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那么干净，但灵魂未必肮脏，很少损人利己——常艳曝光的启示

刘凤悦

郎遥远：中国名士风范被谁撕烂了？“衣常孽缘”之二（转） (2013-01-20 21:27:27)  



     “不要脸、不要命”的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常艳，以天涯的曝光勇气和豆瓣的叽歪精神，把当代中国学术界的丑陋，写实在她删除了的长篇纪实博客里。男主人公、让人眩目的优秀“衣老师”，因此身败名裂，削了官职。“命运、制度摧毁了这一切。”她不隐不忌不讳的名利场自述，如迈克·华莱士的尖锐犀利，如卢梭惊世骇俗的自我忏悔，让人看到她“无惧、无耻，但极棒”的个性，使一个庸常的狗血故事，升华成了《 包法利夫人》。

  

  有识见的人们，在看完常艳《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思考都不会至步于简单的道德唾弃。

  中国社会，尤其是精英云集的知识界，为什么变得如此乌烟瘴气？为什么潜规则横行？为什么名士风范难觅？在当今这样一个人心浮躁、浊流暗涌、沉渣起伏、上下“征利”的威权“皆商”时代，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真正守住了精神家园？

  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所经受的道德教育，往往被发生在身边的校园丑闻，一下子击得粉碎。中国高校、研究机构许多人丧失廉耻之心，灵魂远不如秦淮河的歌妓高贵，甚至不如夜总会的出台小姐干净。她们苦于生计，依翠偎红，依门卖笑，虽然不那么干净，但灵魂未必肮脏，很少损人利己。而有些知识精英则不然，为了往上爬，连祖宗都可以廉价出售，思想独立性更踩在地上。为了那一点名与利，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常艳在文中鄙视批判：“一方面做着权力的忠实奴仆，执行主子的意旨；另一方面，又偷偷煽风点火，看个热闹或为自己捞点什么。”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今却十分吃得开。在中国知识界，只有这样的人，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衣常孽缘”之悲，是僵化体制和堕落风气双重夹击下的知识精英命运。知名学者张鸣评论道：“衣局长搞不搞女人，这原本不干我们的事儿，有他老婆管。但你搞女人不能利用导师的身份搞，不能用局长的权势搞，不能把编译局的女博士和博士后，搞成情妇团。”而这种根植于特权的官场、职场、娱乐场潜规则，泛滥成灾，让人类最美好的情爱，变得扭曲、变质、发臭。

当代著名哲学家周国平，最近发微博，不知道是否因“衣常孽缘”，而对性爱有感而发。他写道：“在动物那里，性是单纯的，只是生理需要，诚然也有争夺配偶的斗争，但绝不会有利益的交易掺杂其中。只有人才会这样，结果败坏了单纯的肉体快乐，就此而言，人不如动物幸福。当然人可以把性升华为爱情，获得精神的快乐，就此而言，人比动物幸福。但性的单纯是前提，否则这个更高方面就无从谈起。”换而言之，当今中国官场、职场、娱乐场的权色交易潜规则，凸显了“比动物性更龌龊卑劣”的人性腐化和人道毁灭。

  儒雅大智的周国平，在其内敛的笔下，藏不住批判当今丑恶性爱的犀利，他接着写道：“对于人来说，好的性爱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纯粹身体的吸引和快乐，一个是纯粹心灵的共鸣和愉悦，二者彼此交融，互相强化，身心合一，这是最佳境界。次好境界是单纯作为动物享受肉体的快乐。最差境界是出于利益的苟合，把做动物的快乐和做人的快乐都丧失掉了。”其实，中国潜规则下的丑陋性爱，除了自愿的利益苟合，更有权钱势力的步步压迫或诱使，比“最差境界”，还更差。潜规则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不再是一对男女作为个体的人性丑陋，而是一个国家的文明丑陋了。

  而常艳“自我毁灭”之悲，是潜规则的牺牲品，也是当代女性随波逐流、攀附权钱、甘于沉沦之悲。许多现代女性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势利，宁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甚至不择手段，难找温润如玉的气质。往昔民国的知性女子，如林徽因，如陆小曼，虽早作故人，她们的丰采和文采，她们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抔黄土，满目蒿草了，但依然如岁月深处的沉香，沁人心扉。

可叹当下中国，经济发达，精神贫瘠，物欲在飞，灵魂在颤。举目学界，权钱作威，尊严扫地，情操失守，浪漫已殇，诗意破碎。

遥想千年前的魏晋，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乃至隐士陶潜，共同诠释了一个蔑视权势礼法、追求自由个性的名士风范。在那个名士风流时代，风流、疯狂的不只有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死后，一位前往悼念的朋友对众人说：“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言罢，他自己先带头大叫起来。随即，灵堂里此起彼伏的驴叫声，不绝于耳，好一阵才停下来。这个带头学驴叫的朋友，是谁？他就是当时的魏王世子，后来代汉称帝的魏文帝、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曹丕。

回眸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中西文化兼容并包，社会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作为该段历史的创造者，民国文人名士无不挺身而出，欲图扭转国家危难，民族危局。他们性情各异，志趣相殊。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狂狷桀骜，却皆胸怀天下，勇担重任；傅斯年、张君劢等以学术文章名扬天下，亦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蒋廷黻、翁文灏等更是难耐参政救时之热诚，入主中枢，尽职尽责；蒋梦麟、罗家伦作为民国教育界之佼佼者，执掌名校，功绩炳彪。民国大师们胸怀天下，赤子情怀，其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名士风范，让今人津津乐道，无限仰慕。

民国名士的情爱故事，也没有被权钱捆绑和蹂躏，成为潜规则下的利益苟合，而是名士和佳人的才华魅力相吸。最著名的民国爱情故事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京城，有两位风华绝代的名媛——林徽因和陆小曼，她们美貌动人，才华出众，不仅如此，她们都与当时的著名诗人徐志摩有过浪漫爱情。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人间四月天，终成一场梦；而徐志摩苦追有妇之夫陆小曼，虽历尽波折，终是步入婚姻殿堂。陆小曼前夫王庚，是徐志摩的好友，也是很有才华的海归派，同是梁启超的学生，还是个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到哈尔滨当警察厅厅长后，并没有携陆小曼同往。于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经常相处，日久生情，难舍难分。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掉进爱情的深深旋涡中不能自拔。这个爱情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男女主角为爱情而惊世骇俗，更是徐志摩居然给王庚写信，诉说自己如何爱他的老婆陆小曼。而王庚见信，并没有勃然大怒，很有风度，淡然地说：“既然你们如此相爱，就成全你们吧。”

徐志摩与陆小曼缘分的背后，是知识精英的名士风范，是个性自由的社会氛围，是纯粹爱情的最佳境界。

我想，要是穿越在当今，徐志摩不被“欺朋友妻”的道德口水淹死了，也要被“破坏军婚”的法律制裁了，再不然，也要被警察厅长王庚贴上“失踪”、“精神病”的标签，而命运叵测了。当今中国，没有佳话，只有奇迹。

中国传统名士几近仙踪的风度，永远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所有尘埃，使我们的心灵和精神受到荡涤，得到净化。他们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驭，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虽然，历史上那些名士，无论如何放浪形骸，蔑视礼法，其命运终究要由皇帝来决定。但是，名士们参透了名利，参透了生死，潇洒活在自己的精神宇宙里，因而活出了作为人的全部尊严，活出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全部风骨。

而今，魏晋遗风，荡然无存。民国风范，难觅残羹冷炙。近百年来的内忧外患，文化入侵，早让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支离破碎。曾经仰慕的名士风流，也被风吹雨打去。如今，逐渐富裕的我们，浮躁虚伪的我们，利欲缠心的我们，是否应该从消失的传统名士风范，找回做人的更多自由和风骨呢？当下中国，不乏显贵名流，更不乏各路精英，但不少人或为西方文明所完全征服，或为权力、名利束缚了心灵，对传统名士风范向往者，寥若晨星。有多少知识分子可以天为被，以地为席，放旷任达，隐逸避世，惊世骇俗、一骑绝尘？有多少人能解脱权钱的羁押，在浮躁中换一个清凉的生活方式？

在新时代，人们对当代名士有了新解读，但不变的是，当代名士在面对不公时能无畏地坚持立场，独立自信，决不盲从，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和原则底线，举重若轻而又卓尔不群。当代名士活得忠于自我，绝不虚伪，永远是挥洒自如，绝不故作清高。《红楼梦》说“真名士自风流”。真性情，才称真名士，当代名士岂能是“装”出来，是特权“潜规则”出来的？没有政治的独立，没有思想的独立，没有经济的独立，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名士。

这些年，国学、儒学纷纷攘攘，好不热闹，更有官媒鼓吹用东方文明替代普世价值。我想，不管是东方文明还是普世价值，对现代人而言，取舍之道，是如何更有利于公平正义，更有利于共同富裕，更有利于捍卫自由和尊严。如果不能从国学故纸堆里，寻找名士风范之魂，给逼仄的心灵拓展一片魏晋天空，而只是多一些口水，自欺欺人，那么重提国学，就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人的心灵，被禁锢太久了，太深了。没有思想自由，哪里文化自强？没有名士风范，哪来高山仰止？社会精英的言行风范，引导普罗大众的道德取向。一个潜规则充斥官场和学界的国度，名士风范的水袖，注定是甩不出新优雅来的。

    提问思考：是谁给了中国名士风范致命的最后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