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与唐山党组织的建设【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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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与唐山党组织的建设

发布时间：2010-05-06　文章作者：李权兴 刘树友

李大钊的建党思想，是应中国革命的实际发展过程的迫切需要，和革命的发展进程密切联系着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深刻地领会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概括的真正内涵，也才能对李大钊同志的建党思想形成过程有真正的理解。唐山地区的建党活动，是李大钊建党思想的实践。
   
　　把唐山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心地区   
      1919年3月，《每周评论》第12期，李大钊以‘明明’为笔名发表的《唐山煤厂工人的生活》一文，这是关于中国工人生活的第一篇纪实报告。文中写道：“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个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而“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鬼。”“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许多幼年人，在那里做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李大钊指出：由于没有工人的组织，一些小规模、小范围内的经济斗争，也就“没有效果”。这里就把工人要解放就要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问题提出来了。他认为必须使“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李大钊认为：“现在民众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这是“劳力者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劳心者阶级”。

      1919年12月，李大钊在《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又用唐山开滦煤厂作例证地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无有。”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正是要把这个道理向广大工人群众讲明白，1919年下半年，李大钊曾到开滦煤矿与矿工们谈话，老矿工王福来、李景春曾向《开滦煤矿工运史》的编辑们提供过有关回忆资料。李大钊说：十月革命“这是工人的胜利，将来的世界必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还曾在吴稚晖的陪同下，到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进行社会调查，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与工人交谈。向他们讲解工人专政和十月革命的意义。

      五四之后，社会思潮多样化，反马克思主义的也大有人在。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理论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为此开展解放运动，就要建立劳工自己的组织。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中，以理论的科学论证，以深入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用革命的理论把觉悟的人们集聚在一起，认识到建立起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通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党的思想、组织建设   
      唐山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在1919年5月到了北京大学，受到了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黄日葵、罗章龙的热情接待。当时，罗章龙就依据李大钊的指导意见，和大家一起分析唐山的特点作为工业城市的唐山，高等学校少而产业工人量址大、集中，要按照李大钊的指导，努力做到“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这些代表回到唐山后，就积极与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加强了联系，从而涌现出邓培等工人领袖。6月11日，成功地举行了唐山各界群众三万人大集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惩办卖国贼。8月下旬，为反对山东军阀马良的暴行，唐山各界联合会、唐山工人同人联系会，决定派出代表去北京参加各地代表的联合斗争，邓培等作为工人代表成了指导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们的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工人的觉醒，要有先进的理论来启迪。李大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20年年初，李大钊就安排北京大学的罗章龙、新潮社成员罗家伦等分别来唐山进行社会调查，他们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一起进行调查。工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了社会斗争的启蒙教育。写出来的《唐山劳动状况》两篇，一篇署名“无我”、一篇署名“许元启”。(发表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罗家伦则以“志希”为笔名在《晨报》连载发表了《唐山纪游》。

      李大钊还建议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成员到唐山讲演。4月间，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分别来到唐山，他们对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进行调查，对工人和各界群众发表演说，使工人群众极大的觉醒，意识到双肩上的历史使命。

      1920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为开展工运编辑出版的《劳动音》，于11月7日出版第一期，其中就报道了10月间唐山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件，揭露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工人，视工人的生命如虫蚁的罪行。并及时把刊物送到唐山工人手中，工人们说：这是我们的声音。

      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是李大钊的重要主张。1919年3月，李大钊等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后，就要求认真地对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群众生活状况和工人组织状况进行调查研究。1920年4月，派罗章龙等一行三人到唐山。罗章龙等在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开滦煤矿工人董恩的帮助下，与唐山工人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的宣传渠道，并且做到了唐山工运与北京工运同步。

      12月间，李大钊派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到唐山，与邓培研究在唐山建立工会等问题。很快，这月月底，在邓培等人的努力工作下，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成立(它的称呼在初期是：职工同人会、同人联合会等)，邓培当选为会长。李大钊与邓培有了直接的接触，对邓培进行了党组织知识的培训，已经38岁的邓培成为李大钊在唐山建党的得力骨干，最早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李大钊在工人中间培育骨干力量的思想得到了实现。

      唐山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就要开展活动。李大钊在1921年3月，派团员李树彝到唐山，协助邓培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唐山工人图书馆。7月6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有团员7名(李树彝、邓培、阮章、梁鹏万、许作彬、陈洪、陆振轩)，李树彝为代理书记。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还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谌小岑等建立了联系，把唐山工人的生活状况写成材料，报告给第三国际。天津的团组织还出版了《劳报》，报道唐山等地工人运动，并按期寄给唐山团组织。1922年5月，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了工人组织、青年团组织，也就有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有了团结的核心和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加快厂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在上海成立，出版了<劳动周刊)。北京建立了分部。并于11月司由李大钊指派邓培、梁鹏万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占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在1922年1月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把他俩接到比京，对他俩作了具体的指示。在莫斯科，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代表。

      1922年4月，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成立。这是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各地应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壮大党组织的要求建立的，李大钊先后派出罗章龙、谌小岑、张国焘、李实、李树彝、邓中夏、彭礼和、吴先瑞等到唐山工作，真正达到了通过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党的思想、组织建设。
   
　　领导唐山地委发动工人运动并在罢工斗争中壮大党的组织   
      1922年4月，中共唐山地委的成立，标志着唐山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冀东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直接接受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邓培为唐山的第一名中共党员。在此之前，邓培是与天津的张太雷联系，在唐山建立天津共产主义小组的”唐山站分部”。1922年3月初，邓培从苏联回国后，继续担任唐山工会和团的领导职务，他以在苏联所受到的教育和鼓舞，积极努力地工作，首先发展阮章、王麟书、许作彬入党，成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

      此后邓培等人又以唐山图书馆、林西“工余补习社”、唐山矿的“大同社”等工人组织为渠道，积极发展党的组织。6月，唐山开滦煤矿的李昌兴、只奎元等经邓培等介绍入党，建立了开滦党的基层组织。

      中共唐山地委，当时有党员18名。委员是邓培、阮章、田玉珍。委员长邓培。下面有唐山制造厂、唐山开滦煤矿两个基层组织。李大钊派来的李树彝、吴先瑞、彭礼和，做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特派员，参加中共唐山地委的工作。

      1922年8月下旬，邓中夏来唐山指导工作。决定唐山和全国一起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唐山地委积极配合，进行具体的组织领导。8月30日成功的召开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筹备会议，9月3日，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正式成立。唐山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劳动立法呼声强烈。北京《晨报》作了详尽报道。从而实现了唐山市全市工人的统一行动，把工人的斗争引上了政治斗争的正确轨道。唐山的劳动立法运动，在全国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因为这是进行大规模斗争的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共产党是工人的党，深深融入广大工人的心坎。

    李大钊此时已经在北方党的会议上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天津和唐山是北方两个最大的工业区，是我们工作的重心。”“党组织虽然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区委还应尽力帮助他们进一步加强领导。”李大钊利用吴佩孚向六条铁路派出的“密查员”，使组织工作的进展得以及时掌握、沟通，在西湖会议之后，开始掀起了北方工运的第一次高潮。

      1922年10月4日，京奉铁路山海关工厂工人举行罢工，历时九天，到12日，斗争取得胜利，北方工运初战告捷。李大钊及时总结经验，精心部署，于13日在唐山开始了唐山制造厂3000多名工人的大罢工。由中共北京区委和唐山地委成员罗章龙、王尽关、邓培组成罢工领导小组，下没罢工委员会、十人团、工人纠察队，所提条件向北洋政府、京奉铁路局发出快邮代电。当局想用军警压制的方法连连失败，因为这次的组织十分严密，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严阵以待。唐山各工厂积极支援，全国各地工人捐款捐物、函电声援。至20日，路局无奈只得接受提出的各项要求，与罢工代表邓培签订复工协议。21日，工人们在汽笛长鸣20多分钟的喜悦中复工。“在这次罢工中，党组织真正显示出了领导力量，使党在工人的心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党的组织在斗争中得到壮大。

      为了给敌人以更沉痛的打击，李大钊召开中共北京区委会议，研究京奉铁路和开滦煤矿的罢工问题。10月20日，开滦五矿大罢工爆发，发表宣言，通告全国。24日，向矿方提出四点要求。杜克茹率领英国分遣队、杨以德率领的保安队，开始进行镇压、逮捕工人，26日竟向游行队伍开枪，死1名，重伤7名，轻伤57名。斗争处在关键时刻，李大钊亲自接见工人代表，听取汇报，研究斗争策略，安排社会各界及外地工人组织如何支援，如何争得舆论界的声援等具体问题。要罗章龙、王尽美到唐山指导工作，安派了特派员王德周为罢工总代表(11月8日前为彭礼和)，指出要抓住事件的关键．提出“驱杨(以德)运动”。开滦五矿37000人的大罢工，使全国舆论界热切关注。李大钊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发表声援启事，亲自组织领导成立了“北京开滦矿工罢工后援会”。李大钊还联络有民族气节的国会议员江浩、胡鄂公等对新闻界为矿工说话。并且特意安排日本友人伊藤武雄到唐山直接了解罢工的情况，  由他写出纪实性报告。

      毕竟，近四万人的大罢工，是要有足量的物质支持的，矿工家属多达十数万人，生活问题是无法久拖不决的。当局见武力不见效，就采取拖垮的策略，从中进行分化瓦解，高薪员工首先动摇。五矿之间信息传导失真，导致罢工必须尽快在取得部分成果后结束，遂于坚持罢工27天之后，以矿方允诺增资10％而于17日复工。

      开滦五矿大罢工最后是失败了，这是中国必须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特点所决定的。工人所受压迫之深，生活之艰难，社会上对工人生活状况的冷漠，都表明工人的解放运动，只能是自己起来救自己。当工人们觉悟到这个道理之后，共产党的组织就极大地壮大了。唐山的党组织正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1922年3月22日，李大钊在论及《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说：“世界正处于促进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运动过程中。”“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无产阶级时代的到来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唐山党组织在新形势下健康发展   
      1923年2月4日，京汉线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李大钊此时正在武汉，会见过陈潭秋和施洋等罢工领导人。这原是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长期工作的精心部署：京汉线已建有工会分会16个，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条件已经成熟，定于2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竟遭军阀吴佩孚以武力镇压，京汉全线总罢工由是而起。7日，吴佩孚在长辛店、江岸等地实行血腥屠杀，史称“二七”惨案。这次沉痛事件使革命者认识到：在中国，应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应集聚力量，要遍布全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更加明确和坚定。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全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进一步明确了既不应采取“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也不应是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左’倾观点，使得西湖会议的决定得到顺利执行。李大钊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就投入了与孙中山的会谈，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1924年1月，李大钊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执委委员，担任国民党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李大钊回到；1L京，决定由于方舟在天津建立国民党直隶省党部。中共唐山地委由邓培负责成立了“唐山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年底建立了国民党唐山区党部，执行委员都是共产党员，使之成为广泛性地革命者的联盟，成为共产党的得力同盟军。

      在国共合作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唐山的革命力量明显增长，此期间，中共唐山党组织领导了11月中旬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开展的反对厂方裁减员工的斗争、1925年2月的华新纱厂反对虐待工人的斗争。组织领导了3月29日的唐山各界3000多人的悼念孙中山大会、5月1日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充分显示了唐山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唐山的共产党员邓培、谢作先、李华添、张玉兰出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大会，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

      1925年1月，中共四大提出了唐山是“应特别注意‘加快’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邓培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加大了对干部培养的力度，1924—1926年间，先后有10名党员到苏联、4名到黄埔军校、1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3名到北京区委党校学习，大力培养革命骨干力量。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唐山，6月4日，中共唐山地委当即决定“举行一个大的运动”，掀起反帝爱国的高潮。6月5日唐山市民救亡大会筹备会成立，联合了唐山各界的18个团体，经过精心筹划，先后于6月7日、6月15日、6月25日，成功地召开了三次救亡大会和示威游行。在此次活动中唐山团地委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他们年轻富有朝气，团结了学生、市民和广大妇女，还发动了捐献，赶排了自己创作的文艺节目。这使得唐山人民深受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激发爱国热忱的教育，强固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青年团组织也在运动中发展壮大起来。

      中共唐山地委原有唐山制造厂、唐山交通大学、华新纱厂、开滦唐山矿等4个支部，又在开滦赵各庄矿建立了支部。有党员39名，青年团的支部由3个增加到6个。国民党的分部也由2个增加到5个。工会的发展也很快，特别是李大钊从北京区委派来袁达时、马致远等，配合唐山地委推动开滦各矿的工会建设工作。1925年8月18日，赵各庄矿工会成立，此后过程中遭到军警镇压。北方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冒着被敌人抓扑的危险，亲自到赵各庄矿分析形势，指导工作，举行了13000多工人的总罢工，并转以谈判形式，迫使当局接受工会成立的事实，又不致酿成血案，赵各庄矿的工会和党支部都很快地建立起来。

      唐山党组织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中共北方区委对统一战线新条件下党组织建设工作的正确领导。
   
　　借助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唐山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   
      冯玉祥原属直系，1922年10月，因遭吴佩孚暗算被迫北上任陆军检阅使，开始与李大钊接触，把所率军队改为国民军。

      1924年11月1日，冯玉祥在北京把曹锟赶下台，成立了摄政内阁，史称“北京政变”。冯玉祥原打算迎孙中山北上，从而改变中国的混乱局面。可是孙中山北上之后，身体健康每况日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奉、皖两系对冯玉祥加紧施压，冯玉祥被迫下野，国民军撤到张家口一带。

      1925年秋，冯玉祥与郭松龄定下反奉密约，李景林背信弃义继续向国民军进逼。冯玉祥决心打掉李景林，为此进行了兵力部署。这样，1925年12月10日，原驻滦州的国民军第九师进驻唐山，意在与其他国民军部队造成合围之势，打击退守天津的李景林。24日攻克天津。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唐山、天津的党组织，应抓住时机，营救被奉军关押的革命干部和工人出狱，使革命形势向有利方面变化。国民党唐山区党部及各革命群众团体都挂牌办公，公开活动，国民党第九师师长唐之道对此表示支持。此时郭松龄于12月5日已经进占锦州，张作霖竟要求日本关东军给予援助，乔装奉军攻打郭松龄。郭松龄所部终因孤立无援使得倒戈反奉归于失败，郭松龄被杀害。这是北方战局变动最快的一段日子。

      国民军占领天津，可是在英、日帝国主义的调停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竟达成相互谅解，并与各派军阀结成“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这就使得冯玉祥处境极为困难。冯玉祥求助于共产党，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给予冯玉祥以最大的帮助，李大钊与冯玉祥原已结下了深深的革命友情，为使国民军转变成为一支新型的军队，李大钊做了巨大的努力。

      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指出：“我们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于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但同时无论如何，我们又不能让直系军阀在奉系军阀失败之后，恢复他们的势力。”唐山地委正是以此为工作原则的。

      一是组织唐山各界与国民军合作，感谢国民军把奉系军阀李景林赶走。唐山地委书记兼国民党唐山区党部负责人黄钟瑞及时提出，要努力加强军民合作，打倒奉军，打倒帝国主义。组织了大规模的欢迎会、军民联欢会，开滦工人还发表了《开滦煤矿工人欢迎国民军宣言》。

      二是抓紧恢复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唐山制造厂工会、开滦赵各庄矿工会相继恢复。华新纱厂工会筹建工作已经就绪。开滦五矿的工会也一个接一个的公开建立起来，还发表了《五矿总工会告工人同志书》。这些活动，国民军均派代表参加。师长唐之道派副官给唐山制造厂工人送去大洋500元，作为捐助会费。

      三是进行反帝反资的爱国群众运动。1925年底，开滦资本家就企图以直奉交战，交通受阻，存煤过多为由大量裁员。1926年1月17日，五矿总工会筹备处向矿方发出警告。1月25日，国民军第九师对工人此举表示理解，向开滦矿务局发函劝阻。开滦资本家竟对此不予重视，于1月30日宣布，从2月1日起停工一个月。唐山区委召开各界联席会，通过《通电》。指出此举是“使国民军后防增加无数失业工人，奉系宵小，得以从中捣乱，此实有意破坏国民军后防之安宁”。赢得了国民军对此举的理解和支持。使得开滦资本家不得不宣布2月18日提前复工。

      在唐山人民与国民军这段相处的日子里，使我们党更加认识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要靠武装力量来保护的。国民军当时并不是人民的军队，只是对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就能使工人群众的斗争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1926年3月，国民军为集中力量对付直系、丰系军阀的“反赤联合战线”，国民军第九师撤离唐山，向南口集结。奉系军阀势力重返唐山，造成一片白色恐怖，党、团组织均转入了地下斗争。

　　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唐山党组织重点转向农村，发展农运   
      1926年“三一八”惨案，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以后，反动政府对李大钊就开始作为要犯进行通缉了。使得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不得不转入地下斗争，中共唐山地委也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地委书记兼京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是何孟雄。而对奉军重占唐山，造成的白色恐怖，党组织的活动方式适时进行了改变：采取活动小型化，场所多变动，侧重细心发动，扎根串联，组织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的。

      1926年上半年，中共唐山地委已经建立有厂矿支部8个。

      大学支部1个，农村支部1个。党员约200人。地下组织在艰险条件下的发展，使党组织仍然“较前有基础”。

      在城市的活动困难重重，就向农村发展，那里的反动统治相对要薄弱一些。李大钊在1926年8月8日发表的《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提出了这样的方向。

      李大钊对故乡党的建设十分关心，1921年年底李大钊推荐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王岑伯到乐亭中学任校长，传播新文化。1924年1月，李大钊派共产党员王德周到乐亭中学任教，发展党的组织。王德周在建立青年团的基础上，1925年年底将年满18岁的徐凌议、贾坤普、葛玉田、王成奎转为党员，并报请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乐亭中学党支部，王德周任支部书记。乐亭的党组织从县城发展到农村，王德周发展了农民徐国兴、徐运会入党。不久，徐烧纸庄、木瓜口村，首先建立了党支部，小米庄子、南店、泥滩、陶庄、王柬庄子也都有了党员，有的建立了党小组。

      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乐亭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乐亭地委)。滦县、丰润、玉田县的党组织也是在1925年初夏开始建立的。玉田县，是在天津的江浩通过玉田同乡会的关系，组织在京津读书的玉田同乡、进步学生到玉田开展革命活动。经江浩介绍，张明远、李立元、王佩清等入党并回玉田。江浩又派党员肖志斋从河南回到玉田教育局工作。1926年5月，成立了中共玉田支部，肖志斋任支部书记，归中共天津地委领导。

      北方区委派杨春霖为农运特派员到玉田指导工作，1926年10月间，玉田支部已经有8名党员。经中共北方区委批准，建立中共玉田县特别支部(玉田特支)，张明远任支部书记。归北方区委直接领导。到1926年底，玉田特支已经有8个基层支部，30多名党员。

      1925年8月间，滦县的中学生秦芝到乐亭找到王德周，在王德周的帮助下，秦芝和徐德瑞、杜宗周在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建立了中共滦县支部，归中共乐亭地委领导。到1927年已经有党员十几人。

      1926年秋丰润小集的韩旭楼加入共产党，1927年夏，在宋家营建立起中共宋家营支部，韩旭楼任支部书记。

      从1925年到1927年间，乐亭地委先后送出党员1人(葛玉田)到苏联、2人(李运昌、孙洪祥)到黄埔军校、4人(徐凌汉、贾焕生、杜宗周、徐桂森)到北京大学、4人(韩绍鹤、杜宗周、黎巨峰、秦芝)到包头西北军政学校、5人(刘鹤生、田砚农、赵香亭、唐学诗、纪锦章)到农民运动讲习所、3人(姚洗尘、赵树铭、刘作霖)到中央军政学校学习。党组织拥有了骨干力量，工作进展就会加快，1927年时，乐亭有50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农民多达5000人。

      1927年1月中旬，张明远亲自向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组织部长陈乔年汇报玉田特支的工作，特别是开展的“反‘旗地变民’斗争”，李大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决定建立中共玉田县委，委托由北方区农委领导，并对开展农民运动作了重要指示：“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要“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望你们去引导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

      玉田县委遵照李大钊的指示精神，领导着反旗地变民的斗争，所涉及范围扩大到遵化、丰润、蓟县和迁安各县，党的组织和农民运动的开展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927年4月玉田县委归中共天津地委领导，建立玉田中心县委。1927年9月玉田中心县委归新成立的中共顺直省委领导时，在京东四县(玉田、蓟县、遵化、丰润)有基层支部60多个，党员400多名。在四县所建农会拥有会员五六万人，农民运动此起彼伏，声名大振。为1927年10月的玉田农民暴动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唐山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只是李大钊在北京区委和后来的北方区委领导工作中一个组成部分。当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噩耗传到唐山地区以后，唐山的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对奉系军阀的野蛮、残忍，无不气愤至极。李大钊正值38岁的壮年时期，还可以为中国革命做出许多的贡献啊。

      唐山的第一名工人党员、中国的工运领袖邓培，是在1927年4月22日于广州被国民党的新军阀杀害的，年仅44岁。与李大钊牺牲的日子，时隔仅仅六天。还有不少同志也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唐山的党组织在这种条件下，还是组织了可能的悼念活动。乐亭县大黑坨村举行了“望空”仪式，李大钊的第一位老师单子鳌，哭读了悼念李大钊的歌词，在场的群众极为悲痛。

      革命是不可能被压服的，唐山的工农运动和全国一道又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0月份，顺直省委派彭真到唐山指导工作，此时唐山地委已经改为唐山市委，约有党员120人。1928年1月，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蔡和森来唐山。在彭真、蔡和森的正确领导下，唐山的党、团组织得到了整顿发展，在国民党叛变革命的新形势下，开展着新的斗争。


  (刘树友：河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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