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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祖母---赵达
赵达,女,原名赵尊三。1907年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虹桥镇南会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天津上学期间接受进步思想,开始革命活动,期间与邓颖超、王贞儒、刘清扬等著名妇女运动领袖结下深厚情谊,在于方舟、李季达、江浩、江震寰等引导下加入中国**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天津著名妇女领袖。土地革命时期,赵达积极参加家乡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她在革命胜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玉田县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一、挣脱封建枷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
赵达是父亲长女,深受家里人宠爱,只是父亲封建家规苛刻,从7岁起就被父亲关在房中练习针黹、默诵经书。然而她生性活沷好动,自立精神强,不甘心做封建的大家闺秀。20年代初,正在本县女子国民小学上学的赵达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憧憬新生活,为了挣脱封建枷锁,她不顾家里人的强烈反对,于1922年暑期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此时正值太平洋会议以后,鉴于中国政府在太会洋会议议席上,不仅没有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更在山东问题上做出让步,面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和东北、山东的虎视眈眈,天津群众反帝反封建本人风起云涌,并将五月七日定为国耻日(1914年二十一条签定日),赵达与女师的师生们踊跃投入了这一运动,参加集会游行等各种活动。火热的斗争生活感染了赵达,使她追求光明进步的思想迅速发展,她积极参加社会各界纪念“国耻日”的活动,积极参加群众要求政府收回被占领土的游行集会。
在社会活动中,赵达结识了在女师附小任教的同乡江韵清(党的早期活动家江浩之女,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遇到了知音,二人经常共谋妇女寻求解放的途径,为了争取妇女在社会上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她们和一些同学一起发出倡议,并亲自组织妇女体育运动会。
1922年11月,天津妇女运动的领袖邓颖超、王贞儒等,继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天津建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旨在争取女权,捍卫女权。赵达积极参加了该组织,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在宣传委员会讲演股工作。“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为了开展妇女解放的各项活动,邓颖超、刘清扬等又建立了由“女权运动同盟直隶支部”主要成员组成的天津女星社,赵达又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并担任会议主席。女星社是由邓颖超等几个具有初步**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于1923年至1925年间从事妇女运动的进步团体。这时期赵达同邓颖超、王贞儒、刘清扬等妇女运动领袖一起,通过向国会请愿、组织集会游行、创办进步刊物、创办女子补校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学生和工人的爱国行动,宣传妇女解放,争取妇女的社会地位,声讨欺压迫害妇女的行为,号召广大妇女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党积极利用这一形式开展工作,当年夏,赵达经邓颖超、江韵清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组织。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6、7月间天津也和全国各大城市 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学潮,赵达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和镇压,一直斗争在最前列,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同敌人斗争,由于她斗争中表现突出,被当局视为激进分子,于同年6月被学校开除。此时,天津中国**主义青年团组织及时发现了这个热血青年,并发展她为共青团员(另有二种说法:“一、赵达于1924年加入共青团,于方舟”,“二、赵达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江韵清”),让她在团市委负责妇女工作。
1925年10月,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来的中共党员江震寰来到天津担任共青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工作上的关系,革命理想的一致,使她们接触越来越多。江震寰向赵达讲述了十月革命对全世界的影响,以用它对整个历史的推动作用。在江震寰的启发下,赵达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是人类寻求解放的唯一法宝,人类最终要实现**主义。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只靠一朝一夕的努力,只靠一时的狂热不行,必须不惜自已的一切,一生脚踏实地地为革命工作。从此,她经常和江震寰一起深入工厂、学校,向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协助江震寰建立各种进步的群众组织。她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1925年冬,正在火线上积极工作的赵达经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和江震寰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党员。
1925年11月,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打败奉系李景林,进驻天津。在这期间,中共天津地委为了加强是妇女运动领导,由团地委书记李延瑞兼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以中共女党员为骨干成立天津妇女协会。鉴于统一战线斗争的需要,赵达于1926年1月担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妇女委员。1926年2月初,妇女运动委员会又增加了江韵清、峭寒、江挹清三人,赵达、张健生等女党员担任了教务、学生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中共天津地委1926年2、3月工作报告,中央档案馆)
1926年3月21日,天津党组织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在平安影院举行大会。妇女运动领导人赵达、江韵清等出席大会,并向与会者教唱《国际歌》、《少先队歌》。
在几个月的革命斗争中赵达与江震寰建立了爱情,1926年5月他们正式结为夫妻。结婚后不久,上级决定派江震寰去山西大同,领导那里的群众运动,地委领导为了照顾他们,有意让赵达随江震寰一起去大同,但是由于赵达具体负责的天津妇女运动正处于关键时刻,她的离开会给妇女运动带来损失,于是赵达便在江震寰支持下,毅然向领导表示留在天津工作。
1926年11月23日,反动军阀政府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将已从大同调回天津的江震寰和另外14名革命者逮捕,江震寰等同志的被捕使赵达十分着急,在党组织极积营救的同时,赵达也力图通过多种途径营救。但是党组织认为江震寰的暴露已经引起敌人对赵达的注意,她不宜继续留在天津,同时考虑到她已经怀孕,决定让她回原籍坚持隐蔽斗争。
1926年底,张明远到天津向地委汇报工作。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便布置赵达返乡事宜并交待张明远,照顾好赵达。说:“赵达1924年加入共青团,后来转为**党员,是个热情能干的女同志,她原住在英租界益庆里30号,震寰被捕以后,就搬到了法租界福利里2号她大伯赵汝梅家中,现在法国工部局很注意她,由于一些密探认识她,她的目前处境很危险,而她的性格也不适合搞秘密工作,她在天津也呆不下去了,本来组织上考虑让她和江韵清、王秀江一起去苏联学习,但考虑到她已经怀有三个多月的身孕,又为营救震寰的事而紧张劳累,她的身体也快要拖垮了,去苏联难以成行。现在组织上决定让她回玉田老家去,她回去以后主要是休养,顺利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同时可以利用她家的地位,适当地参加一些当地的工作,在经济上给你们一些帮助,今后的斗争会更残酷,更困难,要让她学会适应在新形式下进行革命斗争。”
赵达遂于1927年初回到玉田。
二、化悲痛为力量,从事农村革命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党人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血腥屠杀革命者,经天津党多方营救无效,江震寰等终于1927年4月18日被奉系军阀杀害,牺牲前江震寰寄语妻儿,希望妻子能够继续他未竞的事业,并给未出世的儿子起名“赤星”。噩耗传来,赵达悲痛欲绝,可就在这时,她想起了江震寰对妻儿的瞩托,眼前浮起丈夫坚毅的面容,耳边又响起他那激人奋进的话语,她意识到应该向丈夫一样坚强,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她没有向任何人哭诉自己的悲痛而是把悲痛化做对敌人的仇恨,化做革命的力量,她为了自己也为了孩子将来弘扬先烈的革命精神,给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宏烈”。
赵达回乡以后,传言很多。反对当局命虹桥镇警官刘东阁密切监视她的行止,随时向县府报告,她的二伯父也宣存同她断决家族关系,可见她承受多么大的压力。有相当一段时间,刘警官每天都要到她家中去几次,察看她在做什么。她表面上消极悲观,整日同地主家的小姐奶奶们混在一起,打牌、抽烟(鸦片)、看戏,做出一副丧失革命意志的样子,以欺骗麻痹反动当局,她称刘警官“刘大叔”,对他客客气气,每次到她家中不是给他塞钱,就是给他送东西。刘警官也乐得拣便宜,乡里乡亲,睁一眼闭一眼,向当局报告说:“她哪里像个赤党分子呀?就算原来是,现在八成也吓坏了,不干了!”
赵达在玉田期间,主要是单线联系,和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唐山地委书记傅茂公(彭真)的联系是由天津地委和唐山市委的联络员鞠怀负责,和玉田县委(张明远)的联络则由一名农会骨干负责,平时不参加组织活动。她利用家里的便利条件,买了油印机和油墨纸张等,印一些平民课本和传单等宣传物品,同时经费方面给天津和玉田的党组织经支持。5月,中共顺直省委(临时)成立以后,她家就成了一个联络站和县委机关。
1927年9月,党中央为加强党的北方领导工作,决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北方局,原书记李大钊同志牺牲),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和领导了以玉田为中心的京东地区农民武装暴动,赵达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中甘当铺路基石。
9月下旬,中共北方区书记王荷波到玉田向玉田中心县委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王荷波夜间来秘密来到玉田,第一个迎接他的就是赵达。当时她带着出生才4个月的孩子,周到地安排王荷波的食宿,保护他的安全,迅速帮他与县委同志取得联系,王荷波和县委取得联系后,便在赵达家中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她主动担任警戒。会上,震撼中国北方的农民暴动蓝图产生了。此后县委多次在她家中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暴动的具体事宜,而每次都是赵达负责召集。担任警戒和提供食宿。另外,赵达还负责抄写、刻印县委文件和宣传暴动的传单、标语口号,为了这些工作赵达常常忙到深夜。
王荷波在玉田期间一直暂住在赵达家中,有一次王荷波正在赵达家西院召开县委会议,刘警官全副武装来到了赵家东院,问赵达:“听说大姑娘有几个朋友来了,你大叔能见见吗?”
赵达见他全副武装,不似往常穿便衣,说话语气也有些严肃,便提高警惕说:“怎么不能呢?我的朋友都是大叔的子侄,您怎能不见见呢?”他听后说:“这很好。”说着,随赵达向西院走来,一进大门,她就大声招呼:“张大哥,别玩儿啦,看看谁来了?”话音未落,人已进屋。见她领来一个警官,屋里人忙从摆满麻将的桌前站起来,笑脸相迎。赵达若无其事地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本区的区官刘大叔,听说你们在这儿打牌,过来看看。”
杨春霖当即问了好,让了座,大家都笑着打了个招呼,看到没有什么大事,大家放下心来,天南地北地侃起来,聊了几句,刘东阁即起身说:“你们忙吧,有空到我区里来玩!”说着,又和赵达一起离去。
送走了刘警官,赵达又回到西院,大家问她:“刘警官来干什么?”
赵达笑着说:“还不是来查我!”
后来几次会议,有时在东院的“道房”。即赵达的母亲的房里,有时在西院赵达的房里,她母亲很支持女儿的革命活动,县委开会,她就躺在炕上,也不回避。这样即使有外人撞见,大家只说是来看老太太的亲朋,也不至于引起怀疑。
王荷波走后,省委派特派员叶善枝来到玉田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
1927年10月18日,玉田武装暴动爆发,中国**党领导的北方第一次农民武装暴动开始了!由于省委特派员叶善枝夸大暴动的胜利和个人功绩,当顺直省委得知暴动消息后,立即派省委常委于方舟带领一批军事干部来到玉田。于方舟来等人来到玉田时,反动军警正在对暴动队伍进行搜捕,赵达不顾危险,热情地迎接于方舟等的到来,为了保证上级的安全,她四处探听消息,周密安排可靠的农会会员把于方舟等送到遵化,与暴动领导人杨春霖等取得联系。
玉田暴动失败后,反动派大肆搜捕和屠杀农会会员和暴动者,在白色恐怖中,赵达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使同志们脱离虎口。暴动领导人张明远、朱耀中、赵鎛等突围后,托人带信给赵达,希望能尽快离开玉田,得到消息后,天未明,赵达就亲自乘一辆马拉轿车来了,匆忙中,赵达也没有忘记给同志来带来衣物和理发用具,并亲自驾车送出危险区。赵家在玉田一带颇有名气,不少官府的人都认识她,过关卡时,哨兵问:“大姑奶奶这是上哪呀?”,“上唐山”说着递上几个钱,哨兵也不为难她,就这样张明远等顺利冲出重围,到了唐山。
当她听说于方舟等同志被捕,心中焦急万分,曾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们,她亲自带上钱物去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他们以鼓舞和关怀。由于敌人防守严密,营救未能成功,敌人也害怕拖久生变,于1927年12月30日深夜把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秘密杀害了,于方舟不仅曾是赵达的领导,也是赵达多年的战友和挚友,战友的牺牲带给她对敌人的满腔仇恨,也更加坚定了她的革命信念和意志。
对于在暴动中牺牲的烈士的亲属,她十分同情,拿出自己的钱和物救济他们,尽量使他们精神上得到安慰,生活上有着落。
1930年,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玉田搞了“黄林暴动”暴动很快失败。赵达对这次暴动密切关注,她深切同情因反对“左”倾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同志,暴动失败后,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她不遗余力地帮助同志们转移到外地,在手头现钱不足而又难以立刻筹措的情况下,她甚到把心爱的戒子摘下来给同志们做路费。
赵达和母亲一直暗中坚持革命活动。她们千方百计帮助遇难同志及家属解决生活困难,给外逃的人筹办路费,当时县里有人(包括她的二伯父)向反动当局密告,说:“虹桥赵达家窝藏本人”。于是,传闻风起,家人和亲朋都为她担心,劝她去天津或北京躲避一阵。但她却不为所动,表示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一天晚上刘警官问她:“听说你要到外边去?”
“是有这个说法,但我不打算走”赵达答到。
刘警官高兴地说:“对,你最好别走。你一走反而显得有事儿似的,放心吧,有你刘大叔在,没事儿!”
不久,刘警官告诉她:“县长把我叫去,说你们家窝藏本人,问我知不知道。我说没那事,县长拿出两封信让我看,都是告你的。我看了,就说:“她们母女寡居,男孩子又小,这是她二伯父想谋家产,故意陷害她,其实没事,我敢拿脑袋担保她。”看来,以后你得小心了!(张明远回忆)
赵达把娘家做为从事革命的立足点,遭到娘家多数人的反对,好心的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全。赵达顶住他们的反对,耐心地说服母亲。上级和县委的同志频繁往来,也引起了地方反动当局的注意,赵达动员母亲拿出钱物巧妙买通了虹桥的地方官员,使他们也为县委的同志担任“义务警戒”。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为了工作她带着孩子搬到了已经无人居住的婆家刘家桥村居住。
1930年以后,玉田的革命活动陷入低潮,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赵达并不灰心,她积极寻找机会,时刻准备为恢复玉田的党组织,使革命重新掀起高潮贡献力量。1933年,中共玉田县委得到恢复,赵达对恢复县委的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并请动让县委以她家为活动地点。
三、奔赴延安,抗日救国
1934年初,玉田的**党组织再度瘫痪,为了寻找党的组织,赵达把7岁的儿子宏烈留给了母亲,1934年8月,蓟县县委缺乏妇女干部,通张明远介绍,赵达来到了蓟县工作,由于赵达名声在外,在蓟县无法找到合适身份,不久又回到了玉田。
赵达自回乡以来,这么多年来,表面上混迹于地方大户家的太太、小姐和公子哥们儿之间,打牌抽烟(鸦片)逛戏院,不但骗过了反动政府的耳目,也使一些不了解内情的人,包括自己的一些同志,都认为她堕落了,不革命了。现在脱离其家庭,还其本来面目,自然一切都要改变,首先就是戒毒。人人都说戒毒难,可在赵达面前却显得并不困难,对此张明远在回忆中写到:“可是在我的印象中,赵达说戒就戒掉了。这件事,我始终不明白,究竟是她根本没有毒瘾呢?还是她的意志特别坚强呢?”
1934年冬,赵达随张明远离开了玉田到北京,在长辛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又将宏烈接到北京,托江浩的朋友熊希龄安排,进入香山慈幼院学习,后熊希龄又将李大钊的一个儿子也送到了这里,便给两个孩子编了个小家。
1936年秋,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喜讯传来,她又和张明远一起去陕北找党中央和红军,由于前途未卜,当时香山慈幼院的条件又很好,赵达的弟弟和堂弟又都在北京,就把宏烈暂时留在了北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直至全国解放才相见,七七事变后,香山慈幼院也被战火焚毁,后经李大钊长子多方寻找,才找到两个孩子,并将宏烈送至姑姑江韵清处抚养。
经过一年多的蹍转跋涉,赵达终于1937年11月带着女儿来到了延安。到了延安后,赵达感到这里处处充满了生机,觉得空气都是新鲜的。虽然生活艰苦,吃的是小米饭,穿的是粗布衣,住的是土窑洞,但是人人都是奋发向上,她立刻被根据地这种火热生活所感染,要立即投入学习和工作。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党急需大批抗日干部。为了适应斗争需要,赵达首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抗大三期学员。在这里她聆听了陈云等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演,她深感自己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十几年,但革命理论还懂得不多,远远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此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自己认真读书听讲外,不仅主动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求教,也向周围同志求教。学习期满后,赵达先后在延安鲁迅小学任教和在抗大编辑科担任文书。
1938年11月28日,正在赵达拼命为党工作的时候,日本侵略者轰炸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赵达不幸身负重伤,特别是被严重炸伤的右腿难以保住。为了能为党继续工作,她恳请医生保住这条腿。但是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还比较差,药品也不足,伤病无情地折磨着她,但她顽强地同病魔斗争,为了减少医生的麻烦,节省药品,她硬是咬着牙把残留在腿部的弹片拔出来。养伤期间她还热心照顾同志,同病室住着一个八路军战士小刘,赵达便教她怎样与伤病作斗争,并拿出珍藏已久同江震寰烈士结婚时用过的红缎子被面,为小刘缝制了一件精致的小袄,勉励她继承先烈的遗志,为革命立功。
当赵达可以拄着双柺下床时,她不顾医生的劝阻坚决去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受伤重,希望她继续休养,暂时不要工作,赵达这一次没有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她致信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说明自己迫切投入革命工作的心情,领导拧不过她,只好让她随时到行政学院从事些力所能及的刻字誊写等工作。
经过医护人员两年的精心治疗,赵达的右腿虽然保住了,但从此落下了残疾。赵达出院后,领导先后分配她到延安行政学院等部门工作。当时,为了战胜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全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延安各界的大生产运动立即掀起了高潮。赵达在这次运动中曾夺得延安行政学院纺线第一名,在贯彻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时,赵达一个人担负起机关原有3个人的工作量,拖着严重伤残的身体,为此她经常忙得不可开交。
四、保持晚节 余热生辉
解放战争期间,赵达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历经一年多艰苦跋涉,从延安到东北。她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门工作,而后又转到地方,在松江省阿城荣军学校任教育股长。辽沈战役开始后,她不顾伤残的身体,夜以继日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给交给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赵达先后在松江省人民政府、东北人民政府荣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后又在贸易部所属的统计学校任副校长,在沈阳市商业局疗养院任副院长。从1956年开始,赵达担任中国纺织品公司沈阳市公司副经理。由于长时间的艰苦生活与繁重工作,赵达积劳成疾,除伤残的右腿日趋恶化外,到了60年代初,她已经身染多种疾病,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她只能边休养边工作。
赵达的晚年虽然伤病缠身,但她仍以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解放后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变了,可她仍然不忘战争年代,在工作上高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低标准要求自己。她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和亲属,新中国成立以后,赵达的很多战友都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些对子女和亲属符合政策的安排也被她婉拒,她担任领导工作多年,她从没有利用手中权利和工作之便谋取过任何私利。
赵达一家人一直生活在一座狭窄的一半地上一半地下的房子里,上级领导为了关心她,让她搬入条件好的新式楼房,她坚持不搬,她不愿离开身边的职工群众。
赵达时刻觉得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奉献太少,而党和人民却给予了她很多很多。当她知道自己患了绝症的时候,她拒绝了组织上再给她花钱求医找药。她叮咛自己的亲属,死后不要为自己和家里人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要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因为她是党的人。
1974年元旦,赵达走完了她战斗的一生。在53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真理不懈追求和奋斗,她忠诚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她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
今年是赵达诞辰10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同时,2007年10月18日是玉田暴动80周年,八十年前,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玉田暴动树起了北方武装斗争的第一面旗帜,八十年过去了,谨以此文纪念赵达与她的战友们!
本文资料源于:
1、《邓颖超与天津早期妇女运动》中国妇女出版社。
2、天津《益世报》1922年11月28日、12月2日、1926年2月1日。
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4、《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玉田革命史料(四)》玉田人物---赵达,作者:张世昌。
5、《延河儿女》中国青年出版社
6、1968年10月9日钱曾敏回忆材料
7、1968年4月19日朱耀中等回忆材料
8、《我的回忆---张明远》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9、《我母亲赵达的坷坎人生》张晓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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