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河北党史中一些存在争论的问题【转帖】

小菜一碟

河北党史中一些存在争论的问题

作者：郭德宏

在关于河北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有一些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在这里，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如何评价中共顺直省委？

中共顺直省委从1927年6月开始成立，到1930年底改组为中共河北省委，历时3年多，管辖范围达到北方的近半个中国。它是党在北方的重要组织，做了很多工作，也犯了不少错误。对此，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共顺直省委》一书，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这本书的缺陷，是收了两篇文献资料，数量太少，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如能再版，建议能多收一些。

中共顺直省委的问题，依我看主要是两个：一是自身混乱，连续遭到破坏，几次大改组，不仅使下边的党组织受到破坏，还使中央来此工作的人也接连犯错误，受了处分；二是执行了第一、第二次“左”倾盲动主义，给各地的革命斗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对于它给各地的影响，应该全面地评价，实事求是地来写。

2、对玉田大暴动的评价。

1927年10月发生的玉田大暴动，是党根据八七会精神，在北方发动的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在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这次暴动的发生和失败的原因，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经验教训等等，在1992年召开的纪念暴动6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进行认真的讨论。其中分歧比较大的，是玉田暴动是不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说：“这次暴动虽然发生在11月扩大会议以前，但搞的也是盲劝主义的一套。”会上有不少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同意这次会上大部分同志的意见，也认为不能把玉田暴动说成是“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因为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是在这年11月才形成的，在此之前发动的玉田暴动，不可能受它的指导。但是，也不容否认，玉田暴动的确受了从八七会议以来“左”倾情绪的影响，从而陷于失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指出，八七会议虽然是正确的，具有很大的功绩，但也反映出了一种“左”倾情绪，这就是革命急性病，它在会后继续发展，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玉田暴动所表现的“左”倾情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北方局和顺直省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对比缺乏明确的认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在南方叛变了革命，疯狂地屠杀**党人和革命群众，但它们统治刚刚建立，还不稳固；南方许多地区还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工农运动有较好的基础，甚至有一部分军队掌握在**党员手中，所以，不少地方具备暴动的条件。而北方就不同了，河北当时还处在奉系军阀的残酷统治之下，它在此盘踞多年，统治已比较稳固；群众的发动也没有南方充分。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比南方更加悬殊，暴动的条件并不是十分成熟。当时担任暴动总指挥的张明远也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北方局和省委仍然强调要发动城市工人罢工、军队兵变和农村暴动，要造成新的革命高潮。这是脱离实际的，以致玉田暴动发动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强大的反动武装围剿下终遭失败”。

第二，在斗争方向上表现出了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暴动后不是向农村发展，而是把攻打县城作为目标。更为严重地是，在撤出县城后，明知县城已有强敌据守，还要第二次去攻打，结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使很多领导人和大批群众牺牲，加速了暴动的失败。张明远说：“把攻占县城作为暴动的主要目标，也是一个失误，而且攻占县城后，怎样巩固和扩大胜利，如何继续斗争，省委没有明确的指示。从这一点讲，是否可以说暴动有一定的盲目”。

我认为，张明远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对于玉田暴动的意义、地位和作用，不能低估，但对于其中的错误，也不必加以避讳。只有这样，才能深刻地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今天才更有教育意义。

3、在察哈尔抗战中，中共河北省委及前线工作委员会起了什么作用？

在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察哈尔抗战的过程中，开始主要是中央特科和华北政治保卫局起了较大的作用，中共河北省委及前线工作委员会在后期也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它坚决执行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又成了导致察哈抗战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对冯玉祥“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主张“里红外也红”的“胡萝卜政策”，既扩大了与冯玉祥的矛盾，又吸引了国民党的注意，增加了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的压力。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情况下，为了减轻蒋介石的阻挠，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冯玉祥主张实行“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中共河北省委和前线委员会的一些人，都反对这种政策，在张家口的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罢工、罢课、罢操运动，喊出很多“左”的口号，搞得很“左”。据有的亲历得回忆：当时“中共个别人员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下，改变了与冯玉祥合作抗日的初衷，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和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把不同意见激化为不易调解的矛盾冲突，使冯玉祥内心感到十分苦恼和疑惑”。

第二，否认抗日是主要任务，不想信冯玉祥等人真心抗日，一再主张将受**党领导和影响部队拉出去，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政府，造成了抗日同盟军的分裂。就在抗日同盟军集中力量收复康保、多伦的前夕，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于1933年6月21日给前委发出秘密指示信，竟说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本人”，“他正在动员并组织一切反动势力，准备更露骨的摧残与屠杀（工农）”，主张建立反对冯玉祥的统一战线，“改造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使之转为真正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实行反日反国民党的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与红军”，并提出“攻打卖国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口号。23日，河北省委作出《目前华北政治形势与创造新苏区的决议》。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委员会，忠实地执行了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左”的方针政策。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他和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认为冯玉祥、吉鸿昌、佟麟阁、方振武这些著名的爱国将领都不是真心抗日，甚至也把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疏远了抗日同盟军的非党军事干部；……在工人、学生、士兵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的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v]。在日寇和蒋介石的双重压力下，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所受的压力本来已经非常大。柯庆施等人的这些“左”的做法，无疑又在冯玉祥和抗日同盟军内部，捅上了一刀。

第三，冯玉祥被迫下野后，不是积极团结吉鸿昌、方振武，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巩固部队，保存力量，而是一再主张南下冀中、冀南，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从而将抗日同盟军引上了死路。8月24日，河北省委前委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先会师商都，然后南下蔚县，赴冀中、冀南建立根据地。商都会师不成，又决定先东进再南下。二师部分党员和干部反对东进南下的主张，在东进途中即被宋哲元改编。到达独石口后，吉鸿昌、方振武等决定南下进攻北平。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在小汤山被彻底打败。方振武后来也说：决定南下进攻北平，是“走上了绝路”。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央驻北方代表、河北省委及前委的以上“左”倾错误，是导致抗日同盟军和察哈尔抗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是一个直接原因。对此，我们不应避讳，应从中吸收深刻的教训。

4、冀东大暴动失败的原因和高志远的评价问题。

冀东大暴动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件，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武装大起义，可是成果未能巩固下来，很快就失败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由于八路军第四纵队领导人过分地估计了敌情的严重性，匆忙决定部队西撤。对此，中央军委提出了批评。1938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在致八路军总部及晋察冀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的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的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对于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近年发生了较大的争论。天津的一位学者在《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一文中，认为高志远“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是抗日的功臣，在冀东大暴动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与吴佩孚联系不能说是“叛国投敌”，对他的处决是“误杀”，应该“平反昭雪”。另外，河北滦县的一位同志在《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也主张为高志远翻案。原抗日联军副司令李运昌看到这些文章后，立即致信原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处理高志远的当事人萧克，表示不同意翻案。原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也写了证明材料。1995年8月4日，萧克致信中央党史研究室，说上述二人的文章与事实不符，当时逮捕和处决高志远是有根据的，不能翻案，并说对这种翻案风应引起重视。

高志远的问题作为历史，是可以探讨的，但因为当事人都还在，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问题。像这样的问题要翻案，应该首先由有关部门向上级作出报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在意见不统一，正式结论未作出以前，不宜写成文章公开发表。在我们写地方党史、革命史时，对这类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应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慎重地加以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注：

郭德宏 ，男，1942年3月生，山东昌邑人。工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人行、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刊物编辑和中共党史研究及教学工作，牟中共党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共发表文章180多篇，其中《旧中国土地占有姿状况及发展趋势》获全国中共党史优秀论文二等奖，《五四精神与民族振兴》获“卓达怀”全国征文一等奖，《本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获“五个一工程”奖。出版《中共党只论庥》、《中国革命和建设论集》、《王明传》、《新中国史略》等专著、合著余部。其中《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获北方十五省市优秀著作奖，被认为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威威著作之一。主编或参与编写《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等著作20余部。其中与人共同主编的《红军长征史》同时获“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和国家图书奖，参与编写的《中国**党思想史》、《世界政党大全》均获中国图书奖。还担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组史党建学科小组（学乘法评审组）成员等。《北京党史研究》等曾专栏介绍。

本文是作者1996年7、8月间在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张家口举办的地方党史、革命史编写学习班上讲稿的第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