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远：孤竹不是游牧民族考【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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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竹不是游牧民族考


作者：李芳远

来源：
秦皇岛孤竹文化网 http://www.bloglulong.ccoo.cn/


　学术界有些人把孤竹看成在游牧民族，这种观点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从文献记载看，孤竹为殷族的一支，而殷族不是游牧民族。　　孤竹因伯夷、叔齐之事著称于史，闻名于世。有关孤竹问题，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叙述和考证，但关于孤竹是否游牧民族这一问题却十分模糊。过去，有人曾说孤竹国为"山戎所居"，1似将孤竹与山戎混为一谈。
　　有的学者虽然主张山戎与孤竹为不同的两个方国部族，但仍认为"孤竹虽有国君，其人民的社会状况仍以游牧为主"，"孤竹城只是其国君所居，或一部分华夏化的民众定居的地点"。2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唐兰先生也说孤竹属于"四荒的国家"，"还在游牧的情况下"。3笔者认为，孤竹是游牧民族的说法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无论从文献学方面还是考古学方面，都证明孤竹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民族。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孤竹国的主体民族应为殷族，亦即华夏族。《史记·殷本纪》云："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通志·氏族略》云："墨台氏，子姓。"《史记·周本纪》引《括地志》云："孤竹......殷时诸侯国也，姓墨胎氏。"有的书上也写作"墨夷氏"或"默夷氏"。"目"与"墨"为同纽。"夷"与"台"为同韵，而"胎"、默"则为"台"、"墨"的别写，故"目夷氏"也就是"墨台氏"。有的学者认为契后分封的"目夷氏"与墨台氏并非一族。墨台是出自先商族与夏族的重合族，并根据《帝王世纪》中关于"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的记载，认为孤竹人封于商杨初年。4关于孤竹首领受封的时间，《史记》索隐说得更为具体："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所封。"另外，《帝王世纪》中曾说，自商汤初封至殷纣王之时，孤竹侯共传了九世，这九世"竹侯"的情况虽史已失载。但有人根据甲骨文、金文及有关文献的记载，考证出后三代的一些情况：第七代竹侯的庙号为"丁"，历任殷王朝的贞人和司卜；第八代竹侯名"微"，亦即文献中的"墨胎初"，继父业为殷王朝的亚官；第九代竹侯名"凭"，亦袭父职为殷王朝亚官。5笔者认为，"目夷氏"与"墨台氏"有无区别可暂且不论，但即使象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墨台氏在接受商汤分封之前是出自东方先商族与夏族的重合族，而在"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之后，也逐渐与殷人融为一体，成为地道的殷族，并世为殷王的臣属，一向忠实地服务于殷王朝。因此，说孤竹为殷族的一个分支，亦即华夏族的一个分支，那是不会有问题的。众所周知，殷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并非游牧民族，那么，孤竹人也就不可能是以游牧为主了。
　　其次从孤竹人的文化遗存看，它绝非游牧民族。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的认识也有些混乱。主张孤竹以游牧为主的学者常试图通过孤竹领域内所存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事实而将孤竹同山戎联系起来，似乎在说明由于山戎和孤竹在文化上的一致性而应同为骑马民族，有人甚至推测辽宁地区所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很有能就是当地丰下类型文化人们所铸造的"。6笔者认为，孤竹文化与汉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山戎文化都不能混为一谈。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某些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夏家店下层文化虽在时间上基本与商文化一致（前者可能更早些），它们都与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也有较大的影响，但毕竟不属于同一种考古文化。如前所述，孤竹是殷族的一个支系，那么，它的文化面貌也应当具备殷文化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70年代初曾于今河北省卢龙县境内殷代晚期的墓葬中出土过饕餮纹铜鼎、乳钉纹钢簋、弓形器以及金腕饰等物。有人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随葬品可能是商的同姓封国孤竹的文化遗物7。1973年在辽宁喀左北洞一号坑中出五件涡纹铜罍及一件勾连雷纹铜瓿，其中一件铜罍上铸有六字铭文，据一些学者考证，这六个字即为"父丁孤竹亚微"。8显然，这组铜器应为孤竹人的遗物是毫无疑问的，其中的"微"即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第八代竹侯，也就是闻名青史的伯夷、叔齐的父亲。《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载，伯夷、叔齐因不愿继承国君之位而逃跑后"国人立其中子"为国君，这个新君的名字在《路史·国名记》中作"冯"，据有的学者说，这个"冯"字在金文中作"■（害夫），（害夫）、冯一声，■即"冯"的古文。9又据考古界云，在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中，带有"■"字的青铜器的数量是不在少数的。
　　如此，假设我们再联系一下在冀东北及辽宁西部所出土的诸多殷代青铜礼器，认定孤竹文化即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完全能站住脚的。另外，有人指出，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刻有铭文的石磐就是孤竹送给殷王（或妇好）的，其石材产地可能就是距喀左不远的医无闾山。10由上述考古资料可知，所谓孤竹文化，它完全具备殷文化的面貌特征，它并不属于什么游牧民族的文化。
　　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及山戎文化的面貌特征、性成及分布区，现在已基本清楚。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过去学术界曾一度认为向南可达河北北部以及京、津、唐地区，后来有些学者指出这一地区同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面貌特征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最近有人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西辽河水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燕山以南的海河系区同时期遗存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文化，后者已不能归属夏家底下层文化。11但是，无论是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燕山以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有人称这为"围坊第二期文化"），"两者均处于青铜时代，都以农业经济为主，渔猎为辅。"12就丰下遗址所发掘的房址和出土的生产工具、炭化谷物看，该地区的居民已经长期定居，较为发达的农业应是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13再说，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是面貌各异的两种考古文化。这已为学术界公认。如前所述，孤竹文化应是商文化，那么，辽宁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的制造者只能是包括孤竹人在内的商周之民（即华夏人），而绝非当地丰下类型文化的人们，要知道，商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虽然都属青铜文化，但前者要远比后者先进和发达。在抓竹人的活动范围内出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物，只能视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居民与孤竹杂居共处或存在着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但无论怎样，两者都不是游牧民族却是十分清楚的。
　　孤竹人在商代的情况即如上所述。现在要问，到周代之时又是怎样呢？是否与游牧民族融合从而使其变成骑马民族了呢？笔者认为，周代孤竹人的情况虽然较商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以农业为主要社会经济活动的定居状态并没有改变。众所周知，在周武王灭殷，特别是周王朝用武力平定了武庚及其他殷民及少数民族的叛乱之后，为加强对燕山南北这一重要地带的控制，曾封召公于燕地，孤竹人所活动的自今河北卢龙县而至辽宁省喀左一带的近海地区已成为燕国的辖区，象孤竹这样的"殷遗"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皆听命于燕侯，臣服于周天子，这种情况已是被某些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所证实了的。
　　但是，燕国统治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太长，到两周中期开始，由于山戎、东胡民族的强大，燕人被迫退出辽西、冀北的大片领土。
　　辽西地区已逐渐为东胡所占，冀北即为山戎所侵，而冀东北沿海地区应为孤竹人的活动区。东胡南移的情况，可由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展趋势得到证明。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即为东胡文化，其典型器物为各种形式的曲刃青铜短剑，其分布地区及其发展趋向为：其早期多集中分布于西喇木伦河流域至老哈河流域，以及老哈河与大凌河之间一带地域，其较晚或晚期多集中于大凌河中下游及其小凌河流域一带，这种情况意味着东湖的早期活动中心偏北、偏西，而晚期的活动中心则偏南、偏东，总的看来，存在一个由北逐渐南移的发展趋势。14由此而得知，原孤竹国领域北部地区已被东胡所占，其中有一部分孤竹人也应与东胡相融合。这种融合的情况，并非只是一种推想。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所存在的商文化因素而找到一些线索。考古界有人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仍然保持了浓厚的商文化作风"，"如这类遗存常见的高裆足下附加圆锥形实足的鬲和属于这类文化遗存的南山根石椁墓出土的铜鬲，就明显地保留着商代早期陶鬲的作风"，"在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属于这类遗存的墓里，与青铜剑共存的铜斧、铜凿、铜刀、铜镞以及大量铜泡等，也可以从商文化找到渊源"。15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不能说与长期生活在以喀左为中心的辽西地区的孤竹人无关。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孤竹人与东胡族相融合后，也并没有成为什么游牧民族，因为由大量的考古资料得以证实，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居民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较长时间的定居生活，这可从辽宁建平水泉中层遗址所发现的房址、窖穴以及在三座直径为2米的窖穴底部所发现的堆积厚80厘米以上的碳化谷物而窥其斑。16
　　孤竹人虽然经受着来自诸如东胡那样的强大势力的压力和冲击，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消失。《管子·小匡篇》有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这里将孤竹山戎等族并提，说明在齐桓公时代他们依然保留着自己的族称和国号，足见孤竹并没有同其他民族完全融合，尤其没有同山戎完全融合。我们不否认，孤竹同山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从记载有关齐桓公北伐的文献看来，孤竹曾与山戎等族结为联盟而对燕、齐等国造成严重威胁，只因如此，齐桓公北伐时才没有放过孤竹。大概由于孤竹与山戎地域相近、关系密切的缘故，许多人竟误解孤竹为骑马民族，而有人虽然也承认孤竹是个农业部族，却仍说"孤竹可能是北方戎族的一支"。17这都是不正确的。另外，关于山戎的地望，过去搞得很模糊，并常常与东胡相混。现在已知，山戎的活动范围大致为冀北自七老图山至湾河流域、燕山、军都山一带，山戎文化代表性的器物为发达的直刃匕首式有铜短剑和青铜削刀。18据考古界云，山戎文化与东胡文化（即夏家店上层文化）、燕文化以及匈奴文化皆为面貌各异的考古文化。然而，在东周时期孤竹人的活动区内，既出土过东胡人特有的曲刃青铜短剑，又出土过山戎族特有的匕首式直刃青铜短剑，同时还有燕国风格的各种器物，而后者最终复盖了孤竹人的活动区。这一地区不同文化类型的器物交错分布或相伴共出，以及同一文化中所包含的不同因素，意味着不同民族文化在该地的交会碰撞、交流融合，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相互冲突以及来后共处的历史状况。也许是由于孤竹人就是在东胡、山戎、燕国的夹缝里生活的缘故，竟然没有继承和发展殷文化的传统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我们寻找东周时期孤竹人的民族文化，只能通过探讨其他民族的文化而窥探孤竹人留下的影子。除了前面提到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可能有孤竹人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可以在某些考古文化中察觉出孤竹人与山戎、燕等民族融合的迹象。例如，在燕国的"法化"明刀钱尚未铸行之前，在燕国的领域内曾流通着一种尖首刀币，这种青铜货币在冀北、辽西地区以及其他某些地方都有过出土。1974年在辽宁省凌源县境内发现窖藏尖首刀币，计14.3公斤，943枚。19这些尖首刀币上所铸之文字，形体比较古拙，多与商代甲骨文、陶文的结构、笔势相同或相近似，据专家认为，这种尖首刀乃是燕国境内从事商业的少数民族所铸，特别是跟作为"殷遗"的孤竹、箕、渔以及作为"夏遗"的山戎最为密切。20另外，尖首刀币在山东半岛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例如，1975年在山东临淄齐故城附近曾出土一批尖首刀币，据专家分析，这批尖首刀可能是燕国境内少数族越渤海而达齐都做生意带来的。21我们知道，殷人一向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的，作为"殷遗"的孤竹人，在自己长期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丧失殷人的经商天性，在他们与燕人的融合过程中，亦将自己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性的劳动带到一个新的大家庭中。最后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山戎虽是游牧民族，他在与孤竹、燕人的融合过程中，后两者的农业文化总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孤竹人在促进山戎由游牧转变为定居的历史进程中，肯定是发挥过自己的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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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江永（清）：《春秋地理考实》。
　　2.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
　　3.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4.9.金岳：《燕山方国考（下）》，《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1期。
　　5.金耀：《亚微罍考释--兼论商代孤竹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
　　6.15.喀左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6期。
　　7.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8.魏凡：《就出土青铜器探索辽宁商文化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
　　10.曹定云：《殷代的"竹"和"孤竹"--从殷墟"妇好"墓石磐铭文论及辽宁喀左北洞铜器》，《华夏考古》1988年3期。
　　11.王立新等：《夏家店下层文化渊源刍论》，《北方文物》1993年2期。
　　12.吴鹏：《试论燕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兼谈燕南地区所谓"夏家店下层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1988年4期。
　　13.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3期。
　　14.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2年第四期1983年第一期。
　　16.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17.董万伦：《东北史纲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见注14靳枫毅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文化考古队：《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发掘记略》，《文物》1989年8期。
　　19.范品清：《辽宁凌源县出上一批尖首刀币》，《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20.21.朱活：《谈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尖首刀币--兼论有关尖首刀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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