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收藏第一大家－－（山东人）陈介祺

春日海风

天下收藏第一大家－－（山东人）陈介祺

中华文物收藏第一大家－－－（山东人）陈介祺 在中华文物收藏中，如果论资排位，宋徽宗和乾隆帝都排不上第一，能够不愧天下收藏第一大家的，只能有一个人才能够胜任。       他就是山东人－－陈介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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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海风

陈介祺(1813—1884) ，中国清代金石学家。清吏部尚书陈官俊之子。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 、齐东陶父。山东潍县(今潍城区)城里人。自幼勤奋好学，聪颖强记。青少年时随父在京求学，19岁即“以诗文名都下”。1835年(道光十五年)中举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此后10年间，一直供职翰林院，官至翰林院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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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文物浩如烟海的宝库中，能够代表中华最为精髓的文物，便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也是台北故宫博物馆今天的镇馆之宝－－毛公鼎。

毛公鼎便是陈介祺诸多收藏品中的一件。
毛公鼎的美谈一直来被世人赞美的描绘成：良马遇到了伯乐。伯乐便是陈介祺

毛 公 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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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的介绍就不多提了，当年陈介祺花了1000两入收藏的毛公鼎就深知得了天下无双一匹宝马，为此立下了家训：任何人不得出卖此鼎。可惜其孙后违祖训，10000两银子又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
    毛公鼎於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据贺世明考证是清道光年间（1851年），自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後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巧见此鼎。
　　後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於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後，1912年其後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後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得大收藏家、後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於叶恭绰是用假名买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得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拚死保护，是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後，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後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於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於中央博物馆。
　　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现在毛公鼎收藏於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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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印楼是陈介祺于清光三十年创立的，因为它珍藏过万余件文物珍品，故称万印楼。陈介祺（1813－1884）潍坊市潍城区人，字寿卿，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道光廿五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于咸丰四年辞官归里。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专心致于金石学收藏和研究，成为一代金石大师。他以孜孜不倦的精神，进行金石考释和研究，写下了五十多种著作，文物界权威称：他的论调与批评，不但高出当时同辈一等，简直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金石书林”别具一格，质朴凝重，丰富了我国的书法艺术。他以毕生的努力，为我国的金石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赢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敬仰。万印楼建筑群具有典型的清代潍坊建筑特点，并有清代宫廷建筑风格。这里的东楼，就是闻名海内外的万印楼，东楼二层十间，陈列介绍收藏情况，学术成果，西间大厅各三间，大厅陈列仿古品，收藏编钟11件，取整数名斋号“十钟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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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赵婕妤玉印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重量级文物，可称为院中重器中的重器。 它当年的主人也是陈介祺。陈介祺当年得手应该花了应有六七百金的代价，陈视若珍宝，仅仅此印的拓片当年就售白银十两银子，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汉代赵婕妤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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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进士、翰林院编修、大收藏家陈介祺收藏汉印上万颗，筑有“万印楼”，此白玉印乃其一，陈死后，后人将其汉印委托德宝斋代销，民国四十年流传为张学良所得。1993年傅大卣透露了此事的始末：约在民国七、八年，陈介祺后人经德宝斋毛润甫、刘簾泉将汉印四十余方抵押给徐世昌大总统的弟弟徐世襄，传说旧有赵飞燕玉印一颗，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听说玉印一事，欲送给夫人于凤至，于是让毛润甫和刘簾泉前往与徐世襄交涉，而徐世襄却谎称已将汉印转卖他人，张只得作罢。民国十九年春，徐世襄去世，又过了几年，徐慎微先生托傅大卣见见徐世襄夫人，打听四十余方汉印的下落，不料这为孟夫人认为傅是小人物，不肯见傅，只派仆人转告：汉印的事她不知道，东西早就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世襄夫人，这位孟老太太将四十余方汉印卖给了故宫博物院，经坚定确实为汉印。但是这枚赵飞燕玉印经仔细鉴别，认定“婕妤妾赵”的“赵”字不是“趙”而是“娋”由此也引出了对印主的质疑，不能确定此印为赵飞燕玉印。而上边提到的流传始末中，龚定盫曾筑宝燕楼以藏之，而陈介祺更是钤一印非白银十两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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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侯鼎，高23.6cm，口径31.6cm，重5.58kg。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双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环饰窃曲纹带。 　　器内壁铸铭文4行21字： 　　唯正月初吉丁 　　亥，陈侯作□ 　　嬀四母媵鼎， 　　其永寿用之。 　　该器的铸造时间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铸器者为陈侯，物主为“□嬀四母”，“其永寿用之”为祈语。器物主人嬀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陈侯王室，嬀字前无法辨认的字可能是四母的排行字。 　　从器物的特征看，陈侯鼎的盂腹较似以毛公鼎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类器，但已变浅，蹄足也向细长发展，窃曲纹笔道略见粗疏。铭文在布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时也考虑左右之间的交替，笔道流畅，遒劲有力，从铭辞内容看属媵器之类。上述各项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类器及其它类别的青铜礼器共有的时代特性，故定陈侯鼎为春秋早期器。     该鼎原为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旧藏，《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著录。陈氏手拓其铭，传之于世。五十年代，该器归为国有，入藏故宫博物院。

陈侯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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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国家博物馆的青铜重器天亡簋 亦称《大丰簋》、《朕簋》，也是陈旧藏。 据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在陕西岐山出土。曾归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祺收藏，现为国博重要藏品之一。此器制作朴厚，纹饰精美，铭在器内底部，铭文记武王克商，西归宗周，于辟雍祭天，颂扬先王功烈，及作器人天亡辅助武王举行祭祀，受到赏赐等内容。它为研究周初立国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诣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 ，开创了千古词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

天亡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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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介祺青铜重器－－（商）宰椃角

现存日本著名泉屋青铜博物馆
宰椃角
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
通高：22.5厘米
重量：1.1公斤
日本泉屋博古馆藏


传河南安阳出土，为陈旧藏。

角属于古代青铜礼器中的酒器。礼器是宗庙中和宫室中陈设的器物，使用于各种祭祀、宴飨和各种典礼仪式的场合，古人认为祭祀和打仗是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角盛行于商末周初，其形制与爵相似，无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下有三足，但角的出土和传世数量远远地少于爵。该宰椃角通体透出青铜器特有的翠绿色，煞是好看。角身及鋬上皆有纹饰，足为三棱锥形，器形简洁、典雅。

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该宰椃角鋬内铭文二字，腹内壁铭文五行三十字，记商王对宰椃的赏赐，宰椃因作此器，用于祭祀父丁。商代有铭青铜器较为少见，长篇铭文更是罕有，宰椃角铭文多达三十二字，为商代晚期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宰椃角.

春日海风

陈藏有商周铜器248件、
秦汉铜器97件、
石刻119件、
砖326件、
瓦当923件、
铜镜200件、
玺印7000余方、
封泥548方、
陶文5000片、
泉镜镞各式范1000件。
因集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

若兰堂

卢尹5921

是两袖清风的官不？咋这么多银子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