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最新博文：黄帝、以色列、蜀、夏【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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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以色列、蜀、夏【转帖】


来源：苏三手记（苏三新浪博客）

时间：2010-04-02



大禹为夏人祖先，但大禹生于与四川石纽的传说流传久远（最早可能是杨雄著作）。蜀地偏远，更因李白“蜀道之难，难于商青天”让人产生蜀地与中原的隔绝感，假如不是现代考古证明，我们仅只根据文献是不能相信秦汉之前两地有联系的，就如没有考古学我们也无法证明中国与外部世界有密切关联。

如何解释夏人祖先，生于蜀地？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个谜题牵涉到如何对待神话，考古如何说，如何对待历史文献，民族学又有什么解释。近期断断续续阅读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昨晚看完，其中《中原意外的古文化》重新勾起了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而且我发现我的许多想法与李先生有接近的地方，当然差异也有。下面随便谈一些零碎的话题：

1，

对于神话帝系源流，我与李先生的看法不同，李先生的思想始终不出国界，还在整理那些神话国故，而我无忧无虑，所以更“解放思想”。

我直接将黄帝一系更多地看做是《旧约》的创作者（比如希伯来人）迁入中国后与中国神话的巧妙嫁接，因为有太多巧合，所以确实不能等闲看之。对此话题，我绝非大话演绎。如“黄帝四妻”、后代得12姓（或说13姓、14姓）的说法，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儿子为嫡系，年龄过百等——这个中国祖先的故事在《旧约》中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的故事，该人就是“以色列”本人（又名雅各Jacob，有4妻，13子，2个嫡系，后分12支系）。“黄帝”唯有2个儿子获得获“姬”姓，他们是青阳、苍林，但“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恰是Jacob（可以发“姬”音），真是又一巧合。另外一个更为复杂的巧合是，最终真正占天下的并非这2个嫡系姓，在中国一南一北的昌意和玄嚣得天下；在西亚同样，两嫡系衰落，最终被庶出的12姓之一的“犹太”支系所主权。这些全部都是巧合吗？傻子才相信！

以上这段《旧约》的历史始于公元前2006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05年（据手边的《圣经》新国际版研读本），相当于中国的夏朝。中国有关“黄帝”的历史也大致在相同的阶段，所以“5000年文明”自黄帝始，但既然没有文献谁说得清时间呢。对此更详细可参考多年前拙著《向东向东，再向东》。假如你对这个假设太过惊讶，那么请想一下文献记载的中国西北地区大月氏人在2千多年前中国、南亚与西亚之间来回盘旋的史实吧，他们的线路其实是一样的，更早迁徙更自由，活动范围更大而已。

加之最近华裔美籍博士在西北地区研究出中国西北地区甘肃附近与古希伯来语的大面积重合，给这个事件带来了新的证据。结合到2千多年前大月氏人的流动，我甚至联系起“失落的十个犹太人部落”的话题。总之，希伯来人与中国远古文化的联系，肯定不那么简单。

但这些希伯来文化因素如何贯彻进中国早期的“三代”统治权，还是个问题。他们在中国是完全新生建立了国家，还是取代，还是渗透，还是几个高级幕僚的文化影响？因为对于三代的诸多方面还有疑问。他们是直接的统治者，还是仅只祖先故事被编制进中国的祖宗神话体系？这是个问题。最可疑的、并且是可查的主要王朝在“周”朝这里。可是，汉字中间有那么多包涵有圣经意味的文字，是不是也说明了他们与商人也有联系？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可能得直接去研究那些《圣经》类汉字（比如船、婪等）到底出现于哪个朝代？汉字恐怕也不是一日之内完成的吧。

不要因为没有文献直接支持就认为不可能。实际上中国内地与蜀地言之凿凿的远古不通行，在如今的考古证据下已经证明封闭时代的文献是靠不住的。

但中国地区为什么可能与以色列文化可能有关，这首先与几次西亚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1，西亚 4千年前的大旱灾导致了一次大分家与大逃荒，其中主要的希伯来人南下进入埃及，比如雅各与其十二子，但这个庞大的部落肯定也有人北上——假如此期北上，则与中国的夏朝相遇，需查“大禹”支系的来历，并且他们到底从哪里进入中国，是蜀地穿越雅砻江进入黄河流域，还是从西北进入呢？总之，作为羌人的一员，他出没于中国西北这是肯定的。2，《旧约》中记载的摩西《出埃及》事件，大约发生于公元前1500年，是为中国商朝期间。这次“出埃及”，长达几十年在西亚征战，无论从红海还是从波斯湾，都有可能将西亚携裹的犹太文化引入中国境内，汉字起源与他们有关吗？3，最后一次则是亚述时期的“十个犹太人部落”流失，他们比较肯定地被移居波斯北部山区，然后下落不明，这一部分人进入中国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不过该期已是中国春秋前后。

总之，我认为以色列文化与中国古代有明显的关系，这是肯定的。但是简单化思考这个问题，也将引入歧途，比如很多人由此就延伸为“犹太人是中华人的祖先”等，很是无聊。我不认为中国地区的“三代”是直接由希伯来人建立的，但密集的、影影绰绰的关系，却是明显的。即便是真的有此联系，我也不认为是希伯来的主系来到了中国（比如以色列本人），相反我认为是一些偏支零星进入中国。尤其是其中的女性成员，比如夏朝的“夏后”、商朝的简狄（传说中商始祖契(火神阏伯)之母，一作简易、简逷，因是有娀氏(在今山西永济西)女，又称娀简）等，我在向东一书中都有所表述，算是一种假象吧，可以继续研究。

南方祝融8姓，可能又一次与犹太文化相遇，“祝融”连读就是JEW（犹太）；而“周”同样为“JEW”，在南方他们是同样发音。有人说祝融的传说夏朝已有，证据呢？没有，所以我认为祝融神话的传说应该与楚人的兴起放在一起研究，可能是3千年之内的事情。

2，
《史记.三代师表》中“蜀王，黄帝后世也”的话语也穿起了蜀地与黄帝的联系。

在传统的框架里起码一点我与李学勤先生的认识是一样的，那就是蜀地的大禹生于石纽的传说也有可能是羌人逃于蜀地后带去的神话。

现在看到三星堆考古的发达文明，则又让我们反思，这些高鼻深目的古代“洋人”实际上也有可能从西南通过云南进入四川，实际上蜀地的神话中正有此类信息。比如《蜀王本纪》里记载的“杜宇”传说，曰其“从天堕，止朱提（云南昭通）......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今郫县），化民往往复出。”云南比之蜀地更为偏僻，假如从云南进入而称王，恐怕是从更远处携带更高文明的一群人吧。

至今四川诸多高山上众多长相很“罗马”的少数民族，与三星堆是什么关系，与羌人什么关系，与夏人什么关系，与由云南通道进入蜀地的“杜宇”是什么关系，真的让人产生无限遐想。

三星堆地的蜀人曾经联合西北的周人攻打东面的商人，蜀人与商人有隙；蜀人古代曾经有大批人长相有异于东方商人，而且他们躲避于高山之颠，成为今天的彝人，这些蜀人是否为夏人后裔？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

夏人在西，商人在东。商人攻夏，夏人向西逃窜，可能一路向北进入草原，一路通过汉中、雅砻江入南入蜀川？

考古还有多项考古证明，三星堆期间的青铜文化与长江下游文化联系广泛，但与中原联系相对较少。联想到蜀锦出现于3千年前古埃及18王朝法老坟墓的奇迹，而长江入海口到杭州湾一代又是国际水路的交汇处，中国的长江与沿海构筑了中国南方文化的水上之路，从蜀文化到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生生不息。但由于金属农具使用之前不适合发展经济，所以南方开始显露头角在春秋之后。

三星堆的龙虎尊上的“虎口衔人”花纹，与殷墟商文化以及周初文化中的类似主题统一，长江上的湖南同期也多有发现。而这种纹饰在西亚属于典型的腓尼基人图案，而腓尼基不是个民族，是一伙以水路长途贸易为特征的商人，他们之中有以色列人是肯定的。考古证明他们在欧洲曾经沿海到达北海湾，在中国则无任何考古人为此做出说明，不是没证据，是没眼界与心胸。

3，
为什么中国地区会有密集的希伯来文化信息，或者说，为什么会有希伯来人到东亚来，其动力何在？

首先因为文明落差，然后因为东亚地区有广阔的腹地。当然这并不表明希伯来人不向其他地区迁徙，相反，他们在欧洲的大批量出现，而此证明了他们同样会向其他方向发展，但文明的历史却淹没了这些记载，尤其在科学落后保守地区，牵涉到祖先寻根的事迹有些东西就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文明落差一直是从古至今文明传播的一大动力。由于人类的文明起源在西亚周边地区，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文明差在新石器时期一直维持在大约1-2千的落差。从西亚走出的民族，只要愿意到文明的外围蛮荒地区，带着高度的文明，他们的部落可以立即落地为王。蜀地“杜宇”即是同类例证。夏朝、商朝很可能都是类似的接近情形，到周朝得天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到秦汉则完全靠军事与政治谋略了，中国进入与西方平等的发展地位，从而大规模的殖民模式在东亚告停——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政治转型。

读《走出疑古时代》一书，发现李先生有诸多让我惊讶的“开放言论”。但有时候开放的仅只是愿望，行动，尤其是开放的边界在哪里，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术带头人，或许落实不到实处也是不得已的吧。在该书第二、三篇中作者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一些看法，一会让我大开眼，一会让我大皱眉头，最终给李先生画像：一个眼界开阔、行动拘谨、眼光敏锐的体制内老学者。或许他知道考古与时代的微妙关系，而且对某些方面已经有所觉察，所以才会就“汉字起源”预测道：“目前尚难对文字的起源和发展给出适当系统的表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方面的研究会构成古文字学的又一分支。可以预见，21世纪中国古文字学将有重大发展。……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古文字学一定会有令人惊异的进展，大家且拭目以待。《清华历史讲坛续编》之《古文字学的现状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