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秩序和存续,都不能离开两件武器,这就是法律和道德。史前氏族部落的各种严苛禁忌,文明初始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道德规范,现代社会的庞大法律体系和道德准则,都表明社会越复杂,法律和道德就越多。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初期处于自然状态,没有财产、没有社会、没有道德秩序的看法,无疑只是书房内的思想家的一厢情愿。至于现代有些人寄希望于未来的自由王国,恐怕也只是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而已。
为什么人类社会离不开依托暴力的法律和依托舆论与自觉的道德?答案是由于江山易改,人性难移。人的贪欲、懒欲、馋欲、色欲是与生俱来的,而利他之心、公益思想则是后天才有的。前者可以通过基因、染色体传递给后代,后者却只能通过社会教育加以灌输,并因此也成了人性的一部分,与动物界有了理性与感性的区隔。所以有人说我们人类半是野兽,半是天使,实在是说到了点上。
人性恶的一面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并且这种随心所欲的发展属于个人,那这个人一定会是令其他人不齿的坏人、恶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曾或多或少地遭遇过,最好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实在躲不过去,就以恶制恶,让恶人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这样的恶人是执掌公共权力的人,那就会造成更大面积的恶果,作恶者本人也就成了历史上的昏君、淫君、暴君,永远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充当反面教员。如罗马皇帝尼禄、卡里古拉,德国元首希特勒之流。
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公共利益的善实际上是由许多个人的恶构成的,比如工人罢工、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资产者组成价格垄断同盟,其实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获利欲望,于是个人的私集合在一起就转化成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公。古希腊人认为“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细究起来,这多数人的意志原来也不是那么高尚,那么纯粹。当然,一个社会还必须时刻提防打着公共意志的恶对于集体之外的那些非公共的人的侵害,这样的公共意志如果得到实施,就有可能变成一场社会的灾难,比如希特勒的排犹运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黑五类分子的排斥等等。
为了把社会置于稳定的秩序当中,古往今来的思想家和统治者不断开动脑筋,设想出许多招数来限制人的兽性,其中相对最有效也因此最常用的就是制订法典和提倡道德。就道德而言,历史上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态,但各地、各国和各个民族的道德无论具有多少特殊性,却都有一个相同的核心内容,即节制。节制什么?节制那半是野兽的部分天性。比如,尽管历史上和现时代都有多妻制的地方,但大多数民族和国家都确立了一夫一妻制的法律,并相应地确立了忠于婚约、反对家内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的道德律条。仔细想来,这世上的坏事绝大部分是干坏事的那个具体的人不能自制而造成的,无意识干坏事的例子毕竟是极少数。
节制是要战胜自己的天性,而世界上最难做的事就是战胜自己,自愿放弃肉体感官的快乐。放眼看去,这世界上的各种宗教祭出上刀山、下火海、入地狱的恫吓,创造出无数可怕的审判场景,但总还是有人铤而走险,率性而为。由于节制的高难度,它向来被归入人类社会的美德之列,是道德追求的最佳境界。佛教的最高理想——涅槃就是彻底的节制,可惜活人无法高攀。不过话不能只说一面,过多强调人性恶的一面会让我们对自己丧失信心。不能忘记,我们还有理性的一面,人类大多数是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节制的,否则社会秩序就难以维系了。近些年来,有些国人常常危言耸听,好像整个民族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了极限。但我们只要冷静地看看自己的周围就可发现,遵纪守法、注意礼仪廉耻的人还是大多数,哪个时代也有自己的雷锋、王杰、焦裕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专题表彰的那些道德楷模,其实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大动乱时代,情况也是如此。我想这正是人类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抱有乐观态度的根源。
在古代世界,希腊人是最善于思考的民族之一,他们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目光长远,在美德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在美德的实践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祝宏俊博士注意到这个重要问题,试图从古希腊节制美德的历史入手,深入具体地探讨节制在两千多年前的东地中海地区的呈现形式和演变历程,填补了我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我为祝宏俊博士的新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人类都能像古希腊思想家所倡导的那样,努力做一个有节制的人,在情与义、家与国、私与公的矛盾中多考虑一点后者,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目标也就不是宏大的梦想,而是活脱的现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