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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彻底否定文革而血洒横山的女杰
——陆兰秀早就从理论和实际上揭示了“文革”的罪恶而惨遭杀害
来源：五柳村海外版
〖《红岩儿女》编者按〗陆兰秀1918年2月生于苏州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后来随着时代的大潮，在祖国大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经历了曲折崎岖的道路，于1966年春回到苏州，从“文革”狂风初起之时开始，她就以弱女之身、智勇之心，连续四年在暴力摧残下与“文革”风暴抗衡，破除个人迷信，批判发动“文革”的严重错误。1970年7月，在她的出生之地的南郊横山之麓，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子弹结束了生命。
作为一位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在她的身体被监禁的时候，她坚持了思想的独立和自由。从对“文革”的本质的认识上来说，她是亿万人民中少有的一位先知。历史早已证明，在对貌似强悍的“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斗争中，她是胜利者。在她血洒横山十年之后，“文革”已被正式宣布彻底否定，她的冤案也已彻底平反昭雪。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以后，苏州市图书馆新来的副馆长陆兰秀就感到头晕目眩，迷惘困惑。纷乱，喧闹，狂暴，一夜之间，一切是非黑白善恶美丑真假以致革命反革命，都被颠倒过来。整个社会都在上演一场让人看不懂的闹剧。不论被斗的、斗人的和众多跟着摇旗呐喊的，统统都是在表演，表演一场褒恶贬善的坏戯。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在戏中，一切都是假的。
陆兰秀是在1966年初主动请求从北京调到苏州的。一方面，她的丈夫朱传钧患肺结核和胃溃疡，加上南方人不能适应北方气候，病情日益严重；同时，“左”风日急，她曾经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全国独一无二的科普图书馆，连同它的领导机构，都已经被视为“裴多菲倶樂部”，已経频临关闭的境地。因此，她请求调回故乡苏州。这时的陆兰秀已年过五旬，鬓有银丝，经常穿一件旧呢子短外衣，戴一副金丝眼镜，讲话总是面带微笑。她精通俄英两种外语，馆里人都认为她是一位资深学者，见面总喊一声陆馆长或陆老师，对她多了一份尊重。
她不会根据“导演”的需要“背台词”
在人们跟着最高指示像是戴了面具化了装在演戏的时候，陆兰秀为难了。她生来不会演戏，不会根据“导演”的需要背诵违心的台词，她同“革命”的要求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馆里的一些年轻人看到外面很多人都丢下工作去“周游列国”，美其名为“大串连”，就拉着她到会计室，要她批给每人一百元“串联费”。她只能善意地劝说：“馆里人手不足，经费有限，外面车船也挤，要玩以后还有机会。”她一点也不懂，这话犯了“以业务压革命”、“诬蔑革命造反派”、“干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的忌讳。这些平时很文静的青年，抡着拳头向她吼叫着。她只能找个借口溜回馆长办公室。
苏州市文化系统开大会批判文化局长周良等人，陆兰秀低头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人们吼叫着：“打倒周良！”，“你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含沙射影”四个字一下触动了她的神经，她猛然想起了清朝野史里记叙的一件又一件所谓对朝廷含沙射影的文字狱，一个个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她又听说，市里开批斗大会，造反派的打手们把市委书记柳林的头摁到地上，用拳头猛击他的腰部，说这是叫他知道点造反派的厉害。柳林当场晕厥，已送医院抢救。听人说这位书记讲话不要秘书起草，下厂不坐轿车，是个很有文化修养又平易近人的领导人。她想起鲁迅说过，革命不是叫人死，而是叫人活得更好。革命怎么能这样搞法？她越想越感到义愤。于是，提议联名给柳林写一封慰问信。竟有不少人在她起草的慰问信上签了名。馆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把火烧到支部书记洪雯华头上，要求大家和她划清界线。陆兰秀却拒不交出不利于支部领导不利于大家团结的所谓黑材料，完全不考虑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化革命一开始，“造反有理”的口号就喊得震天价响。
喊着这个口号，造反派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因为毛主席早有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从一开始，陆兰秀就不赞成这一句话。她自信自己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为丰富、极为謹严的科学体系，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勉强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似乎可以说是：“解放全人类。”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说过“造反有理”的话，可是时代不同。那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而这时建国已经十七年，政权早已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这时候笼统地鼓吹“造反有理”，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国无宁日了吗？陆兰秀认为，作为多年的理论工作者，决不应该附和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口号，不管它是谁提出来的。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率先开始了全市的夺权斗争，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支持。“文化大革命”被解释成“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演出了抢班夺权的闹剧。苏州市也不例外。一天早晨，陆兰秀去上班。走到图书馆门口，只见紧闭着的大门上方，高悬着“夺权有理”的大幅红布标语，一群套着红袖章的陌生人，从侧门进进出出。原来，图书馆也被夺权了！不管这些，她径直走进馆长办公室。办公室里烟雾腾腾，乱七八糟地坐着一群夺权指挥部的好汉。陆兰秀以抗议的语气问：你们还让不让我们上班？
馆里的一个造反派出来让她到采编室去编书目。陆兰秀却拉过一张凳子一坐，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夺权。洪雯华是馆里的党支部书记，只有她才有权分配我的工作。也许是陆兰秀的气度震住了这些人，他们只好把洪雯华找来，由她把陆兰秀招呼到采编室去编书目。
到处都是一片混乱。人们越来越疯狂越残暴，从斗“走资派”、搶班夺权到“抓叛徒”，又发展到打派仗、武斗。武斗一天天升级，秀丽幽静的园林城市变成了造反派打派仗的战场。一派盘踞城内，一派退居城外，今天你攻打苏州医学院，明天他炮轰阊门。古城内外，枪声震耳，火光烛天。著名的苏州医学院的实验大楼被焚毁了，整片繁华的大街被烧光了。由于武斗频繁，煤炭供应中断，甚至贯通南北的京沪铁路也一度被造反派截断。工厂停产，商店门前排起长队等着买毛主席像章。教授们没课上，捧本语录混时间。听说有的军工厂也停产了，师傅们就用厂里的精密机器和高级原材料制造毛主席像章。人们佩戴的那些最精美的像章大多出自军工厂。陆兰秀听说了，脸色阴沉，从胸前默默的摘下了自己戴的一枚小像章，从此再也不戴。
形势还会怎么发展，谁能说得清？陆兰秀忧心如焚夜不能寐，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终致病休。
都怪老天让人长了一张嘴
1968年5月3日，陆兰秀被关进“牛棚”，就在图书馆后边的一排空房子里。罪名是“叛徒”。她年轻时被捕过，党组织早已作过结论，造反派当然不承认这些。陆兰秀严重失眠，不服药就通夜不能入睡。进“牛棚”时家里人给她带的药全被搜走了，开始应她的要求，每晚发给她一两片药，要她当面吃下。以后觉得这样太照顾她了，有违他们的“革命精神”，干脆不给她发药了。再以后，索性没收了她的公费医疗证，省得麻烦。这一下，他们省事了，陆兰秀却是白天繁重劳动，夜晚不能入睡，尝够了度夜如年的滋味。她认为既是组织审查历史，就只能一切逆来顺受，接受一切本人。白天她按规定劳动，接受批斗，夜里赶写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她的两眼深陷，脸庞也亮晶晶的浮肿起来了。
进入酷暑，“牛鬼蛇神”们住的平顶小矮房，曝晒一天，夜晚蒸热难熬。造反派发了善心，决定夜晚不锁“牛棚”，不派人值班，他们可以到院子里乘乘凉。同时警告：不许乘机搞反革命串连。所谓反革命串连，就是指这些人互相讲话。一开始，这些人谨守规矩，谁也不同别人讲一句话，允许出来吸口凉气就很满足了，有些人只敢跨出门槛，靠在房门口吐吐热气，而不敢到院子里。人总是得寸进尺的，慢慢地胆子就大了，端起长凳坐在有玉兰和樟树遮荫比较凉爽的院子里。人长了嘴总要讲话，自然就聊起天来。不经意间，有人还顺口发上一句两句牢骚。甚至议论“走资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的区别也不过是看你支持了哪一派。不久，造反派就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一次批斗会之后，每个人都得写出详细交待：乘凉中搞了那些反革命串连活动。更重要的是，夜晚再也不许他们乘凉啦，隔离室门上加上了铁锁。他们只能埋怨：老天为啥要给人生张嘴？
随时随地都有“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8年9月23日，陆兰秀又被送进设在忠王府的“文化系统斗批改学习班”。和她同囚一室的是著名作家阿英的长女、市文化局党组书记钱缨。比起图书馆的“牛棚”，这个“学习班”抓阶级斗争的水平更高，嗅觉更灵。陆兰秀刚进来的一个深夜，突然，四处响起了尖厉急促的哨音，夹杂着“起来”，“集合”的吆喝。在阴风飕飕的四面厅大院里，满眼凶光的工宣队指导员跳上台阶，厉声宣布：“学习班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原来是他们发现了原文化局长周良的笔记本上，抄有鲁迅的几首旧体诗。所谓的新动向就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周良，借鲁迅的诗，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周良被揪着头发挨斗，包括陆兰秀在内的一大串“牛鬼蛇神”低头弯腰陪斗。之后，又连夜查抄了大家带来的所有物品，搜了每个人的身体。
没过几天，又出现了几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有的是在认罪书上写错了字，有的是在交待问题时“美化自己的丑恶历史”，等等。秋收时，“牛鬼蛇神”们到一个公社去收割稻子。稻田泥泞，陆兰秀两脚深陷在烂泥里拔不出来，狼狈不堪。她穿的是元宝套鞋，最后只好拔出脚，不穿鞋子干活。没有想到，脚上还穿着袜子。造反派看到了，竟为此把她拉到生产大队开了一场批斗大会，还要她交出认罪书。
陆兰秀的“叛徒问题”还没有洗雪清楚，她的父亲在诱供、逼供之下被诬陷为中统特务。父亲是特务，女儿自然也逃不脱。陆兰秀陷入更大的困境。看看囚室里自己床头上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刚要坐下休息，只听外面一声吆喝：“陆兰秀，滚出来！”她走出去，被架进了工宣队的办公室。同室的钱缨看着她的小床舗空了两天两夜。陆兰秀事后在“劳改日记”上写着：“……不是我做的事，我不能胡说。”她精读过《资治通鉴》，记得司马光说过：“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为乱矣。”在革命的名义下，是非善恶颠倒到如此荒谬的程度，陆兰秀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她有了一把解剖刀——马恩著作
陆兰秀清醒地认识到，单凭自己的直觉，已经无法分析判断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需用解剖刀，要求助于马克思。她想起了1月29日是小女儿的生日，在向小女儿祝贺生日的信里告诉她：把家里的马恩著作分批送到她的身边。能干的小女儿很快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学习班专政组发现，整整半个月，陆兰秀没有写任何交待材料。他们注意到，白天，她伏在小桌子上，专注地在翻阅一本厚书；夜晚，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时轻声的自言自语：“颠倒了，整个都颠倒了！”“是反面教育，看来是有意识的一次反面教育……”
陆兰秀反复阅读和思考马恩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暴力需要用经济的原因来说明的一系列论述，以此来剖析眼前这纷繁复杂的现象。她坚定地断言：这不是真正的革命，从根本上说，“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既然这不是一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那又怎么解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这一准确无误的事实？对于当时的陆兰秀来说，这还是一个暂时无法突破的禁区。她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一个似乎各方面都能说得通的答案。她设想：这是毛主席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反面教育。为了中国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他安排刘少奇扮演右的角色，自己担任左的角色，在一定的时间内，把各方面的是非都搞乱，以此来考验和锻炼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一旦真的出现了左的或右的修正主义，大家就会起来抵制，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变修啦。她真的认为这是一次全国防修反修的大实验。她还认真论证了这次实验的方法。她学过化学，以化学实验作类比：在实验中不是需要加压减压、加温减温，不断改变条件吗？她以此来解释各种反常现象。她觉得自己想通了，就按这个思路来检讨自己的行动。
她不怕失去什么，也不想得到什么
工宣队指导员拍桌子吼叫：“把陆兰秀给我叫来！”她被推到工宣队的办公室。指导员口沫四溅，凶神恶煞地训斥她半月不交待问题，不写认罪书，嘴巴里还胡说什么是非颠倒，要她赶快觉悟，赶快回头，彻底交待，彻底揭发。陆兰秀仍在顺着自己反面教育的思路检讨自己。她觉得在运动初期，自己还能够站稳立场明辨是非。进入“牛棚”，上下左右加温加压，自己就有些糊涂了。辨不清造反派对支部书记洪雯华的丑化诬蔑，顶不住他们的逼迫，写了三份揭发材料。想以对别人的揭发，争取自己的解放。她为此深感羞愧。一听指导员说什么揭发、解放、回头之类的词，就真诚地表示要赶快觉悟，赶快回头。指导员还以为她真的驯服了，挥手叫她回去休息。
回到囚室，她从提包里找出了那三份揭发材料，交给了正在写认罪书的洪雯华，诚恳地对她说，不该在同志受难时火上加油。不想，这一下闯下了大祸！工宣队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竟然是洪雯华自己去报告的，因为她太害怕“反革命串连”的罪名。指导员这一气非同小可：这个坏女人，就是这样回头的？当天晚上就在剧院召开批斗陆兰秀搞“反革命串连”的大会。陆兰秀被反剪着双手押解到舞台上。好心的人都为她捏一把汗。她却泰然自若地站在台上对着话筒，一个一个地回答问题：
“这是我自己犯了出卖同志的错误，不是反革命串连。”
“我不是反革命，谈不上反革命串连；洪雯华也不是坏人，她也不会搞反革命串连
。”
有人责问她：洪雯华把毛主席语录丢到纸篓里，这还不是反革命？
陆兰秀说：“你们看到的是她的外表，我看到的是她的内心.，在舞台上演反面角色的并不都是坏人。”
大家挥着拳头，吼叫着“打倒……”，“放毒！”……陆兰秀无奈地叹口气说：现在革命群众不谅解我，将来总会谅解的.。
1969年3月14日，学习班的头头们决定在规模更大的延安剧场，召开“批判2月逆流，狠刹翻案妖风”的大会。把这件事和上面的“2月逆流”联系起来，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陆兰秀也意识到这一点。想想家里的丈夫女儿，不能再给他们增加麻烦了，她决心在会上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来一个“好丑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大会进入质询阶段，问题一个接一个，陆兰秀不是说一声不知道，就是不出声地摇摇头。主持大会的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拿出了一张登有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人民日报》，让她读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一段。陆兰秀一看，终于开口说话：“我没有权利读这一段。”主持人问她：刘少奇是什么人？“她答：我不知道。”主持人又问：“报上登的是本人，你还不信吗？”陆兰秀提高嗓门，字字清晰的说：“我是这样看的：对于凡是文革期间发表的文件，都要独立思考；就是九大作了决定，我也要再看一看。”台下一阵狂喊“打倒陆兰秀！”主持者又问：刘少奇是不是坏人？她回答：“刘少奇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干了十七年，错误总是有的。”不管主持者问到哪个领导人，她都是一样回答，还说：“颠倒了的历史，总是要颠倒过来的。”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把她的手反剪到空中，头被摁到地上。可她还是扭起头来叫喊：“我是不会向你们投降的！”
事后，头头们查她的日记。原来几天前她就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当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也不想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切威胁利诱都是无效的。”
以后，她再也不在劳改日记上写什么了。
可是，她太天真了。没有想到有人竟冒用党组织的名义对她说，就要开九大了，要她向党写一个思想汇报。要她写认罪交待之类，她都统统拒绝；说是给党写思想汇报，她立即认认真真详细的把自己对“文革”的认识过程写了出来，说这是毛主席用反面教育的办法审查和锻炼全国人民。最后写道：“运动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从现象看，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对立的，我暂时会被看成是反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我想，颠倒了的历史总有一天会被重新颠倒过来。”
造反派拿到了她亲笔写下的证据，铁证如山，一顶沉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已经套在头上。她意识到自己又受骗了的时候，已经晚了。
终于突破禁区，确认“文革”是毛犯了严重错误
九大召开前夕，陆兰秀被送到韩家巷一号“对敌斗争学习班”。送到这个地方来的，据说都是铁证如山的本人。这里的工宣队成员，不少来自某厂的翻砂车间。专政对象进来不久，就会尝到他们的高帮翻毛大皮鞋的滋味。厅堂里挂着大字书写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这气势没有吓倒陆兰秀。不管开什么会，不管你拳打脚踢，揪头发摁脑袋，罚跪请罪，她总是坚定不移清楚无误地宣讲自己的认识，而且一再宣告：“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我都是要独立思考的。”
在庆祝九大的大会上，造反派拿九大的新闻公报压她,逼他承认刘少奇是叛徒`特务,逼她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她通通拒绝,坚持刘少奇是好人。她说：“选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提议的，我不相信他一当上国家主席就变成坏人。”这里的造反派专门召开斗争大会，批斗她的顽抗行为。既说不服，也打不怕，揪着她的花白头发，把脑袋摁在地上，恶狠狠地猛踢不止，结果还是无济于事。陆兰秀不但顽抗到底，而且继续痛苦地坚定地思考着。
就在这时，工宣队把陆兰秀的丈夫朱传钧也抓到韩家巷一号这个学习班里。为了避免他们夫妻碰面，把陆兰秀暂时转移关押到另一个地方。年青的女看管申允章很同情陆兰秀，悄悄地告诉她，朱传钧已经被抓了，家里只剩下十四岁的小女儿小红哭哭啼啼一个人守着空屋子。她诚恳地勸说陆兰秀：“陆大姐，我劝你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不要再讲了。”
听到这消息，陆兰秀惊呆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朱身体不好，胃病严重，他早就劝陆兰秀提前退休，她就是不肯。现在让他受自己连累，也被抓了进来，他的身体怎能支撑下去？这时候的陆兰秀已是满身伤痕，假牙（陆兰秀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打掉了上颚的一排牙齿，周恩来和邓颖超送钱给她装上了假牙。因此这假牙对她十分珍贵。——编者）被干硬的大饼咯断，饮食困难，身体虚弱。长时间的苦苦思虑，忧愤困惑，突不破思想禁区的苦恼，煎熬得她经常连续多天彻夜不眠。得知丈夫被抓，小女儿孤苦无依，夫妻情、慈母心使她顿感再也无力支撑，头脑已经昏昏然乱成一片，理不出头绪。为了保护丈夫和女儿，她给工宣队写信提出，希望为她办理退休手续，她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活动。她太苦太累啦，她真的想避开乱世隐居山林。造反派根本不予理会。
经过一段喘息，陆兰秀镇静下来，继续思考，内心的斗争反反复复，痛苦而又激烈。终于突破了思想上的禁锢，她勇敢地走出了自己设定的怪圈：文革是毛主席设定的对全国人民进行的一次反面教育。突破了伟大领袖不会犯错误的禁区，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文革只能是毛主席本人的指导思想出了严重的错误。她想到，这样严重的错误，一旦发生在功勋卓著威信极高而又自信过人的伟大领袖身上，自己就很难主动加以纠正。这种混乱局面将会长期延续下去，中国怎么办？世界又怎么办？
从不敢设想，到不得不承认毛主席犯了严重错误，她经过几天的通夜不眠。她以常人难以设想的勇气，决定披肝沥胆，以死进谏，警策世人。
她以死相谏：立即结束“文革”！
1969年11月4日，陆兰秀开始绝食。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不吃不动不说话。同室的人却看到，她突然站在床上起下图钉，然后把她床头墙上的毛主席像取下叠好，放在别人的床头。为此她被拉出去批斗了一通。批斗中，她拒绝读“最高指示”，回到房里就躺下来不再言语。
陆兰秀的最后定性还有待上级审批，工宣队还不敢让她轻易死去。想各种办法劝告威胁统统无效，在她绝食六天后，连骗带强制把她送进医院抢救。她走后，人们在她的床垫下发现了她写得工工整整的几十张稿纸。第一页就是写给毛主席的信：
“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
信后面是一组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共计两万多字的文章。其中包括九篇文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她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剖析了“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她尖锐地反对把工作中有错误的干部当作敌人处理，批评林彪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把毛泽东思想解释得使人难以领会。特别触怒造反派的是，她在分析文革形势中指出：从来的统治者都必然在人们思想中散布仇恨的种子，人为地制造人们的分裂和战争，以利其统治。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没有完全清除这种旧思想。她希望人们觉醒过来，消除分裂，互相解放。年轻单纯的看管人申允章天真地问：这些材料要不要转到北京去？学习班的头头眼睛一瞪说：“这是罪证，转它干什么！”
彻底批判“文革”第一声
1969年11月26日，神州大地出现了第一篇全面声讨“文化大革命”的檄文——陆兰秀在囚室中写出了《告全国人民书》。她明白这样做要冒多大的风险，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是她看清楚了，必须全国人民觉醒起来，挣脱各种枷锁的束缚，“文化大革命”才能结束。她已经不再幻想领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她在这篇檄文中指出：“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统治者总是要塑造一些神像，利用宗教的天堂来麻痹人民；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育，让人民每天祈祷神像给人们以理想的幸福世界，而这个世界在反面教育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她指出，文革的统治者像过去的统治者一样，挑动干部群众互相斗争，造成整个社会的混乱，民主窒息，教育停滞，历史正在大幅度开倒车。她身在囚室呼吁同胞，奋起抵制，阻止这种历史倒退，使国家免于毁灭性的灾难。在这篇文章中，她开始对神化领袖的倾向作了批判。
三天之后，陆兰秀又写了《再告全国人民书》，进一步呼吁大家从神化领袖的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她指出：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帜就是：“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而不是统治者的奴隶。”因此，“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分析其内容，然后决定应否接受和应否抵制。”要从“一切服从毛主席”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
禁区一经突破，得失一经抛开，陆兰秀的思想进入井喷状态，一发而不可收。
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一天她写出了一篇重要理论文章《多思》，集中批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文章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了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她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要背诵他们的词句。她严肃地批判了林彪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谬论，指出只要有了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无论怎样灵活地应用他的著述都是可以的，可以探索，可以研究，甚至可以发展，可以怀疑.。文章严厉地批判那种无论开会发言和写文章，都必须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在这个范围内讲一点个人意见的不正之风。把毛泽东思想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死死捆绑起来，其结果将是遗害无穷。文章还估计到地球上会出现左和右两种修正主义，要警惕物极必反，过左的政策会导致出右的结果。结语是：面对文革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要求人们：多思!
在书写这几篇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的前后，陆兰秀还写作了多篇杂文·随笔·读后感，针对“文革”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和不良现象，借古讽今，或嬉笑怒骂，或娓娓细说，以多种形式启发人们思考和认识这些现象。在《吊岳飞之死》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要杀岳飞，总需明正典刑，罪有应得……必定是叛臣逆匪之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叛徒反革命。至于证据吗？那是确凿的。鲁迅早就揭露过，从来的阶级社会里，罪证都是在定案之后搜集来的。”接着又讲：“为秦檜设想，应该在岳飞回朝之后，大加颂扬，准备华丽住宅……派遣守卫人员，寸步不离，并运用种种斗争艺术，混乱其视听
，错乱其神经，损害其健康，迫害其身心，则不出二三年，岳飞休矣。到那时，或发布岳飞神经失常健康状况公报，或岳飞不胜迫害之苦，而‘自绝于人民’，再发布岳飞病逝讣告，天衣无缝，岂不比杀害于风波亭高明得多吗？”
陆兰秀以如此犀利辛辣的文字揭露“文革”中对干部的残酷迫害，她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提前和家人诀别
1970年1月18日早晨，天刚发亮，陆兰秀突然回到家中。家人又惊又喜地问她：“是他们放你回来的吗？”，“你自由了吗？”她叹息说：“他们怎么会放我回来？是我自己偷偷跑回来的。”她解开衣襟，散开头发，让丈夫和女儿看自己身上头上的累累伤痕，“我已经是必死无疑了。我死之前想看看你们。”她对回家度寒假的大女儿小緋说：“他们已经认定我是现行反革命，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我进行绝食斗争，无非是对他们表示抗议和蔑视。”父女们商量着眼前该怎么办。陆兰秀告诉小女儿，到学习班去告诉他们，就说妈妈一早就回来了。她是不怕抓，不怕杀的！
父女们婉言宽慰，她却坦然面对亲人，语气郑重地告诉他们：“对文革这样的历史大倒退，如果大家都不置一词，那中国人、中国党还有什么骨气，还有什么希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说假话。我今天偷偷跑回来，就是来跟你们告别的。”
她又说，自己的事会连累家人，因此向丈夫提出，“我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免得人家说你们是反革命家属、子女……”不管亲人们怎样伤心欲绝，她却硬着心肠把在诀别时该说的话都说了，安排了家事，欣慰地看了大女儿的男朋友的照片，还和亲人们一起吃了一次最后的早餐。而后嘱咐女儿：“你们能继承我们这一辈所从事的事业，做一个正直无私的人，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我对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我相信下一代比我们这一代聪明，也相信后人总会对我这个人作出正确的结论。”
凛冽的寒风中，父女三人呼喊着”兰秀”,”妈妈”，眼望着她被工宣队员门绑架而去，渐行渐远。一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图景，将永远留在他们的脑海里。
一息尚存，对“文革”批判不止
陆兰秀再一次被转移，被关押在民治路旁苏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部的囚室。在当时的苏州，工纠队是暴虐和野蛮的代名词。陆兰秀是被蒙着眼睛送到这里了的。原来同囚室的钱缨替她担心：陆兰秀那样刚烈的性子，送到那样的地方，不死也得脱几层皮了。果然，这里的伙食更坏，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几天下来，全身就像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身体状况越来越坏。这时候，“一打三反”已经开始，她还有许多话要说，而感觉到留给她的时间大概不多了。她得想法把劳动时间用来写文章。恰逢星期日，她婉言请求休息一天，因为身体不好。与虎谋皮，换来的只是一顿怒叱，说她是装病，抗拒劳动改造。至此，陆兰秀横下一条心，不论怎么责骂殴打，就是不去劳动，把自己关在囚室里，夜以继日，集中全力写文章。
此时的陆兰秀，突破了思想禁区，又告别了家人，已经是挣脱羁绊了无牵挂，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迸发出许多至今仍然闪耀光芒的亮点。从1月26日到30日，她连续写出了《居中》、《战争论》、《人之初》三篇政论，锋芒指向更多方面。
《居中》一文针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味支持所谓“左派”，斗争没完没了的情况，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统一是绝对的，矛盾的对立应该是相对的。掌握政权的人处理社会矛盾，不应站在一边，打击另一边，用斗争的办法解决问题。那样，社会就会出现无穷无尽的对立和斗争。正确的政策应当是居于中间位置，把各方面的利益统一起来。叫“中央人民政府”，“党中央”，就应该居中，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不应该分左右，只应该分正确不正确。她反复阐述，对毛主席提出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只是科学上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对于反对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叫叛逆的。虽然谁是谁非短时间难以判断，但历史总是最好的见证人。今后共产党是否还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热爱，还有待今后事实的验证。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人民头上，而且坐在人民头上，又偏向一面，处事不公，有人提出意见，就是反革命，要判刑，加以专政，这只能是对人民进行反面教育。她说，目前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已经充分揭露了，而如何统一还有待解决。究竟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绝对的，还是斗争不断、人压迫人的做法是绝对的？这是区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她尖锐地警告：希望“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局面不发生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如若不然，事与愿违，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局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民从来是在暴风雨中锻炼成长的，这一代人受点苦难，国家多倒退若干年，给下一代人多增加一些困难，最后还是要解决的。到那时，最后吃亏的，还将是损人不利己的“庆父”。
《战争论》一文，尖锐地批判当时醉心于文化大革命，空喊“备战”而不实际致力于增强国力的错误。她指出，对人民封锁事实真相，使人民变成群氓或夜郎，搞愚民政策，是最不聪明的办法。只管骂人家（按：指“帝修反”）日子不会长了，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文化大革命一直这么牵扯下去，不抓紧发展科学技术、全力进行生产建设，只怕日子不会太长的，将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自己。她呼吁：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请解放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迎接新时期的挑战。
《人之初》一文，针对随意把人称为“坏人”而加以专政的恶劣作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解释了性善或性恶的问题。她认为，人之初原本一尘不染，没有什么先天带来的善恶和好坏。生长在何种环境.，自然会产生何种思想意识。不论这种后天的思想意识如何，都不完全决定于其本人。把具有某种思想意识的人，简单地称之为“坏人”，抓起来，关起来，而不研究如何改变其所由产生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这种思想意识的根源，是捨本逐末.。旧社会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中的三大差别还很严重，各种制度也不完善，社会上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各种不良的、错误的思想行为。对于触犯刑律的，当然要依法处理。但是，如果把责任完全归之于个人，单纯地将他们判罪关押、斗争打倒，而不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能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吗？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应以新的统治者的面貌出现，不应单纯采用专政手段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而要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最后消灭三大差别。
1970年3月5日，陆兰秀第二次绝食。
就在她绝食的前两天，3月3日，他写下了《请总部负责人电转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以严厉的词句指出：“文革”已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痛苦不堪，祖国已濒于民穷财尽、国破家亡的边缘，时间已不允许再多拖延。请毛主席党中央放下屠刀，向真理投降”，不然，将来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将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千古罪人。
痛苦中的陆兰秀大概觉得言犹未尽，第二天又写下了《再电毛主席》的长电文，着重分析发生这次历史大倒退的原因：由于毛主席对掌握全国政权后的新历史阶段的规律没有全面掌握，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解有错误，没有完全摆脱旧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看不见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对中国前途的重要。长期以来，排斥不同意见，坚持似是而非的一种修正主义理论，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宣传机器，强制推行，流毒深远，清除已感困难。但她最后还是希望毛主席及早回头。
陆兰秀绝食的第四天，苏州市公检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来提审，问答没有几句，就因为她拒读“坦白从宽，抗拒从言”的语录，就被工纠队的人拳脚交加，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囚室，不胜感慨，忍着疼痛，写下一篇规劝工纠队员改恶从善的杂文《亲痛仇快》。
绝食的第七天，为了表示抗争到底的决心，她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写出《人民的要求》，提出，“当务之急，是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提出新宪法草案，开始新的历史篇章”。
一切抗议和要求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她每天依然几次被捆绑在门板上强迫灌食，痛苦不堪。
做完自己要做的事情，准备好迎接死亡
3月中旬的一天，公检法系统的人突然来提审陆兰秀。她照例拒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语录。奇怪的是这一次却没人对她动武。审讯者除了例行公事的提问，竟然还耐心地就陆兰秀所写的几十篇文章一一提问。陆兰秀或是轻蔑的冷笑一声，答以“不懂“、“不知道”，就是回以冷讽热嘲。审讯结束，还递过来一份审讯笔录，要陆兰秀签字。她明白了，公检法的人亲自出面，预示着她将被正式逮捕，上报时需要一份正式的预审记录。今天演的就是这场戏。
回到密不透风的囚室，陆兰秀便瘫倒在稻草地铺上，泪如雨下。“文革”路线的执行者就要对自己下最后的毒手了，自己的苦难可以解脱了。可是，倒行逆施继续下去，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什么希望？她想到，正式逮捕，戴上手铐脚镣，就再也不能写东西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写出自己最后要说的话。
辗转反侧了一个通夜，早上翻身坐起，一口吐出了一滩鲜血。她挣扎着坐在课桌前，写出她要留给世人的最后的话——《陆兰秀代遗书》和《致毛主席的忠告信》。
在《代遗书》中她写道：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其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血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
这就是一个有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在1970年给“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结论。
在《致毛主席的忠告信》中，她很自信地说：“你应完全了解文化大革命至此不应再发展下去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千头万绪，任重而道远，拖延时间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请即作出决定。”
陆兰秀要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努力恢复身体。此时此刻，她心境超脱，立即停止绝食，不断按摩、捶打双腿，争取以较好的体力迎接死亡对自己的考验。
1970年3月25日陆兰秀被正式逮捕。一次又一次地审讯，实际上成了陆兰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又一次批判。
有一次，审讯者从她的文章里找出了一句话，问她：你认为全国人民没有解放吗？她笑笑说：“心照不宣，你认为你们自由吗？”又有审讯者问她：你写过《告全国人民书》吗？她感慨万千地说：“我希望毛主席接受意见，希望全国人民群起而促之。如果毛主席错了，还一直紧跟毛主席，那全国人民就决不会得到解放。”
她是真正的胜利者和自由人
陆兰秀正式入狱两个多月了。朱传钧多方打听，毫无确切消息。一个名叫张惠英的青年女子，悄悄地交给老朱一个小布包。里面是陆兰秀非常珍贵的那几颗假牙和她的一只手表。还有她从内衣上撕下的一个小布条，上面有她用大头针戳刺出来的几个字迹：“传钧：我是会回来的。”把这两件有纪念意义的东西送给亲人，明明是告别，却又用会回来的话安慰老伴。用心如此良苦，朱传钧止不住热泪满面。
小张和陆兰秀同住一个号子，开始她不敢亲近陆兰秀，几次谈话后，两个人的距离就拉近了。看到陆兰秀被提审回来，脸上又添新的伤痕，她就搀扶着让她坐在自己身边，轻声安慰，劝她有话放在自己肚子里，少吃眼前亏。陆兰秀耐心地对她解释，为什么要抵制文化大革命。她说：“毛主席也说过，对不正确的领导，可以抵制。现在大家就要团结起来，抵制这种不正确的领导。……现在害怕的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不着急。这一代人不替我平反，下一代人看了我的材料，一定会替我平反的。过去有个屈原，他对皇帝很忠，结果皇帝把他放逐了，他一气之下投了江。现在端午节吃粽子就是纪念屈原。我就等于当年的屈原。”张惠英被陆兰秀感动得流下热泪。
经过一番所谓的审讯、查证，江苏省革委会政法组根据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报告，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正式签发了判处陆兰秀死刑的判决书。
1970年7月4日，苏州市在体育场举行了4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宣布：判处陆兰秀死刑，立即执行。一代思想先驱者陆兰秀为抵制“文化大革命”献出生命，血溅横山。
在陆兰秀被正式逮捕的时候，公安人员从她的小床上查抄出来她用铅笔写的的最后一篇文章的尚未完成的草稿，题目是《自由》。透过由于匆促而潦草的字迹，陆兰秀发出了呼唤自由的最强音。她指出：千百年来，人们前赴后继，付出高昂代价争取自由，但是，由于有些争取自由的人掌握政权以后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引起的思想的改变，人民的自由仍然没有来到。人们不过是从一种不自由改变到另一种不自由。在新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有许多自由权利，人们却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自由。对上级的逢迎吹捧，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们的排挤打击，这些形成了风尚，日益严重地剥夺人们的自由，从思想的不自由，转化为人身的不自由。意识形态里的不自由，并不比旧社会好多少。在新社会奴役着人们的不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还有被教条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被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对毛泽东思想的神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剥夺了人们的最高权力——自由。她期盼着，在“文化大革命”受到历史的审判之后，自由度会有所扩大，人民独立思考问题的自由会得到尊重。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赞颂自由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陆兰秀为了人民的自由，抛弃了亲人，献出了生命，身戴镣铐，血洒横山。但是，历史证明，她是胜利者，她坚持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打碎禁锢，独立思考的自由！
1978年，在邓颖超、朱蕴山等老革命家的干预下，陆兰秀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1982年，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作出决定，追认陆兰秀为革命烈士，中共苏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在苏州南郊烈士陵园为陆兰秀烈士立起来一座墓碑。
【此文主要由丁群同志提供材料，由宋琤编写。丁群为陆兰秀冤案的平反尽了最大努力。他当时任中共苏州市委秘书长，为平反此案曾调阅直接有关的全部七大卷档案，包括作为“罪证”的陆兰秀所写的十四万字的三十多篇文章，以及历次审问的现场记录，还对陆兰秀生平做了调查研究，事后，他为此著有《殷殷关山血》一书，并编注了《陆兰秀狱中遗文》（后者未能公开出版）。丁群离休前任江苏电视台台长。此外著作有《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英豪传》、《刘顺元传》等。】
〖《红岩儿女》编者的话〗现在看来，“文革”极其荒唐，彻底否定它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就在当时，腹诽者不在少数，敢于“负隅顽抗”的也大有其人。但像陆兰秀这样敢于并且善于以长篇大论和犀利短章、淋漓尽致地揭示其本质的，却是凤毛麟角。陆兰秀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知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像她那样拿来直接用于批判“文革”及其发动者领导者的，又有几人？这是为什么？
就芸芸众生来说，无论是受害者或是害人者，处境和素质各不相同，情况极其复杂，各自的“为什么”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
就陆兰秀这个特例来说，她的刚烈直言也并非偶然，现在可以用她的生平略作解析。
她是1940年在专制统治的白色恐怖中，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以后曾几次被反动当局的特务追捕，在危急中失掉组织关系，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一直忠诚地投身人民解放事业。在1946年南京下关惨案中，她曾被反动当局指使的特务暴徒毒打，上牙全被打掉，衣裳全被扒光，而依然英勇不屈。《红岩儿女》第二部第9章《下关惨案中的无名英雄》，对这次事件和她在这以前的经历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工作，仍然不随流俗，遇事常有独立见解。在她的历史情况已经完全调查清楚之后，不但不能恢复党籍，重新入党也遭到重重阻力，未能实现。而她依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她初进大学时先学化学，为了利于读懂革命理论转而修习经济学，并且学习了英法德俄四国语文。她后来还读过二十四史，读过能够得到的所有马恩著作，但从来不迷信书本，总要独立思考。
她醉心于科学普及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把它办成科技界知识分子查阅资料、研究学术的一个基地。到了“重提阶级斗争”的年代，她主持的科普图书馆被指责为“办馆方向错误”，成了“修正主义的小院子”，连同它的领导机构全国科学技术学会，都被看作毛泽东指出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即将关闭。她顿生故乡之思，请求调到苏州。
正如她自己说的，她不怕失去任何东西，也不想得到什么东西。无私也就无畏。造反派对她施加的压力越大，她对“文革”的认识越清楚，斗争的决心越坚强。
“文革”初期，面对突然袭来的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她也曾迷惑过。把这些解释为毛泽东故意采取反常的手法考验和锻炼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为这是一种“反面教育”。后来越来越解释不通了，她终于大彻大悟：是毛泽东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以后，她仍然说“文革”是“反面教育”，但含义已经不同，是教育人民认识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是一条极其危险的完全错误的道路。有了这样的确信之后，她为对历史对人民的责任心所驱使，勇气和智慧像井喷一般爆发。在决心“死谏”之后，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了，自己坚持的真理还有什么不敢向世人宣告的？ | 
匿名
发表于 2010-7-26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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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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