等，说他是国民党没有任何根据。解放以后又经历次运动审查，档案也已公开。没有任何人可证明高志远参加了国民党，也没有任何记述证实他是国民党的“cc分子”。高志远的朋友中有两个人是cc分子，但他们没有把他引为同类，相反他们说高志远是中共的统一战线人士，“即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
路秀三（荫柽）曾任河北工学院院长，“七七”事变后工学院遭战火浩劫，他与学院教授洪麟阁、杨裕民（十三）等组织地下武装“工字团”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并与高志远结识。冀东抗日大暴动以后，洪麟阁、杨十三等去冀东，路秀三留守天津，作起义军后勤联络工作。因为路秀三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积极镇压进步学生等罪行，解放后被我政府判刑。在他服刑期间的1959年11月19日，由北京人民法院转来他写的与高志远关系证明信，他供称：对共产党处决无党派的高志远。“我当时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是破坏统一战线”。在高志远死后，路秀三收到抗日联军王仲华的来信，告他仍按抗日联军家属对待高志远的家属，给予照顾。
高志远的另一个国民党cc系的朋友是刘冠英，乐亭县人，职业医生，在乐亭县汀流河镇开“民生医院”，1934年与任民团大队长的高志远相识。刘有抗日爱国思想，在高志远暗杀日本人和刘佐周受伤后，经他秘密治疗伤愈。他积极参加了路南抗日武装大暴动，曾任冀东抗日联军二十总队队长。到平西后，他对处决高志远，大为不满，愤而返回天津。1943年加入国民党。解放后被判十年徒刑。他在1963年写的《我与高志远的关系》材料里说：“1934年以来，高志远与我过往甚密”，“我只知道他是拥护统一战线参加抗日的，即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
处决高志远以后，冀东抗日联军一部分战士的枪被收存了。跟他到平西的战士由于气愤不平，加之怕受牵连，再次发生大批逃亡现象。到1939年9月，“平西的抗日联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军第十团，”部队人数从高志远带到平西的1200人，改编时只剩下800人。但是有位革命队伍里的长者在回忆录里说：处决高志远以后，“人人拍手称快，连被他视为亲信的人，也与其划清界线，无一人逃亡”。这与事实完全不符。
高志远派人与吴佩孚联系，擅自行动，没有向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报告此事，或经领导批准，对此是否要以违反军纪论罪，处以极刑？我们作了否定的回答。因为冀东抗日联军，是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同盟军，由国民党、共产党及爱国人士组成。这支队伍的司令高志远应有权派遣代表与吴佩孚或其他武装部队去谈判。至于没有经过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同意”或者没有请示中共领导人，只不过是一个缺点或是错误而已。因为他的行动是符合“十大救国纲领”的行动，是冀东抗日联军摆脱困境的一种探索，没有违反军纪。
我读了《聂荣臻回忆录》，这位老元帅是组织华北抗战的功臣，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我党组织领导冀东抗日大暴动前前后后，也讲到抗战初期创建抗日根据地时鱼龙混杂的情况。他说：在改造杂色武装中，八路军吸收改造了多支抗日武装，但也不得不处理几个坏人，例如吸鸦片烟、鱼肉人民、勾结投敌的孟阁臣被处决，因为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处理了自称“十路军”的赵玉昆，也处理过反复无常的朱占魁等等。但是在1984年出版的聂元帅回忆录中，没有写上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被处决的回忆。我想这不会是健忘，因为处决冀东抗日联军的司令，不是件小事情；也不会是冀热察挺进军背着他干的，他不知情。我认为结论只有一个：是聂荣臻元帅对处决高志远认为不妥，或已发现处决是误判、误杀，而没有写到这部回忆录里。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华民族奋起保卫祖国的激流中，祖国各地都有抗日武装崛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与各阶层结成统一战线，组织抗日武装，共同奋战取得敌后游击战争胜利的业绩，是抗日战争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但历史的遗憾是，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这次在敌人占领区“抗战以来全国各地仅有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没有“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不久又将抗日联军司令错误地处死了，这是一次很大的历史教训，值得人们认真总结记取。
来源：http://history.hexiewang.com/bencandy.php?fid=11&id=4370 | 
匿名
发表于 2010-12-8 18:10
| 来自河北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12-7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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