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无终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韩嘉谷 时间:2006-4-12
一、《汉书》“无终子国”的地理位置?
夏商时期燕山地区存在许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小国,无终是其中之一。古籍有关这个小国的史料不多,但它在反映商周时期燕山地区氏族部落的分布,以及山戎“病燕”等历史事件方面有其特殊价值,因此受到人们关注。?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无终国在今天津蓟县一带,该书在右北平郡无终县下云:“无终子国。浭水西至雍奴入海。”类似的记载亦见于《水经·鲍邱水注》,对相关的山水地理记得更加具体,其云:“灅水又东南迳石门峡,……又西南过无终山,兰水注之,水出北山东流,曲而南,迳无终县故城东,故无终子国也。《春秋》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绛纳虎豹之皮请和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右北平郡治此。〈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其水又南入灅水,灅水又西南入庚水。庚水世亦谓之柘水也,南迳燕山下。”庚、浭音同,此庚水即是《汉书·地理志》的浭水。有关山、水地名以及它们的相对位置,皆可寻其踪迹。?
关于无终山,其所属有二说。一是今蓟县城北的府君山,郎蔚之《隋州郡图经》云:“无终山,一名步阴山,又名翁同山。”嘉靖《蓟州志》云:“蓟州崆峒山,在城北五里,一名翁同山。……今久呼为府君山,山上有崔府君庙,故名。”另一说以为是今蓟县盘山,见智朴《盘山志》,以为东汉末年田畴避世乱隐居无终山,即是此山,因而又名田盘山。这二说以《隋州郡图经》较可信,因为无终山和盘山均见于《水经注》,前者为灅水所经,后者为泃水所经,显然不属一地,所以盘山不能是无终山,以府君山(崆峒山)属无终山的可能性较大。乐资《九州要记》亦云:“古渔阳北有无终山,上有昭王冢。”此渔阳即蓟县,城北即府君山,盘山在此西北,距离有三十多里。唐李贤注《后汉书》云:“无终本山戎国也。无终,山名,因为国号,汉为县名,属右北平,故城在今幽州渔阳县也。”知无终子国由无终山得名,此山虽然不高但影响却大。?
经无终山及无终县故城东的兰水,今名黑水河,是灅水的上游支流,由遵化县境入蓟县境,经古强峪长城口、清王爷陵(亦称太子陵)等地,于淋河镇附近入淋河。淋河即灅水,《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俊靡县下云:“灅水南至无终,东入庚。”汉俊靡县在今遵化县西北。《水经注》记云:“庚水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郡俊靡县,王莽之俊麻也,东南流,世谓之车畚水。又东南流,与温泉水合,水出北山温溪,即温源也。……《魏土地记》曰:‘徐无县东有温汤,即此也。’”此温泉今名汤河,《遵化县志》记:“汤河,州西五十里,源出鲇鱼石山,东南入水门口。”又记:“温泉,州西北四十里,福泉寺下,宽平均半亩,其水无冬夏,常沸如汤,可浴。”《水经注》又记:“灅水又东南迳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此地今俗称龙门,两侧崖壁峭立,形势险峻,附近有石门镇。《遵化县志》记:“石门峡,州西六十里。”即此。?
灅水下注的庚水,又称柘水,今名州河,当是取柘、州谐音。此水上游今名氵黎河,发源于河北遵化县东北境,《水经注》记该水“出徐无县北塞中,而南流历徐无山。”汉徐无故城在今遵化县,徐无山今名鹿儿岭,《畿辅通志》引《遵化州志》云:“鹿儿岭,州东五十里,氵黎河出此。”氵黎河西南流,于玉田县北境群山的北侧,今于桥水库处合灅水,燕山当在此处,这一带至今仍有大燕山口、小燕山口、燕各庄等地名。《遵化县志》云:“燕山,州西南七十里。晋咸康四年石虎攻段辽,辽将北平相裕望燕山以自固。”当即此。晋北平郡治为今遵化西南部之平安镇古城,位于燕山口东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徐才《宗国都城记》曰:“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并引《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地望、里程皆和《水经注》合。?
上面和无终国相关的山水地理,相对位置都比较明确,位于兰水(今黑水河)、灅水(今淋河)一线以西的今蓟县地,当属汉无终县地无疑,商周时期的无终子国应在这一带。虽然今玉田县也曾称无终县,但这是唐武德二年分渔阳县设置的,不是汉代的无终县地,所以至少无终子国的中心聚落应在今蓟县。?
二、“无终子国”故地的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存
有资料表明,蓟县一带作为无终国故地,最晚从商代已经开始,早期文献记载称做“终北”。《列子·汤问》云:“禹之治水也,迷而失涂,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古之北海即今渤海,有《孟子·万章》记孤竹君“居北海之滨”可证。孤竹国地望包括今卢龙至辽西,属无终子国故地的蓟县正位于卢龙西,和孤竹同“滨北海之北”,可见商代的“终北”之国应当就是周代的“无终子国”。“终北”国在商汤时已经存在,表明其历史当从夏代已经开始。到周代发展成为有“子”爵封号的“无终子国”,整整经历了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达千年以上,它一直在蓟县土地上繁衍生息,必然会留下相应的?遗存。??
考察蓟县一带古文化,夏商周时期确是有一支土生土长的青铜文化存在,这便是大坨头文化张家园下层类型、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这三个考古学文化虽然彼此文化面貌有异,但实际上是同一支文化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异,但发展脉络清晰可寻①。大坨头文化孕育于昌平雪山一期文化,它早期陶器群中居主要地位的陶鬲,在昌平雪山遗址H66龙山文化灰坑中即有与之相似的造型②,甚至还有人认为雪山H66即是大坨头文化的遗存,略可见其密切关系。大坨头文化发展到商代中期,受到来自长城地带以花边鬲为代表的古文化影响,蜕变成为围坊三期文化,这在宣化李大人庄③、涞水渐村④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些陶器群的多数器类乃至造型,依然表现出大坨头文化的特征,但花边鬲的出现无疑已开始了围坊三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周人灭商,在燕山地区建立燕国,围坊三期文化受到周文化的强烈冲击,在其内涵中大量渗入周文化因素,从而蜕变成为张家园上层文化,这是这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房山镇江营,张家园上层到西周中期为周人的姬燕文化所代替⑤;在易县燕下都⑥,具有张家园上层文化特征的遗存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这支古文化至此结束。有人认为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是大约相当于黄河流域商末至西周时期具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年代基本相当”。此说缺乏根据,近年出版的《镇江营与塔照》报告,以翔实的地层资料进一步证明,该遗址具有围坊三期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第二期遗存,和具有张家园上层文化特征的商周时期第三期遗存,确是前后相接的二个发展阶段,不存在“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和“年代基本相当”的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学者将二者统一称为围坊三期文化或张家园上层文化,不予区分为二个考古学文化,只是划分成几个阶段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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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古文化在西周初年周文化大规模进入以前,一直是蓟县一带唯一的青铜文化,在当地有颇为广泛的分布。蓟县范围内已发现属大坨头文化遗存的地点有5处,属围坊三期文化有4处,属张家园上层文化也有4处⑧。无终山(府君山)南麓的蓟县城下,修建三八水库时即发现大坨头文化的墓地。和无终山毗邻的蓟县城西渔山,有大坨头文化居住址。无终山东4公里处的围坊村,兼有大坨头文化和围坊三期文化遗存,后者即由此遗址得名⑨。但综观蓟县境内各遗址的堆积状况和出土文物规格,以蓟县西部的张家园⑩和刘家坟(11)二处遗址最具中心聚落址特征。?
张家园遗址位于蓟县西部,紧靠一条季节性的沙河,由于长期水土流失,现存面积仅有7000平方米,但还是出土了较多有价值的遗迹和遗物。在属于大坨头文化的堆积中,发现面积近40平方米的房址,出土遗物除大量陶器外,还有刀、镞、耳环等引人注目的青铜器,这些铜器虽然都是小件,但由于涉及到青铜冶炼技术,因此在一般遗址中较少见,可是在这里却是几种铜器同时出土,透露出遗址的性质非同一般。?
大坨头文化结束后,这里未发现属围坊三期文化的居住址遗存,却有相当商代末年至西周初年的墓葬,出土文物规格更凸现出中心聚落址的品格和特征。墓共四座,都随葬鼎或鼎簋为组合的青铜礼器,以及金耳环,表明墓主人生前都是氏族部落的贵族。四座墓中,2号墓出土一件夔纹鼎,腹深而圆,柱足略粗,和殷墟西北岗出土的小铜鼎(12)相似,属殷墟晚期。3号墓出土涡纹鼎和乳钉纹墓,鼎的腹壁呈圆弧,最大腹径在中部,与长安沣毛1号墓(13)、崇信于家湾9号墓(14)等同类器物相似,后者与先周式陶器共存,年代不会晚于商代末年。4号墓的垂珥簋和分裆鼎,鼎的类似形制也在商末和周初都能见到,属于商末的如安阳西北岗和山东费县(15)出土的鼎、以及传世的亚貘父丁鼎(16),属于商周之际的有张家坡54号墓(17)、宝鸡竹园沟13号墓(18)出土的鼎,因此年代在商周之际或西周初年。如果将这批铜器和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作比较(19),可发现张家园出土铜礼器的三座墓葬,至少2、3号墓比琉璃河墓中年代最早的都要早,甚至年代最晚的4号墓也不晚于琉璃河墓中年代较早的墓葬,例如琉璃河墓M251是较早的一座,被推断在成、康之际,但所出涡纹鼎的腹部明显呈现出弛垂倾向;M253出土的堇鼎,按铭文其铸造时间应在燕召公生前,而其腹部的弛垂特征更加明显,可见张家园墓的年代在整体上比琉璃河墓要早。琉璃河M1193号(20)墓的墓主人“克”被认为是燕国的第一代侯,受封时间在成王之时,故张家园墓地的上限始于商末,下限当和琉璃河墓地的上限接近。墓葬的文化性质,虽然出土的青铜器都属典型的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形制,但金耳环的形式却和燕山地区土著族特有的臂钏相同,再加上东西向、俯身葬的葬俗,表明这是一处土著方国首领的墓地,不属周人墓。按照墓葬的年代和土著文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商代氏族方国首领的墓地,尔后又受到周人的封赐,因此随葬品组合出现周人的礼制习俗。这一变化与无终由“终北”国变成为“无终子国”的历史正相合。??
张家园墓还有一个与无终国历史有关的线索,即是M2铜鼎腹壁上的铭文“”字。此字未见著录,从结构看,由二部构成,左边是二个枣形大点,右边为一手,表达的意思似是地上散落有物,正在收拾。《说文》对“、”的解释是“有所绝止。”疑此字含有秋收冬藏之意,是表示岁终的“冬”字。《说文解字》释“冬”曰:“冬,四时尽也,从攵声。攵,古文终字。,古文冬,从日。”是冰的象形,知冬有从冰和从日两种写法,但这都是由攵衍生而来。《说文解字》云:“终,絲球也,从糸冬声。”象形絲球的终字见于甲骨文,作。然而此字只表示事物终始,未见有表示时信的例子。故表示时信的冬字,即是在攵字下加冰或日的冬字,有可能是后起的,较早的例子见于战国时期的陈(马午)壶。这一情况透露,表示时信的“冬”和表示事物终始的“终”,最初可能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含义,而“〖〗”或许正是表示时信“冬”字的最初形式。这类铭文一般多属商代氏族小国的徽识,它正好出现在无终国故地,似不属偶然。?
到西周时期的张家园上层文化阶段,张家园遗址又成为聚落址,虽然发现有石砌房基等较进步的房址遗址,但中心聚落已移到了南面4公里处的刘家坟,该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中心区发现水井等遗迹。不过此居住址只经历了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时亦变成为墓地,共发现8座墓葬,打破居住地层,东西向、俯身葬的葬俗和张家园墓完全相同,其中有2座墓也出土鼎簋为组合的青铜礼器,具有西周中期特征,因此这是一批属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墓葬,葬俗和规格上和张家园墓一脉相承的特征,说明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确是同一支文化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并不是“具有文化谱系差别的两类遗存”。?
从大坨头文化到围坊三期文化再到张家园上层文化,这支文化在蓟县一带的发展经历了夏商周三代。作为周人进入以前当地唯一的青铜文化,无终国的遗存非此莫属。此文化出土文物的品位,如张家园、刘家坟两地出土的青铜器、金耳环等,也和有“子”爵称号的“无终子国”相匹配,蓟县是无终国故地的记载可信。?
三、蓟县无终和山西无终的关系?
无终国故地在蓟县,但史籍记载无终的活动却多在山西,皆见于《左传》,有二则。一则是鲁昭公元年(前514年)的记载:“晋荀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另一则是鲁襄公四年(前569年)的记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这二条史料透露出如下信息:一、春秋中叶之时,无终的活动一直在山西地区,因此多和晋国发生关系,它还和“群狄”一起被晋国打败于“大原”。“大原”《春秋经》作大卤,杜预以为在山西晋阳,即今太原一带,其聚居地当离此不远。二、在氏族部落的体系上,无终不是狄而是戎,因此《左传》将其和“群狄”分开,但它的活动却始终和“群狄”在一起,并且多和晋国发生磨擦,属于戎狄阵营,反映其文化性质。?
春秋以后,无终的活动又向北转移,到了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一带,只是其名字被称做无穷而不是无终。《战国?策·赵?策》云:“昔者生君襄主,与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无穷之门。”《史记·赵世家》记:“赵武灵王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无穷,疑无终。”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无终,一作无穷,终、穷字通”。此“无穷”应当就是在太原地区被晋国打败的无终,后又向北转移到了和代国相邻的地方。《汉书·樊哙传》记:“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汉广昌地在今河北省涞源县,表明此附近亦有称无终的地方。河北涞源县和山西浑源县相近,有人认为浑源李峪出土的青铜器与无终有关(21),这不无可能,因为不只这些铜器的造型、纹饰多具燕国铜器特点,尤其和唐山贾各庄铜器群接近,而且出土铜器的墓葬,采用的也是头东向的葬俗,和张家园、刘家坟等处的墓葬一致。这是无终在山西境内活动的最后线索。?
不过,无终国(族)只有一个,它所以在燕山和太行山区都留下了活动的史迹,是由该国(族)延徙造成的。对于这二地无终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曾怀疑蓟县的无终是由太行山区的无终东迁而来,其云:“无终为故无终子国,证以《史记》、《汉书》、韦昭《国语注》、《水经注》、《魏土地记》,无终之今为玉田县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如晋请和诸戎,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汉书·樊哙传》击陈豨,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则去玉田千余里,岂无终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后迁右北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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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有关资料看,事情正好相反,因为蓟县无终的有关史迹均比山西无终要早,《列子》所说“滨北诲之北”的“终北”之国,只能和汉无终县地发生关系,而它的传说年代是商代初期;由“终北”成为“无终子国”,也只能在春秋以前,更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无终还被认为是山戎的一部分,韦昭注《国语·鲁语》云:“无终,山戎之国”;杜佑《通典》云:“古无终子国,一名山戎。”山戎见于史籍的主要活动是“伐齐”和“病燕”,这二件事的年代均要早于山西无终见于史籍的时间。《史记·匈奴列传》记:“……是后(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六十有五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此事亦见于《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记载:“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表》记为:“山戎伐我。”知《左传》的北戎就是《史记》的山戎。这一事件较山西无终在太原遭败要早将近二百年。《史记·匈奴列传》又云:“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这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的齐桓公“二十三年,三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时为公元前663年,也要比山西无终在太原遭败的时间早一百五十年。?
还有迹象表明,山戎的“病燕”活动可能从西周较早之时已经开始,参与此活动的无终也应当是蓟县无终。山戎“伐齐”和“病燕”,一方面固然是游牧部落奴隶主的贪婪,垂涎农区的财富,因而不断发动对农区的掠夺;另一方面也包含有燕山地区土著族反抗周人统治的因素。周人建立的燕国是一个极端残酷的奴隶制政权,并不比商朝的奴隶制好多少,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多座奴隶殉葬墓(22)足可说明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所以商代末年“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的孤竹君,入周后很快“耻食周粟”,这一变化充分表现出当地土著对周人统治的愤懑情绪。其实西周之时,各地土著部落反对周人统治的斗争皆很快发生,此起彼伏,绵亘不绝,在东方,周武王死不久,即发生徐、奄、淮夷的叛乱;在西方,《尚书·大浩》曰:“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玆蠢。”《诗·采薇序》说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在南方,《史记·周本纪》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在北方,即是以山戎为首的土著部落反对周人燕国政权的斗争,辽西地区不断发现西周初年的铜器窖藏(23),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当地人民奋起反抗,迫使燕国派驻在那里的将领们仓皇撤离,因而不得不把重器窖埋地下。燕国西周时期的都城董家林古城,从西周中期起便呈现出残破迹象(24),也可能与以山戎为首的土著部落“病燕”有关。在山戎“病燕”过程中,燕山地区土著部落广泛参与,《管子·封禅》记齐桓公“北代山戎,过孤竹,刜令支,破屠何。”令支和孤竹的地望从冀东到辽西,屠何兼见于辽西和太行山东麓的冀中地区。《国语·齐语》记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二国,山戎之与也。”孤竹和令支不只在地理上和蓟县无终毗邻,在文化上也都属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谱系,它们在“伐齐”和“病燕”过程中都成为山戎的与国,因而受到齐桓公的打击,蓟县无终似不会置身事外。而且有迹象表明,无终不只参与了相关行动,并且还是其中的主要角色,正因为如此,它才会被认为就是山戎。刘家坟遗址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地层中,同出有直口扳耳鬲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片,后者是以赤峰宁城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土著青铜文化,属于山戎部落的遗存,清楚说明蓟县无终和山戎部落的密切关系。?
参与山戎“病燕”的无终必定是蓟县无终,还有着地理方面的因素。《管子·大匡》记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行军路线云:“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首先征伐的是令支,地在今冀东的迁安一带。然后过“凫之山”,是为渤海北岸的碣石山,凫之山是碣石山的谐音,前者取其景,后者取其形。接着便是斩孤竹,其地点有二说,一在卢龙,一在辽西,此孤竹已过碣石,当是辽西的孤竹,即杜佑《通典》所说的:“营州柳城郡,古孤竹国也。”唐营州柳城郡在今朝阳,该地区出土有铭文作“□竹”字样的铜壘,有学者认为即是孤竹(25),可信。斩孤竹后才遇山戎,则已到了辽西以远的地方,约当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宁城、赤峰一带。《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曰:“桓外无诸侯之变,内无国事,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为燕辟地。”此里程也正大体相当从齐都临淄到宁城地区的距离。山戎“伐齐”、“病燕”,出入燕山南北,位于渤海湾西北岸的无终国是必经之地。齐桓公北伐山戎,虽远至千里之外,其全部军事活动也都没有离开燕山南北。可见参与山戎“病燕”的无终,不会是山西?无终。??
从山戎“伐齐”和“病燕”事件,不只可看到蓟县无终早于山西无终的事实,同时还透露出产生蓟县和山西二处无终的原委,必是原先聚居于蓟县一带的无终,由于参与“病燕”而遭到齐桓公北伐的打击,其后便无法再在燕国都城肘腋之地的蓟县立足,于是向太行山区转移,和从陕北高原东来的狄人部落杂处为伍,这便是在“大原”遭晋国打击的无终。此无终在“大原”遭打击后又向北转移,到晋东北地区的浑源一带居住,便是战国时期的无穷,无终国(族)的徙迁转移过程大体如此。?
四、无终和山戎有别?
韦昭说:“无终,山戎之国。”杜佑说:“古无终子国,一名山戎。”似乎无终就是山戎,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无终不等于山戎。?
对于山戎,有人简单地按字面解释为山地之戎,似乎只要是活动于山地环境的戎狄部落都可囊括进去,这是不正确的。山戎是一个具体的部落实体,有着独立的历史和文化。《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段文字至少提供了如下信息:一、山戎有着悠久的历史;二、聚居地在“北蛮”;三、经济生活具有游牧部落特征。有关这些方面,由于今天考古资料的积累,已可了解其大概。?
根据前举齐桓公北伐山戎的进军路线,知山戎部落的聚居地“北蛮”,是在辽西以远的赤峰宁城一带,今发现在这个区域内,相当春秋早期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只有夏家店上层文化一种(26),这是一支有着独立发展历史的古文化,首先形成于赤峰地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早期遗存为龙头山类型(27),陶器群具有较浓郁的下辽河流域高台山文化色彩,似是该文化进入这个地区后的变种,14C年代测定为距今3240±15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支文化较早地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拥有矿井,林西大井遗址14C测年为距今2720±20年(28),表明是一支拥有较强实力的青铜文化,它制造的銎首式青铜短剑(亦称予式剑),在北方系青铜短剑中独树一帜(29)。这支文化在发展中逐渐南移,到商周之际蜕变为翁牛特旗大泡子类型(30),陶器中的花边鬲显示出它与长城地带古文化已有了广泛联系。南面分布范围已进入燕山地区,在张家口小白杨(31)、丰宁城根营(32)等地发现其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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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店上层文化继续南移,到以宁城地区为分布重心的南山根类型(33)阶段达到它的鼎盛期。和长城地带同时期的其它古文化一样,花边鬲亦由锯齿状花边变成为略宽的叠唇带边,表明它们之间联系密切。(34)文化内涵变得更加复杂,在宁城南山根、小黑石沟(35)等地出土许多青铜器,有的具典型的中原青铜器特征,个别还有铭文,如《许季姜簋》等,只是这些铜器是赠赐还是掠夺所得,不得而知;有的造型怪异,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这里出土的青铜短剑形式多样,有源于辽东地区的短茎曲刃剑,源于山西等地的铃首、环首刀、剑,还有在燕山地区常见的兽首刀、剑等,有的融不同谱系的特征于一剑,如曲刃剑身加触角式剑首等,显示出这里曾一度是不同谱系文化汇聚交融的中心。但稍后即急速衰落,宁城孙家沟墓葬共出的曲刃青铜短剑接近春秋中期(36),往后便不见更晚的遗存,夏家店上层文化约终止于此时。??
观察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地理位置、文化内涵和特征,至少有如下几点和山戎部落相合:??
一、二者的分布重心皆在辽西以远的赤峰宁城一带。?
二、山戎部落“随畜牧而转移”,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以牧畜为主的经济生活特征,并且还有自北而南的迁移经历。?
三、《管子·大匡》记齐桓公北伐曰:“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曰:‘北州侯莫来,上不听天子令,下无礼诸侯,寡人请诛于北州之侯。’诸侯许诺。桓公乃北伐令支,下凫之山,斩孤竹,遇山戎。”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到南山根类型之时,具有一方政治文化中心的规模和气势,与“北州侯”的称号相?匹配。??
四、山戎部落的“伐齐”、“病燕”活动延续时间颇长,必然会在燕山迤南留下痕迹,燕山南麓正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存分布,蓟县刘家坟遗址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地层中,发现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鬲等残片。徐水解村(37)发现的实心锥形鬲足、碗形矮足豆等陶器,具有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特征。唐山雹神庙(38)出土5件石范,皆为兵器,有銎斧、齿柄刀、予等,其中斧、刀的类似形制皆见于宁城南山根。宝坻安桥(39)出土铜刀和猎钩各一件,亦属夏家店上层文化器物。延庆西拨子(40)出土一处青铜器窖藏,在一件青铜釜内放置有五十多件青铜器,包括鼎、匙、刀、猎钩、锥、斧、锛、凿、戈、小铜泡、耳环等,多数器物见于敖汉旗周家地(41)、赤峰蜘蛛山(42)、宁城南山根等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一件年代特征较明显的中原式残重环纹铜鼎,属西周晚期,窖藏的年代当属此时或略晚,正是史籍记载山戎“病燕”的时期。这些遗存的发现说明,“病燕”的主角确是来燕山以北的山戎,燕山南麓的无终只是参与而已,可是它位于燕都肘腋之地的蓟县,为害更加强烈,因此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印象,以致被人们认为它就是山戎之国。?
① 韩嘉谷、纪烈敏:《蓟县张家园遗址青铜文化遗存综述》,《考古》1983年4期。
②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韩嘉谷《大坨头文化陶器群浅析》,《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③ 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5期。?
④ 拒马河考古队:《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98年4期。
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镇江营与塔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⑦ 李伯谦:《张家园上层类型的若干问题》,《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沈勇《围坊三期文化初论》,《北方文物》1993年3期。?
⑧《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⑨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⑩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一集,1979年。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4年8期。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天津蓟县张家园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1993年4期。?
(11) 韩嘉谷等:《蓟县邦均西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
(12)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安沣西早周墓葬发掘纪略》,《考古》1984年9期。?
(14)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1期。?
(15)王世民、张亚初:《殷墟乙辛时期青铜容器的形制》,《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
(1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1963年。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4期。?
(18)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图三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
(19)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95年。?
(20)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
(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8期。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23)李恭笃、高美璇:《试论燕文化和辽河流域青铜器文化的关系》,《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北京文博》1995年1期。北京大学考古系等:《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6期。?
(25)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和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5期。?
(2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1期。?
(27)《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尨头山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
(28)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7。?
(29)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0)贾鸿恩:《翁牛特旗大泡子青铜短剑墓》,《文物》1984年2期。?
(31)张家口市文管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墓地发掘报告》,《文物》1987年5期。?
(32)朱永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县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等:《宁城南山根的石棺墓》,《考古学报》1973年2期。李逸友:《内蒙古昭乌达盟出土的铜器调查》,《考古》1959年6期。宁城县文化馆等:《宁城县新发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及其相关遗物》,《文物资料丛刊》第九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34)韩嘉谷:《花边鬲寻踪》,《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
(35)《宁城小黑石沟石槨墓葬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5期。?
(36)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7)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徐水解村发现古遗址和古城垣》,《考古》1965年10期。?
(38)安志敏:《唐山石棺墓及其相关遗物》,《中国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
(39)《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40)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窖藏铜器》,《考古》1979年3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内蒙古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赤峰蜘蛛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9年2期。
(作者为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