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殷汝耕的军装标准照

玉田的风

殷汝耕系浙江平阳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政府驻日特派员、航政司司长、总司令部参议等职。1935年他曾策划冀东自治，但未成功，便私自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改悬五色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受通州事件的影响，殷汝耕失去了日方的信赖，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北京)。后应汪精卫的邀请，出任中日合办山西煤矿公司董事长，不久又充任伪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1941年1月，任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同年5月，特任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6月辞职。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监禁在南京老虎桥。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殷汝耕一案。7月31日，判处殷汝耕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1947年12月1日，对殷汝耕执行枪决。

玉田的风

1947年，汉奸殷汝耕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由法警押往行刑。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后又回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南京政府特派员。1935年冬，他被日本特务土肥原收买，成立“冀东防自治政府”，成为日军侵占华北的工具。

玉田的风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始末  

一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华北地区。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得华北门户洞开，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随时都有被侵占的危险。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断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尚未准备充分、与英美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权益而造成它们之间的矛盾加剧等因素，使得它在东北的统治并不稳固。因此，日军侵华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以军事占领为主，政治侵略为辅改为以政治侵略为主，武装占领为辅，也就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从1935年4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9月，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召集日本记者，散发了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开始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时，他还发表《声明》，宣称要“依靠华北民众力量，逐渐使华北明朗化”，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声明》还提出关于华北问题的三项政策要求：“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而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总之，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向全世界公开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自治”的侵略方案。在10月4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日本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又提出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并获得通过。于是“分离华北”乃正式成为日本“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

    日军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四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曾经分别对这四个人提出“由你等四人同意，与满洲紧紧握手，可以成立一个新的政权，如果成立了新政府，华北就会很快地繁荣起来，万一和蒋介石有了摩擦，日本将充分支持新政权，请不必为此而担心”。同时，驻平日武官高桥、关东军参谋石本等人也纷纷出动，分别对宋、商、韩、阎四人做策动工作。但是四人都不愿意先出头，对此冷淡敷衍，大多采取观望态度，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愿意接受日本导演的“自治政权”的诱惑。因此，策动工作进展不大。

    日本关东军不满于天津驻屯军负责的“华北自治”工作进展缓慢，也急欲插手华北。1935年10月，关东军召集各地驻华武官及多田骏等人，在大连举行会议，再度确认“分离华北”的方针。会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正式把土肥原派去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

    土肥原到达天津后，拟订了一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阎、韩、商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殷汝耕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反奉事件，失败后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始得活命。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翌年日军进攻华北期间，他被亲日派黄郛纳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他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所以，土肥原认为殷汝耕是亲日派，说服他不成问题。关键是第二步，土肥原认为在宋、阎、韩、商四人中，商震被拉拢过去的可能性最小，而“宋哲元的势力范围，……包括了天津、北京这两个华北政治、经济重地，而且最邻近满洲国，如与冀东殷汝耕携起手来最为理想”。于是，“土肥原之手首先伸向宋哲元”。

二

    当时宋哲元担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在华北有较大的实力。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曾经参加过冯玉祥的倒蒋运动，失败后投靠张学良被编为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三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留驻华北。1935年6月，宋哲元被蒋介石南京政府免去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对蒋介石有所不满。同时风闻二十九军将被调离华北，更增添了他对蒋介石的颇多怨恨。为了在华北立住脚跟，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宋哲元也多多少少地与日本有所联系，借以要挟南京国民政府。土肥原正是看到了蒋、宋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才多次到北平煽动宋哲元组织华北自治政府。

    1935年11月11日，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按照这个方案，“自治政权”的名称定为“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为总顾问，并规定有“劫留中央在各该省市（即华北五省二市）的关税、盐税和统税”、“为确立日满支三国的合作经济而努力”、“亲日反共”等要点。这实际上是要在华北成立又一个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18日，土肥原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宋于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并扬言：“如果华北不宣布自治，他准备派五个日本师团到华北、六个师团到山东。”

    为了配合和支持土肥原的行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11月12日就向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发出命令，限令该团主力于15日到达山海关，做好进军华北的准备；16日，又命令空军六个中队集结于山海关、锦州地区，做好20日进驻北平地区的准备；同时，还命令驻旅顺、青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一艘，开驶大沽口。妄图以陆海空三军的示威，逼迫宋哲元就范。

    同时，土肥原还策动汉奸组织以民众代表的名义支持宋哲元自治。 11月19日，自称所谓“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察绥商民联合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等团体，联名向宋哲元等人发出响应通电，以表示对宋的支持，并且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开放政权，允许自治。同时，这些所谓的“民众团体”还致电南京政府和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自治。

    蒋介石深深地知道此时宋哲元是一颗重要的砝码。因此，他一方面表示反对“华北自治”，对日本开始显露出比以前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对宋哲元进行拉拢。8月份，他就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9月，又下令撤消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使得宋哲元成为平津头号实力派。在11月18日收到宋哲元的告急电报后，蒋介石19日晚就向宋发出电报，要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与日交涉；并意味深长地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并且电令宋哲元立即停止与日本的谈判。

    宋哲元虽然与蒋介石有矛盾，并有在华北扩展自己实力的欲望，但是基于民族感，他不愿叛国投敌，充当汉奸，为国人唾弃。因此，在接到蒋介石电报的第二天，即土肥原限其宣布自治的11月20日，宋哲元就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变停止谈判，”并通知土肥原：“不能于20日宣布自治。”他则于当日返回天津寓所“休息”。土肥原由北平追至天津宋的寓所，继续威胁利诱，但没能奏效。

    土肥原策动宋哲元宣布实行“华北自治”的计划落空以后，“决定暂时停止对宋哲元的说服工作，而去全力扶植殷汝耕单独成立一个反南京政府的新中立政权”，以便向日本军部有所交待。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三

    根据《塘沽协定》，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就因不能取悦于日本方面而被去职，“滦榆区”专员亦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在任职期间，他勾结日商，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他对日本运来的商品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殷汝耕也由此开辟了一条很好的财源。而日本和殷汝耕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亲密起来。

    当土肥原向殷汝耕提出，由其主持首先在“战区”实行“自治”时，殷受宠若惊，欣然从命，其决心都出乎日本方面的意料。1935年11月23日夜，殷汝耕和一批汉奸就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旅馆中聚会，策划“冀东独立”问题，土肥原等一伙特务也参加了会议，“亲临指导”。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预祝成功吧！’”但是不巧，当时饭店中的香槟酒已卖光。于是专田盛寿建议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马上说：“用日本酒比香槟酒还好。”其奴才嘴脸表现得活灵活现。

    11月24日晨，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晚上就召开了有蓟密、滦榆两区各县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当场宣布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树立联省之先声，谋东亚之和平。”同日，他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电文中说：“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

    11月25日，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伪组织以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九人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自治区域除原冀东二十二县外，还包括延庆、龙关、赤城三县。委员会下设四厅、三处、二局。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额撤消，改换“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额。

    同年12月25日，殷汝耕又秉其日本主子的意旨，发表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正式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伪“政府”的政务长官，总揽军政大权；池宗墨、王厦材、张庆余、张砚田、霍实、李海天、李允声、殷体新等八人为参政。伪“政府”下设秘书、保安、外交三处及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战区保安队改编为伪自治政府军队，原保安第一至第五总队也改称第一至第五师，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分任师长。

    为什么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呢？当时，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什么“国”，就和日本人商议，结果因规格不够，只好暂称“政府”，等待时机，再图“大业”。而“防共”这个幌子既可以使殷汝耕政府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旗号，不受南京国民政府的牵制，又可以为日本侵吞华北、分裂中国找到一个借口，以免南京政府的反对。就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给中华民族、尤其是冀东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的汉奸政府成立了。

若兰堂

丹青居士

阳阳

汉奸的刀不错

玉田人001

下边的章不错，顶！

河北省玉田县

听老年人说"日本子"坏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