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诗歌写作的精神维度【转帖】

小菜一碟

思无邪——诗歌写作的精神维度
——读张嘉谚著《中国低诗歌》

孙守红

    在当下谈论理想，尤其对于诗歌的理想，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仿佛这是一件很令人害羞和惭愧的事情。张嘉谚先生已年近“耳顺”，还在索索不倦地对当下的中国诗歌进行研究和解读。这实在是 “教授”型学者中为数不多，极为令人钦佩的师长。如今的“教授”型学者们大多是不愿研究当下的边缘性文学状态的。一方面，是多年来的虚假信仰，导致了许许多多的现实灾难，使人们拥有了怀疑一切形式的标榜与自诩的本能；另一方面，大抵是因为边缘的写作品没有进入主流视线，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来站出来为边缘的文学言说。因为研究当下“崇低”“审丑”的诗歌现象，可能造成精力、气力等浪费不说，还有可能遭来无端的谩骂和指责；最后，也是更为深沉的原因，就是伴随着与技术的发达和普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力提倡，人们对自身欲望的省察已经上升到了更为深刻、更为危险的层次。为了自我的生存，学者和作家诗人已经大面积集体失语。“铁屋子”中虽然群“模”乱舞，可我们却听不到一点声音，暗哑的阴霾紧紧缠绕着我们，久久不去。

    这个时候阅读张嘉谚先生的《中国低诗歌》，感觉犹如寒冬里忽然窜出一股春风。此书封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行小小的黑字：中国网络先锋诗歌第一部评论专著；中国低诗歌第一部研究专著；垃圾写作第一部批评专著；作者的第一部诗学专著。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底层诗学的专著。前面所说的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诗歌言说方式，在这部诗学专著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示。而以“诗性正治”精神立足于底层和边缘的在场研究，使张嘉谚先生的批评高屋建瓴，从而把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或诗歌潮流拢集在自己的视野之中。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诗评家，应对当下“崇低审丑”的诗歌写作起“一种不动声色的引导”，使诗人从破坏语言的美感转向诗性话语的净化。“诗歌话语向深度展开变革的精神深度与前导影响力则是其他话语方式无法比拟的。”这也就是说，张嘉谚先生的批评文章，与其说是评他人的作品，不如说是借他人的作品来阐释作者的诗学思想——“个体先锋”与“诗性正治”。

     在《中国低诗歌》一书中，他正是借低诗潮的涌起和众多诗人的“垃圾写作”，探寻当下中国先锋诗歌的精神实质。他认为“诗人总是得社会风气之先，诗歌是时代风潮的晴雨表。”他指出“中国诗歌的主体形象从神话英雄（郭沫若的凤凰、天狗）到战斗英雄（艾青的吹号者、田间的义勇军、李季的王贵等）；从政党领袖到工农兵模范（毛、雷锋等），变为普通人、平常人与俗人；其间一度转向‘空壳人’（将人抽空的‘语言狂欢’）；很快又折回头来，标榜‘个人’（个人写作）；整整九十年代，无论是‘民间分子’与‘知识分子’，无论是‘中间代’与‘70后’新诗的主角都没有脱离某种‘私我性’，诗歌也因此而丧失了现世关怀。”从张嘉谚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诗歌是从天上到地上，从英雄伟人到凡夫走卒，从宏大叙事到私我的语言狂欢，越写越向下，直到“垃圾派”的“屎、尿、屁”等“垃圾”事物入诗的出现。“中国新诗的主体形象在迂回扭曲中已将‘向下之路’走到底线。”

    越写越向下，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诗坛追问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的诗文是要到“崇高”和神圣的“道”中去吮吸养料的。曹丕的“文以载道”一提出，立即成了诗文正宗。代天子立言，入世干政等实用功利主义再加上现代哲学的反映论，使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 “装腔作势”的恶果。在中国现实的社会环境下，更变异为诗文写作发展得丑陋畸形！中国文坛与诗坛 “假、大、空” 的长期泛滥，造成了独立人格的缺失，造成了诗性自由精神的基本目标——“明明德”的模糊；造成了“话语责任”在诗歌写作中几近绝迹！直接把当今诗歌与当代诗学推到了“巧言乱德”的零（临）界点。

    在今天，无论是时代的文化领空，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一切皆游戏，充满着无价值、无意义的极端虚无感。人心的正当信仰早已流失；面对未来，只得随波逐流。现实与心灵的结合变得模糊、割裂、荒诞。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坚实的立足点？找回自我心灵的真实！

       确立并保持正知正见，是张嘉谚先生诗歌批评的基点。另一新锐诗评家向卫国将其解读为中国传统诗学提倡的“思无邪。”此说深得我心。“思无邪”为当今诗歌写作漠视与轻蔑，正是引发中国诗场病象的症结。毫无疑问，“思无邪”应当是时下诗歌写作的精神维度，亦是衡量好作品的最佳尺度。我想，正是基于此理，张嘉谚先生才直面现世难题，直面中国诗歌阴性写作的缺钙现象，倡导当今先锋诗歌“回到人的肉性生命以张阳性之力；走向社会底层代平民大众立言；落到自然大地上归元返本。”“张扬肉体的生殖欲望，感受自然生态被摧残的痛楚，从而获得人性的全态、对社会真态，对大自然之原生态的全幅体会与感动。”

      当低诗歌作为先锋诗歌写作激发“阳性之力”时，如何把握自己“思无邪”的精神维度？张嘉谚先生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领悟，提出了“诗性正治”这一诗学命题。在《中国低诗歌》中，他明确地指出：

     “‘正’，在‘诗性正治’这个词组里包含了‘正知’与‘正见’之义。‘正’之本义为‘匡正’。谈‘正治’即有针对社会生活中一切权力话语现象的偏差施行匡正之意。这种匡正，即以正知正见履行诗人天赋的话语职责与话语权力；它所针对的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愚蠢与恶行，抨击的是人性深处的劣根与恶业！”

      这一诗学观念无疑是极为深刻的。
      诗人应该怎样才能抓住时代的脉搏，履行上天赋以自己的神圣的使命？张嘉谚先生认为：“诗人不仅是时代生活之真善美的发现者和欣赏者，同时也应该是人类社会之假丑恶的感受者和揭发者。”如何“发现”，如何“欣赏”，如何“感受”如何“揭发”，看起来是如何“写”的问题，同样，也是检查诗人或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它是检讨诗人或作家如何观察世界和认知世界。一个作家或诗人要保持对世界的正知正见，并能时常“顾湜天之明命”，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对于当下的文坛来说。但这个难度却是一个有良知与正义的作家或诗人所必须面对的。也正是因其难，才能深入；也正是因其难，才能超越；也正是因其难，才能体现其难的价值。

张嘉谚主张“以诗性精神感化心灵，以诗性智慧教化世人。”长期以来，人们常以单纯的“美感”来衡量诗歌的好坏，殊不知 “美感”泛滥，形成了“大而空”或“私而我”的大面积精神性失血。使读者在难于诗歌中寻到《诗经》中那种“天道”“仁心”“地德”以及“思无邪”的精神情感。在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诗歌的进一步滑向边缘是注定的，很多人甚至认为“诗歌的时代已经终结”，当然，这又未免是对诗歌大大的误读。

   “克明峻德”。这是我读了《中国低诗歌》后强烈的感想。在本书《 “审丑写作”论》一文中，张嘉谚先生详尽地探讨了“审丑写作”的深度、难度及其负面性，深怕对“审丑写作”的倡导贻误了热衷于垃圾写作的年轻一代诗人。我想，这也就是张嘉谚先生为什么在《中国低诗歌·后记》中要说他在写作本书这些文章时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

索笑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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