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的中共顺直省委【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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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末的中共顺直省委

作者：刘艳

来源：



一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对顺直问题专列一点进行了总结，全会评价指出：“当时顺直问题的内容，在政治上便是极端右倾的机会主义”，“组织上充满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念，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闹个人纠纷及经济问题。一切同志都离开了工作，相互的不信任。党的指导机关，不独不能起作用，不独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成了制造纠纷进行纠纷的机关”，“过去××同志代表中央去巡视，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及派别成见。经过去年一月会议而改组的省委，不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更促成顺直党部的分裂；而有保南第二个省委的发现”，“去年7月改组之后，××，××，××等省委负责同志又犯了命令主义与取消主义的错误，使顺直全党同志在工作上都没有相互的信任，形成了上下机关的对立。京东四县党部不站在工作观点上，而站在许多个人问题上，首先反对有省委，不[承]认省委，而成立向中央请愿的代表团，省委亦停止京东党部的一切活动，同时又停止省委自己的职权。于是又继续过去的纠纷而发展。中央站在教育同志及推动工作观点上，发表第二次告顺直同志书，派伍豪同志去巡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及京东地方党部，使整个顺直党的生活向着发展工作的路线上前进”。全会回顾了顺直矛盾发展的历程，比较客观地分析了顺直党的问题，也指出了部分领导以及巡视员的工作失误。那么，顺直矛盾究竟是怎样发生发展起来的呢?
　　顺直省委于1927年8月1日在天津成立，由五届中央委员彭述之担任书记。顺直省委矛盾起于彭述之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组织上大搞家长制作风，严重脱离群众，造成党员对省委十分不满。这时的顺直省委存在的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地方党组织内部矛盾。八七会议后，为贯彻会议精神，清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北方局领导王菏波、蔡和森对顺直省委实行了第一次改组，批判了彭述之政治上、组织上的路线错误，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缓解了党内矛盾。为时不久，受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影响，顺直省委不顾客观形势盲目发动了玉田暴动，导致北方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顺直省委委员等数名干部牺牲，北京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北方局书记王菏波等大批干部被捕牺牲，顺直党的工作陷于停顿，党内矛盾又一次爆发，党员群众不相信省委，要求重新改组省委。针对这种情况，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于1928年1月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改组会议，成立王藻文任书记的新省委。一月改组会并没有解决顺直党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党内极端民主化、唯成分论等错误倾向的存在，反而引发了新的矛盾。改组会前，顺直省委与保南各县已经断绝关系有两个月了，保南的同志因为长期得不到省委工作指导，津贴也不发放，对省委已经十分不满，加上保南、直西由于交通的原因没有参加改组会而更加激愤。保南派阎怀聘来省委接头，当面提出否认改组会等5个条件，遭蔡和森拒绝后“阎同志回保南即鼓动保南同志否认省委，别立组织。遂联络直南各县及12县在5月初召集保南直南代表大会(到了6县)，成立临时省委”。直南第二省委的建立促成了顺直党部的分裂，使顺直党几近破碎零离。蔡和森作为中央代表，主持召开改组省委的改组会，既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又缺乏必备的组织程序，使新成立的省委合法性受到挑战，最终导致发生组织上的重大错误。在此之前，顺直党内的矛盾多是由于路线错误、决策失误造成的领导权威动摇而引发的地方内部矛盾，而在此之后，由于顺直矛盾演化，中央多次派人巡视整顿，为了解决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而且往往是中央、地方、中央巡视代表多方交织在一起，使顺直省委矛盾超出地方范畴，形成为喧嚣一时、错综复杂的党内纠纷。
　　直南第二省委成立使顺直问题更加激化，1928年7月中央责成陈潭秋与先期到达的刘少奇为中央特派员解决顺直党内纠纷。7月22日，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改组省委。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改组后顺直党内矛盾进一步演化，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认为，扩大会议改组省委是“不合组织的”，因而不承认新的省委。他们派代表到天津请愿，组织了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的“京东护党请愿团”，要求向中央报告省委的问题。此时，中央派出的处理顺直问题特派专员韩连会、陈潭秋、刘少奇为化解矛盾，于10月28日共同签发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的职权，并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通告指出：顺直党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机会主义遗毒仍在党内继续存在发展，省委能力非常薄弱，毫无工作表现，下级基础又幼稚不健全，中级干部很少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观念。京东唐山、乐亭、玉田、遵化所组织的“京东护党请愿团”，并没有积极地站在组织上政策上提出建议帮助省委，而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攻击省委，这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因此，“我们共同命令停止省委行使一切职务及乐亭、玉田、唐山等市县党部之活动，所有党的一切工作暂时即直接归陈、刘、韩诸同志管理”。由于“潭少连”替代了省委领导，矛盾又进一步发展，京东党反对的矛头发生转移，由反对新省委转而明确指向了中央巡视员，并且居然扣留巡视员派去送信的同志，强迫索要巡视员住处，声言要结果巡视员。这样顺直矛盾更加扩大化，由地方矛盾演化为地方与中央巡视的尖锐对立，拒绝巡视的意见和领导，并纷纷上告中央要求处分，为扳倒巡视员四处奔走。
顺直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听取了各方的汇报、申述之后，中央明确表示不同意韩连会、陈潭秋、刘少奇解决纠纷的办法，认为“解决现在的纠纷，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的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而是要积极地把党的新的政策新的精神、新的工作方法，传达到下层组织中去”，这实际上是对巡视员的工作方法委婉的批评，进而又提出了即刻恢复省委职权等的5项指示办法，这更是打了中央巡视员的板子。对于中央这样的处置，3位巡视代表反应不一，并产生了新的分歧。陈潭秋的态度一波三折，先是完全同意中央的指示，由中央返回天津，考察了各方面情形后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认为“恢复省委职权，在事实上绝不可能，而且只是更加会增加纠纷”，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而不能全部解散常委。刘少奇、韩连会对陈潭秋传达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指示精神表示不能接受。他们致信中共中央，陈述他们对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理由。信中说，目前在顺直党的基础上来改造顺直党，是产生不出领导核心的，需要中央来作中心与主动力。只有在中央正确路线的推动和直接领导下，顺直工作才有希望。信中提出目前仍应实行10月28日3人通告的路线和方法，同时请求中央予以批准。刘少奇、韩连会不同意陈潭秋吸收部分顺直干部改组省委常委的办法，他们认为顺直党的基础是完全腐烂的，是不能依赖的，应该由中央直接组织特委或监委。这样3位巡视员均不接受中央恢复省委职权的决定，而在具体如何组建新省委的办法上又产生了分歧。顺直问题的发展超出了原有的界域，矛盾进一步扩大化，由顺直省委向上迁延发展。中央巡视员多是中央委员，他们对中央指示的拒绝和抵制标志着顺直党内纠纷导致党的高层领导矛盾分歧，严重动摇了中央决策的权威性。
　　11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刘少奇对中央的指示仍然保有自己的看法，11月30日他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央的指示大部分是注意到怎样把党的正确路线运用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而对于谁去、谁能够去、谁去最好的问题没有十分注意。并且表示“坚决不赞成‘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因为目前这些纠纷并不是有系统有是非的公案，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一些同志去准备更大更多的纠纷在代表大会来爆发，而不是整个的反对一切无谓的纠纷和个人意气，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报告说，中央认为我们处置京东代表团事件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是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对于恢复省委职权，用省委去执行中央决定与用别的机关去执行，两相比较，我认为省委的工作效能是要弱的。报告最后说：“北方同志中有些对我确实有了些成见，最好中央能够调换我的工作。”12月2日刘少奇撰写《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文章认为，党内纠纷现在有更加严重的趋势，而大半是非政治的无价值的个人意气。中央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表示出来，想法来解决党内纠纷，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和肃清这些无价值的个人意气的非政治的争斗和鼓动。文章说：“我感觉到过去党内的领袖同志缺乏公开自己错误的勇气。”“我觉得为党内的教育，为革命的利益，对于自己的错误用不着有丝毫隐讳的必要，并且还有公开自己及党的错误的必要，使同志们大家认识清楚。”
　　12月11日周恩来从上海到达天津。他与刘少奇经过长久详细的讨论后，又经由刘少奇与陈潭秋的辩论，终于统一了大家的思想。12月18日刘少奇在《出路》第二期上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一文，署名赵启，检讨了对顺直党在认识上存在的错误。1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重新改组了省委常委，用教育的方法，开展党内讨论，提高党员思想觉悟，顺直党组织重新巩固和统一起来。顺直党内纠纷这一团乱麻被理出了头绪，曾经喧闹一时的党内矛盾也终于就这样尘埃落定了。
　　
　　二
　　
　　我们从顺直党内纠纷看到了矛盾是这样发展演化的：顺直省委内部矛盾——顺直省委部分领导与中央巡视员的矛盾——巡视员之间的矛盾及巡视员与中央的矛盾。对于顺直省委矛盾产生的原因，中央早有决议见诸于文件，如“长期历史所造成，是许多不正确倾向所结合”等等，笔者在此暂不作探讨，笔者思考的并拟作出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央的干预下矛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路径的演化?撇开顺直省委不谈，它揭示了什么深层次的体制因素?
笔者认为，顺直党内矛盾演化首先反映出党的组织体制存在缺陷，组织方式存在漏洞。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设起来的，而小农生产社会的中国本来是不善于组织的，当时的党中央是这样承认自己的弱点的：“散漫已成了中国人一般的习性，无形中亦反映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中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向不善组织的客观原因。”面对着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困境，本来就不善组织的党必须紧急应对起来，着手恢复、重建的党的各级组织，混乱与紧张的局面必然使党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可想而知，当时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是难免存在缺陷和漏洞的。就顺直省委来看，它的组织结构是由中央派出机构直接设立的。其组织发展方式是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渗透铺开，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中央组织权威的树立，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党组织的控制性，并且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恢复与发展地方党组织，但是带来的问题是：其一，难于充分发挥地方党的能动性，容易挫伤积极性。顺直省委矛盾的演化与这种由上而下的组织弊病大有关联。顺直地方党组织与中央派出机构、中央巡视员之间始终不能建立协调统一的关系，顺直地方党固然有自身的弱点，但中央巡视人员对顺直干部的不信任甚至不顾组织程序，对部分顺直干部采用简单的组织惩办也严重损害了地方与中央的组织关系，使顺直地方干部公然与中央巡视员对抗，从而促使顺直党内纠纷扩大化，党内矛盾愈演愈烈。其二，外来干部和中央外派机构难于融入本地的社会生活之中，往往使“党部逐渐脱离开群众而秘密守住屋子里来”，同时外派人员也容易陷入脱离群众的孤立状态，这就造成一方面本地干部不被培养，难于选拔上来，另一方面中央外派人员天天向上级要求派人，顺直省委的问题正在于此。
　　在自上而下的组织发展方式中，中央派出人员如果具备良好的大局意识和协调沟通能力对于规避组织体系的缺陷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慎重考虑巡视员与所巡视地方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巡视员蔡和森与顺直书记彭述之早有个人恩怨，必然难于处理与以彭述之为书记的顺直省委的关系，因此他并不是出使顺直的最佳人选。事实证明蔡和森一月改组会以倒彭为中心，成为顺直纠纷的祸害源泉。蔡和森受到中央多次严厉的批评与指责，谓之“挟了一种极浓厚的个人意气与偏见”，最终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使他的政治生命遭受重大挫折。如果在蔡和森出使顺直之前能充分考虑到他与顺直领导的关系，而能将他另派别处，这对党组织、对他个人都是有益而无害的。这说明中央在派出干部上考虑是欠妥的。
　　此外，中央派出人员组织关系比较模糊，在地方组织体系中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这也是巡视员与地方难于处理关系的制度因素。比如刘少奇去天津是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刘少奇这样的身份不便理顺上下级组织关系，不便行使组织权力，反而成为沟通顺直省委的障碍，徒添新的矛盾。陈潭秋于1928年11月8日专门就这一问题请示中央常委，建议“少奇同志解除铁路工作而专任党的工作，也应明确指出”。
　　顺直党内矛盾演化除了反映出党组织制度的缺陷外，也暴露出了党的巡视制度有待完善，党内监督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巡视制度是从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建立了的。巡视员不定期地到下属地区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检查督促党的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对于加强党组织的建设，保证政令畅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巡视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恢复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作用十分突出，但也凸现出巡视制度不健全的诸多问题。其一，党对巡视员的授权不够充分。这一问题使顺直省委的巡视员在解决党内纠纷时深受制时，无法享有中央赋予的指导权威，不能施展手脚，或施展无效。造成巡视员与地方的矛盾摩擦。陈潭秋在给中央的请示中要求“予改组后的常委以处置问题的全权”，便是深有感受。巡视员如果只能充当“交通”或仅仅是上下级的中间组织，巡视就只能流于形式，无法有效地发挥指导、监督的功能。直到1931年中央巡视条例强调巡视员是中央对地方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巡视员才享有较为充分的授权。其二，巡视内容不完备，任务过于单纯。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对巡视内容规定有7条，多为上传下达，此外，适当参与地方的重大决策如整顿党部、决定工作计划、解决临时发生重大问题等。在规定的巡视任务中，最大的漏洞是缺乏对于地方党部领导的党内监督，以及对于地方干部的培养与选拔。在顺直问题中，巡视员与顺直省委部分领导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归结与以上两项巡视任务的缺失。直到三十年代以后，巡视内容才逐渐充实起来，巡视制度逐渐完善。
　　在解决顺直党内纠纷的过程中，当时的中央在决策上有失果断，处置上也有欠妥之处，这也是顺直问题发展演化的原因之一。陈潭秋就曾多次请求中央就顺直纠纷给以明示，刘少奇也满腹牢骚要中央拿一个正确的态度出来。中央态度摇摆不定只能增加顺直矛盾的复杂性，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在对陈潭秋的安排上，陈潭秋提出了质疑：“省委职权是我们主张停止的，现在中央既然主张恢复，即认为停止是失当，我们就应当受处分，但中央又派我参加省委工作，又怎样去解释呢?”显然，中央对陈潭秋这样的安排不太妥当，使陈潭秋处境尴尬，不利于他开展工作。在对蔡和森以及部分顺直干部的处置上，中央采取了过左的组织惩办，连中央自己也承认“关于这几个同志的处分，在手续上中央政治局确有缺点”，此后，中央也强调了对犯错误的同志应本着教育的原则，显示了中央在处理党内矛盾时的日渐成熟。
　　顺直省委党内纠纷的解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要“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核心，党内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顺直党内纠纷告诉我们，要实现协调稳固的党内关系，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健全党的组织制度，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健全党的干部制度，实现党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