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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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

来源：行者记忆（个人博客）

时间：2007年12月10日

博主：净一道人行者记忆


    通过《读乐亭》，知道了革命烈士张庆和：河北乐亭木瓜口村人，１９１４年生。１９３６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回国后任奉天（今沈阳）伪国兵陆军某部中尉，伪满国务院少校参谋。１９４３年，张庆和毅然参加了革命，为我党我军做情报工作。在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多次为我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使我军民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并给进攻我军的日伪军以重创。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红军驻进长春市，张庆和受党委派任长春特别市公安局局长兼军事科长，并按党的密令积极开展建军扩军，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他把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党。在1946年“４．１４解放长春战役”中，他已任副司令，亲自驾驶坦克，指挥部队作战，激战四日，为赢得胜利立下了卓越功勋。就在这个时候，我方有关部门指控张庆和“与******东北行营勾搭”，以“内奸分子”关押审查。经长期审查且查无实据的情况下，我有关部门以“纵不为内奸亦为严重异已分子，长期羁押不便”为由，于1947年在佳木斯将张庆和处决。

　　一个战功赫赫的革命志士，一个我军的副司令，就这样喊冤而死。甚至连一个适当的理由都没有。

　　可想而知，在张庆和被处决后，其爱人李玉贞也由我党的情报员、侦察人员成为******家属，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处境十分困苦。文革期间在长春市南关区街道被当作“******分子”批斗含冤自尽；其子张毅学，因被批斗患精神病；其女儿张剑剑在吉林工业大学毕业已留校工作，也因受父亲牵连被下放到边远的农村。

　　我不知道，1947年夏季的东北，是否曾经飘雪；我不知道，上天在那个日子是否曾经哭泣；但我相信，有一面旗帜，会因为这一天暗淡！如果说我们的旗帜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它绝不该用张庆和烈士的鲜血用那种方式来染红！

　　在45年后的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５日，****吉林省委组织部以干审（１９９２）１１号文件发出《关于张庆和案件的复查意见》，竟见说：“据证实，我军在长春期间，张庆和曾给我军搞了弹药、布匹、药品等物资，我军在长春外围期间，为我军提供长春市内******军队的情报，在我军转战扶余、德惠、九台期间的战斗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在‘４．１４’解放长春战斗中亲自驾驶坦克指挥部队作战，关于张庆和与******东北行营勾搭问题，原有卷宗和现有复查材料都没有事实证明张庆和是内奸和异己分子，对他处以死刑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张庆和的不幸，是我们党的不幸。就其个人而言，是不是应该说，他是幸运的。因为，毕竟在45年后，对他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尽管，这个评价迟来了45年。

　　还有一个比张庆和更不幸的志士，他的名字叫高志远。

　　1907年6月，高志远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读书，14岁辍学。他性格豪爽，机敏好动，15岁开始习枪练武，到20岁时，已练就一手“举枪飞鸟落，顺枪逃兔亡”的好枪法。1933年7月，“长城抗战”开始，高志远在当地招募了200多人，准备去参加抗日义勇军。行军途中，被刘兰亭的土匪武装缴了械，队伍星散，高志远只身出走。同年夏天，他和同村陈维一起去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康庄受阻，被迫回到北平（今北京）。此间，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中国******的地下工作者王仲华（原名董毓华）。两个相处两个多月，十分投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随后，高志远回到家乡，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在马城一带组建民团，被推举为马城团团长。他击毙土匪头子胡宝山、刘兰亭和汉奸刘佐周，轰动华北。

　　1937年9月，隐居在天津的高志远，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和王仲华一起参加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当选为委员。同年12月，他又出席在多余屯村召开的京东十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委员，积极筹备冀东抗日大暴动。1938年5月，高志远在天津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会议上，被选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7月9日，他在多余屯村发起抗日大暴动，并迅速与其它暴动队伍汇合，当晚去攻打乐亭县城，拉开了滦南境内抗日暴动的序幕。此后，他和王仲华等暴动队伍领导人，率领数以万计的暴动队伍，围绕滦县城，攻克滦县火车站，火烧滦河大桥，并先后到卢龙、昌黎、丰润、玉田等地配合作战，重创日伪军，威名远震。

　　1938年10月初，由于某些领导人错误估计了冀东的形势，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擅自决定开赴平西整训。高志远义无反顾地率先头部队随八路军第四纵队西撤，途中几经战事损失惨重。

　　翌年春，令人痛心的一幕在平西上演了：高志远被以通敌罪处决，时年32岁。所谓通敌的根据，就是他派人与吴佩孚进行联系。而史界对吴佩孚的评价，也是不当汉奸不卖国！那么高志远所谓的通敌，又从何谈起？

　　一位地方史工作者曾经面对面地向当事人请教这件事情。当事人沉吟半晌，回答说：“不杀也可，杀就杀了。”一个志士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就是“杀就杀了”，一点悔意都没有。

　　更加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历史走过了56年的沧桑之后，当有学者提出为高志远平反时，原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立即致信原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处理高志远的当事人肖克，表示不同意翻案。原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也写了证明材料。1995年8月4日，萧克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说学者的文章与事实不符，当时逮捕和处决高志远是有根据的，不能翻案，并说对这种翻案风应引起重视。

　　高志远的悲剧，或许就在于此？

　　记得一位权威学者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说：“高志远的问题作为历史，是可以探讨的，但因为当事人都还在，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问题。像这样的问题要翻案，应该首先由有关部门向上级作出报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意见不统一，正式结论未作出以前，不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在我们写地方党史、革命史时，对这类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慎重地加以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是对的，但在感情上却不好接受。因为，你为了照顾某些人的面子而“宜粗不宜细”，志士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啊。

　　同样是这位学者，在谈到对抗战人物的评价时指出：“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是的，大家也许不知道，就是这个张灵甫，曾无辜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曾杀害了多少革命志士！不错，他在抗日战场上战功累累，我们不应忘记。那么，高志远呢，冀东暴动是不是抗日，作为抗日联军司令，他是否曾经有过战功？

　　如果说对张灵甫的待遇是不公正的，那么，对高志远是不是更有失公允？

　　每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在这里沉思。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谢谢博主净一道人，是您说出了我们冀东人的心声！！

静静静

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变案”考实
唐向荣
       
        按照历史的结论：吴佩孚“全节而终”，并未降日。但历史上有一个人，却因为被怀疑“‘企图’投奔吴佩孚”而被定为“叛国”。这个人就是功勋赫赫的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
        1939年4月27日，高志远以“‘企图’投敌叛变”罪被处决。六十五年来，海内外呼告不止，影响很大。事关党的思想路线和统战大局，特据多年研考，撮要一述。
        一、从民间侠士到抗联司令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1907年6月生于河北省滦县多余屯（今属滦南县）。家道小康，自幼习武，双手双枪，百发百中。终生敬重年长20岁的早年塾师李麟声先生（任司令后仍任李为参议，人称师爷，不离左右）。李先生为他改名志远，以“礼义廉耻”时时指数，使他成为重气节、讲仁义、广结交、助危困、不贪财、远女色的一方侠士。
        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我东北之后，觊觎中国腹地，必先打通冀东，而滦县恰在冀东走廊的咽喉要道。当时，国民党已奉命南退，中共地下组织遭破坏尚未恢复，日伪势力刚渗入关内；故滦河以西一度形成无政府状态，于是“土匪蜂起，兵荒马乱”。据史料一—“当时完全被土匪占据区域约三四百村……百姓含冤莫伸”。“水深火热，无人拯救1。”
        各区纷纷自办保卫团（俗称“民团”），高志远25岁被推举为三区保卫团（300人）大队长。大智大勇挫败县内最大的两股悍匪刘兰亭、胡宝山，且“不图钱物之私，不动女色之念”，甚得民心。
        1933年春，原东北抗联叛徒、大汉奸刘佐周随日军进关，驻兵滦县。高志远组织“抗日义勇军”，刘兰亭投靠刘佐周成立“忠义救国军”，依靠刘佐周的支撑，极力吞并高志远部，高不服，矛盾激化。这时，其妻之表妹随东北大学内迁，向高志远介绍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高与挚友陈维前往投奔。行至康庄受阻（当局禁止投冯），返回北平，听到街头演讲抗日，甚为心服，特拜访演讲者董毓华（董必武族侄，1926年董必武介绍入党，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后“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结为终生知交，是其人生转折点。
        1934年10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141次中常会决定纪念辛亥滦州起义，“在滦州建纪念碑纪念塔，交行政院筹办2”。日伪为摧残我民族意识，悍然拒斥；且趁机为汉奸刘佐周建“德政碑”，又精印《刘佐周先生言行录》，刘愈加骄狂，就任驻滦战区第一总队长，向各区民团派任副队长和教官以扩充实力。高志远不堪汉奸凌辱，1935年2月在附近中心集镇发动“马城起义”。刘佐周重兵猛扑，众寡不敌，高暂避渤海渔村。刘佐周将高家洗劫一空，悬赏数千银圆缉捕高志远。出于义愤，高带陈国武潜入车站，将刘击毙，震动中日朝野。“一枪存国脉，铁血正民心”，原县志即以此作为《纪事》志的压卷之笔3。
        1936年春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推动国共合作，1937年9月建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董毓华（化名王仲华）任军事部长，特荐高任委员。12月“冀东十县人民代表大会”在高家召开（史称“多余屯会议”），成立“华北自卫会冀东分会”，高当选为领导人之一。
        1938年5月，华北自卫会决定成立“冀东抗日联军”，推举高志远任总司令，国共两党人士李运昌和洪麟阁任副司令。后决定7月16日举行冀东20万人抗日大暴动，王仲华深入高部任政委。
        7月9日提前起义。高志远、王仲华率部连克数县，冀东各县纷纷响应，南到渤海，北达长城，抗日声威大震。8月22日中共冀热边区党委《致朱德、彭德怀总副司令请转蒋委员长及全国将士电》称：
        “在我党邀请下，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坚决地组织起抗日联军，推举无党派的高翔云、国民党员洪麟阁、共产党员李运昌为起义的总副司令……于七月九日爆发了昌黎、滦县、乐亭、迁安、遵化、丰润等县大起义。4”
        9月1日，中共中央与中共北方局回电祝贺：
        “冀东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同志的合作，摧毁了汉奸政权……今以十万分的高兴，致以崇高的敬礼5！”
        不幸的是，10月8日，有关方面做出错误决定，让“冀东抗联撤往平西”（事后党中央、毛主席及北方局均有严肃批评6）。抗联以农民为主，离乡犹如鱼儿离水，失其优势而陷入危险，所以高志远不愿西撤；但他敬重王委员，而王仲华执行组织决定，说“西撤整训一下再回来也好”。于是，高志远说服部下万余人且承担了西撤各军的前卫，一路恶战，牺牲惨重。高志远、王仲华身先士卒，跋涉千余里，秋初将所乘1200人带到北平以西宛平县斋堂。又配合我“冀热察挺进军”，打退附近各县亲日武装及“联庄会”的顽抗。激战金鸡台、四马台、龙门台……至1939年春，“十八台”全部解放，建立“房涞涿联合县”。正待建功立业，高志远突于1939年4月27日被枪决于挺进军军部所在地山南村外（今属涞水县），年仅32岁，罪状是“与吴佩孚有联系，企图叛国”。
        二、吴佩孚与高志远的关系
        吴佩孚，1873年生于山东蓬莱，清末秀才。早年选送滦州开平武备学堂，后为直隶军阀要员。1922年隔滦河与奉系作战，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吴又从滦州到山海关督战。1926年其主力被北阀军打垮，通电退出政坛。1935年日伪策动“华北自治”，极力拉吴出山。吴佩孚坚守孔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教，声明：“要我出山，日本须退出中国”；拒不出任伪“北京维持会会长”。1939年11月牙疾剧痛，被迫入日本医院，一针毒剂而死，吴佩孚全节而终，中共发言人董必武郑重发表谈话：
        “吴佩孚先生不做日伪傀儡，自全晚节，能维系全国人民之望7”。
        重庆方面也评价他“不做汉奸，有功于民8”。
        至于吴佩孚与高志远的关系，据考：
        其一、吴佩孚第一次下野居京生活困窘，近邻商家赵作林曾予以周济，二人交好。吴佩孚无子，认赵作林之子赵云昌为义子。赵原籍滦县木梳庄（今属滦南县），距多余屯不远。赵云昌仰慕高志远的为人，早成莫逆之交。高志远到张家口投奔冯玉祥受阻留京时，赵云昌曾带他见吴；吴与这位少壮有为的除奸英雄结为忘年交。
        其二、直奉交战时，吴佩孚部下师长彭寿莘在滦州“力倡吴大帅安民不扰之意”，各界曾在车站西为彭铸铜像，基座有吴佩孚手书“爱民如子，儒将风流”八个字。1933年1月，何柱国长城抗战，特派彭寿莘之子彭祖佑来滦找高志远求助。高慨然卖地捐银，又招募义勇军200余人准备开拔山海关援战。尚未出征，何柱国已败；高志远再次卖地，分赠200余人回家。吴曾对部下大赞高志远的义举。
        其三、吴下野以后，部下师长多在平西秋林铺莲花山“出家”（躲避风头，以待东山再起）。他们在滦州时就仰慕高的侠义，尤其高志远击毙汉奸刘佐周之后，双手持枪，打瞎两列路灯，枪响灯灭，转眼避走，最让这些行武钦佩。听说高到了平西，自然有所来往。
        其四、至交赵云昌（夫妻常住吴府，其妻1995年尚在）向高志远转达义父之意：“大帅誓死不做汉奸；他说：让他出山，可以；条件是日本人须退出中国”。高志远遂放心交往。十八台恶战，山区特艰苦，赵云昌每来必带些好吃的。高志远总是喊一声：“我兄弟又给咱们解馋来了，都来呀！”司令部全体人员嘻嘻哈哈一拥而吃，善做统战工作的王仲华就此了解北平动态。这何以会导致逮捕枪决呢？——
        三、起因于挟嫌诬告
        吴佩孚与高志远相差34岁的忘年交，有其特殊渊源，其基础是传统道德和民族正义感，情况是正常的。
        但却被诬告了。一位老同志1959年4月14日在证明材料中写道：“他（指高志远）的秘书陈飞供出他叛国活动实情。”
        经查，陈飞原来是多余屯以南葛代坨小学教师，仰慕高的声名，与其表弟（姑母之子）一起投奔抗联。当时缺文化人，高让陈任司令部秘书。老抗联反映，“这人脑瓜活，机会主义，虚荣心强。一个教小学的人一下子经手军机大事，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但高的部下都是农民，重义气，无城府，慕枪法，有肝胆，对陈飞是“看不惯又瞧不起”，陈飞也就越要显示自己的“权威”。这时正是1939年春节前，解放龙门台之后，他表弟私入民宅强奸村姑，事主寻死觅活，并与其嫂子到司令部哭喊告状。
        鉴于事态严重，事关抗联的立足与生死，决定公审枪决。
        陈飞向高求情：“留我表弟一命”，高志远当众斥责了他。据高的警卫队长陈维介绍：陈飞被斥以后，为了“找回面子”，再次找高说：“以后没法向姑妈交代”。高说“你没法交代我去交代！我把队伍带出来，不能垮在这上头（指强奸）！”陈飞说：“司令这么刮我的脸，这秘书我不干了，不干了！”高说：“慢说你不干了，就是我不干了，你表弟也得枪毙！这是司令部开会定了的！”
        陈飞本想借此“树威争脸”，却落个人人耻笑。他恼羞成怒，就给挺进军暗写了诬告信。借高与赵云昌的来往说高志远“联系吴佩孚企图叛变”，“投靠日本”，于是，事情陡然逆转——
        四、严酷环境下的紧急处置
        毛泽东同志讲，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环境分析9”。冀热察挺进军是1939年2月7日成立于北平以西山南村的，当时正是“远东慕尼黑”高峰，日本加紧诱降，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严重的磨擦与分化。毛泽东同志指出：
        “必须认清当前形势中投降就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
        “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
        毛泽东同志强调：
        “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10”
        上述文字写于1939年6月，它针对的形势却正是1939年上半年。
        “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11”。
        又说，对于上述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凿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12”。
        “对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能放松13。”
        三令五申，形势严峻。大家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但反右就容易出“左”；诬告信正是此时写来。“左”风之烈，竟无一人想到诬告的可能，而是全盯在高志远的“叛变投吴”上。
        今天我们说“吴佩孚至死未做汉奸”，这是1939年12月吴佩孚盖棺之后才有的结论；而在1939年春，除了他视若亲生的义子赵云昌之外，外界谁知这个底细？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吴佩孚久住北平，日本人常来拜访，又频繁发表吴佩孚与日方要员赴宴、观剧、欣赏书画的消息与照片，人们已形成“吴佩孚降日”的印象，进而对于吴有联系的人就非常、非常地警惕。
        还有一个紧迫的因素。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同志指示：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现在民族战争，还要争民族的兵权14”.
        高部有共产党员王仲华任政委，高王知心已不存在“争兵权”的问题，但冀东人听不懂挺进军领导的南方口音，而对高志远却十分拥戴；遂产生了“倘若高投吴叛变，1200人势必追随而去”的担心，“兵权”之争迫在眉睫了。因此，“我们就派人盯梢监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发现高与吴佩孚有联系“是真的”，（按：赵云昌之来确是真的），结论是：“我们认为高志远有叛变的计划”，“企图将队伍带出投敌”，“阴谋率领他的部队叛变”，甚至“有可能是国民党员15”。黑体词语显然都是杯弓蛇影之疑，但在“宁左勿右”，“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之下终于果断决策，“将其逮捕枪毙”了。
        可见高被冤杀是在严酷环境下的紧急处置，有其可以理解的合理性；不能以和平环境和法制社会的模式来要求。若论个人责任，则唯有陈飞，亲听赵云昌讲“吴大帅誓死不做汉奸”也明知其表弟罪有应得，却吿密报复，导致严重后果，理应承担诬告的罪责；但其人已死。故现在的任务是：澄清真相，总结教训，公正善后，面向未来。
        五、反常的后果及其根源
        杀掉投敌分子本是好事，理当大快人心，事业发展，但高被杀之后，情况却是反常的。
        反常之一，高志远以“与吴联系叛变投靠日本”的罪名被处决，但吴的结论却是“不做日伪傀儡”，“自全晚节”；其冤苦和滑稽，历史上是少见的。
        反常之二，陈飞作为高案的检举者和唯一证人，应属特大功臣；却一直受鄙于老抗联。他晚年撰文，也再不提高的“叛变投敌”四个字。
        反常之三，王仲华即董毓华，是高志远投身革命的引路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决不容忍投敌者。但据查，当高被捕之后，王一再申明：“如对高有怀疑，审查可以，杀决不可以！”又据其警卫员张遂介绍：
        “王委员一听到高司令被枪决了，难过极了，老是流泪，坐不住，搓手，老是在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走，越走越快，差点跌了16。”
        高死后，王仲华接任总司令。他从富户重金买来一副“最好的棺材”，亲自为高一点一点擦血，亲穿新衣，然后又把自己唯一的新棉大衣盖在高身上。他嘱咐高的卫队队长陈维和副官周士廷二人，坟前务必立碑，以备日后“起灵”，又立即派陈维去天津给华北自卫会负责人送去亲笔信：“高之妻儿仍按抗联将领家属优待抚恤。”王仲华原有肺病，因在山风中脱掉大衣安葬高志远，劳累感冒悲伤过度而病倒，去蓬头村挺进军卫生部治疗；据史料，因“用错了药”一针注射而去世，时年30岁。
        反常之四，国共合作抗日，国民党方面对投敌叛变者也是恨而不容的；但高的妻儿住天津英租界一直以抗联将领家属优待。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天津英租界沦陷，高之子高继志、高继远由国民党政府分别送往重庆和汉中上学。日降以后，原华北自卫会主任委员王若僖调任“东北九省电讯总局局长”，让高继志随去任职，当局颁发蒋中正签署高志远烈士证书及家属抚恤金。1946年滦县县长胡育才主持在击毙大汉奸遗址铸立“民族英雄高志远”铜像，因内战而未果。投敌叛国者显然不会有如此待遇。
        反常之五，官兵百姓一直不服。高坟近临山下沟渠，农民特起名“高志远渠”，谐音“高志远屈”。书上说高被枪决以后“人人拍手称快”，老抗联说：“哪的话！大家全是大吃一惊，根本就不信！挺进军是重兵警戒着我们，怕‘出事’”。大家最反感说高“有野心”，有的说：“他就是反复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讲，连我们这些文盲都记住这句话了。地全卖了，全抗日了，能叫‘野心’吗？”有的说：“他本来不同意西撤，可他佩服王委员，服从共产党，不但甘心西撤，还给全军打前卫，走一步打一步，多难哪！打金鸡台，哪象个司令，就跟我们一样往上冲。咋能说‘有野心’！”或老泪纵横，或重病呼吿，或冒险直言，六十多年没断过。
        反常之六，冀东抗日形势的曲折。从击毙汉奸刘佐周到20万人抗日大暴动，冀东曾是关内全民抗战的典范。但从错误的“西撤”到高被杀和王仲华逝世，西撤抗联从一万多人仅剩1200人，后有的编入八路军，有的派返冀东，大多四散而消，轰轰烈烈的冀东抗日烽火陷入低潮，日寇的“华北特殊化”得以实现。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首府由通州迁至滦州唐山镇，唐山改镇建市。后来连续发生潘家峪、潘家戴庄等多起惨案。当然，后来冀东的火种重燃，高潮重现；但那是重新付出重大代价而取得的。就冀东抗日联军由盛而散的大曲折而言，教训是惨痛的。“暗中监视，仓促处决”的作法与“肝胆相照，共赴国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显然不符。“连毁家纾难的高司令都被杀了”，自然引发离心，一些抗联人士从此投入国民党方面。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17。”
        毛泽东同志事后也总结了历史教训。如1940年12月对党内指示：
        “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有过左的观点在作怪。”“自1939年冬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18。”
        高案发生在1939年4月，尚在冬季以前；这是因为诬告信骤然加剧了上下对吴佩孚的警惕，使这里“左”的爆发比别处提前了。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要吸取十年内战时期的教训，“那时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这表现在宗派主义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又指出：“肃反中的左倾……不但在今天的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19。”
        邓小平同志也回顾了当年“左”的教训：
        “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信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讲，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讲，当然也有个没经验的问题20。”
        在高案中，还要加上“西撤”这个错误的大前提、陈飞的挟私诬告、1200名抗联官兵对高的拥戴等因素。
        毛泽东的总结和邓小平的分析已经阐明了高案的思想根源。
        六、罪证的变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佩孚“自全晚节”一事广为人知，“与吴有联系”高志远叛变已经不能成立。但新的宣传却又变换新的罪证。1983年一篇回忆录说：
        “高志远与逃亡反动地主魏福昌勾结，阴谋率部叛变投敌。正当高通过魏与日伪军取得联系秘密商量投降条件时，被我发觉逮捕，经公审后处决21。”
        变换罪证，等于否定了原证：但新证却又引出了新的不通。经查，魏福昌是涞水县柏林城村地主。1937年杨成武同志率部开辟平西时，魏曾制造“罗古台事变”和“紫石口事变”，兵败外逃两年多。1939年秋（即高志远被错杀数月后）他潜回老家，被我军抓获处决。这就是说：高到平西直至被杀期间魏福昌一直潜逃在外；而魏福昌回到平西时，高已被杀。二人并未见过面，更无“勾结”“叛变”之可能。
        对于这类“回忆录”，杨尚昆同志的一段讲话值得借鉴：
        “过去对有些烈士有争议，现在有的恢复名誉了，有的还没有作结论。……中央区的季振同究竟应不应杀？季振同是二十六路起义的，以后怀疑他要把队伍拉走就把他杀了。这些事情不是仅用哪一个人的回忆录就能做根据的，要历史地评价22。”
        七、“合乎程序”更要“合乎事实”
        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深入，对高案的呼声越发强烈，但另一种声音也随之反复灌输：“高志远这件事不要讲了”，“当时不杀也可以，杀也就杀了”，“反正人已经死了，不必再提了。”“传到海外影响不好”。“等老一辈百年之后再解决吧。”
        1995年1月再次重申当年的处理正确--
        “对高志远不是秘密处决的，是完全按当时的法律程序公审的。先有检察长起诉，然后审问，在他本人认罪服法后，才宣判的。当时国共合作打日本，因为他是跟吴佩孚组织叛变，投靠日本，所以处以极刑。”
        其实，办案不但要“合乎程序”，更要“合乎事实”。刘少奇、彭德怀到张志新等冤案，当初都“合乎程序”，只因认定事实不符，才据实平反。这正是共产党人襟怀公正和对历史负责的体现。
        至于说“他本人认罪服法”，据王仲华的警卫员张遂同志介绍：
        “他（高）被扣起来以后，不承认错误，只是承认跟吴佩孚的部下师长有过来往。”
        设身处地想想：高志远由民间侠士而成为除奸英雄和抗联司令，服膺王仲华，艰险西征路，出生入死，最后却是一声死刑的宣判。他显然是“夫复何言”的心态。老抗联们说：“他在公审会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说一声：‘服！—崩吧！’”老抗联们还说：“高司令明明是看到无法挽回，不愿意再纠缠，只求痛快一死算了。这能叫‘认罪服法’吗？！”
        至于到1995年还讲高与吴佩孚“组织叛变投日”，不免显得过于苍白与底气不足。因为历史明确结论：吴佩孚“全节而终”，并未“投靠日本”，所以高与吴佩孚即使有所来往，也不能是“组织投日”；高的“叛变罪”以及由此而来的“处以极刑”，自属错案。
        八、即使成为事实
        这一错案的发生，是在严酷的形势下由挟私诬告引起了挺进军的高度警觉和紧急处置；实际上高“率部投吴”并未成为事实。现在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使此事成为事实，高志远真的“率部投奔吴佩孚”了，又当如何？这就涉及三个问题：
        （一）形势的可能性
        高志远把冀东抗联带往平西，一路恶战，减员严重，万余人只剩下1200人。困处赤贫山区，给养困难，寒冬将至，形势严峻。通过挚友赵云昌得知吴佩孚“誓死不做汉奸”，因此，率部投吴亦可算是应急性选择之一。就吴佩孚而言，失意军阀意欲东山再起，高志远人品与枪法俱好，是义子之挚友，且曾亲除汉奸，声名远震；如收揽为亲军，也是远见之举。故从高吴双方来看，投奔与接纳均具备可能性。
        （二）处决的合理性
        当时，日方大造“吴佩孚即将降日出山”的舆论。中央三令五申：“投降是主要危险”，“要争党的兵权”，且“准许人民告发”，“准许就地逮捕”，“一律严惩不贷”。因此，接到告密信之后，高度戒备，在不明“陈飞诬告”和“吴佩孚不降”两大真相的情况下，对高处以极刑；这是在严酷环境下的紧急处置，是符合当时中央精神和形势需要的，对此，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理解。
        （三）历史的公正性
        1939年4月对高志远紧急处决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的真相与深层的史隐却逐渐显现出来；
        1、吴佩孚并未降日，而是“誓死不做汉奸”，“全节而终”；
        2、高志远与吴佩孚相差34岁的忘年交，不是因“降日”而突然“勾结”，而是早有渊源；
        3、高志远是除灭汉奸的民间侠士，由共产党员王仲华引上革命道路，任冀东抗联总司令之后出生入死，不可能叛变投敌；
        4、陈飞不是据实举报，而是挟私诬告；
        5、处决高志远使冀东统一战线遭受重大挫折，抗联由盛而散；
        6、抗联官兵及冀东干部群众一直呼吁不公；
        7、多年来种种改换罪证和回护之词，均已澄清，不能成立；
        8、毛泽东同志已从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总结了1939年“左”的错误，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总结了历史上“左”的教训。
        因此，高志远“率部投吴”一事即使成为事实，那么，首先应当肯定当时的紧急处决是合理的；其次，又应肯定事后的平反是必要的，因为吴佩孚并未降日。这里必须兼顾当时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公正性，二者缺一不可。
        九、小结
        1、指导思想：“对于人的处理取慎重态度，即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23”，“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2、高志远由民间侠士成长为除灭汉奸的民族英雄、毁家纾难的爱国志士和众望所归的抗联总司令，是传统道德、民族大义和共产党员王仲华教育引导的结果，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体现。1939年4月以“企图叛变投敌罪”被冤杀，系一错案。
        3、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被错杀一案是严酷环境下的紧急处置，形势紧张，情有可原；故当事人均不承担个人责任。
        4、对战争环境下的疑似之迹和后来多年的堆垒之词，应予以澄清。
        5、通过高案吸取历史教训，认识“左”的危害，加强统一战线，体现大陆恪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沉冤昭雪，让沉冤者与我们共享盛世中华的历史公正性。
        6、大力弘扬冀东抗联领袖人物王仲华、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及众多志士共赴国难的业绩和爱国主义精神。
                               
        注：1、张荩臣：《滦县剿匪纪略》4页、3页、1页，20世纪30年代印本。
        2、《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1次常会决议案》，见拙著《辛亥滦州起义》207页，唐山市政协1992年刊印。
        3、张采丞：《滦县志纪事》卷十六第29页，民国25年版。
        4、《中共冀热边区委员会致朱德、彭德怀请转蒋介石电》，《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12页，唐山党史办1988年印本。
        5、原载1938年9月8日，《解放》第51期，转引自注4书74页。
        6、党中央、毛泽东、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批评“西撤”的电报见李钟奇：《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前后的概况》见注4书184-185页。
        7、郭剑林：《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8、同注7。
        9、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四卷本892页，人民出版社1969版。
        10、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同上书536页。
        11、毛泽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形势与任务》，同上书362-363页。
        12、毛泽东：《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同上书371页。
        1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同上书489页。
        14、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同上书511页。
        15、引自《平西儿女》，朱其文：《平西的抗日政权及武装斗争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69年版。
        16、张遂同志（广东省佛山军分区参谋长，原王仲华同志警卫员）访问笔记。
        17、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四卷本723-724页，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
        19、同18，720页。
        20、邓小平：《对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01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2版。
        21、引自《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前后》，《中共党史资料》1983年第四辑28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22、杨尚昆1984年7月9日《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史通讯》1984年11期5页。
        23、同18，892页。
        本文原载《盛世中华·功臣谱》237-244页，人民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
       
附录一：
《盛世中华》编辑委员会来信
        唐向荣同志：
        您好！
        您撰写的《让六十五年的沉冤者与我们共享盛世中华——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变案”考实》一文，经盛世中华编辑委员会审核，鉴于该文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拟全文刊入为迎接建国55周年而编辑的大型历史文献巨著《盛世中华·功臣谱》中。
       
        请您接此函后，尽快做好校订工作。
       
        盛世中华编辑委员会
二OO四年二月十九日
附录二：
研考高志远课题的几个片段
唐向荣
        1995年1月，我将《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国案”考实》一文呈送中国史学会审阅，历经诸般风险之后，2003年底答复：“此文在立场、胆识和治学方法上均得到肯定”。问我有无补正，我回答：没有，只是建议标题前面添加一个正标题《让六十五年的沉冤者与我们共享盛世中华》。2004年2月19日回信同意，并告知：
        “鉴于该文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拟全文刊入为迎接建国55周年而编辑的大型历史文献巨著《盛世中华·功臣谱》中……”
        如今，又过了五年，高司令的家乡也将编印专集并收录了该文。这是党心民心的体现，是实事求是的回归。
        回望风雨，太长，写几个片断吧。
        一、1948年:初闻高志远
        1948年农历四月十八，我家由锦州逃难回到滦县城南李兴庄老家。腊月滦县解放，接着操办土改，西邻李增富大伯任“财粮”（类似会计），实际早已是秘密党支部书记，他发展我父亲入党，“组织公开”以后，李增富专任书记（后任县委档案馆长），我父亲任“财粮”。有一天，大伯带着区委书记爱群同志找我父亲，似乎是研究什么统计数字。当时我7岁，正按父母所嘱“写做”（把父亲写好的字帖放在毛头纸下边，在纸上做写毛笔字，叫“写做”）。他们谈得很热烈。这时，在我家南院操练的民兵们忽然比赛唱歌，其中有一句是：
        “李运昌带大队十一二三团……”
        李增富大伯一听，就说：“李运昌带三团三千多人就这么受尊敬，高志远是20万人大暴动的领袖，他要不出事，该多受尊敬啊！他咋就叛变咧呢！”区委书记爱群原籍不远的柴各庄，这一带都曾是抗联范围，他说：“咱们仨都是党员，党员不能乱说话，可党员又得说实话，要不咱们咋共事呢！我说句话撂在这儿：老高这案子早晚得甄别、纠正过来！高司令也是人，人就兴犯错误；他啥错误都可能犯，唯独不能犯‘叛变’的错误！因为啥？因为不可能！好比一匹马，再犯错误，它也不能跑到树上去！……”他越说越激动，突又戛然而止，小声说：“这话哪儿说哪儿了，啊！”又摸摸我脑袋：“大小子，刚才的话不兴你说，记住！”
        其实我根本听不懂，只是后来父亲多次与人讲述这件事，我就记住了，也渐渐明白事情的严重性。这就是我接触高案课题的开始。
        二、1958年：宋局长的嘱咐
        1958年我在滦县一中上学时，爱群同志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到一中任书记，由于父辈相熟，我又任校刊主编，列席支部会和校务会，所以与他接触比较多。一天我看到一本杂志有一篇李运昌同志访问记，称他曾任冀东抗联司令，我拿给他看，他沉吟一时，说：“反常。冀东抗联司令是高志远，不是李运昌。当时国共合作，领导冀东抗联的是华北自卫委员会，王仲华（董毓华）、高志远、洪麟阁都是委员，李运昌不是委员，咋能当司令呢！李运昌是副司令，副司令已经很伟大了！大小子，你当校刊主编，将来应该是拿笔的文化人；你记住：篡改历史，赶时溜髦，这样的文化人最不值钱！”
        当年，省委布置“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写作运动，县里指定一些人为老同志写回忆录，给我定的是县兵役局（武装部）长宋春山同志，他是一位传奇英雄，也很健谈。1958年5月我第一次去座谈，他从20万人抗日暴动谈起，自然要讲高志远。一讲高志远，他就眉飞色舞沉浸其中，滔滔三个半小时，我记了一大本。居然全是高志远，没有他自己一个字。
        回校向爱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他说：“这可不中！这是不能写的！把记录给我，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收回吧！”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又去，宋局长正拿着那本记录。他说：“你们爱书记让我收回，我琢磨不收回，还是交你保存！我修改了几处，都是人名地名，其余都对。只是有一条：现在千万别写，一个字也不能写！不过我敢说：总有一天要大写特写冀东抗联与高志远！我已经在后面签了字，表示我完全负责，你收好吧！”
        他双手交我，一脸严肃；我也双手接过。本页果然有他写的三行字：
        “以上是我现场座谈所讲，由唐向荣同学记录。情况属实，有几处小修改”
                                                             宋春山  1958.5.17
字写得不怎么好，但一笔一划很认真。
        三、1970年：老红军的倾诉
        我村西邻田疃村有一位老红军于柱国，1938年参加冀东抗联，是高志远的警卫队长。1939年高在平西冤杀后，他被编入白乙化部队，转战平北，建国后转业任金厂峪金矿矿长，1970年离休回乡，热心公益，非常受人尊敬。他得知我在“文革”中因“为高志远翻案”而遭难，十分同情，但不敢到我家来，因我还有另外两个罪名，他心里没底：一是一文化人向领导诬告我“研究辛亥滦州起义”是“怀念旧中国，歌颂同盟会，也就等于歌颂国民党”；该领导就来问我：“滦州起义有共产党员当政委吗？”我说1911年还没有共产党呢，他就大喊：“你吃着共产党的饭，不去研究共产党反倒研究什么破起义，这不纯粹是反革命吗？”于是翻腾抄检，翻出了我研究高案的文稿和资料，乃定为“反革命翻案风”，进一步又与四清中一个“反革命案”（早已平反）胡乱相连，说我是“漏网的反革命”，并且是“要在滦州发动起义的反革命”，越编越玄，一片白色恐怖。令人想不到的是于柱国老人为了弄清究竟，竟然亲去北京和唐山，辗转找到曾在我村领导四清的军事学院副院长李夫克中将和市委书记杨远的夫人陆彬（原唐山文联主席），然后拎着一罗书来到我家，说：“领导们明确表态：那个反革命案的时间是六一至六三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期间，当时唐向荣重病瘫床，根本没有联系。至于他研究地方文史，十分难得，应保护！李将军得知你的书受损，还从他的书架上取下21本，都是有关历史的，让我带来啦！”我家离公社很近，造反派监视很严。老人向来喜欢配制外伤药，他就常到我家来故意大讲是找我问草药（我在病中自学过中医），久而久之，造反派也就习惯了。一天晚上，他背着一套棉被，说是去看场护秋，实际先到我家。一进西屋，摆手不让我说话，掏出四根长钉和一把小鎯头，关了灯，在窗框上方摸黑钉好，然后打开棉被，早已缝了4个布襻，分别挂在四颗钉子上，窗户就遮严了，这才拉亮电灯。老人说：“几个月的辛苦，已经做到了两条，一是我对你放了心，二是他们对我放了心；现在我要办一件天大的事情：向你介绍高司令被冤杀的真相。我只问你一句：大侄子，不，唐向荣同志，你敢听不？”他极其严肃地站在我面前，我赶紧扶他坐，说一声“敢！这是我的责任嘛！”他神色凝重：“心里盛了几十年，没处说，不让说呀。可恨我不会写，会写的又不敢端清盆儿，你敢端清盆可又挨了整，我反正也快死了，总得找个靠得住的人把我的话留下！”又说：“历次运动我都经过了，知道实事求是多么地不易，可终究总得实事求是啊！——好，你记吧！”
        于是他一口气讲了近4个小时，特点是：现场感、细致、具体、朴实、细节贯穿、没有套话。讲到动情之处，他几次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四、1993年：萧克将军邀见
        1993年春，接萧克将军办公室电话，说将军看了辛亥滦州起义研究的报道，很关心，想见见你，请您来一趟。
        见面后，萧克同志详细询问了孙中山李大钊相关新发现的细节。然后讲：他现任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在与港澳台侨和海外华人交往中，深感有两大课题最有共同语言：“一是传统文化，二是辛亥革命。但北方缺少辛亥革命的史迹和纪念设施，很被动；滦州起义研究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又有了孙中山李大钊等一系列新发现，太好了！我已经为纪念馆题了词，并且聘请你任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以后为筹建纪念馆，还曾邀见两次。
        见面多了，说话就随便了。1939年萧克同志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驻平西涞水县山南村，高志远一案就是由萧将军处置的。第二次邀见结束我就提出此事。他听了，显得十分疲惫，低头，合眼，没力气地说：“当时，不杀也可以，杀也就杀了。”我说：“可这件事影响太大。20万人暴动，每人按5名家属，当时就牵涉100万人；经过半个多世纪，人就更多了。心不平则鸣，民心不可违呀。我认为那是特殊环境下的紧急处置，可以理解，但事后总该有个善后。”萧克说：“你讲‘特殊环境下’，这五个字提得很对。不过，今天不说这个，还是说说滦州起义纪念馆的奠基，那是大事！”
        萧克主办《炎黄春秋》杂志，一再强调“秉笔直书”，高案的研考是秉承了这一原则的。
        五、1994年：李运昌同志交谈
        1994年秋晨，县委办公室电话：老一辈革命家李运昌同志给辛亥滦州起义纪念馆题了词，要见见你，正在宾馆的房间等你。
        我就去了。李老面色红润，对起义研究倍加鼓励。又说：“研究滦州起义，两岸欢迎，千秋不朽，多好啊！可有些人净整外国溜的，整什么高志远平反，没事找事儿！”我说：“李老，跟你说实话，我也曾研究过高志远课题。他是统战人物，政协‘文史办’是无法回避的！”李老立即追上一句：“无法回避也得回避！你有个过硬的理由：我是滦州起义研究会主管副会长，别的顾不上嘛——昨天下午的会你参加啦？（是李老召集各有关单位数十人讲高案不能动），”我说：“参加啦，正有个问题要跟李老请教：你昨天说，处决高志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亲耳听见高志远认罪伏法；可我过去从史料上看，抗联在西进途中遭到日伪截击，为保存革命实力，您是率部队从潮白河返回了冀东。那么，请教李老：您究竟到没到达平西呢？”李老一笑，说：“咳，我那是随便一说，是让他们死了心别再鼓捣翻案嘛！”
        人在建功立业阶段，往往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功成名就之后，就有可能滋长“唯意志论”。毛主席力倡“实事求是”，但晚年却发动“跃进”和“文革”，其心路历程有一定代表性。孔子讲：“及其老矣，戒之在得；”既得的权威影响、心理需求和惯性思维，有可能使人背离实事求是。我们永远敬仰前辈的光辉业绩，纠正失误无损于他们的伟大。
        六、1997年：曾司令员的训斥与痛哭
        1997年大年初一晨6点，电话铃声骤响，是开封空军干休所的曾宪奎老人打来的。他原籍滦县张各庄镇，曾是高志远的勤务兵，以后北战南征，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离休后在开封安度晚年，但他的晚年并不心安，原因是“高案”一直是禁区，他无处申诉。1994年听家人讲我治史经历，就给我打电话，说南下的几十位老同志都为高司令鸣不平，让我去开封，他们有重要第一手材料面交。我被前辈的赤诚正义所感，就答应了。
        但事后我这里连遭坎坷，一没经费，二没时间，无法前往，致使老人在大年初一就在电话里大声训斥：“你不是挺耿直吗？你不是心肠热吗？你不是敢坚持真理吗？怎么三年都不来呀？我们顶小的都七十五啦！你是不是欺负我们不会写呀？”我惭愧透了，想解释一下，就说：“曾司令，是这样，……”不料，曾老立即用极高极高的声音训斥了我一句：
        “别跟我叫曾司令！一听司令这俩字，我心里扎得慌！我们高司令毁了家，舍了命，人家才配得上‘司令’这俩字儿！我一个勤务兵，庄稼孩子，是高司令带出来的，结果，我当了副司令，他连‘人’都没当上，他是被当成叛徒枪崩的呀！现在我在干休所享受着，可他在坟里还顶着‘叛变’的骂名！妈呀，我心里醃得慌啊！……”他在电话里竟呜呜哭了起来，哭得我肝肠如绞，哭得我热血腾流！电话里听得家人在劝他，他声嘶力竭又喊了一句：“向荣啊！我敢举着党章向全世界起誓：我们高司令决没叛变！决没有！”
        七、2004年：筛选的背后
        据介绍，《盛世中华·功臣谱》本来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功臣，下卷是挖掘近现代的历史功臣。但这些挖掘性文章大多写的是蒙受冤情者，多以批判的、控诉的和声讨的口吻来写，虽然表彰了功臣，却不利于和谐稳定。所以逐一筛减，减来减去，最后只剩了“高案考实”；一篇不能成书，为此也不分上下卷了，遂一并选入《功臣谱》中。
        为什么本篇能够存留入选？就是因为60多年的接触与考量，已经超越了情绪化阶段而进入理性思维，恪守了毛主席所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分析。高案的起因本来很简单：由一个抗联士兵的强奸案引出陈飞的诬告案，为什么拙劣的诬告会演化成总司令的叛变案？我的研考重点与难点，是放在澄辩特殊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军事环境，党务环境，政策环境，路线环境乃至心理环境及其交互作用。不但要同情含冤者，也要同情办案者；不但要解放含冤者，也要解放捂冤者；既要理解慷慨激昂鸣不平者，也要理解一拖二辩维护错案者；从体制上找原因，共同长见识。这样想，这样写，就不是声讨问责，而是历史反思；即能正本清源，又能和谐稳定；这种工作还需要继续深入地做下去。
                                                             2009.3.20

小菜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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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向荣老师是菜疙瘩敬佩的一位地方历史专家。他的文字，不由得菜疙瘩不重视！

驴友无敌

什么玩意，过河就拆桥。但我相信历史会给予公正的评价。

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
原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主任  田益廷
        按：田益廷，笔名浩然，河北省滦南县新庄子村人。生于1930年2月，1948年中学时代即投身革命，1949年唐山建国学院毕业，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任秦皇岛日报社记者、编辑，1960年调任秦皇岛广播电台办公室主任、副台长，1961年至1979年历任中共唐山地委秘书、中共乐亭县委秘书、中共滦南县委秘书，1980年任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学会理事。于1986年1月离休。
一、高志远其人其事
        立志报国  破产御侮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1907年6月生于滦县三区马城镇多余屯村（今属滦南县）。其父高贵，拥有耕地198亩，是个富贵之家。高志远幼年读过6年私塾。弃学后，他在劳动之余喜欢玩枪打鸟。20岁时，即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有“举枪飞鸟落，枪顺逃兔亡”之功。仅玩枪一事，在马城、长凝一带颇有名气。
        青年时期的高志远，不仅喜欢玩枪，而且善于勤学好问，求知性很强。他在漫长的生活和处世过程中逐渐养成了遵德重义、善结良友、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的好思想和强不惧、弱不欺的独特性格。与高志远同龄之人都赞誉高是个“懂礼义、知廉耻、有志气、有胆量、生死不怕”的硬汉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远强烈的爱国思想与日俱增，时时刻刻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他认为，“国人必先爱国。国家有难，必须救国，这才是真正爱国”。从此，“爱国”二字便成了他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柱。
        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者进犯山海关和长城各口，中国军队何柱国部奋起还击，“长城抗战”爆发。此时，立志报国的高志远决心破产御侮。他立即卖地买枪，并从当地招募200余人，组成了一支抗日义勇军，准备开赴山海关，支援“长城抗战”，并准备加入何柱国部。当义勇军开到汀流河以东的滦河套时，遭到刘兰亭土匪队的截击。队伍星散，高志远大志未酬。
        1月3日，山海关陷落，何柱国部主力撤到滦河一线。高志远又花钱雇人，同爱国官兵一起挖战壕、修工事，以迎击来犯之敌。一场大的战斗即将开始。由于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何柱国部西撤。无奈，何柱国部全体爱国官兵从滦河一线撤到天津以西的杨村。这时，立志报国的高志远心里非常难过，他只好又一次典卖土地，给招募的壮丁发了遣散费。
        1933年5月初，日军向长城以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把侵略魔爪伸向冀东。同年5月12日，日军占领通州，16日唐山失守，31日《塘沽协定》出笼。此《协定》是冀东变为殖民地的重要标志。从此，日伪横行，冀东人民处于暗无天日、水深火热之中。
        办民团  除匪患
        《塘沽协定》后，把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不准中国驻军。从此，冀东城乡大地土匪蜂起，蟊贼丛生，仅昌、滦、乐等地土匪就有数十股，活动极为猖獗，经常出来编笆诈财，抢民女、绑独子，祸害百姓，搅得民不安生。
        为防匪患，众百姓自动组织起“自卫队”。1933年7月，以多余屯为中心组建了13个村子的“自卫队”。因高志远为人正派，待人豪爽，又懂枪法，被推举为“自卫队”队长。该“自卫队”以除匪安良为宗旨，高志远先后除掉了恶贯满盈的匪首胡宝山和作恶多端的刘兰亭。为民除了两大祸害，深得民心，乡民们对高志远更加拥戴。
        在“自卫队”的基础上，成立“马城民团”（也叫三区民团）。高志远被聘为马城民团大队长。
        与此同时，滦县四区（奔城），五区（胡各庄）共168个村，应乡民们的要求，在“自卫团”的基础上，成立了“联庄会”，推举胆大好义的贫苦农民陈宇寰（小陈庄人）为168村“联庄会”会长。
        陈宇寰当上会长后不久，他得知胡各庄一带的匪首张希廷（外号三营长）正在曲荒店大桥下行凶作恶时，陈宇寰立即调集方各庄、高庙、曲荒店等村民团数十人，将桥包围，陈宇寰用短枪打中了匪首张希廷的一条腿，张被生擒活捉，押送到滦县民团总团部。
        民团、联庄会起义始末
        日本侵入冀东后，成立了两个战区，冀东西部为蓟密区，东部为滦榆区。随日军进关的大汉奸刘佐周当上了滦榆区保安总队长，总队部驻滦县。
        刘佐周，辽宁凤城人，是东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分配到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1932年春投靠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汉奸。刘佐周任保安总队队长后，见到昌、滦、乐三县民团实力雄厚，便一心想把民团大权抓到手，以扩充他的汉奸队伍。于是，便选派他的亲信、爪牙到各地民团任副职或教练官，一旦时机成熟，将民团取而代之，实现他“一统天下”的美梦。
        高志远洞察力很强，早已识破了刘佐周妄想吞并民团的阴谋，坚决不服收编，不当日本侵略者帮凶。高志远、陈宇寰等民团首领奋起反抗。
        1935年2月19日，高、陈等人共同商议：定于21日将民团、联庄会成员全部拉到奔城。宣布起义，开到山区打游击。这天下午，高志远先发动马城民团举事，并把刘佐周派来的一名教练官绑押到奔城。当晚，陈宇寰率300名“联庄会”成员，与马城民团会师于奔城中大街。会师后，将刘佐周派驻到奔城的督察处和警特队全部缴械，活捉了督察处长李拱之。
        刘佐周得知马城民团起义和李拱之被活捉的消息，大吃一惊。遂派其叔“刘三阎王”率300余骑兵追剿起义民团。对此，高志远、陈宇寰早有准备，他们把起义队伍埋伏在古城之下，正当“刘三阎王”的马队尖兵刚一接近牛东庄石桥时，就被起义民团打得人仰马翻，后边的骑兵见状，拨马而逃。起义民团初战获胜。
        打退了“刘三阎王”的骑兵队伍，高志远带着民团队伍回到奔城中大街，他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现在我宣布民团起义了，明天就要开到路北山区打游击。起义的目的是消灭汉奸、日寇”。高志远并对李拱之等俘虏官兵们说：“我姓高的为人豪爽、礼义为先，我们起义民团，一不要你们的枪，二不要你们的人，现在我决定马上放你们回去，奉劝你们回去后不要为刘佐周卖命了，要走光明正大之路。并请各位替我给刘佐周捎个口信，告诉他不要当汉奸了，再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俘虏们回去后，将高志远说的这翻话，一字一板地向刘佐周作了汇报。
        刘佐周一听，勃然大怒，立即率兵千余，急驰奔城，围剿起义民团队伍。在古城之下，双方激战多时，终因起义民团弱不抵强，南撤沿海，疏散他乡。高志远、陈宇寰带着部分民团骨干潜于沿海渔村李八廒，不久，高、陈二人转赴天津、北平等地潜伏。
        这次起义虽未成功，但却沉重地打击了刘佐周的嚣张气焰，粉碎他妄想吞并昌、滦、乐三县民团的阴谋。
        高志远刺杀刘佐周
         民团起义和古城之战以后，高志远却以“刁民犯上”罪，被刘佐周抄了家，财物被洗劫一空。全家老小只好投奔他乡。
        时隔半年之后，高志远、陈宇寰二人先后由天津、北平秘密返回自己的家乡。陈宇寰返回小陈庄的第二天，就被刘佐周抓捕了。随后，多次派兵抓高志远未果。从此，高志远下定决心，以死相拼，坚决除掉刘佐周，以谢京东父老。
        1935年6月，刘佐周带着卫兵去乐亭城“摆大香堂”（烧香拜佛）。高志远得知这一情报后，就预伏在葛代坨的坟岗子上，想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一枪击毙刘佐周，以报国恨家仇。但因葛代坨是北宁路南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中心，又是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策源地。高志远很通晓事理，怕连累共产党，他才未下手。高志远从葛代坨秘密回到滦县，在火车站偏凉汀租了一间小房，再寻时机。
        1935年8月3日，高志远通过打入滦县警务局的内线张受民（原东北军邓铁梅部军官）的情报，准确地掌握了刘佐周的行踪。
        8月4日，高志远化装成厨师，暗藏短枪、手榴弹，进入滦县火车站（偏凉汀）。中午时许，果真发现了刘佐周，高志远遂开枪射击，第一枪就把刘佐周击毙在站台上，第二枪打伤了日本守备队长温井亲光。随手又抛出一颗手榴弹，高志远趁烟雾迷空逃离了火车站。高因甩手榴弹不慎炸伤了自己的脚。秦庄农民李贵之在谷子地里发现高志远后，为他包扎了伤口，并搀送到滦河岸边。随后，高志远乘坐捕鱼的小船顺流而下，来到汀流河镇刘冠英开的民生医院养伤。
        高志远为国锄奸，为民除害，万民欢腾。“刺刘事件”轰动华北，震惊了中日朝野。
        因刘佐周是侵华日军的一名得力干将，也是当时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重要支柱人物之一。刘佐周被刺杀后，日本驻屯军当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引起了中日交涉。河北省政府以追查“滦州事件”不利，撤消了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的职务。由蓟密区专员殷汝耕兼任滦榆区督察专员。河北省政府除向日本道歉外，还悬赏大洋五千元缉拿刺刘凶手。
        当局贴出布告后，一时捉拿刺刘凶手的风声很紧。高志远只好离开民生医院，择地隐蔽。他先后到杨岭、李八廒、抚宁县的台头营等地隐蔽。
        就任抗联总司令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高志远从抚宁县的台头营回到自己的家乡多余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王仲华曾3次来冀东密访高志远。第一次是接头相会；第二次是促膝长谈；第三次是把高志远带到北平，对他进行民族意识的启迪，以坚定其抗日救国的决心——目前国难深重，只有走全民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前途。
        王、高二人志同道合，交谈甚洽。从此，他们二人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
        王仲华，原名董毓华，是董必武的族侄。1926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北平各高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他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当年12月9日，王仲华又同姚依林、黄敬、蒋南翔等一起发动和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后，他又组织南下宣传团在南方各省、市高校和知识界进行演讲，使大批学生走向革命，投入抗日洪流。王仲华又被推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1936年2月，王仲华受党的派遣来到天津，在中共地下河北省委负责统战工作。他涉足华北各地，专做上层人物和社会名流的统战工作，成效卓著。被誉为“统战工作的高手”。
        1937年9月，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将设在天津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省委派王仲华、李楚离二人专做“自卫会”工作。李楚离任党团书记，王仲华任统战和军事部长。“自卫会”成员代表性极为广泛。有王仲华的挚友、锄奸英雄、爱国人士高志远，有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代表，有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如代表蒋介石系的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天津河北工学院院长路秀三；代表闫锡山系的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志岐，代表李宗仁、白崇禧系的刘绍襄；代表冯玉祥旧部的国民党员洪麟阁，还有天津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自卫会”全体成员一致推举王若僖为“自卫会”主任。会后，就“自卫会”成立一事，派王仲华赴武汉国民政府备案。
        1938年5月，冀东大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成熟。经河北省委批准，由李楚离、王仲华主持，在天津法租界基泰楼五层会议室召开“自卫会”会议。会上对冀东大暴动作了具体安排。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序列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简称冀东抗联）。会上推举高志远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李运昌、洪麟阁为副总司令。
        会后，高、李、洪三人返回冀东，分头发动、组织和领导大暴动工作。高志远负责北宁路以南地区，李运昌、洪麟阁负责北宁路以北地区。王仲华以“自卫会”领导成员的身份来到冀东路南，以协助和指导高志远发动和组织暴动队伍。
        铁血抗日  战果累累
        1938年7月，一声震撼华北、轰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烽火燃烧起来了。东起山海关，西达潮白河畔，北至长城内外，南濒渤海。到处红旗招展，烽火漫天，大暴动的队伍处处可见。
        在昌、滦、乐三县发动和组织暴动的高志远，在王仲华的指导、协助下，从发动民团起义入手，呼者先登，应者云集。自7月9日至26日，仅20来天时间，就有两万之众参加了抗日大暴动，组成了13个总队（其中包括2个独立大队）。
        暴动之举，犹如狂涛巨浪，汇成了一支强大的抗日洪流。高志远、王仲华指挥各暴动队伍，驰骋南北，征战东西，克县城、夺重镇，横扫敌伪残余势力。剿灭土匪数股，查抄白面馆6处，先后拿下了汀流河、阎各庄、新寨、胡各庄、曾家湾、司各庄等伪警据点；和平解放滦县重镇奔城，伪警全部归降；收编了号称十路军的丁万有部，扩大了抗日队伍；在南坨子村附近滦河岸边活捉“冀东剿共军司令”金鉴；抗联攻打滦县时扒掉了古冶到滦县的火车道，截断了交通要道；放火烧掉滦河大桥和洋火公司；先后拿下了雷庄、卑家店、坨子头三个伪警据点和滦县警察局（内线张受民率队起义）；一、二、三次攻打乐亭城。
        9月3日，总司令高志远发兵万余，第三次攻打乐亭城。激战三昼夜，一举攻克城池。乐亭城被解放后，把红旗插在十字街“拱真阁”。成立了“昌、滦、乐抗日联合县政府”，任命吴绍贤（吴紫阳）为县长，孙善蛟为城防司令。
二、对高志远“罪状”的辨析
        高志远身犯何罪，被处决于平西，定罪为“投敌叛国”。投敌何处，叛国何方？其说不一。一说高志远与吴佩孚有联系；二说高志远是国民党，投靠CC分子反共；三说高志远与平西逃亡地主魏福昌相勾结，阴谋叛变投敌。对这几种说法，必须一一辨析。
        罪证之一：说高志远与吴佩妥有联系。
        1959年2月17日，原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肖克同志，为高志远家属出示的证明材料上说：“高志远野心很大，他投靠了国民党CC分子。并与原北洋军阀吴佩孚联系。我们发觉后，将其逮捕，后组织特别法庭，在平西军民大会上公审枪毙。”
        要弄清这条罪状，必须搞清两个问题。一是高志远为啥找吴佩孚联系；二是吴佩孚是个什么人物？
        其一，为啥高志远向吴佩孚联系？
        缘起于西撤受挫。
        1938年10月，由于“四纵”党委对冀东整个形势判断失误，违背中央“坚持冀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也没听取地方党和抗联三位司令的正确意见，擅自主张八路军第四纵队全部西撤，并决定冀东抗联也撤到平西整训。
        高志远是懂军事的，他认为：一无准备，二无依托，千里行军，是兵家大忌。不主张西撤整训。可是，在王仲华劝导下，高以大局为重，维护“四纵”领导权威，于是10月8日高志远亲率抗联前卫部队，随“四纵”西撤了，抗联五万西撤大军，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一路恶战不断，特别是部队进入蓟县、密云、潮白河畔，在山道峡谷中不断遇敌阻截、围击，“抗联”队伍损兵折将，溃散逃亡，损失惨重。尽管如此，高志远率前卫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道道封锁线，终于到达平西宛平县的斋堂。
        五万西撤整训大军，到达平西时只剩下1200人。此时，高志远的心情十分难过，特别是洪麟阁、陈宇寰两位副司令的牺牲，更使他万分悲恸。
        中共中央对西撤受挫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清楚的。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等同志表示，肯定了“四纵”挺进冀东，配合冀东大暴动的成就，批评了西撤的错误。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扩大了我军在敌深后远方的政治影响，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使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电报中还说：“两支队（指宋时轮和邓华支队）目前应在平绥路南各择地点整理、训练、补充。整顿纪律，肃清游击习气。根据我们对宋、邓的估计来检查工作，主要是检查经验教训。”
        五十年后的今天，“抗联”战士对西撤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把西撤所造成的损失概括为四句话：“把冀东这块战略区丢了，庞大队伍拉垮了，人枪丢了，到平西整训的计划也落空了。”
        西撤造成这样的残局，作为冀东抗日联军的总司令高志远，怎能不痛心、不难过呢？他感到愧对抗联战士和冀东父老所寄予他的厚望。
        据抗联战士王瑞祥（离休的师长）回忆：1938年秋末冬初之际，在抗联司令部驻地——斋堂的山坡上开过一次全军大会（王仲华主持，高志远讲话）。高志远面对席地而坐、冻得全身发抖的战士，不由双目垂泪，他讲：“弟兄们！乡亲们！我把你们带到平西受苦了，真对不起你们啊！”（这时战士们也都哭了起来）高志远接着讲：“我按四纵旨意，曾向大家宣布过，到平西整训三个月，把咱们编成八路军式的战斗队伍再回冀东。现在看来，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了。咱们都是冀东人，我一定把你们带回冀东。按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求，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重新解放冀东父老乡亲。现在咱们抗日联军一缺粮草，二缺弹药，三缺人员，希望你们再忍耐一个时期。我准想个办法，把你们一定带回冀东。我是有血有肉，敢做敢为的人，说到定能做到。希望大家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在平西继续战斗下去。”据侦察得知，现在平西这个地方没有庞大的敌人，全是“联庄会”、地主武装和一些土匪队。这些反动武装不堪不击。
        在高志远的指挥下，抗联官兵又连续苦战两个月。到1939年1月，金鸡台、四马台、龙门台、庄户台等一溜十八台，全部解放。将抗联司令部设在龙门台，并建立了房（山）、涞（立）、涿（县）联合县政府，委任抗联秘书长吴绍贤为联合县县长。
        距龙门台不远的地方有个莲花山，山上有个寺院，名叫“瑞云观”，此“观”以积德行善为宗旨，扶贫济困，施舍粮米。被当地群众称之为“圣米食堂”。住“观”的和尚、道士中，也有吴佩孚原部下的军、师、旅长，吴佩孚也常来“观”看望他们。
        高志远得知“瑞云观”是个施舍粮米的地方，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心想找找吴大帅，在粮饷上可能给些接济，以助抗联返回冀东。
        1939年春节过后，高志远带着卫兵去“瑞云观”拜访吴佩孚，不巧吴佩孚早已离“观”回到北平吴宅了，高志远只好扫兴而归。
        高志远回司令部后，马上派他的部下孙善蛟去北平与吴佩孚联系。因北平沦为敌区，孙未敢去，借此机会逃跑了。尔后，高志远又派他的秘书陈飞（陈绍昌）去北平与吴佩孚联系，陈也未敢去，便在平西老乡家猫了几天。此时，抗联卫队战士侯某（陈飞的表弟）因私入民宅强奸民女，事主寻死觅活，哭喊着到司令部告状。为了严明军纪，高志远按抗联军规第八条规定，“强奸妇女者杀”，将侯公审处决了。
        陈飞对高志远处决表弟一事极为不满，一怒之下，便将高志远派他找吴佩孚联系的事，向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报告了。冀热察区军政委员会认为事态严重，立即以请吃饭的方式，将高志远逮捕，关押两个月，于1939年4月5日，以投敌叛国罪将高志远处决了。
        其二，吴佩孚是什么人物。
        吴佩孚，山东蓬莱人。他是原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曾镇压过京汉铁路工人，是“二·七”惨案的罪魁，对此早有历史定论。“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日趋加剧的情况下，又转化为一个爱国者。正当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国东北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四川急返北平。他公开提出“和内攘外”的主张，并提议联合本国军民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共同抗日。趁日本在东三省立足未稳，把日本打回他的老巢去。他对张学良执行“不抵抗主义”极为气愤。吴佩孚以父辈的口吻斥责张学良说：“忘记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注1）
        1932年3月10日，侵华日军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时，吴佩孚当即公开发表了《申讨檄文》：“故清废帝溥仪，受日人嗾使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之职，警报传来，不胜发指”。（注2）
        1935年，日伪策动“华北自治”，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极力引诱吴佩孚出山，令其组建“华北自治政府”，被吴严词拒绝。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再次引诱吴佩孚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又被吴拒绝。之后，由吴的旧谊江朝宗当上了北平维持会长，遂去吴宅拜会吴大帅时，吴佩孚当面痛骂江朝宗：“你的年纪比我大，还要落水当汉奸，受万人唾骂，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的贼！”（注3）
        1938年4月，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对吴佩孚施展新的诱降活动，拟建立一个以吴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新政府，要吴出任总头目。在谈判中，吴佩孚严正提出：“如果要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连同东北在内。”从此，日本对吴佩孚终止谈判。（注4）
        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敌后，日本又提出一个“汪吴合作，汪主政，吴主军”的新方案。汪精卫秉承日本主子旨意，专程来北平与吴会谈，吴佩孚拒绝与大汉奸汪精卫见面。最后，日本侵略者选定了汪精卫，抛弃了吴佩孚。（注5）
        吴佩孚如此坚贞，不卖国求荣，不认贼作父，不当汪精卫式的汉奸走狗。吴佩孚的大义爱国之举，惹怒了日本侵略者，于是对吴下了毒手。
        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牙病复发，牙床浮肿，引起高烧。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和大汉奸齐燮元带着“军医”入抵吴宅，强行为吴打针注药，一针下去，吴惨叫一声绝命而亡。吴佩孚就是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时年66岁。
        罪状之二，说高志远是国民党，受CC分子领导反共。
        原冀东抗联副司令李运昌同志于1959年4月14日出示证明说：“高志远在冀东抗日大暴动前就参加了国民党，受CC分子领导反共。部队到平西后，派他的亲信孙善蛟往返北平与敌伪联络，企图将部队拉出投敌，被八路军挺进军发觉扣押。经他的秘书陈飞供出叛国活动实情。在公审大会上，高志远坦白承认叛国活动罪行。群情愤慨，即处决。”
        李运昌说高志远是国民党，受CC分子领导反共。是强加给高志远的一条罪证。也是一顶似罪非罪，不摘自落的帽子。
        ①高志远是爱国人士，有电文为证
        高志远是个无党派的爱国人士，早已庄严地载入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了。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电文如下：
        1938年8月22日，中国共产党冀热边区委员会《致朱德、彭德怀请转蒋介石电》内称：“自八路军宋邓纵队进入冀热边区……掀起了冀东抗日高潮。民众成群结队的欢迎国军，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又在冀东飘扬起来。……在我党的邀请之下，当地的国民党员及无党派爱国分子，进行了和衷共济的协商。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坚决的团结起来，组织起抗日联军，并推举无党派的高翔云（高志远）、国民党员洪麟阁、共产党员李运昌为起义的总副司令。”
        1938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关于冀东抗日大起义的贺电》中说：“……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合作，已给日寇严重打击，摧毁了汉奸政权，配合了全国抗战”。
        这两份电文说的多么合拍呀！一个说高志远是无党派的爱国分子，一个说高志远是爱国人士。
        ②高志远不是国民党CC分子的同类
        1959年11月19日，由北京人民法院转来路秀三亲笔写的《我与高志远关系的证明》供称：“我对共产党处决无党派的高志远，当时很不满 ，我认为是破坏统一战线。”
        1963年刘冠英在狱中写的《我与高志远关系》材料中：“高志远是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参加抗日的。他即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详见附件）
        即然高志远不是国民党，为什么在他的家乡多余屯却流传着高志远是国民党呢?
        事有巧合，高志远被处决后，王仲华给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主任王若僖、成员路秀三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高志远的死，应按抗日烈士对待，向国民政府申报抚恤金，以照顾其家属。”并派抗联卫队队长陈维乔装进入天津，亲自把信交给了王若僖和路秀三。他俩按王仲华的旨意，立即向国民党中央呈报了高志远是“抗日牺牲的烈士”。时隔年余，由国民党中央按牺牲的抗联将领给其家属发来了抚恤金。因此，引起了家乡人的猜测：“高志远是被共产党处决的，为什么国民党给发抚恤金呢？他准是参加了国民党。”高志远就这样成了“灵魂国民党”。
        ③回眸看历史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党制定了新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军队、各阶级联合起来，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发出了国共合作宣言。从1937年9月至1939年春的这段时间里，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最好时期，国共两党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不能把国民党和CC分子划入敌人的范畴。1937年9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成立的时候，不是选举国民党人王若僖为主任吗？国共两党的代表，不仅同桌议事，还互称同志吗？会后，不是派共产党员王仲华去武汉国民政府备案吗？从冀东抗日联军的组成人员看，除冀东各界广大民众外，还有国民党的第七、第九路军和国民党的保安军，两党军队的炮口、枪口不都是对准日本侵略者吗？
        上述诸多方面证实，高志远这个无党派的爱国人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选为抗联司令的。换句话说，高志远即使是国民党，也不该犯杀头之罪吧！由此可见，李运昌出示的罪状证明，是一个理念不清，理路不通的证明。也不是高志远获罪的依据，应予以否定之。
        罪状之三，说高志远与平西逃亡地主魏福昌勾结，阴谋叛变投敌。
        1982年，马辉之在《回忆冀热察抗日根据地建立前后》长篇回忆录中说：“……原是地主，靠办民团起家的高志远因其个人野心未得到满足，到平西后，与涞涿县山坡区逃亡地主魏福昌勾结，阴谋率他的部队投敌，被我发觉逮捕，经公审后处决。”
        看了马辉之这段回忆，真使人感到惊奇。与高志远的罪状内容根本不对号，不贴边。除了高志远三个字未变外，其余全变了。变换罪证，等于改罪重判。为什么要给死了半个世纪的高志远改罪重判呢？恐怕连马老自己也回答不上来，如果马老没有别的用心，我们只能说马老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才出了吴冠魏戴，又给高戴，三个连环帽的笑话，真乃成了历史的一大奇闻。
        尽管如此，为了弄清问题真相，我们仍然按着马老的回忆内容，到平西做了实地考查。
        魏福昌，果有其人。他是涞水县镇厂区柏林城的恶霸地主。他家有好地280亩，还有大量山林果树，他家还养着拥有20多人的保卫团。1937年冬，杨成武同志率队开辟平西时，分了他的家财。因此，魏怀恨在心，便指使他的儿子魏有宾纠集土匪头子董凤海，对八路军驻地罗古台进行偷袭，打死八路军驻地战士五六名。“罗古台事件”后，魏福昌又亲率他的反动武装打八路军驻地紫石口，又造成“紫石口事件”。这股反动势力在1938年春就被八路军打垮了。魏本人逃往外地，1939年秋魏潜回北庄，到自家开的酒厂里想取点钱，被人发现，当即被我八路军侦破逮捕，成了在押犯。
        高志远的抗日联军是1938年秋后到平西的，而魏福昌早在半年前就被打跑了，高、魏二人根本勾结不上。而高志远因与吴佩孚有联系，1939年2月被挺进军逮捕，4月治罪处决了。一个是死人，一个是囚犯，死人和囚犯能勾结吗？恐怕谁也回答不上来。
        马老回忆错了的材料，《李运昌》一书的作者云某，却一字不漏地抄袭过来，写进《李运昌》一书中，并且加了码，升了华。为了减少繁言赘语，马老的回忆文章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但是，对《李运昌》一书中加码、升华的40字，必须摆出来。这40个字是：“正当高志远与日伪军特务秘商投降条件时，被我八路军挺进军军部逮捕，经公开审判后，赏给他一颗子弹”。
三、罪状辨析之后的辨析
        （1）罪状与罪证
        罪状、罪证，两者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割裂的。这样的证明，才有价值 。
        肖克和朱其文同志给高志远出示的证明材料是可贵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保持原证不变（高与吴佩孚有联系），始终丁对丁，卯对卯，丁卯相对。这样的证明，对进一步研究、探讨高志远的问题，极为有益。而李运昌同志则不然了。他所出示的证明如同“变奏曲”，一会儿变一个调，调调离题。李运昌第一个证明说：“高志远是国民党，受CC分子领导反共”；第二个证明材料《李运昌》一书上说：“高志远与平西逃亡地主魏福昌勾结，密谋投日”；第三个证明说：“高志远给吴佩孚当卫队”。如此之证，怎能令人相信呢？冀东有几个高志远，不就有一个当过抗联司令的高志远吗？同是一个高志远，为什么在平西竟获这么多的罪?按照哪一条给高定罪呢？恐怕连李运昌本人也回答不上来。据考，李老不是“高案”的知情者，他所出的证明是没有多大用处，只是在“高案”中起了泼浑水的作用。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高志远已死了五十多年了，死人的罪是有限的，活人的口和笔是无限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1994年8月25日，李运昌在滦县宾馆干部座谈会上讲：“洪（麟阁）是国民党，高志远不是国民党”。高志远既然不是国民党，那么，为什么你在1959年4月14日亲笔出示的证明说，高志远参加抗日暴动前参加了国民党呢？这个原证岂不成了假证吗，为什么打假证，难道不应该扪心自问？戴在高志远头上的假帽子虽然被你摘掉了，可是，高志远头上并未轻松，李老随手又给他戴上一顶“给吴佩孚当卫队”大帽子。
        李老还以个人名义给滦县、滦南等党史部门发通知，下命令：“谁也不准给高志远平反，高志远就是叛徒，如果写高志远的事时，必须在高志远三个字的后边加上‘叛徒’二字。”
        （2）不实之词，比比皆是
        在分析“高案”中，发现了很多强加在高志远头上的假言、假语和不实之词。假证必出假罪。假证是用假言、假语作衬托，寓于假证之中，而形成种种假罪。这些假言、假语和不实之词，虽然不说浩如烟海，也是比比皆是。诸如：高志远野心很大呀！要加小心，别让共产党给赤化了呀！高志远与洪麟阁结成联盟，大闹天津基泰楼呀，高志远刺杀刘佐周，是小人之为呀，高因刺刘吓出一场大病呀。有的还大放阙词，辱骂高志远，连高志远的祖宗都给换了等等。这些毫无人性的怪词、怪事，必须加以披露。
        野心问题。高志远从长城抗战开始，把地卖了，家毁了，全部抗日了，剩下的家财也被刘佐周抄走，这能叫野心吗？抗联西撤高志远率队当前卫、打先锋，这是野心吗？到达平西后，又连续苦战了两个月，孤军作战，解放了“十八台”，能说这是野心吗？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抗联战士王瑞祥（离休师长）和副官周士亭说：“打金鸡台、龙门台时，高司令身先士卒，摸爬滚打，连饭都吃不上，真难啊！说人家高志远有野心，纯粹是胡说八道。”
        赤化问题。“要加点小心，别让共产党给赤化了。”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高志远的。其实，高志远本人早已成了赤化者了，难道他还怕别人赤化吗？冀东大暴动前夕，共产党人王仲华三下冀东秘访高志远，他们二人促膝交谈甚洽，结为推心置腹的朋友。在天津成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时，王又把高推荐为“自卫会”成员，不久又被推荐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从一个普通农民——爱国者——成长为抗联总司令。高志远永远不忘：“共产党是他的大救星”。做为抗联将领的高志远怎能向自己的部下说出别让共产党赤化之语呢。
        大闹基泰楼问题。《李运昌》一书说：“抗联总司令原定李运昌担任。因洪麟阁与高志远结成联盟大闹基泰楼，洪拍着桌子为高志远叫好，吹捧高的刺刘英雄事迹。高志远在会上会下说李运昌的坏话，李才未当上联军司令。”
        高志远之所以被推荐为抗联总司令。其一，高志远有超人的优点，他思想纯正，磊落无私，懂礼仪，知廉耻，有胆识，有骨气，是个不怕死的硬汉子；其二，高志远从长城抗战开始，立志报国，破产御侮，是个毁家纾难的典范；其三，他手下拥有民团武装，且实力雄厚，战斗力强，高在民众中威望高，号召力强，只要他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拉出队伍抗日；其四，他刺刘之后，人们都认为高志远有以死相拼的精神，是冀东独一无二的民族英雄；其五，推举高任总司令，是与会代表的公正选择。总之，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
        改祖换宗问题。《冀东大暴动》一书的作者闫某，把高志远说成是《水浒》中高俅的第十八代孙子：正当夏秋之际，有个说书艺人，在打谷场上摆起鼓架，说唱《水浒》时，高志远一听高俅二字，怒气横生，把说书的枪毙了。随后，高志远在马城一带大肆焚烧《水浒》。
        闫某的大作一问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多余屯的高氏家族欲对闫某提起公诉，要求他收回大作，给高家恢复名誉。
        “当卫队”问题。
        1994年8月25日，在滦县干部座谈会上李运昌讲：“高志远手下有个叫赵云昌的人，拉高志远给吴佩孚当卫队”。这个突如其来的“当卫队”真觉奇异？其一，高志远的罪状材料里根本没有当卫队内容；其二，吴佩孚已成落魄的军阀，并宣布退出政坛，他一无军权，二无政权，连他的军、师、旅长们，都出家当了和尚、道士，要卫队有啥用呢？其三，吴佩孚曾多次在日本特务的威逼下，不屈服，不变节，怎能会带着高志远的卫队当傀儡呢？再者说高志远成了日伪悬赏缉拿要犯。刘佐周的老婆在滦县一地曾多次扬言“要亲自提着凶犯的人头祭亡夫之灵。”如果高志远去北平给吴佩孚当卫队，等于自投罗网，不容时刻就会人头落地，那可真成了刘佐周的殉葬品了。高志远虽然是个生死不怕的汉子，他也不会白白地去送死呀！
四、小结
       
        高志远的所谓三条大罪，已被查否了两条，只剩下高志远与吴佩孚有联系这一条了。这一条，是高志远在平西“获罪”的唯一内容，也是给高定罪为“投敌叛国”，铸成错杀误判的关键所在。因此，事属其然的还得从吴佩孚谈起。
        1939年2月20日，我党元老董必武在重庆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身分撰文说：“吴佩孚虽然是个军阀，他有两点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平生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云长）、岳（飞）。他在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表现了他不愿意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个省的地盘，带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田产，有廉洁名，难能可贵呀！”董老在他的文章中还说“在日本引诱、拉拢、胁迫下，表现出中国人民的骨气，尚能维系全国人民之望。”并鼓励他“要发扬固有精神，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全晚节，不做日寇傀儡。”（注6）
        吴佩孚坚贞许国，大义炳然，不卖国求荣，不当汪精卫式的汉奸、走狗。因此，被日本毒杀致死。这就是史实对吴佩孚的评价。
        再看对高志远的评价：高志远是个破产抗日的爱国人士，是除灭汉奸的民族英雄，是众望所归的抗联总司令。在震撼华北，轰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中，他铁血抗日，战功赫赫。特别亲率抗联前卫部队到达平西后，又与冀热察挺进军合力解放了“十八台”建立了第一个抗日联合县政府（即房涞涿抗日联合县政府）。被平西人尊称为卓越的抗战将领。
        事实既然如此，为什么挺进军还把高志远枪毙了呢？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日方利用一批汉奸，大造吴佩孚出山的舆论，并鼓噪吴已任了要职，令社会不明真相。平西的山沟里更不明了吴佩孚处境的复杂性，只知军阀为奸，不知军阀爱国。因吴佩孚久居北平，到吴宅拜访的日本特务来来往往。各新闻媒体频繁发表吴佩孚接受日方要员的宴请、观戏、欣赏书画的消息和照片等，这就在人们的头脑里很自然地产生了吴佩孚投日当了汉奸的印象。
        其二，因为敌人施展诱降活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警觉。当时中央三令五申：“投降是主要危险，要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对这帮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能放松”，“对上述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凿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在错综复杂、舆论哗然、真相与假相交叉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吴佩孚当了汉奸，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而高志远与吴佩孚有联系，自然也就成了“叛徒”。在左倾之风甚烈的形势下，当权者认为“高志远投靠吴佩孚是有计划、有行动的”，并认为“上有中央指示，下有陈飞人证”。因此，将高志远逮捕，关押两个月后，召开全军公审大会处决了。
        原抗联战士刘铭（多余屯党支部副书记）在1963年3月11日写的《高志远的情况介绍》中说：“1939年4月5日在平西山南村（属涿县管）开的全军大会，公审处决了高志远。我是大会参加者，情况比较清楚。高志远在会上交代说：‘我为了给抗联搞点粮饷和一些人员，好返回冀东打游击，消灭日寇。先后派孙善蛟、陈飞二人去北平找过吴佩孚……’。这些，在公审大会上高志远全都承认，就是不承认他派人去找吴佩孚联系是投敌叛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把高拉出去枪毙了。
        毛泽东同志在纠正“左”倾错误时指出：“肃反中的左倾……，不但在今天抗日时一概不能采用，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
        邓小平同志也回顾了当年“左”的教训：“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讲，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讲，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的总结和邓小平的分析，均已阐明高案的思想根源。
        冀东抗日联军政委王仲华对处决高志远一事，抱什么态度呢？冀东人民乃至平西当地老百姓又是什么态度呢?这两个问题必须作出回答。
        从逮捕高志远那天起，王仲华忧心如焚，曾多次到挺进军司令部和冀热察区委员会进行交涉。他先后几次严正申明：“认为高志远有问题可以审查，杀绝对不可以。”据警卫员张遂介绍：“王政委一听说高志远被枪毙了，难过极了，泪流不止，在屋里老是跺脚、搓手，只说了半句话，‘杀错了’”。
        据原抗联卫队队长陈维介绍：“高志远死后，王仲华派人从当地住户里买了一口棺材，并亲自为高擦净了身上的血迹，然后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新大衣盖在高的尸体上，入棺后就地埋葬了。王政委还嘱咐我和副官周士亭等人，在高的坟前立一石碑，作为标志。我记得碑高三尺，宽一尺，厚二寸，碑正面刻有五个大字：‘高志远之墓’”，
        错杀高志远后，不仅抗联官兵不服，平西当地百姓也不服。在高坟附近沟渠，当地农民特意起名“高志远渠”。此渠有双重含意：一是“立渠不忘先烈”；二是谐音“高志远屈”。每逢清明佳节，当地师生给高志远扫墓，以表崇敬之情和缅怀之意。所有这些，都是错杀高志远后的回馈之声。
        拨开云雾蓝天见，淘出乌沙才是金，只有去伪才能存真。吴佩孚的问题，只有从各种舆论哗然中，真相与伪相交叉中找出定位点，得出正确的结论，而高志远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被日本特务“毒杀”之后，当时被尊称为抗战领袖的蒋介石给其家属发来唁电称“……先生诧志春秋，精忠许国……。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吴佩孚死后第五天，国民政府颁布褒扬令，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明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平生事绩存备宣付史馆，以求轸念贤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和北平各界对吴佩孚重葬发出启事：“故吴上将军佩孚，于沦陷时期忠贞不屈，大节凛然，为国殒殁。由国民政府拨重葬费五千万元，举行国葬”。蒋介石送了“正气长存”的大字匾额。成立了以孔祥熙、李宗仁为正副主任的“蓬莱吴上将军治葬委员会”。定于12月15日下午1时至3时，在拈花寺举行公祭，主祭人为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陪祭人吴铸人。由何恩源等人护送殡车，连送殡车队伍行经路线都有详细规定：车队出拈花寺行经鼓楼、鼓楼东大街、交道口、王府井、东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下午2时殡车到达墓地——玉泉山西麓。这天，一路两旁人山人海，以示轸念忠贞之意。
        事后，《华北日报》、《北平时报》、《世界日报》对隆重的重葬仪式纷纷发表消息、照片和评述文章，倍加赞誉吴氏佩孚的晚年气节，“……万古流芳”、“有功于民的功臣”。
        这一铁证，充分证明了高志远因与吴佩孚有联系定罪为“投敌叛国”实属一大错案，绝无疑义了吧！错案必须平反，冤案必须昭雪，应把“投敌叛国”四个字改成“错杀误判”。这才叫遵史重据，实事求是，让历史复原本貌。但是，至今高志远仍然戴着“叛徒”的帽子。笔者在此大声疾呼，给高志远平反的时候到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平反假案，昭雪冤案。这个任务要抓紧完成。”同时，中央组织部也明确提出：“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的，哪一级定的，也不管是什么时期、哪次运动定的，都要统统甄别、平反”。
        写于1995年8月
附件：
高志远与囚犯路秀三、刘冠英是啥关系
        路秀三，原天津河北工学院院长，是“华北自卫会”成员。冀东抗日大暴动时，路秀三留守天津，为暴动大军做后勤联络工作。此前，就担任天津市国民党CC系文化委员。相继又任CC系天津市交通站站长，华北交通总站站长等职。日降后至解放战争初期，该人因收集进步学生情报等罪行，解放后被我政府判刑，并押在北京法院。
        刘冠英，原是乐亭县汀流河镇民生医院院长。从1934年起，该人就与高志远相识。1935年高志远刺杀刘佐周后，在民生医院养过伤，从此二人结为推心置腹的朋友。1938年冀东大暴动时，刘在高部任二十总队队长。西撤受挫后，队伍星散，只身跑回天津，在路秀三手下做秘密抗日工作。194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路南解放区，刘随国民党大军来到乐亭。1947年春，被任命为国民党乐亭县党部书记长。因他在乐亭犯下了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解放后被我政府判刑十年。
                               
        注1：张伯伦：《吴佩孚先生集》下册，第431页。
        注2：郭建林著《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下卷，679页。
        注3：同上，680—681页。
        注4：同上。
        注5：蒋自强、余福：《吴佩孚》182页。
        注6：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演新傀儡》载《群众》2卷15期。1939年2月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撰者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编研室师职研究员张宝仓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撰写军事卷冀东大暴动条目时，不可避免的要提到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由于冀东大暴动的条目是李运昌撰写的，涉及到高志远叛变的问题，编撰者经请示中央军委的领导得到的答复是：1939年处理高志远案时有分歧，现在仍有争议，故把该条目缩短到600字左右，参加冀东大暴动的领导者高志远、陈宇寰、洪麟阁、杨十三等非党人士均未写入释文只在备注中做以说明。由此可见，高志远的问题，中央高层一直存有争议。”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曾有人提到为高志远平反昭雪时，肖克、李运昌坚决不同意。当时碍于肖克、李运昌的面子【因为肖克1939年处理高志远时过激，曾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评，而后肖克始终没受到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重用，毛泽东曾评价肖克：“肖克这个人政治上一贯不正派。”李运昌也屡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批评，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李运昌这个人不堪大任，只可利用，不可重用”】只好待肖克、李运昌百年之后再提为高志远平反昭雪之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领导对高志远的后人说：“刘少奇的平反昭雪只有待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得以解决，高志远的问题与刘少奇的问题大同小异，所以说只有待肖克和李运昌去世之后才能解决，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就是如此.........”如今肖克、李运昌均已与同一天去世，高志远的平反昭雪工作才刚刚启动。

我们冀东文坛有个无耻文人----阎瑞庚，在1990年前后秉承其主子李运昌的旨意写了一部《冀东大暴动》的长篇小说。几十万字的长篇里，除了大肆吹捧其主子外，还大肆污蔑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远，其恶毒语言达上百处之多，简直无以复加，可恶至极！！甚至连老一辈革命家宋时轮、邓华及王仲华、洪麟阁、陈宇寰等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也予以贬低，阎瑞赓的出发点就是把李运昌高、大、全的形象突出出来，俨然一个救世主！！也许阎瑞赓得到了李运昌的什么好处？不然的话阎瑞赓为何如此不遗余力的无限量的吹捧李运昌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也许 阎瑞赓是出于对李运昌的敬仰？！从而达到盲从的地步？！李运昌说啥就写啥？！要是这样的话，阎瑞赓还要重新把冀东大暴动的历史认真、系统的加以研究、分析。对自己的作品重新改写，从而达到传世之作的目的。

陈飞其人
冀东任

        从我刚刚懂事开始，我就爱听老人们讲述打仗的故事，听得是津津乐道，而老人们最爱讲的是高志远在抗日战争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马城起义”、“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等等，当然也为了高志远的冤死愤愤不平，而高志远冤案的诬陷者——陈飞的名字更使我终生难忘。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在为高志远冤案寻访证据，查找资料之际，我同样免不掉一并把陈飞的是是非非寻查的比较清清楚楚，今天把寻查的实情做以表述，以便后人对陈飞有个基本的了解：
        陈飞原名陈宗文，又名陈绍昌。1911年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徐烧纸庄一富有之家。学生时期思想激进、头脑灵活，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据陈飞1960年自述：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共产党，为了便于工作也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七·七”事变后，陈飞利用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及小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做过一些抗日地下秘密工作。
        陈飞的共产党员真实身份是在1938年7月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期间公开的。攻打乐亭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乡绅、商家、旧军人、教师和学生等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踊跃参军，高志远都一一进行了妥善安置。当时高志远非常需要文化人，陈飞是小学教员，伶牙利齿、左右逢源，博得高志远的赏识，陈飞又是共产党员，高志远为了统战工作，就委任陈飞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陈飞当时欣喜若狂，简直把高志远尊为再生父母。陈飞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以博得高志远更大的信任，就在抗联司令部移驻到滦县兴隆庄时，曾为高志远编了一首歌曲：“日本鬼子出发往西南，高司令的队伍在芹莱山……。”恰好兴隆庄在滦县城西南方向18华里，该村东北有座芹莱山，当时为抗日联军防区。
        1938年7月底，昌黎县南部有丁万有等领导的“抗日十路军”约6000人，主动派人寻求高志远予以收编，并赐番号。当即高志远派王宝三、陈飞做为代表到昌黎县境内与丁万有进行谈判。由于丁万有等诸位领导人在几年前就与高志远有过接触，所以一谈就妥，高志远委任丁万有为“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昌黎支队司令，”并给丁万有所部5个总队的番号，派李绍文带领自己的总队到滦河东协助丁万有部开展工作，因为李绍文曾随高志远在几年前接触过丁万有。
        1988年陈飞在《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专辑中写的《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暴动》一文中有一段：就在陈飞与王宝三到滦河边准备渡河时抓住了“冀东剿共军总司令金鉴……”。引起了老抗联战士们的强烈不满，周士亭、董世瑞等许多知情人在中共滦南县委召开的纪念冀东暴动座谈会上当着省、市、县的领导说：“当年活捉金鉴的是抗联38总队魏恩荣大队的功劳，陈飞怎么写在自己的头上呢？不信咱们可以与陈飞对质，看谁说的是假话。魏恩荣因为活捉了剿共军总司令金鉴立了大功，高司令提拔他为司令部的督察处长！”为此，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在《滦南革命斗争史料选一》刊载陈飞那篇《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暴动》的文章中删去了有关陈飞活捉金鉴的文字，由党史办的吴春民经过专门调查核实后，写出专题《活捉金鉴》，还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暂时平复了老抗联们的愤怒。
        2005年魏恩荣的独生女儿王英辉老人为了给自己的父亲讨回个公道，曾多次从天津赶到河北找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领导。功夫不负有心人，王英辉老人及其子女们历经千辛万苦与种种磨难，终于在2006年为牺牲68年的魏恩荣烈士讨回了公道。同时，陈飞的所做所为再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王英辉老人说：“因为陈飞与我父亲同在司令部，1938年10月份抗联撤往平西时我父亲牺牲的事，陈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几十年后他把活捉汉奸冀东剿共军司令金鉴的功劳揽在自己头上，自以为别人是无法对证的，没想到还露了馅。”
        1938年9月初，高志远命令抗联队伍强攻乐亭县城，收复乐亭城后，高志远与王仲华任命司令部秘书长吴绍贤（吴紫阳）为昌滦乐抗日联合县政府县长，孙善蛟为警备司令。把查抄来的日本洋行及大资本家的洋钱、货币、珠宝、玉器、金银首饰等一并交给陈飞管理并造册登记，统一交与司令部军需处保管，部队撤到平西之后还有十几麻袋大洋呢。但是陈飞在1988年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冀东南部暴动》中说：“……珠宝玉器，约有几百件（后由高志远、孙善蛟保存），至今下落不明。”据周士亭、董世瑞等老抗联战士说：“陈飞那小子净胡说八道，那些金银珠宝等都是经过他登记注册后，统一交给王宝三充做抗日经费了。他就是认为高志远、孙善蛟都没了，故意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呗，谁不知道高志远把家产都变卖了，充做抗日经费，还在乎那几件珠宝玉器？”
        还有那些老抗日联军，周士亭、董世瑞等不必说了，就连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副司令员的曾宪魁，广州军区政治部同和干休所的正军职离休干部李江等曾在抗联司令部任勤务兵的老抗联战士们说：“陈飞这个人会摆弄文字，识俩字，就敢胡编历史，如不叫看到陈飞的文章登在书里头，咱还真不知道陈飞这小子究竟是个啥东西，他说高志远抗日的事都是他安排的，真不知道害臊。那么说高志远剿匪、马城起义，刺杀大汉奸刘佐周咋看不着你陈飞的影呢？还说高志远刺刘受伤是他陈飞给找的大夫医治的……净是胡说八道。”如是说的何止这些老抗联战士呀！
        1938年底，抗日联军到平西后，边收拢部队，边进行整训。高志远还当司令，王仲华的政委，张受民的参谋长，朱其文的政治部主任，陈飞还任司令部的机要秘书。整训间歇时间，陈飞随高志远及司令部的其他人员曾两次到房山县金鸡台附近的莲花山瑞云观拜访过道长，询问救国良策。因为瑞云观里的道士曾是吴佩孚的老部下师旅长等，他们追随吴佩孚多年，吴下野之后也一同退出军界，出家当了道士，仍经常与吴佩孚有来往。第二次陈飞还随高志远一同住在了道观的上房，会面商谈的详情陈与吴佩孚的义子赵云昌都很清楚。赵云昌在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中被任命为38总队长，到平西后任司令部副官。因赵云昌亦善书法写文章，且与高志远同庚又是盟兄弟，所以高志远更加器重赵云昌，这在当时使陈飞非常忌妒，后来赵云昌去了北平吴佩孚帅府，陈飞才把悬着心放下来了。
        1939年初，抗日联军打下了龙门台、四马台等，司令部移驻龙门台。有一天，鱼骨寺来了姑嫂二人找到司令部告状：抗联下级军官侯某强奸村姑。经审讯侯某供认不讳，高志远要以军法从事，急坏了陈飞。因为陈飞是侯某的亲表兄，陈飞求情未准，侯被就地正法。当地百姓非常高兴，纷纷踊跃参军，为部队筹粮筹款。几十年过去后的1993年还有很多知情者仍清清楚楚的记得此事呢。
        1939年春节过后，抗日联军移防到涞水县北部，司令部驻在北庄村。此时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已经成立，肖克任司令员兼政委，肖的司令部驻在离北庄三里地远的山南村。当时抗日联军已经整训完毕，按照去年（1938年）中共河北省委、八路军第四纵队党委与抗日联军各位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决议：1939年开春，抗日联军整训完毕即可返回冀东。高志远即向肖克提出返回冀东的要求，请八路军予以配合，肖克不同意抗日联军返回冀东，并要求抗日联军继续留在平西。
        高志远说抗日联军的主要战场在冀东，况且我根据联席会议的决议曾向广大抗日联军战士们承诺过：平西整训完毕后（指1939年开春）返回冀东，因为那里还有一部分留下的抗日联军战士在等着呢，再有冀东的老百姓还企盼着抗日联军解放他们呢。我高志远不能言而无信，男子汉大丈夫要“言必信，行必果”，否则我无颜面对冀东父老乡亲和抗日联军各位弟兄。很明显，肖克与高志远的分歧产生了。
        作为抗联司令部的机要秘书陈飞很会把握时机，他认为扳倒高志远的时候到了，于是就向肖克诬告高志远想把抗联拉回冀东去的真正目的是投靠吴佩孚。说的是有根有叶，因吴佩孚之义子赵云昌确实去了北平帅府，适逢日寇大造舆论吴佩孚要出山为日本人组阁，且高志远又曾两次到瑞云观会见吴佩孚的属下当了道士的师旅长们。肖克鉴于这种情况，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把高志远按“私通吴佩孚，企图叛变”的罪名处决了。
        陈飞的挟私诬告引起了广大抗日联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形势所迫，陈飞在抗日联军再也无法呆下去了，要求调到平西《挺进报》社工作。“1941年秋，陈飞所在的《挺进报》社在涞水县福山口，赶上日寇扫荡，八路军的各个机关都已撤离，可陈飞却在后头躲着，那时他可能有了家口。他说他与白涧区的不少老百姓被日寇抓到东北做劳工——这是他在后来中共滦南党史资料第二辑《千万不要忘记昨天》一书中找个叫王柯的朋友写的，纯粹是假话。你想想，陈飞的口音不是本地的，手上没老茧，只要被日寇和汉奸逮住，一听口音不就露馅了吗？他还怎么能到东北做劳工呢？！他要是不当叛徒早被日寇和汉奸杀了，还能去东北吗？！”以上是1941年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七团排长的王俊昌于1993年4月5日的采访记录。还有1968年2月29日北京铁路局房建处长李毅（李恩波，原抗联司令部副官）给哈尔滨市民政局彻查办公室调查陈飞的证明上写的：“1941年大扫荡的时候，扫荡结束后陈少昌（陈飞）就未回报社（当时听说是投敌了），不知哪去了。”
        《冀东大暴动》一书的作者闫瑞庚在该书525页“（高志远派陈飞到北平见吴佩孚）到了北平的陈飞，既未去会见吴大帅，又因看重多年共事的义气没有把此事向上级报告。在他极度矛盾的处境中，作出了走为上的选择，因此，日后他流落到东北某大城市，解甲归田，创办了一份抗日报纸，从事笔墨抗战的事业。”闫瑞庚与陈飞是朋友，闫瑞庚的纪实小说《冀东大暴动》的资料大都出自冀东那个老革命和陈飞之手，所以闫瑞庚秉承陈飞的意思编出了上述那段文字，这也看出陈飞对诬告高志远还是讳莫如深的。
        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王仲华的独生女儿董继烈想为自己的父亲写一部电视剧，搜集素材时听说哈尔滨有个叫陈飞的人，曾经参加过冀东抗日暴动，并且还担任过司令部的秘书，是个有文化的人。董继烈很高兴，于是就不远数千里专程到哈尔滨拜访陈飞。因为董继烈本人是中共湖北省委老干部局的调研员，丈夫曾任湖北省政府副省长，所以陈飞对董继烈的来访欣喜非常，简直把董继烈奉为上宾，使尽陈飞之所能来投董继烈之所好。
        董继烈想要了解其父亲在冀东暴动前后的一些活动时，必然谈到高志远与王仲华的关系。陈飞听话音董继烈是通过多方了解：高志远不像冀东那位老革命讲的那样是叛徒，而是一个毁家纾难的民族英雄，竟被冤枉了这么多年。陈飞紧接着说：“你父亲王仲华与高志远的关系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没有你父亲高志远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如没有高志远对你父亲的百般体贴照顾，往平西撤退时，你父亲身体太弱，恐怕很难过潮白河，别说到平西了。当时处理高志远是太左了，根本没什么事实就定了罪，而且还牵连到我本人……”董继烈不止一次的向我谈起陈飞的这个说法，让后人们消除对陈飞的怨恨，谅解他的苦衷。
        陈飞为了向董继烈表白自己的能力，特意写了一篇纪念王仲华的文章《深切怀念我们的政治委员王仲华同志》。董继烈甚为满意，并问陈飞有何要求需要帮忙的，当尽力去办。陈飞说：“别的要求啥也没有，只是想恢复组织关系，得到应该享受的政治待遇。”董继烈满口答应下来了，并尽全力为陈飞去办。
        陈飞为什么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呢，这还得从陈飞在平西《挺进报》社被俘谈起。陈飞自己说1942年日本鬼子对平西大扫荡时，不幸被俘，押解到东北本溪战俘营服劳役，这就与离休干部王俊昌和李毅等很多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了。陈飞说自己是被乐亭县在本溪经商的乡亲用钱买出来，逃到哈尔滨以晒大粪干为生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滦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田益廷等曾经专访陈飞，了解滦南革命斗争史料，一住就是13天。陈飞每天都滔滔不绝的讲，讲到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时更是眉飞色舞，但一涉及到抗联司令高志远为何头落平西时，陈飞却缄口不语，似有难言之隐，想法避开或往别人哪儿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飞认为来了发迹的机会。恰逢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决定成立东北局。随即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下达了挺进东北的命令，冀热辽李运昌部、晋绥吕正操部、冀察张学诗部、冀鲁万毅部、山东滨海杨国夫部、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正在延安抗大学习的全部学员及延安炮校的学员都相继挺进东北，加上原东北抗日联军各部。当时头绪繁多，组织手续一时尚难理清，陈飞瞅准机会就粉墨登场了。据曾到哈尔滨市搞外调的原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主任田益廷说：“陈飞这个人胆子可真够大的，日本投降后，他竟敢冒充接收人员接管了哈尔滨市政府，自任哈尔滨市副市长，没过多长时间就露了马脚。经查陈飞一没组织关系，二没任命书，刷了下来。因为当时缺乏有文化的人，所以陈飞当了一名一般工作人员，不怪陈飞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典型。”
        董继烈是个说到做到热心肠的杰出妇女干部，因为她是革命先烈王仲华的独生女儿，所以从童年起就受到彭真、姚依林、肖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宠爱，而她答应陈飞的事情是一定想办法办成的。返京后，董继烈找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姚依林，提出了陈飞的要求，并替陈飞说了不少好话，姚依林就嘱托有关部门尽快为陈飞落实政策。
        为陈飞落实政策期间，中共滦南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田益廷说：陈飞先给田主任来了信，委托田主任速到滦南县葛代坨打个前站，找几个老年人出证，证明1933年之前陈飞在葛代坨组建过中共农村党支部，陈飞任支部书记。田主任办妥后立即给陈飞回信，不多日子中共哈尔滨市组织部来人调查。调查人员回去后很快就恢复了陈飞的组织关系，享受13级干部的一切待遇。有人曾议论过：陈飞既然1928年已经入了党，又多次写回忆文章，李运昌一直都是他的直接领导，那解放后几十年了为什么不找李运昌接上组织关系呢？！真耐心寻味！
        1988年7月，经过董继烈的努力，陈飞有幸被中共河北省委邀请，到唐山参加河北省委召开的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50周年大会。时值盛夏，陈飞患有肺气肿的老毛病，不得不在唐山住医院治疗，董继烈到医院探病时，陈飞曾委托董继烈向李运昌要求住进高干病房医治。董继烈向李运昌提及此事，李运昌很生气的说：“老毛病住啥高干病房呀，真不知时务！”当董继烈向我谈及此事时还说过：“陈飞还有两次委托我向李运昌提出要求：一次是陈飞想在纪念大会上到主席台就座；一次是想与李运昌照张合影，以作留念。李运昌均没有答应。陈飞当时很气恼的说：‘真是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你说说，我咋摸不透陈飞这句话的意思呢？”
        按年龄我得称呼董继烈为长辈，我说：“您接触陈飞的时间太短了，陈飞的品质究竟怎么样您还没十分了解，高志远的冤死就是他诬陷的，抗联都知道，现在您说高志远冤枉，他就赶紧说：‘高志远不应该死，没什么事实就定了罪，太左了，我还受牵连……’他以一个同情高志远、本人又是受害者的口吻来讨得您的欢欣，所以您为他办了不少好事，他本不该得到的待遇得到了。他还想得寸进尺，以博得李运昌的赏识，只不过李运昌早已用过他了，往后也没啥用处了，所以陈飞才说的这句：‘用着人朝前，用不着人朝后。’解放之后，特别是在1960年左右全国第一次整理党史、军史、革命史的高潮中，李运昌曾授意陈飞写回忆录寄往冀东有关部门，并要求突出党的领导。陈飞心领神会：突出党的领导就是突出李运昌，于是先后给市、县党史部门均写了类似的回忆录或信件，特别是关于高志远与王仲华的亲密关系在冀东党史、抗战史、革命史上几乎没有人写过，过去冀东党史、抗战史、革命史总写高志远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是李运昌推荐的，有意删去了王仲华的真实功绩。”董继烈听我解释完后，才如梦方醒，似乎明白了陈飞说话的意思了。
        1989年初，陈飞在懊悔、愧疚与疾病中逝世，享年79岁。在哈尔滨市离休的原冀东抗联的老战友们无一人到场吊唁。但是陈飞是文化人且头脑灵活，他曾利用手中的笔不论是出于自愿或是秉承某个长官意志而留下的回忆录或文章、信件有很多不实，甚至是歪曲或篡改之处，尚需冀东革命史、军史、党史、文史的研究者们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考证、辩析，予以澄清，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2008年11月3日
                               
        附：本文资料来源：
        1、《滦南革命斗争史料选一》。
        2、《滦南革命斗争史料选二·千万不要忘记昨天》。
        3、陈飞1960年写给中共滦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信（存滦县党史办）。
        4、《陈飞谈高志远刺杀刘佐周》（存滦南党史办）。
        5、《冀东革命人物——董毓华》（1988年）。
        6、参加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老战士周士亭、董世瑞等访谈录（1992年）。
        7、抗日联军司令部副官李毅（李恩波）于1968年给哈尔滨市民政局彻查办公室调查陈飞的证明。
        8、冀东人民抗日武装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王仲华（董毓华）之女董继烈的多次谈话及电话、信件。
        9、原中共滦南党史办主任田益廷的回忆及谈话。
        10、吴佩孚义子赵云昌夫人及子女访谈记录（1992年）。
        11、《我随高志远到平西的经历》老抗日联军王俊昌1993年的回忆文章。
        12、《高司令处决抗联下级军官亲历记》北京市房山区龙门台离休干部杨宝珍及夫人李万芝的文章（1993年）。
        13、《对高志远、陈飞、李荣久、魏福昌的回忆》，河北省涞水县山南村离休干部王福怀的文章（1993年）。
        14、《李运昌给李越之的复信》（1981年）。
        15、《李运昌关于高志远的证明信》（1959年）。
        16、老抗联战士曾宪魁的电话（1992年）。
        17、老抗联战士李江的访谈录（2005年）。
           18、抗联司令部督察处长魏恩荣之女王英辉的谈话（2006年）。

来自日本的材料
       
        本年8月4日[指1935年8月4日]，战区保安总队长刘佐周被暗杀，唐山守备队队长温井亲光少佐也负伤，因追查滦州事件责任，北平市长袁良辞职。11月16日，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调任北平市长，肖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
                               
注：摘自《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田淇之 译，宋绍柏、郭 林 校。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