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林——冀东早期革命运动先驱【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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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林——冀东早期革命运动先驱

时间：2009-03-06 作者：李成民
来源：遵化文史网

     杨春林又名杨雨农，化名李震之，人称李大炮。生于1891年5月。牺牲在1927年12月30日，时年37岁。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开滦赵各庄矿工会代表，中共北方区京东、直南农运特派员，中共玉田特别支部委员，玉田县委委员，京东特委委员，顺直省委委员，京东农民协会会长，京东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是冀东早期革命运动中从群众中涌现的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
                                         一
      杨春林，原籍河北省丰润县油葫芦泊南沿杨英庄人（现属丰南县）。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由于阴雨连绵，沥水成灾，颗粒未收，父母先后被贫困夺去了生命。当时只有4岁的春林不幸沦为孤儿，好心的乡亲们不忍看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便把他送到油葫芦泊北沿杨义口头村（现属丰润县）给杨庆云做了养子。杨氏夫妇膝下无后，对春林视若亲生，春林对义父母深为感激。
春林从小爱劳动，七、八岁时就随同父亲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18岁时，父亲给他完婚，妻子张凤品为人沉静、娴淑、勤劳，孝敬公婆，倍受乡人称赞。已进入成年的春林，中等身材，长脸型，高颧骨，大眼睛，薄嘴唇。他虽然只读过一年零一冬私塾，但聪慧颖悟记性好，凡是乡间流传的各式各样的故事，他都能记起来，还能有声有色地加以讲述。他性格豁达开朗，思想活跃，村里的年轻人都愿意和他来往。
       杨春林完婚后，为了维持生活，给本村地主徐国才当了两年长工。在老财的家里，起早贪黑，整天劳累在田间。既使这样，地主家人稍有不顺便拿他出气。一次，春林吃饭把碗磁响一下，老地主伸手就是一巴掌，杨春林早已忍耐不住，顿时怒火满腔，拿起饭碗朝老地主脑袋砸去，从此闹翻，离开了地主的家门。这时他刚20岁。两年的长工生活，他饱偿了地主盘剥之苦，也亲眼目睹了地主勾结官府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埋下了阶级的仇恨。
       当时的中国灾难深重，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农村凋蔽，民不聊生，杨春林家庭遭到破产，折变了仅有的两间茅屋，伴随双亲携妻带女寄居在唐山近郊卑子院岳父家。艰辛的生活，苦熬的岁月，在几年的时间里，大女儿被迫给一家财主当了使唤丫头，二女儿和妻子又相继去世，这使杨春林极为悲痛，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在为他妻子送殡时，春林失声痛哭，激愤地仰面责问苍天：“这是什么世道？！”
                                           二
        辛亥革命那年，杨春林经好友张凤柱介绍到开滦西北井小窑煤矿去做工，后因透水又到赵各庄煤矿在井下刨煤，由于他聪明能干，很快地掌握了机械技术，到机电科开绞车，当过两年小火车司机。十几年的光景，他亲身经历了旧社会煤矿工人“一步一滴汗，一个脚印一滴血”和“有今天没明天，下井就得拿命换”的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他深深地体察到，城市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比农村的地主对农民的盘剥更加残酷。苦难的岁月磨炼出他那不畏强暴、见义勇为的反抗性格。1922年第一次开滦工人罢工，他曾参与领导工作。此后又多次向煤矿的吸血鬼们进行斗争，因此，受到了工人们的爱戴。
        1924年冬，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派赵世炎到赵各庄煤矿，传播马列主义，做筹建工会工作。杨春林和另外几名工作受到赵世炎的直接培养，成为筹建工会的积极分子。赵世炎离矿后，共产党员赵玉良、袁达时（后叛变）依靠骨干力量，继续进行筹建和发展工会工作。杨春林在党的哺育下，对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夜以继日地进行革命活动。他根据党的指示，和几位工友一起，积极筹建“平民学校”，白天组织工人子弟入学，晚上组织工人听讲，很快在“平民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工人会馆”。1925年8月18日在福乐茶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开滦矿第一个工会，杨春林被选为筹备五矿总工会代表。同年，经赵玉良、袁达时介绍，杨春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春林入党后，更把整个精力倾注到从事工人解放运动上。赵各庄矿工会的成立，特别是向英国资本家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取消平粜所”等要求。资本家表面敷衍暗地里唆使包工大柜和工头监视工人活动，并勾结官府阴谋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春林没有畏惧敌人的威胁和恫吓，他遵照党的决定，到马家沟煤矿积极组织筹建工会工作。9月5日下午，地方反动军队终于在英国资本家的鼓动和唆使下，首先逮捕了正在林西矿帮助等建工会的四名组织者。杨春林当时在马家沟活动，得以免遭敌人毒手。但他决不就此隐蔽以图自保，而是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冒着危险急如星火地到赵各庄，找到党组织负责人，研究营救工人代表和保卫工会的措施 。
        9月6日晚，赵各庄煤矿工会在矿东头的一所房子里，召开了有四、五十名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赵玉良分析了斗争形势，传达了党的指示。当会议快要结束时，反动军警包围并冲进了会场，又逮捕了赵玉良、袁达时等五名负责人，驱散了与会人员。敌人的连续破坏，使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遭到了镇压。在党的组织被毁、领导骨干被捕、情况万分紧急的时刻，赵世炎从天津赶到唐山召集杨春林、刘成章、宋起三名工会代表和唐山党组织负责人开会，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斗争策略，给大家以巨大鼓舞。此时，杨春林又挺身而出，主动挑起了这副重担。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监视，在赵世炎亲自指导下，他重新组织了骨干队伍，并先后三次在赵各庄南白道子福神庙秘密召集工人代表开会，研究营救捕人员的措施。9月12日晚是最后一次会议，约有二三百人参加，因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没有得到当局答复，一致愉定以罢工形式进行斗争，会议决定杨春林为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人，刁茂春为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并决定了罢工时间和罢工的有关事宜。杨春林又重新组织了工人队伍。
         9月13日清晨四点三十分，天刚发亮，赵各庄街头出现了罢工的布告，提出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代表、承认工会、不许打骂工人、增加工资、星期日做工按双工资计算，工人因病请假工资照发，工人因工废命发抚恤金1000元、矿方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取消平粜局包办制度等十项要求。在矿井的各巷道上设纠察队守卫，在通往矿区的各道口上都集中了大批工人。全矿近万名工人都停止了工作，绞车不转动，火车不开了，整个煤矿处于瘫痪状态！有几处地方，工人队伍与军警还发生了冲突，都被工人们用镐把和石砖瓦砾打跑了。为扩大罢工声势，春林等还研究从赵各庄矿派出代表前往林西、唐家庄串联组织东三矿同盟大罢工。罢工第一天胜利了，第二天（14日）下午，阴险毒辣的英国资本家从天津引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杨邦子）率领的保安队，对罢工工人进行了疯狂镇压。他们用刺刀逼迫纠察队离开岗哨，用武力冲散罢工人群，迫使工人复工。同时暗中收买工贼，对工人进行威胁、利诱、造谣、瓦解，破坏罢工。黄昏时分，杨春林在赵世炎指导下召集紧急会议，研究新的斗争策略，不料在会议尚未开完时就被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场，杨春林、刁茂春、何顺等罢工领导人当即被捕，赵世炎被工人们营救脱险。结果罢工失败了。杨春林等被捕后，解往天津警察厅关押。杨春林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他鼓励被捕的同伴说：“为咱们工人的解放，就是还有一口气，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这次斗争虽然由于缺乏经验而失败了，但这是杨春林与工友们一起率领万余人罢工队伍，在腥风血雨的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的坚强勇敢和组织才能，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1925年12月，国民军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接着便在天津附近与直奉军阀交战，直奉军阀溃败。24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进入天津，把关在狱里的“政治犯”全部释放，赵玉良、杨春林、王春元、刁茂春等由国民军护送回到赵各庄。他们回矿之后，在东煤场搭高台召开大会。赵玉良、杨春林先后在大会上讲话。他们讲得慷慨激昂，用大量事实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据理申诉保安队镇压工人运动的反革命行径。在这次大会上公开宣布恢复了赵各庄煤矿工会，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工人的志气。
                                                      三
        1926年5月，在北伐胜利的影响下，冀东地区工农运动兴起，党组织考虑到杨春林已在煤矿暴露了身份不宜在那里活动，便调回原籍——杨义口头村，配合北伐战争，从事农民运动。
       杨春林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立即深入群众，开展革命活动。通过走门串户拉家常、讲故事的形式联系群众，宣传革命，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有一次，他给大伙解释什么叫“耕者有其田”时说“在咱们中国，南方有共产党，正在组织大家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工农坐天下，不在当奴隶过牛马生活。”他这样深入浅出地讲解，开始拨动了一些青年人的心弦。人们自动地围拢在他的身旁，倾听他的谈话。在与群众的广泛接触中，他发现年轻人里边的李连之、刘贵才、郑景兴、李连廷、李世儒等人，思想纯洁，积极向上，就直接向他们传授革命道理和党的纲领、任务，启发他们觉悟。就在这年的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八）根据五名青年的要求和表现，杨春林接纳他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这是冀东农村最早建立的党支部之一。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春林主持兴办了“贫民夜校”，参加夜校的学员大都是贫苦农民。夜校开始时请本村“老秀才”李全树讲《三字经》。之后，由春林再讲一些革命道理，号召农民齐心协力，反抗封建势力压迫，争取逢身解放。夜校的活动引起了敌人注意，反动政府曾扬言：“谁捉住赤化党杨春林，赏给黄金四两。”杨春林没有被敌人的威胁所吓倒，他一面注视斗争动向，一面继续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在他的宣传鼓动之下，杨义口头的农民逐渐觉醒了。就在这年的秋天，本村地主赵珍魁看年景不好，想趁农民下苇泊治鱼谋生的机会从中捞一把，于是设税卡包搅了鱼税。规定大鱼抽税百分之十，小鱼抽税百分之五。党支部获悉后，立即研究了斗争对策。公历10月3日（农历八月二十七）赵珍魁指使其干儿子带了几个人的杨义口头路口设税卡催讨鱼税，老百姓在党支部的领导和党员的带动下，第一次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愤怒的人们踢翻了税桌子，赶跑了狗腿了，自动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这场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很快蔓延到附近的宋家口头、姚义庄、南曹庄等村庄。各村的老百姓也串联起来对本村的土豪劣绅进行斗争，清算他们贪污和各种劣迹，在群众的威势下，豪绅们心惊胆寒，被迫答应了取消鱼税和按地亩摊差的要求。这次斗争取得的胜利，使农民看到了自己的伟大力量，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
        10月11日，正当春林带领杨义口头的党员和群众继续坚持斗争的时候，由于邻村地主告密。盘踞在胥各庄的地方反动官府出动军警搜捕他。那是刚吃过早饭的时刻，杨春林在村头和几位老农聊天，突然发现一队骑马的敌人进了村，并很快冲到了他们面前，劈头就问“杨春林住在哪里？”他立刻意识到敌人并不认识自己， 因此泰然自若地指着自己的住处说：“就在那儿住”等敌人过后，他机警 躲避了，从此他根据党的指示离开杨义口头，奔赴了另一个战场。第二年春季，党支部的同志收到了他的来信，党员李连廷也去找过他。他嘱咐党员们要团结，要经得起考验，要组织群众把斗争坚持下去。后来组织上经常派人来村，和杨义口头党支部保持了多年联系。杨春林亲自建立的杨义口头党支部，由于全体党员的共同努力，不论环境多么艰苦，条件怎样不利，特别是在敌人长期统治时期，从未遭到破坏。在上级党的关怀和领导下一直用战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四
        1926年10月间，中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派杨春林去玉田县任农运特派员，与前期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归来的农委特派员张明远（又名张金岩，原籍玉田人）一起从事京东农民运动工作。杨春林初到玉田时一直住在张明远家里，明远的父母为人忠厚，待春林象亲人一样，在平时生活中，明远父亲过于严肃，母亲却爱说爱讲，因此老两口子常因话说不到一块儿而发生口角。可是春林来了之后，他讲今比古，说公道婆，从此家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风波。张明远曾回忆说：“他成了我们家的核心人物”。
        玉田县是冀东地区建党较早的地方之一。1925年夏，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江浩（玉田人）根据中共北方区的指示，曾率领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叶善枝和玉田在京津读书的一些进步学生等十余人来玉田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了共产党员，并于1926年5月建立了玉田县党支部。但由于支持国民革命的冯玉祥及其所属军队被直、奉两系军阀战败，革命形势恶化，成立不久的玉田县党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根据中共北方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的指示，张明远和杨春林到玉田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窕民运动和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当时玉田已有八名党员，在尚不具备成立县委的情况下，根据中共北方区的指示，成立了由张明远任书记、杨春林任宣传委员、李立元任组织委员的中共玉田特别支部，直接受北方区领导。春林比明远参加工作早，阅历广，而且年龄比他大十几岁，是个老大哥，但却非常尊理明远，比如由于文化低，识字不多，在领会上级指示和学习有关文件方面却虚心地听取明远的讲解，这表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开始时，他们通过进步的小学教师办了夜校，平民学校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南方农民的团结斗争和反帝反封的概况，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抗捐抗税，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民污吏、土豪劣绅。
        春林出身农民，又当过工人，饱尝过生活的辛酸苦辣，对农民有深厚的阶级感情和深入群众的好作风。为了唤起民众的觉醒，他经常出没在玉田城南、城东和城东北的几个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他讲话声音特别宏亮，又富于鼓动性，象大炮一样震动人心，所以群众送他一个雅号“李大炮”。人们喜欢他、爱戴他，只要一见他来，就围在他的身边，说长道短。不仅谈论工作和生活，就连群众之间的纠纷，家庭中的不和睦，也都愿意向他诉说。和他一起战斗过的玉田县郭屯村老党员乔俊丰回忆说：“李大炮这个人当年在我们这片熟得很，大人孩子都认识他，经常和大伙说说笑笑，进谁家就可以吃饭，哪家有不顺心的事儿也都愿意和他叨咕叨咕，经他一说就开窍了，群众都把他当作自已的贴心人”。
        农历11月中旬，玉田特支了解到统治河北的奉系军阀为筹措军饷，对抗北伐，巧立名目，增加捐税，以“旗地变民”的名义，强迫农民购买本业是自己的土地。“旗地”原是清朝王公贵族霸占农民的土地，向农民收租，土地所有权实际是农民的。辛亥革命后，“旗地”已改由政府收租，所有权仍属农民。但军阀政府却以把“旗地”变为“民地”为名，要农民出钱买土地的所有权，限期交款，逾期以拍卖土地威胁，对农民进行论诈盘剥。农民对“旗地变民”极其痛恨，但又苦于没有办法。特支经过分析，决定以此作为农民运动突破口，动员农民联合起来开展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根据特支的决定，杨春林通过各种关系走村串户，揭露军阀政府搞“旗地变民”，极其痛恨，但又苦于没有办法。特支经过分析，决定以此作为农民运动突破口，动员农民联合起来开展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根据特支的决定，杨春林通过种种关系走村串户，揭露军阀政府搞“旗地变民”，滥加捐税，搜刮民财的罪恶行径，启发农民敢于斗争。又在20多个村庄成立了农会。他在东蒙各庄清水寺召开的农会代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眼下官府让我们交钱买地权，这是对农民的公开勒索，况且交又交不起，不交又不行，怎么办？”他接着又提高嗓门说：“自古以来是官逼民必反，如今轮到我们这辈子人身上，出路就是大家联合起来反抗不交！”春林同志话音一落，整个会场沸腾起来，经过张明远、杨春林和党员骨干们共同努力，仅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在100多个村建立了农会组织，正式签名入会的会员达数千人。为避免反动官府怀疑，农会名称沿用旧的称号叫“联庄会”。此时，旧历年关已近，军阀政府催交“旗地变民”款也日益加紧，农民群众急切要求“联庄会”领导斗争，特支认为各方面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便决定组织群众进城请愿。农历腊月初八，正逢玉田县城进腊月的第二个大集，赶集的人特别多。上午11点左右，约有两、三千人的请愿队伍在杨春林、张明远和农会代表带领下，从四面八方涌入县城，直奔县议会。（因议会承包“民变”捐税）议员们早已闻讯逃窜，群众怒不可遏，春林和明远趁势鼓动群众说，县议员们是喝农民血、吃农民肉的土豪劣绅，是给军阀贪官污吏办事的，我们要打倒他们。愤怒的农民齐声呐喊：“打倒土豪劣绅！”并纵火将议会的文件被褥烧毁。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群众斗志越加旺盛，在杨春林、张明远带领下又奔向县公署，张、杨和农会代表沿街不断宣传鼓动，参加的群众越聚越多。此刻已有上万人涌到到公署门前，雷鸣般的呼喊声要县长出来，县长不敢露面，派其小舅子警察所长出面应付，几经谈判，看看实在推拖不过，县长才被迫出见，开始是拖延欺骗，继而又鸣枪恫吓， 群众见此情景更加愤慨，一拥而上，冲入县公署大院，县长见势不妙，转身就跑，正在狼狈跳墙逃窜时，被农会骨干孙庆田追了上去，用木棍狠狠打了一棒。接着又将县衙的门窗什物砸毁。由于时已天晚，杨春林和张明远遂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斗争取得胜利，并决定第二天在城北麻山寺继续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情绪高昂的农会代表和群众，听了他们的话，带着胜利的喜悦，出城回家了。
       腊月初九上午，会员们集结在麻山寺会场，杨春林和张明远作了简短有力的讲话，鼓励大家齐心协力，斗争到底。大会成立了玉田县农会，从此，沿用旧称号的“联庄会”，统一改为农会。大会还商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并向京津报界发出呼吁书和新闻稿，揭露“旗地变民”不合理，呼吁社会各界给予援助。军阀政府慑群众之威力，从此不敢在玉田向农民催要“旗地变民”款，斗争取得了胜利。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经中共北方区批准，党的组织由特支改建玉田县委，张明远任书记，杨春林任组织委员，县委负责玉田、丰润、蓟县、遵化和迁安等县的建党和农民运动工作。
        玉田县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是玉田县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组织起来开展翻身求解放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
                                               五
        反动军阀炮制的“旗地变民”象一股妖风袭击着各地，受害者岂止玉田一县？丰润、遵化、蓟县等皆与玉田毗邻，所遭“妖风”之袭也是苦不堪言。当时，在遵化境内有出名气的三大豪绅地主：铁山岭的崔子如，纪各庄的卞芳洲，山里各庄的赵梅岑，还有县商会会长李绍尧等豪绅，与官府勾结，妄图趁“旗地变民”之机大捞一把，他们串通一气，从官府包下了这笔重捐，将一等地每亩捐税大洋四块加到八块，二等地从三块加到六块，三等地从两块加到四块。对地方们的论诈盘剥，农民早已仇恨满腹，这次他们又想从已经榨干了油的农民身上再挤血，真是达到了忍无可忍的暴动，砸毁了县衙，赶跑了县长，拒交“旗地变民”捐税，迫切希望也象玉田那样得到“能人”指教，和贪官污吏大干一场，以求自身解放。
       1927年2月，和遵化西部下营一带有联系的玉田县农会代表孙庆田，把遵化农民盼“能人”的情况反映给张明远和杨春林，县委当即决定派他们二人去遵化开展工作。张、杨到了遵化，首先在县城南街路东同仁医院的大夫、国民党员韩仰文那里落了脚。随后秘密向外开展工作，不久就同纪各庄小学教员王麟阁取得了联系。经过宣传革命道理，王麟阁提高了思想觉悟，被发展为遵化县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为了尽快组织农民开展反对“旗地变民”斗争，通过王麟阁在遵化的社会关系，他们三人日以继夜地到处奔走，发动群众。先后到堡子店、兴旺寨、郝各庄、塔寺、黄土岗子、城子峪等很多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讲述玉田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宵会反抗“旗地变民”取得斗争胜利的事实，号召大家要齐心、要团结、要勇敢。广大农民群众听了杨春林、张明远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讲话，心里亮堂，情绪高涨，到处有人议论：这回来了“能人”，我们穷苦人有了盼望。小马坊村的群众说，杨春林讲的实在，听了痛快，庄稼人要活命就得这么干！当场就有149户报名入会。仅半个多月先后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塔寺、兴旺寨、城子峪一带三个区50多个村庄成立了农会，会员达2000多人。
        1927年4月17日，城西塔寺村的农会会员王振庸，被官府以“抗捐罪”逮捕入狱，官家从这里开了“刀”，激起了城西各村极大的民愤。18日，杨春林、张明远闻讯赶到当时农会活动中心的兴旺寨，在农会积极分子品一的院内召集各村代表开会，共同研究抗租、救人的对策，并决定组织全体会员到县城请愿示威。当夜，向各村农会发出转牌通知，约定于4月19日，在史家索大庙前集合。是日上午，各村农会会员率领5000多农民群众，手持锹镐钩杆涌来，12点正多开会，杨春林在大会上讲话说：“父老兄弟们、姐妹们！我们来遵化，就是跟大伙一起打倒土豪劣绅，为民除害。咱们苦了几十辈子的农民今天有了出头之日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土豪劣绅斗争到底，抗交‘旗地变民’捐就能胜利。”接着又宣布了几条纪律。霎时，群情鼎沸，一致表示：宁可与其拚死，也不再忍受其宰割！
       下午一时许请愿队伍高举“为取消旗地变民而斗争”的横幅大红旗，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当请愿队伍接近城下时，从城墙上发出一阵枪声，已经抱定斗争决心的群众，不仅没有惊慌后退，反而更加激仇，高声呐喊，跑步前进。到达北门时，城门已紧闭。于是从城门缝递进请愿书。一会儿，县长冯世祺和县公署其它向名要员带上三班军警上了城墙，军警们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群众大喊：“你们要开枪，我们就拆平城墙！”反动县长冯世祺假惺惺地哄骗群众说：“你们都是好百姓，不要受坏人操纵，交纳变地捐的事可以派代表进城商量。”暴动队伍当即大哗，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代表，大伙的事大伙办，要进城我们大伙都去！”
       正在反动县长踌躇之时，下面又齐声高喊“反动旗地变民”，“释放全部被捕群众”，“严惩土豪劣绅！”声同雷鸣震撼天地。县府官员慑于群威，只得向暴动队伍认错，当场答应释放在押群众、取消“旗地变民”、惩办土豪劣绅三个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
       通过这场斗争，农民得到了好处，看到了希望，人人赞扬共产党的主张。人们奔走相告，传述杨春林、张明远二位“能人”的事迹。特别是杨春林斗争勇敢、敢说敢当的精神，更为群众称道。“李大炮”这个名字在遵化县也传开了，穷人听着亲切，敌人闻之丧胆。当时在丰、玉、遵一些村庄曾流传这样的歌谣：“地主老财你别闹，穷人有咱‘李大炮’，我们起来闹革命，你们日子长不了”。可见春林的威望之高。
                                               六
       5月，杨春林根据中共北方区的指示，到河北省部邯郸一带做争取“红枪会”工作。“红枪会”是冀南一带农村为对抗溃兵和土匪骚扰而组织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武装自卫组织，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和行动纲领。在这个组织里有广大农民参加，其领导权一般由豪绅地主掌握。当时李大钊曾在《政治生活》杂志上就党争取“红枪会”工作问题发表文章，指出：“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群众里去……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然后，把“这一种蓬蓬勃勃的农民大运动”引到正确的路上去，使它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而能在我党的领导下，“脱去那落后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武装农民自卫团”。杨春林就是根据这样的任务去做争取和改造“红枪会”工作。因他带着浓重的唐山口音，到那里的第一天便遭到“红枪会”的绑架和询问，说他是奉军派来的侦探。面对杀气腾腾的“红枪会”队员，他没有惧怕，对“红枪会”讲了一通道理之后，又从容地说：“你们的头头是我的老朋友，早就有过联系”这才取得了他们的谅解被护送到首领那里。春林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一是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提高他们，合他们逐步克服不良习气。在工作和生活中他把因难危险置之度外。经过和其它党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红枪会”的信任。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当北伐军打到河南，奉军溃败时，“红枪会”拦击溃军，收缴溃军武器保护人民不受骚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七
        1927年“4·12”蒋介石叛变后，北伐战争夭折，北方军阀统治又得到喘息之机，争取“红枪会”的工作也受到影响。8月间，杨春林又调回玉田工作。
        在杨春林未回玉田之前，玉田县委根据农民的要求，曾作出“通过农会决定各村一律拖延不交警察捐，迫使驻各区的警察减员撤走，如他们到各村催交捐款或捕人时，即集合群众与之斗争”的决定。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城东亮甲店区的警察巡官见各村拖欠警捐，屡催无效，遂以抓赌为名，亲自率领警察到户部庄一带捕走农会会员二人。当时杨春林和张明远正在附近村庄开会，闻讯立即发动附近各村农民进行武装拦截，当即将被捕农会会员截留，并俘获警察一名，巡官乘马突围逃走。杨春林严词审讯被俘警察，据供称，这次巡官下乡，是军阀政府委派的以蛮横著称的警察所长司乃德的指使，目的是破坏农会，捕捉干部。为了争取主动，粉碎故人的阴谋，春林和张明远研究决定立即发动群众示威抗议。随后由农会发出转牌通知，要求全体会员携带武器由次日晨 到城东五里的行宫（一座庙寺）集会。第二天清早，先后到达的群众约有10000人，这是玉田农民在正式建立农会后的第一次大集会。会上，杨春林和张明远先后讲话，宣布了这次斗争的目的和意义，要求行动一致。在开会之前，县长听说群众要在行宫集会，便派人来谈判，表示农民要什么条件，本官可以考虑，但必须解散群众。根据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农会向县长提出以下条件：
         1、取消警察捐。
         2、严惩下乡扰民撤擅自逮捕农民的巡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3、惩办警察所长司乃德，并亲自向农民赔礼道歉。
         4、群众是否解散，是群众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
        条件提出后，县长计价还价。于是群众大会变成了一条长龙，在杨春林、张明远和农民代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向县城进发，当到达东关时，县长惧怕群众威力，不得不屈服，将条件全部答应下来。这时约有五、六华里长的队伍，分两侧站立，由警察所长司乃德从县城东门一步一个躬，当场向群众赔礼道歉。
        这次斗争的胜利，再一次显示了农民团结的力量也促使玉田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和改组顺直省委。9月间，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改组顺直省委的决定。由于杨春林在一系列的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领导才能，因之被选为改组后的省委委员。10月成立京东特委，杨春林被任命为特委委员。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省委决定在玉田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中旬，京东特委以直隶省农民协会的名义，在遵化城子峪云祥庵召开了玉田、蓟县、遵化、丰润4县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杨春林选为会长。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武装暴动的具体措施。在会议尚未结束的时候，收到了玉田反动当局开始镇压农会活动的消息，特委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派张明远和玉田县委负责人立即回玉田发动暴动。杨春林留在遵化，待会议结束后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武装，以配合玉田暴动。10月18日，按照预定计划，玉田县组织起两万多农民、手持武器，围攻并很快攻克了玉田县城，收缴了警察和保安队的全部武装，占领了县公署、县县议会、警察局、税务局等机关，县长等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逃匿一空。深夜，正当暴动队伍搜查和安排下一步行动时，杨春林率领遵化北部1000余武装农民前来支援，省委特派员、特委书记叶善枝也同时到达，这给了玉田暴动队伍以极大的鼓舞。这是中国北方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遵循“八·七”会议精神，响应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用革命的武装向反革命武装打响的第一枪，其意义是很深远的。但是，叶善枝（后叛变）以他右倾错误的观点，当众喧嚷暴动是“胡闹”，要暴动队伍立即撤出县城，强令解散。当即是趁援敌未到之前，做好必要的善后工作再撤不迟，如一事无成便匆忙解散，更容易遭敌镇压。叶固执已见，经据理力争，叶才勉强同意把暴动队伍撤至城东北郭屯一带整顿，并建议叶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在多数人同意下决定成立农民军，收缴各区、镇警察和地主武装，扩大农民军队，开展农村的土地革命斗争。根据这一决定，春林仍去遵化，一面宣传玉田暴动胜利，发动群众扩大农会组织与土豪劣绅作斗争；一面深入遵化北部山区，争取土匪武装。
                                               八
       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加强以玉田为中心的京东地区的土地革命的领导和开展武装暴动，省委派组织部长于方舟率一批军事干部到遵化王爷陵召开会议，会议遵照顺直省委《关于玉田暴动的决议案》精神，决定以玉田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并以现有的农民军为骨干，把分散在玉田各区的农民军动员归队，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京东农民军及其指挥机关，杨春林被任命为总司令。鉴于驻玉田敌人主要部队已经撤走，会议还决定再次攻打玉田县城，然后开展京东各县的土地革命。
        11月初，经过几天的整顿，武装队伍扩大到200余人，在整编期间，农民军做了一面绣着镰刀斧头和“土地革命”四个大字的红旗，指战员佩戴红袖章，油印了一批宣传品，在农民军向玉田县城进军途中，首战打下了遵化县平安城镇，毙伤警察数人，缴获该镇警察、民团的全部武装，这天正逢集日，农民军就地召开群众大会，杨春林和张明远分别讲话，宣传农民军的宗旨和土地革命纲领，号召组织农民协会，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不再向反动政府交粮纳税，还宣布要打倒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农民军的行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许多受苦受难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军，队伍迅速扩大到300多人。
        平安城子战斗之后，于11月7日进军到鲁家峪时，天已黄昏，部队因行军疲劳急于休息，宿营在山怀里。晚间，派部分队伍收缴该村反动地主刘玉梨的武装，但刘已有准备，双方发生战斗相持约一小时，农民军有2人受伤，遂撤出战斗，准备次日再战。根据当时情况应立即转移，但由于缺乏军事经验，对敌情估计不足，不料在一夜之间，反动地说刘玉梨诡称鲁家峪来了少数土匪，调集十村的地主武装1000多人，包围了农民军的宿营地。经一天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蒙受重大损失。领导人于方舟、杨春林、刘自立（农民军参谋长）和玉田县委书记解学海等，突出重围后，走到丰润县沙流河镇北边薛屯附近，又遇当地民团，不幸被俘，解至玉田县监狱。
         在狱中，玉田反动政府对杨春林等施以种酷刑，但他们大义凛然，同敌人进行了项勇顽强的斗争，向牢头和看守人员宣传党的宗旨，启发他们觉悟，对敌人刑讯逼供则是横眉冷对，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坚贞气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张明远闻悉杨春林等被捕的消息，曾多方组织营救，并准备武装劫狱。但反动当局竟于1927年12月30日，将杨春林、于方舟、解学海、刘自立惨杀在玉田城西门外。在赴刑场途中和临刑之前，他们齐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之后英勇就义。第二天清晨，当同志们和广大革命群众得悉杨春林等牺牲时，心胆欲碎，悲愤已极。发誓要为他们报仇，并以各种形式举行悼念活动。因为杨春林生活在群众中，人们对他有深厚的感情。屈指可算，杨春林从入党到牺牲只有三年时间。这三年，是他把党的主张件件传送到广大工农群众心坎上的三年，是他与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三年，也是他按照党的指示，带领工农群众与反动势力在风口浪尖上搏斗的三年。因此人民对他的怀念尤为深切。在矿山，工人们含泪默默地为他祈祷；在家乡，亲人们抱头痛哭，焚香为他遥祭；在玉田、遵化一带，有的全家老少痛哭流涕，有的偷偷焚烧纸钱以示哀悼。在乡村中还流传这样一段神话，说在英雄们就义的时刻，天空中曾出现一条红光，从东南向西北滑去，说他们是“星辰下界”，在“殉难之夜，曾有巨星殒落，响声如雷”。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春林等烈士无比崇敬和爱戴的神化寄托。
         披荆斩棘，冲破黑夜开路人，杨春林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号码047

浩气长存！

号码047

春日海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