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2年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政协文史办工作。从那时起到今天，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岗位，转眼间已有21年之久。虽然我从事文史工作的时间不算早，但到目前为止是天津市政协连续从事文史工作时间最长的了。由于一直埋头于故纸堆，忙着在史海中淘金，因此并没感到时光已从身边悄然溜走。如今蓦然回首，看到身后是堆积如山的阅稿和那些几近等身的文史资料选辑，才恍然感到年华已逝，华发已生，个中甘苦令人感慨万分，又令人感到欣慰。
当年和我一同分到政协文史办工作的，还有另外两名毕业的大学生，一名是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江晓敏，三年以后她调回了南开大学图书馆，现任该馆古籍部主任。另一位是现已大名鼎鼎的剧作家杨争光，他是陕西乾县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喜好文学，更喜欢写诗，由于他觉得自己更适合搞写作，两年后调出了文史办，以后又调到陕西省政协工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搞起了影视创作，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他最出风头的作品大概要算改编电视剧《水浒传》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了，前不久他与金庸、贾平凹“华山论剑”更使他名声大振。那时我和杨争光搞征集工作，江晓敏搞编辑工作。当时文史办没有正主任，副主任有任焕晶（1984年调文史馆）、游德昌（1961年起开始从事政协文史工作，1989年任文史办主任）、杨大辛（1978年调政协文史办，1984年任文史办主任）、张高峰（曾是《大公报》的名记者，80年代末病逝）。政协副秘书长乔维熊负责文史资料工作。办公室干部有秦进、柴寿安、郭璞等。除正式在编干部外，还外聘了十几名退休人员，这些人在旧社会有的是军政界人员，有的是工商、经济、金融界人员，还有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记者等，他们联系面广，知识丰富，因此在征集史料方面很有办法，他们为天津的文史资料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还有两名临时工仉志刚和康明，他们负责抄稿、打字和行政后勤的一些事务。
我们刚到文史办时，游主任为让我们尽快熟悉政协文史工作，让我们每天通读全国政协和天津市政协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虽然在“文革”前我就看过很多当时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下乡插队时这套书成了知青中最抢手的书，因此我对文史资料并不陌生。但真要搞这项工作，开始时我还真有点不情愿。因为我觉得我一不是学历史的，二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天津地方史知之甚少，兴趣也不大，所以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进了政协文史工作的大门。
虽说文史不分家，但从学中文专业改行搞近现代地方史，不仅在知识方面有一定难度，而且从个人兴趣、意识等方面也要有很大转变。那时是初学乍炼，对文史工作的统战意义、作用还不了解，对工作对象的情况更不了解。为了尽快适应新的工作，一方面大量地看书，充实历史知识；一方面请教身边的长者，听他们讲解天津有关的人和事。边学边做笔记，特别是一些北洋人物及其派系一定要强记死记，不然张冠李戴了就会闹笑话了。那时我们还通过大量的抄稿子来熟悉历史人物和事件，同时对稿件中的文字做些简单的修改工作。
不久，柴大姐让我参加她正在征集的有关天津东亚毛纺厂和宋 棐卿的史料，这是我真正从事征集工作的开始。开始时是柴大姐让我参加一些东亚老人们的座谈会，我负责录音并整理记录。后来就让我一个去了。这些东亚老人都是当年宋棐卿从山东带过来的人，是和宋一起创业的，他们对东亚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些人说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跟柴大姐一起去时我还没感到有什么困难，因为听不懂的地方有柴大姐给解释。但我自己独立去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就感到有些困难了，一是有些方言听不懂，二是他们讲的一些事情背景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听录音，熟悉他们的语言；同时大量翻阅有关的历史资料，尽快熟悉那些历史背景和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我甚至翻阅了《资本论》及有关的经济史书籍。这些老者们也非常热心，并没有因为我“说不上话”而冷场，而是非常耐心地给我讲，把他们知道的尽可能都讲出来。有的人还写成书面材料给我，帮我搞清楚一些历史情况。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宋棐卿与东亚企业公司》这篇处女作，后来以这些老者的名义发表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通过征集并撰写这篇史料使我对文史资料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另一方面把在学校学到的一些基础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我感到这项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讲确实大有作为。
为了能让我们尽快熟悉各方面的征集对象，打开独立工作局面，不论是文史办组织的征集座谈会、茶话会，还是政协组织的各种大型委员活动，文史办的老同志们，特别是柴大姐，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到会人的情况，以便我们尽快熟悉这些人物。记得那时参加活动的有北洋军阀时代赫赫有名的军事将领，有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时期的政要大员，有清末王公贵胄的后裔，有工商经济界的知名人物，还有旧社会知名的地方乡绅等等。这些表面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上了年纪、步履蹒跚、且衣冠又不鲜亮的人，如果没有人介绍，谁能想到他们当年曾是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人物呢？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历史与现实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我对他们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后，感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团结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些人当时并不一定是政协委员，有的甚至没有工作单位，然而政协通过搞文史资料工作把他们团结在政协周围，并且通过写史料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他们发自内心地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对我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记得一位老者在一次茶话会上说：“我生在清末，经历过民国、沦陷、国民党统治和社会主义，可以算是五朝元老了，我觉得只有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是共产党让全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话虽然简单，但却表达了一个经历各种社会制度老人内心的真实感受，没有新旧对比是不可能讲出这番肺腑之言的！这不仅使我认识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深刻意义，激发了我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热爱，同时，通过大量地接触各方面的历史老人和大量的历史资料，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加深了对党奋斗纲领的理解，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帮助下，我于1984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二、创办文史书店
1985年初全国政协召开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邓颖超主席提出了文史资料工作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进一步开拓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会上还提出了文史资料要开展发行工作的问题，指出政协文史资料自办发行的重要意义。会后，我们一方面结合天津的实际积极贯彻落实全国政协会议精神，一方面着手抓发行工作。开始我们觉得发行工作比较难。虽然那时我们已有少量的发行工作，但还没有认识到做好文史资料发行工作对扩大政协工作影响的深远意义。当时市政协副主席娄凝先同志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他对发行工作非常重视，几次找杨大辛、游德昌和我研究开展发行工作的问题。有一次娄凝先副主席还把我叫到他家里，跟我谈搞好发行工作的意义。他说：“不要把政协搞发行工作看作是做生意，要看到这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社会一般卖书的性质不同。过去我们党在白区工作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千方百计的要搞发行工作，就是为了要扩大党的影响，培养进步青年。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冠冕堂皇地搞好发行工作，扩大政协工作影响呢？”娄凝先副主席的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使我们对创办文史书刊服务部树立了信心。杨大辛是发行工作的行家里手，办书店很有经验，他解放前在天津办的读者书店（后改知识书店）在读者中很有影响。在杨主任的具体指导下，我和仉志刚一起白手起家，开始创办文史书刊服务部。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文史书刊服务部的起步是很艰难的。当时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拨款一万元作为创办经费，同时在行政处副处长胡炳章同志的支持下，给服务部做了8 个供摆放图书的书柜。由于当时自办发行还是新事物，经领导研究决定服务部的经营宗旨为：为政协委员和社会广大读者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发行达到以文会友、扩大政协影响的目的。多年来文史书刊服务部一直坚持这个经营宗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不仅在天津小有名气，很多外地图书馆、单位、个人以及国外的读者都来函购书，现在服务部有上百个长期单位订户，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也是其中之一，文史书刊服务部通过该公司把政协的文史图书发行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一些北京的外国留学生还经常利用假日到服务部买书。虽然服务部售书的利润微乎其微，但能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成为政协的一个对外窗口，我们感受到非常欣慰，因为如此小的一个服务部经营近二十年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能产生如此影响，这是创办时所始料不及的。
记得在服务部开张的头一两天，当时虽然书不多，而且只有政协的文史资料，但很多读者闻讯而来，几乎把所有的书“一抢而空”，甚至出现了“争购”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把自有库存书摆上书架，另一方面我们想办法组织进货。当时我们从全国政协订购一批图书，但因没有车去拉，至使这批本来能畅销的书不能上架，我切身感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的含义。我非常着急，只好去找当时任政协秘书长的任仲儒同志，说明了情况后，任秘书长说：“不就是要辆车去北京拉书吗，好办。”他马上给胡炳章同志打了个电话，命其派车，并要求今后再有这种事尽量解决。就这样我们把书拉了回来，以后服务部再拉书也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后来随着进货渠道的不断拓宽，服务部的销售出现了稳定的局面。以后服务部在仉志刚同志的苦心经营下，渐渐打开了供销渠道，使服务部站稳了脚跟，受到政协委员和广大读者的良好赞誉。很多兄弟省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图书也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服务部发行到香港、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大图书馆。回想服务部走过的艰难历程，真是充满了甜酸苦辣。服务部所取得的成绩与仉志刚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为服务部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服务部在创办经营过程中得到了政协领导的大力支持，陈冰主席，王恩惠、李曙森、周茹、何国模等副主席经常光顾服务部，李曙森副主席还亲自指导工作，传授办书店的经验；还有很多市领导经常派人到服务部来买书，使我们深受鼓舞。陈冰主席离休后，每次来天津都打电话让服务部给他送些书过去，我去年去杭州时，抽空去拜访陈冰主席，他还问起服务部的情况。三、文史工作是做好大团结的重要形式
对文史工作充满深情的乔（维熊）老曾说：政协文史工作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工作。这确实是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话。意思是征集史料看似简单，不外乎采访、记录、整理材料几个步骤，但真正做起来却是很难的，要做好就更难；那些眼高手低、又不愿付出的人是做不来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政策性、专业性非常强，必须不断学习才行。记得我刚开始独自搞征集时，不要说人家所谈的内容，有时就连口音都听不懂；及至提问时又问不到点子上，人家不知如何回答，所以就索性不说了；有的人因为以前政策上这样那样的原因，对过去的事闭口不谈，所以碰壁是常事。后来老同志告诉我，征集工作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意思是同是一个被采访的对象，不熟悉的人去搞征集也许会被碰回来，而换一个与之熟悉的人去就可以顺利地把史料征来。事实确是如此。但是我想熟悉与不熟悉是相对而言的，关键是如何从不熟悉到尽快熟悉，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了。其实做任何事都一样，关键不在于你要做什么，而在于你要怎么做。为了使自己尽快成为一把“万能钥匙”，我边干边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学习统战政策，了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关政策，同时学习采访的技巧。这样渐渐与被采访者的距离近了，工作也就越来越顺手。
记得有一年我去北京拜访原国民党时期的天津市市长杜建时，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去的目的是想就重新发表他写的一篇史料而征求他的意见。当时我听说杜老身体不大好，而且正为写回忆录的事而心情不愉快，不想见任何人。我得知这个情况后，虽觉得有难度，但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杜老听说我的来意后，并未多说什么，只说留下稿子，等他看完后通知我再来谈。之后，我与杜老随便聊了一些其他的事，目的是想侧面迂回打消他的故虑。当我第二次再去时，杜老说稿子他已经看过了，有几处需要修改。接着让我跟随他进了里屋，并亲手为我冲了一杯咖啡，然后渐渐他说出内心的一些话。他说过去发表他这篇史料时因为是在“左”的情况下写的，因此有些并不真实，不是他真想说的；现在党的政策变了，他要对历史负责，重新更正过来。于是他对我说了要改的地方，其中主要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杜老曾深受蒋的赏识和提携，且在他身边工作过，所以他说他过去对蒋是忠诚的。他说：“天津战役时，没有蒋的命令我当然不敢宣布放下武器，而且我作为军人，不能放下武器。但是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我不愿意看到天津被摧毁，于是我还是违背了蒋的命令，宣布停战，这是我唯一一次没听蒋的话。”杜老这番话确实说出了他当年内心的想法。我听后，对杜老能如此坦言，而且以对历史负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出这番话，深为感动。接着杜老说由于我的诚恳态度，使他改变了想法，因此才决定谈出他当年一些真实的思想活动。杜老甚至还提出要跟我交个朋友，让我多帮助他等等。我当时听杜老这样说，以为是因年岁原因，因为无论从年龄还是其他方面我都不好接受他这个提议。后来看到他确实是很认真的，我无法推辞，就答应他了。后来杜老在来信中还以“兆麟兄”这样称呼我，并说让我一定要多帮助他云云。我觉得能得到这样一位老者的如此信任，心里很受感动。我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一句成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通过这件事使我越发感到，文史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一个很好的载体，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前提，这项工作做好了，党的统战政策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发挥，就能做好团结工作。然而这要取决于钥匙是否对路，钥匙对了才能开锁。
1986年夏季一天，我去北京拜访罗章龙老先生，他是中共建党时期的老党员，也是后来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当时他已80多岁高龄，但身体相当好，思维很清晰，话语很宏亮。但凡是找他写回忆录的人，他基本上都不见，我去时他正拒绝了一批到访的外地客人。当他在门口看到我时，高声问我从哪来？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天津市政协的，来前已与他写信约过。他一听马上说：“你可以进来。”因为过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曾发表过他领导工运的史料，他对我们的工作评价很高，因此就没拒绝我的访问。在采访中他从参加李大钊的共产主义小组一直谈到在天津和河南搞工运，以及后来他的一些事情，对张国焘自传中的一些自我吹嘘之处进行了批驳。虽然采访之初他有些顾虑，但渐渐的就放开了，在谈到他历史上的错误时，他说：“那时我很年轻，虽然反王明是对的，但是不该在组织上另搞一套。后来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错误的实质。那时真是太年轻幼稚了。”中午临行前，我正要出门，他忽然叫住我，转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为人类而工作——马克思工作生活纪略》送给我，说这是他1980年翻译的，他说他从1924年旅欧留学时就想写一本马克思传记，那时陆续收集很多资料，但后来在战争年代大多都遗失了。1979年他还在武汉大学工作时看到一位德国作家写的这本书就将它翻译出版了。罗老应我之请在扉页上题了字。在我从事文史资料工作中能有机会采访这样一位老人，也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和荣幸了。
有一年初冬我和孙家骥到长春去采访原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局长李汉元，那年他已经90岁了，是沈阳市政协委员。去之前他家属告诉我李老身体不大好，谈话时间别太长了，我答应了。我见到李老时他正半躺在躺椅上似睡非睡。看见他那老态龙钟的样子，谁能想到当年他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据说那时天津人一提起“李大麻子”（李汉元的外号，因他小时得天花，脸上留下了一些麻点）无人不晓，当时他在天津也是一跺脚颤三颤的人物。我们说明来意后，他有气无力的说：“这些事过去很多年了，我记不得了，过去我在战犯管理所时写过很多，你们可以到公安部去查查。”我看他谈兴不浓，就拉起了家常，叙起了乡情，渐渐的进入了话题。在以后几天的采访中，他最长时间跟我们谈到两个多小时，而且每当谈到兴致高时，他坐得笔直，两眼睁得溜圆，炯炯放光，非常有精神，与我最初见到他时判若两人。因他当过天津旧英租界警务处处长，英语非常好，所以偶尔还说几句英语。闲谈中谈到他个人生活时他说：我现在生活很好，虽然我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几年，但我非常感谢共产党，是共产党把我保护起来了，我才能活到现在，不然我可能早就没命了。他说他是“文革”前被特赦出来的，不久“文革”开始，社会上很乱，管理所的同志来找他，让他回管理所住。这样，他又回到了管理所。他说：“这次我就像进了大冰箱，把我冷冻起来了，不与外界接触，‘文革’过去我才出来，使我免遭‘文革’之苦，不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共产党。”临分手前，我问李老对家乡的朋友有什么要捎的话，他说：“我很想念天津，但我又愧对天津父老。如果天津有人问起我，就告诉他们我现在生活很好。”他顿了一会又说：“过去我手下有一个很得力的人，是刑侦队大队长，叫肖某，他现在在台湾。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见到他，就告诉他我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希望他能为此做点事。”事有凑巧，后来我还真的在天津见到了这位回天津定居的肖某，并当面向他转告了李汉元的话。在此之前，他在天津的亲属看到我整理的李老口述的这篇史料后，把书寄给了在台湾的他，他看完后写信说：符合事实。这也成为促成他后来回大陆定居的原因之一。
由于政协的文史资料客观、公正、真实记述历史，而且内容翔实，因此不仅对研究历史，而且对统战工作等也很有作用。有一年由陈珍同志联系的、定居在美国的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的夫人给我们寄来一篇稿，李夫人名徐樱，是北洋皖系军阀徐树铮的女儿。徐树铮是北洋军阀中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在历史上贬多于褒。她的稿是回忆其父徐树铮，作为后人当然是以光彩的内容为主。当时她认为我们不会刊载这篇史料，因为在她看来像徐树铮这样的人物，特别是正面写徐树铮，大陆肯定不能公开发表，而且那时台湾与大陆还没有往来。因此当我们看了其稿并决定刊载时，她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也非常兴奋。那时她正陪其夫李方桂在台湾讲学，李方桂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终身院士，因此徐樱接触的上层人物很多，她逢人便讲：“我有一个爆炸性新闻，我有一篇写先父的文章将在大陆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后来她收到我们刊载她那篇文章的《文史资料选辑》后，非常激动，写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通过这件事，说明大陆史学研究从为政治服务变为公正、客观对待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定居海外的人从不接触变为友好。这件事说明政协文史资料在团结人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
1984年为给一些特赦人员落实政策，公安部两位同志来到文史办查阅资料。他们是想找有关原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在天津解放前夕曾宣布放下武器的佐证材料，此前他们已经跑遍了国内有关省市档案部门，均一无所获，因此来天津时他们也没抱任何希望。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在文史办库存史料中竟然有两篇当事人写的史料中谈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说得比较具体详实。当时的情况是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总攻时，杜建时、林伟俦等决定停战并放下武器，但天津市内的广播通讯已中断，无法宣布这个决定，这时攻城部队发起全线总攻，很快就攻克了天津。像这样的史实除了当事人以外，别人很难了解内幕。因此公安部的同志看到这两篇史料后真是喜出望外，说：“我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后来杜建时、林伟俦的政治待遇都从战犯改为投诚。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列举了。四、风风雨雨的路
1、艰难求索
政协文史工作到现在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这40年中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进入文史办大门的时候，正是文史工作在经历了“文革”后开始恢复的最好时期。那时不仅全国政协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工作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以及工作思路很明确，而且作为征集对象的一些老人还健在，他们是历经“文革”后为数不多的历史见证人了。因此那时的工作开展得热火朝天，有声有色。
后来随着全国政协文史办的工作从征集逐渐转向编辑、出版、发行，因此在文史工作中产生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虑。当时作为地方政协而言，特别像天津这样史料基础比较雄厚的地方，征集工作的任务还很重，但由于一些地方出现的这种疑虑，给文史工作罩上了一层阴影。当“要取消文史工作”的阴风刮来后，机关个别领导对文史工作意义不甚明了，误认为文史工作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削减文史经费，甚至让文史办去想法创收，使本来走向低弥的文史工作雪上加霜。这时文史办有的同志思想上产生了动摇的情绪，问我怎么想，我开玩笑说：“我与文史工作共存亡。”但这确是我真实想法，因为我觉得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有着雄厚的基础，它的作用和影响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况且这项工作作为政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工作，不仅是一种很好的统战工作方式，而且对“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是能轻易取消得了的。这项工作中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一旦取消，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坚信这项工作会坚持下去的，只是我们要研究如何改进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以更好的适应新的形势。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文史工作最困难的时候，我一方面坚持征集为基础，拓宽征集领域；另一方面在编辑出版方面要有新意。为此，我们对传统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从编辑内容到版面都做了调整。同时我们有计划地出版更适应读者需要的史料专集，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改变《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的版式，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电子排版还是新生事物，为此我一面研究一些刊物的版式，另一方面经常去参观一些电子产品展览，从中得到很大启发。因此下决心购买电脑，自己搞电子排版。1991年我们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专题片《话说老字号》（天津专集，共四集），之后，中央电视台付给文史办1.5万元资料费。经领导批准，用这笔钱为文史办购置了一台286电脑及打印机。这是文史办、天津市政协的第一台电脑，也是全国政协文史队伍中的第一台电脑。当时286电脑在天津市场上也刚出现不久，价格还是相当昂贵的。有了这台电脑，我一方面动手自己学，另一方面让办公室的两位年轻同志一起学。我们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套“华光四”书版排版软件，因买不起教材（当时仅一套教材就3000元），只好自己摸索，碰到困难就找内行请教，有时被一个很不起眼的排版命令所难住，我就骑车找内行人去问，就这样，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掌握了“华光四”的排版技术。当时天津只有新华印刷一厂有电子排版业务，当他们来人看我们排版时非常惊讶，说我们的设备与他们不同，好像少了点东西，后来一问才知道他们当时使用的排版软件还是“华光三”，那时“华光三”的软件还是装在一个附加的设备中。他们对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完全靠自学就掌握了电子排版技术，非常敬佩，说：“只有这样才真正能学到东西。”我们就这样克服了重重困难，从“选辑”第53辑起到现在，包括大量的史料专集，都是自己用电脑排的版，使文史资料选辑的版式从传统的书版形式渐渐走向杂志版式，形式更加活泼，更加适合读者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康明同志功不可没，他悉心钻研，边干边学，对改进和提高《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排版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当时工作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想办法克服困难，仍编辑出版了不少书，除继续编辑出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外，还编辑出版了《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当时刚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为本书题了辞：“了解历史，放眼未来。”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鼓舞。还编辑出版了《津门老字号》、《同心想知，同志相从》、《沦陷时期的天津》等史料专辑，还与历史博物馆、地方史志办等单位联合编辑出版了大型图册《近代天津图志》，与北京政协协作编辑出版了《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与全国8省市政协协作编辑出版了《列强在中国的租界》，这些书在社会上受到好评，现在全已成为绝版书。那时我们也尝试着想编一些能在市场上热销的书，但这毕竟不是文史的长项，所以只好作罢。
2、开创新局面
在文史工作走到最低谷的时刻，在文史工作面临着“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刻，全国政协换届了。换届后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杨拯民同志对全国的文史资料工作做了调查，他认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非常有特色的工作，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是其他工作所不能替代的。于是他以力挽狂澜的气魄在保定召开了文史工作会议，会上他听取各地同志的汇报后，指出政协文史工作还要继续发展，不要为各种干扰所困，要树立信心把文史资料工作搞上去，开创新局面。他意味深长地对与会的同志们说：“不为浮云遮眼望，只缘身在最高层。”此后，在杨拯民同志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文史资料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天津政协换届后，黄炎智副主席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炎智副主席抓工作非常实，他的正直谦逊，他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他的细致有序的工作作风，他敏捷清晰的思维，他对我的耐心教导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永远不会磨灭的印象！可以说他是我非常崇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不但走出了低谷，而且再创了新的辉煌。
炎智副主席在详细了解了文史资料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后，非常严肃地说：既然你们希望我来兼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那咱们一起把文史工作搞上去，不但要把天津文史资料工作恢复到以前在全国的地位，还要再上新台阶，再创天津文史资料工作的辉煌！可以说“再创天津文史工作的辉煌”始终是炎智同志心中的目标。他针对当时文史工作存在的问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给你两个任务，一是想方设法把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文史工作搞上去，开创文史工作新局面；二是搞好团结，把人心凝聚起来，再创天津文史工作的辉煌。”
炎智副主席抓文史工作首先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让文史办起草一个文史资料委员会五年工作规划；二是走访各区县政协，对区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现状进行调研。走访区县政协的工作容易做到，但五年工作规划却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过去文史委只搞年度工作计划，没有搞过五年规划，五年工作规划怎么搞，真难住了我们。我向炎智同志汇报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和顾虑后，炎智同志说：“正因为没搞过才让你们搞，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怎么开展工作？这个规划不但一定要搞，还要搞好，搞出水平。这是一个工作指导性文件，要体现天津市文史资料工作的水平，而不是文史委的水平，也不是政协的水平，是天津市的水平！因为文史资料工作天津只有政协一家，下面还有十八个区县，你们搞出来一定是能代表天津市的水平才行。”炎智副主席不仅是领导，又是这方面的笔杆子，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我真是诚惶诚恐，生怕搞不好，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根据炎智同志的意见，我们反复研究，几易其稿，最后终于完成了任务。在这期间，炎智同志只问进度，内容和结构完全放手让我们自己去写。但其间也曾就一些具体内容和我们做过研究。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孙维甫副秘书长也亲自动手，一遍遍修改。当炎智同志看完定稿后高兴地对我说：“总体上看写得不错，你毕业了。其实我这也是对你能力的一次考察。”听了炎智同志这话，我一直悬着的心才算归了位。我虽然是执笔者，但这其中包含着很多同志共同付出的心血。后来炎智同志在一次闲谈中说：“当时主要是时间太紧了，不然这个规划还可以搞得再好些。做工作就要定一个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目标，不然太平淡了。”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回过头来看炎智同志提出制定工作规划的要求是非常正确、非常有远见的，那些年文史资料工作正是在规划的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取得了新的成绩，并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文史资料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
规划制定后，在调研的基础上，炎智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杨拯民同志专程从北京赶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杨主任生动地讲述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历史，阐明了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对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炎智副主席就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这项工作的作用和深远影响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政协工作若干年后惟独能留下、能传世的就是文史资料，这是一项功在当代，益于后人的重要工作，搞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要甘于寂寞，甘于奉献，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珍贵史料。他号召全市各级政协要重视文史资料工作，把文史资料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次会虽然很短，但内容很丰富，会间还举办了文史资料图书展，各区县政协将自己多年的成果展示出来，互相交流，对区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直到现在，各区县政协对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非常重视，因为这是可以流传后世的成果。
由于天津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过去在全国地方政协中一直处于先进地位，因此全国政协非常重视天津的文史工作。1994年全国政协文史委把文史书刊发行工作会议安排在天津，对天津的文史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历来纵向、横向联系就非常紧密，炎智同志对此也非常重视，一些会议、活动他能参加的尽量出席，并且要求我们全国政协的会、一些地区性的会，只要邀请天津参加就一定要去，这不仅对工作有利，而且对树立天津文史工作形象非常重要。记得有两次全国政协的会我没能参加，炎智主席批评了我，说这不是你个人或文史办的事，是天津市的事，以后这种事你们一定要注意，而且要汇报。
炎智同志非常重视文史资料的自身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为扩大文史资料工作的影响，一方面邀请媒体参加有关的会议和活动；另一方面尽量抓住各种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的纪念日举办学术纪念活动，以此扩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影响，提高文史资料的学术性。同时，炎智同志还非常重视文史资料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编辑中注意选取爱国主义作用鲜明的史料；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新书出版座谈会等形式，宣传爱国主义，并向我市有关大学、中学赠送我们编辑出版的爱国主义文史图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充分利用文史资料丰富的资源，炎智同志多次与我们研究如何编辑出版精品图书，更好的发挥文史资料的作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我们编辑出版了《在血与火中成长》一书，事后搞了大型的出版座谈会，并向我市一些大中院校赠送了图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为迎接香港回归，在乔老等人的大力倡议下，在炎智副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编辑出版了《天津•香港一脉情》一书，为编好这本书，炎智同志还命我和杜建农同志专程赴香港采访，得到了天津在港委员的大力支持，并加深了感情。为配合天津电视台拍摄迎接香港回归的百集专题片，我应电视台之邀担任顾问，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的作用，积极提供线索。同时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宣传香港回归的重要意义。炎智同志非常重视提高文史出版物质量的问题，他多次提出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精选精编，使文史资料图书不断上档次。他要求我们开动脑筋想办法，找好选题、编精品书。当时文史办的同志们也经常一起研究精品书的选题问题，最后汤洪同志提出天津近代名人很多，可否搞一套名人方面的系列丛书。我觉得汤洪的建议非常可行，经过进一步研究后，向炎智副主席汇报了这个想法，炎智同志非常高兴，也非常赞成，并又提出很多选题。这套丛书定名为《近代天津名人丛书》。在炎智同志的亲自主持下，这项工程很快就上马了。炎智同志亲任该丛书总主编，并写了总序；田桂林副秘书长亲自动手申请出版该丛书的专项经费。我们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分别担任各分册的主编，因此出成果很快。炎智同志每一册都亲自过目，有些地方看的很细致，并提出修改意见。到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了8册，在史学界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市领导对这套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这套书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一样，成为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的一个品牌，后面还将有新作陆续问世。
在炎智同志的领导下，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不仅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而且有所创新，有所提高，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是这届政协文史委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才使后来的工作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创造了天津文史工作新的辉煌！十届政协文史委在九届政协文史委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开拓，不断创新，不仅编辑出版了一批更有影响的精品图书，而且在履行政协职能、参政议政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文史工作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想炎智同志当年的一些思路和他的领导才能，我非常敬佩他的远见卓识，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文史资料工作今天这样的成就。看到这些成果，我欣慰地感到，我没有辜负炎智同志的要求和希望，而且我们会以更丰硕的成果告慰他在天之灵！
3、再创辉煌
十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后，张永根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他非常支持文史工作，让文史资料委员会放手开展工作。在李树人主任和田桂林副秘书长（后来是易水金副秘书长）的领导下，在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下，这届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一是大力宣传天津历史文化名城，并与有关单位和部门就保护历史文物、风貌建筑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二是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史专著，如“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编辑出版了8种，编辑出版了大型图册《明信片中的老天津》、《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等等。三是完成了全国政协交办的清理480万字库存史料的任务。十届政协文史委是历届政协编辑出版文史图书最多、最有影响的一届。这与九届政协文史委所奠定的基础有重要关系。
十届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一成立就确定了以保护和大力宣传天津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主旨的工作目标，并确定今后的五年工作，不论是征集、编辑、出版，还是组织委员考察调研，都以这个目标为中心。这一目标的确立，为十届政协文史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不仅征编工作更有的放矢，开阔了征编工作的思路，而且在组织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立论方面更有力度。五年中文史委员们对天津五大道地区和旧意租界地区风貌建筑的保护、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挖掘等等都有深入的调研，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很多有价值、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和建议，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大直沽天妃宫遗址的保护、发掘以及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政协文史委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很多人说：过去对政协工作很不了解，认为政协起不了什么作用，但通过这些事看出政协的作用相当重要，而且办实事。并表示一定要积极参加政协活动，为天津发展献策出力。
1999年春，在文史办协助工作的林放同志跟我说有位香港的集邮家手里有很多关于天津的旧明信片，问我有没有兴趣与之合作编辑出版。我当时因对旧明信片的内容不很了解，对林放说：这是好事，请他有机会带过来看看再定。后来林放又多次联系，促成了香港郑介初先生与我们的合作。
郑先生是个非常爽快的人，一见面还没落座就跟我谈起他所收藏的历史图片。他说他多年来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的关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图片，这些图片的珍贵性在于它是当年外国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图片，其中有照片，也有随军记者画的战争场面。郑先生说他多年来收集这些东西，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他编辑成书，用来教育子孙后代，不然年轻人就会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郑先生的这番发自肺腑的话着实令我感动。因我们曾搞过有关八国联军的历史资料，编辑出版过《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一书，所以对这段历史并不陌生，所以当郑先生一说出他的想法，我们马上一拍即合，我说：“郑先生您就把这些资料交给我们来编吧，保证让您满意。”郑先生非常高兴，说：“我们先合作第一本，明信片。”接着郑先生就拿出他收藏的有关天津旧貌的一些老明信片，这些明信片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它不仅有集邮的价值，更有意义的是它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津的景象，是非常难得的历史照片，很多街景、建筑等是我以前所没有见到过的。过去我们在编《近代天津图志》时虽然看过不少天津的黑白老照片，但郑先生带来的旧明信片中彩色的旧天津景色很多是没有见过的。所以当时我就拍定一定要与郑先生合作编一本高质量的图片集。随即我们就编书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确定了工作进度。
郑先生回到香港后把他收集的有关天津的旧明信片进行了整理，不久就带着全部旧明信片来到天津，交给我们进行编辑。我立即邀请了文史资料委员会中的历史学家、博物馆专家对照片进行了鉴别、分类，并对编书体例进行了研究，郑先生也和我们一起讨论。要想把郑先生带来的300多幅各式各样的明信片编辑成册，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些明信片内容很广泛，如果随意编排或简单的按年代编排，会显得杂乱无章。而且很多明信片的内容因年代久远，需要进行考证，必须准确无误，才能体现这些历史图片的价值。因此专家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一点点考证，有时意见不统一，就回去翻阅资料，非常认真负责。为了不损坏珍贵的原始图片，也为便于开展编辑工作，我们将所有明信片都复印了，大家各自分一部分进行编辑，并写出文字说明。为再现历史，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旧明信片的文字说明要求写得史料性强一些，以便读者在欣赏旧明信片时对天津有更深的了解。这本书最后定名为《明信片中的老天津》，之所以这样定名，就是为了让读者从这本书中了解天津的历史，而不是单纯作为旧明信片来欣赏，从而提高了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不仅作为领导出访时的礼品书，同时也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
在这本书编辑将近尾声时，郑先生又把他收集的有关西方列强侵华的图片资料送来了。这些图片不仅有八国联军侵华的内容，还有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的内容，全部是当年外国报刊上发表的。由于那时照相技术还不普及，所以大多是当年外国随军记者画的战争或相关事件的场面，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按历史事件顺序对这些图片资料进行编辑，使读者能较为完整的了解自1840年至1900年西方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的过程。仅管很多图片是画的，但真实地反映出那段历史的面貌，很多图片佐证了国内文字记载的史料，也有很多是过去国内史料中所没有的，因此历史价值很高。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尽量保留了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的图片资料，以便读者能更多地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这本书编得比较艰苦，因为要把近千幅历史图片鉴别、核实、分类，是非常费时费力的事。这些图片及相关报导又都是英文的，因此要先把英文说明译成中文，再按中文说明去确定图片的内容，有时一幅图片要查阅很多相关资料，才能把历史背景搞清楚。还得弄清是哪个年代、什么事件。罗澍伟、林开明、陈克等同志非常认真负责，对图片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核实、鉴别、筛选，还要写出较详细的文字说明，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象。最后从千余幅图片中选出860余幅，进行了分类编辑。分类有时也不容易，有的历史事件有交叉，有的图片很珍贵却难以编进某个历史事件中，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就充分讨论，有时为了插进一幅图片只好重新分类，重新编排图片顺序，真是费了不少功夫。
该书小样出来后，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近代史专家李文海教授指教，并为本书作序。李先生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中的资料非常珍贵，是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该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认为能把自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西方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系统地用图片资料反映出来，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可以说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
五、几件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全国的政协文史队伍中大家都戏称有“四大名旦”，即上海政协的樊悟纪、辽宁政协的赵杰、河北政协的石玉新、天津政协的我。这个名称怎么来的现已无法考证，记得是在90年代初某一次全国性的文史会上，见我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喝酒神侃，而且经常妙语连珠，于是有人把我们称为文史队伍中的“侃爷”，后来不知怎么就演变成“名旦”了，也许是从“白唬旦”这个词转化来的吧。我们四人中樊悟纪最年长，可惜54岁时就英年早逝了。他多才多艺，为人豪爽。有一年开会时青岛政协文史办吕温泉主任一见老樊就开玩笑地说：“你老樊是上海人中难得的好人！”意思是说老樊的豪爽气在上海人中是不多见的。老樊喜欢讲笑话，所以每次开会他那里总是笑声不断，华东地区政协文史办的同志戏称老樊是“华东盟主”，开会没他就不热闹。赵杰虽然比我们晚几年参加文史工作，但他后来居上。赵杰思维敏捷，反应快，又非常幽默，常常把别人逗得捧腹大笑，他却面无表情，这正是他幽默的高超之处。有一次我说他是赵本山的徒弟，他却表情淡淡地说：“不对，赵本山是我的徒弟。”更让人感受到他那幽默的意境。赵杰非常勤奋，这些年来利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研究张学良的专著，成为海内外知名的研究张学良的专家，并且也成为研究东北抗战的专家，把抗日战争历史从过去人们常说的“八年抗战”变为“十四年抗战”（即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正是出于他不懈的努力。石玉新更有特点，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笑声。他“侃”的范围从大雅到大俗，无所不包，极为幽默。我俩同一年参加文史工作，虽然同庚，但他生日大我两月，所以在我们四人中名列“老三”。有一次他开玩笑对我说：“既生瑜何生亮。”我说：“只有瑜没有亮何来三国呀。”石玉新是文史队伍中的一员干将，能侃，能干，能写，能喝，点子非常多，电影《东陵盗宝》、《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就出自他的手笔。其实文史队伍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能干、能写、能说，有思想、有见地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四人不过是喜欢热闹、好开玩笑而已。1995年我们四人都被全国政协授予“优秀文史工作者”称号。
1989年“六四”风波刚刚过去，全国政协文史委就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暨地方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我陪同何国模副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普遍感到，文史资料应该在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天我到广东省政协文史委主任丁身尊房间闲聊，我说咱们两家应联手编点什么好书。他马上说：“我也正有此意，你看咱们编租界方面的专集怎么样？”这个选题1984年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在太原召开的会议上就已议定，但当时大家对协作意义认识不足，很多议定的题目没有落实。这次丁主任再次提出，我也感到很必要。于是我们当时就议定应该请有关的省市一起参加，共同编这本书。事后我立即请示了国模副主席，他说：“这是好事，你们可以先议一议。”之后我又与丁主任商定，请了有旧租界的8个省市政协文史办主任，于一天中午午饭后在宾馆大厅开了个小会，后来大家把这次会戏称为“门厅会议”。当时大家都赞成编这本书，但考虑又有很大难度，因此委托我先行起草一个编辑大纲，然后再研究。
回到天津后，我向杨大辛主任汇报了此事，他曾编过《天津租界》这本书，对租界问题很有研究。他很赞成编这本书。在他的大力帮助下，大纲很快就拟定了，并分寄相关省市征求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过去研究租界问题的有关资料，结果发现过去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少，但对租界的说法却很多，而且把租界、租借地、商埠地、铁路附属地等混为一谈，所涉及范围几乎遍及全国。这样一来这本书仅8个省市就没法搞了。于是我们认为有必要请参加协作的8省市文史办主任开会，商定有关问题。转年初夏，由天津做东，召开了第一次协作会议。会上，杨主任就租界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过去的研究成果对租界的概念很模糊，并明确提出租界与租借地、商埠地、铁路附属地的关系与特征。大家在讨论中各自阐明了看法，统一了认识，并对各自现有资料做了汇报。根据会上所谈情况，大家商定各自负责联系相关的省市，提供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对一些工作做了分工。会后对编辑大纲又做了修改和充实。这次会既是一次编辑协作会，也是一次学术研讨会，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冬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协作会。当时我们因天气原因晚到会一天。一到广州，大家纷纷来我们屋里问候，并说了一些想法。晚上杨主任对我说：其实很多问题在大纲里早已明确，不知怎么又变了。第二天大家在会上又提出各种想法，杨主任拿出大纲说：“这些问题在大纲上早已写清楚了，建议大家再好好看看大纲。”大家又看了一遍大纲，恍然大悟地说：咱们白耽误一天时间，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大纲里了。以后的工作根据大纲顺利开展起来了。并定名这本书为《列强在中国的租界》。这本书全部编辑完毕后，1991年夏在青岛召开了第三次协作会，对书稿进行了最后的审定，并交全国政协出版。会上武汉大学专门从事租界问题研究的袁教授非常感慨地说：“这本书匡正了过去租界问题研究中的很多错误，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书，也是一本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出这样一本书只有政协能做到，我们在大学搞研究的人就是用一生的时间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我们只能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去做研究，这就难免有误。”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为很多史实如果不是“三亲”史料为证，很难说清楚。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很多同志亲自到实地考察，我本人也曾到辽宁考察了沈阳铁路附属地和营口开埠问题，对于编好这本有很大的帮助。
1994年全国政协在北戴河举办文史工作培训班，这次培训班的规模较大，杨拯民主任和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陈进玉同志亲自坐镇，并请了一些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讲课，全国各省市政协都派了二三人参加。会上，各地同志就文史资料工作的出路与发展方向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当时正是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受到要取消的影响还未完全消散的时候，加之很多地方文史办人员做了调整，因此对文史工作的历史、意义、作用等不甚明了。有的省市按照市场经济的思路，出版适应市场需要的图书，把传统的文史资料选辑改成了杂志，并下大力量搞发行，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有的省市则按传统的方式，坚持征集史料，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发行工作搞的好的省市希望在全国推广经验，让文史资料工作按市场经济的路子发展，把文史资料作为创收的资源；而坚持传统的省市则认为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有特色的工作，是政协专门委员会之一，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迎合市场而放弃自身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思想成为培训工作以及今后的文史工作开展的首要问题。
为此，杨拯民主任命全国政协文史办电召上海樊悟纪、北京贾凯林、辽宁赵杰和天津的我急赴北戴河，共同研究文史工作的大政方针。除樊悟纪当时有事未能来外，我们三人赶到了北戴河。到北戴河后我们听说文史资料要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观点当时占了主导地位，并且准备写进培训班的总结报告中；一些认为文史资料工作应坚持传统特色的同志则感到心灰意冷，认为这样下去政协文史工作就没有出路了。在参加了两天小组讨论后，杨拯民主任主持召开了讨论情况汇报会，我在发言中提出，全国政协首先应尽快就新时期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以指导全国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贾凯林、赵杰二同志也就坚持文史资料工作高举两面旗帜的方向问题和全国政协应加强对地方政协文史工作的指导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转天下午，杨主任请我们三人和安徽的陈德辉、海南的符和积到他房间进行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自亮明自己的观点，杨主任只是偶尔插几句话。我们三人认为文史资料是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文史资料工作的“三亲性”和“统战性”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生命力之所在，按市场经济路子搞发行只是文史资料扩大影响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能持久，不能以暂时的经济利益换取文史资料长远的社会效益。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杨主任肯定了我们几个人的看法，他说：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走市场经济道路的观点是“屁话”。后来杨主任在他的总结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就这样，一场文史资料工作何去何从的论争就这样结束了，从而为转年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奠定了基础，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重新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现在回想起来，这场不大不小的论争竟然起到了扭转文史资料工作局面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的一点点贡献吧。
九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立后，李瑞环主席交给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清理全国政协的库存史料。当时全国政协文史办有号称四亿字的库存史料，绝大多数是没有发表过的史料。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史料原稿长年在库房中保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潮浸虫蚀，字迹褪色，纸张糟酥，如不再整理出版，恐怕很难面世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瑞环主席高瞻远瞩提出把清理全国政协库存史料作为文史资料工作重中之重的任务。这也是一项抢救性工作。但是这么多史料，就是几十个人看一遍也得好多年功夫，何况还要把有用的史料筛选出来编印成书！全国政协文史办开始时组织了一些熟悉文史工作的老同志抽样看了一些库存史料，并编成内部资料送审。李主席看过后认为这些史料很有价值，应该抓紧整理出版。但送审的史料只是库存史料中极微的数量，要想把这么大量的东西全部筛一遍真是一项大工程。人力、时间等等从何而来？
我和赵杰、贾凯林在参加完杨拯民同志的追悼会后，顺便到全国政协文史办小坐，我们在杨主任生前的办公室中谈及全国政协文史办要承担的这项任务，感到他们压力相当大，可以说不知从何着手。那时听说全国政协文史办准备从政协机关抽调50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这项工作如果不由从事文史工作的人来做，很难选出有价值的史料，况且这是一项非常细致认真，需要有一定史学功底、文字功底和奉献精神人来做才行。当时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只有动员全国的文史队伍共同承担才有可能完成。但当时新一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地方政协工作不大了解，对文史资料工作有着大协作的优良传统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也只是私下说说而已。
事隔不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来天津参观考察，朱作霖主任、宋堃副主任和文史办的同志和我说起此事都感到压力相当大。参观中我与全国政协文史办原主任张文惠和中国政协文史出版社总编俞兴茂在交谈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文史工作的老领导，彼此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于是我说这件事最好还是动员全国各地政协文史委的力量，采取大协作的方式搞，一是政协文史队伍有这种传统；二是文史队伍有这个功底；三是很多库存史料是过去全国各地送到全国政协去的，情况熟悉；四是可以借大协作把全国的文史工作推动一步。他们问我如果采取大协作，各地政协会不会积极参加？我说当然会，至少北京、辽宁有这种想法，加之全国政协的库存史料别人很难见到，这对搞文史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各地文史工作正处于半停顿状态，有这个机会当然会参加。他们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在全国政协委员考察结束前的座谈会上，他们二人要我在会上说说这个意见，我推辞不掉，简单说了说看法，他们二人又做了补充，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考虑，也许这样做可以按李主席提出的要求在本届完成这个任务。后来听说他们回去不久召开了文史委主任会，主任们一致认为采用全国大协作的方式清理库存史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向李主席做了汇报。李主席听了很高兴，批准了这个方案。当年底全国政协邀请部分省市文史办的同志召开了征求意见会，到会的同志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并认领了一部分选题。转年年初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性的清理库存史料动员会议，夏天又在北戴河再次召开了清理库存史料工作会议，各省市认领了任务，从而正式开始了耗时4年的全国政协清理库存史料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2年初在海南召开的清理库存史料工作总结会上，朱作霖主任动情地说：全国的文史队伍是一支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非常强的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的队伍，是一支素质非常高的队伍。朱主任这番话绝不是客套话，是几年来他在实践中体会出来的真实感受！
六、走向世界的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自问世以来，以其翔实、客观、丰满而受到了各界读者的喜爱，更受到了史学界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各种对外渠道逐渐增多，文史资料选辑等书刊开始走向海外，从而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学术交流活动也因此逐渐多了起来。除了台湾、香港的学者外，我们开始接待较多的是日本学者，他们中有研究天津近代金融业的，有研究盐业的，有研究工业的等等。以后又有欧美、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面更为宽泛，题目更为具体，但主要是围绕城市发展史来进行的。通过交流，使我们对世界史学研究的走向也有所了解。
90年代初，正在南开大学讲课的美国史密森学会图书馆馆长、美国口述史专家威廉•莫斯先生准备给学生们介绍口述史。 我听到消息后立即与南大联系，前去听莫斯先生的讲座。讲座后南大图书馆馆长冯承柏先生还安排我与莫斯先生见面，进行了短暂的座谈。莫斯先生听说政协的文史资料与口述史很相象，很感兴趣，提出要专门来政协座谈。不久他果真来了，首先参观了我们的资料室。当他听说我们所存的资料都是当事人当年亲手所写的时，很感惊讶；看到我们资料保管得井井有条时，又很钦佩；当他听说政协文史资料工作遍及全国各省、市、县，并有专门队伍时，他连声说：没想到，没想到，过去从未听说过中国有人在搞这方面工作，今天亲眼所见，而且做得这么好，实在没想到！作为专家，他非常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和珍贵，他问我们能否随便打开一本资料让他看一下，并表示他决不会看内容，而且他还特意戴上一幅白细布手套，真是非常专业。他看后连连称赞，并说他回国后一定要把这些情况告诉国际口述史学会，以便建立联系，进行交流。在座谈中我们各自介绍了政协文史资料和口述史的性质、作用和工作方法等，发现这两者有很多共同点。莫斯先生说美国的口述史符合民主化进程，因为它不是过去传统的写帝王将相的历史，所有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即使普通百姓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我说中国的文史资料更是如此，周总理早就说过政协文史资料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才能实现。开始时莫斯先生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文史资料不能算口述史，其原因一是没有录音；二是在写作过程中有加工，与直接口述不一样。我对莫斯先生说，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早于口述史，只是当时由于中国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工作手段相对落后，所以无法用声像的方式来采访、保存资料，只能用手写的方式来做。莫斯先生表示理解，后来他也承认，从广义上讲文史资料与口述史是一种东西。莫斯先生最后还同意把他的关于口述史的讲稿经翻译后发表在我们的文史资料选辑上。通过这次交流，我更感到政协文史资料应成为一门学科，应树立学科意识，尽快建立学科队伍，这样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才能与世界接轨，才能发挥更大作用，更有意义。否则已有40年历史的文史资料工作不会发生质的飞跃。
尽管政协文史资料目前还没有成为学科，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对它发生兴趣。不仅是中外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文史资料成绩裴然，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且很多文史爱好者以及文学创作、影视编导等也把文史资料选辑作为收藏的对象。国外很多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也把文史资料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必购的图书。因此可以说政协文史资料的影响不在于眼前，而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令人高兴的是，现在政协文史资料已经受到各界的重视，不但史学家在研究经常引用文史资料中的史料，而且也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城建、社会、宗教、华侨等等可以说无一不包，它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我刚参加政协文史工作时，史学界对政协文史资料的意义和作用还不大了解，甚至有人认为是“野史”，现在随着大量的史料被发掘、被整理出版，这种认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深信，后人要想研究中国这段历史，这些生动、丰富的“三亲”史料将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资料，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充分的展示出来。
我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在故纸堆中渡过了，编过的书摞起来真有等身之高了，我想，在有限之年能给后人留下一点点有价值的东西，就算没有虚度此生。我感到征集、编辑史料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但只要用心去做，也是在创造生活。不仅个人能从中学到很多知识，而且能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为人们创造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多年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受到，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非常有特色、也很重要的工作，做这项工作一要耐得住寂寞，二要有奉献精神，三要有丰富的知识，四要讲史德。在当今这个燥动的时代，这四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史工作与其他工作相比，既不惊天动地，也不轰轰烈烈，更没有任何名利实惠可捞，它需要的是脚踏实地、认认真真、甘于奉献。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2-28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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