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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1 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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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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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是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南北军阀争夺地盘进行混战,造成生灵涂炭。9月,京畿一带发生特大水灾,淹没了103个县,19045个村,灾民达6351300多人,田亩损失达254800多公顷。据路透社9月25曰电:“今夏大雨频降,保定与运河问之土地几成一片泽国,近日内水势陡涨,天津岌岌可危……”10月9日《大公报》载:“此次天津水患,系由静海县运河决口,洪水滔滔,经杨柳青往河北闸铺天盖地而来,堵救不急,淹灭村庄,吞噬田野……受难灾民在岸边支搭席棚,聚众其中,或从水中扶挈老幼妇女,挟持器物往高处,衣服褴褛,多数小孩身无寸衣,赤身在水中呼唤抢救,惨不忍睹……”南北军阀争夺各自利益,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由于没有及时进行防洪抢险,致使洪水泛滥,百万黎民饥寒交迫,瘟疫流行,饿殍遍野,流离失所。此时的熊希龄刚脱离政界不久,少年时期立下的理想和眼前的灾荒,促使他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济民救亡之路。
1917年9月,冯国璋任命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10月4日,熊希龄发表就职通电,在北京石附马大街设立办事处。他一面派人调查灾情,劝阻灾民不要往外流落逃亡,一面派人赴各地办粮,并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请求发放赈灾款项。10月8日,熊希龄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而直隶督军曹锟对灾情视而不见。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在天津排水工程中,他竟然为保护日本租界,不顾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将水倾注灾民的避难处,遭到熊希龄的斥责。熊希龄在致曹督军的信中说:“南马路为中国辖地,应由我筹款自筑,且南马路以西地方,同属中国土地,人民均应一律保障,不应歧视。”熊希龄不仅呼吁全社会为灾民捐款捐物,自己还身体力行,将自己家存的旧衣缝改,缝了100套棉衣捐给难民,还拿出500多元积蓄作为赈灾款。他的呼吁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据报上登载的数字统计,社会各界在10多天内捐助的棉衣裤以及旧衣裤、旧军装,共133000多套。熊希龄有位朋友叫邓人康,是前众议院议员,他从报纸上得知熊希龄募捐寒衣的消息,不顾自己卧病在床,带着家人剪改的旧衣40套,捐给水灾善后督办处。除了募捐外,熊希龄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请求赈灾款。按照他的计算,共需500万元。但当时的北京政府只拿出赈灾款50多万元,缺口很大。熊希龄无法,只得转而一面向外国银行借款,一面在社会上广泛募捐。10月15日,熊希龄向汇丰、麦加利、东方汇理、华俄道胜、华比、正金、花旗等7家银行借平银70万两,作为救济京津水灾的费用。11月22日,熊希龄又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45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捐款达200多万元。另外,熊希龄还与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熊希龄还电请各矿局捐助煤炭,大水将燃料冲刷无遗,煤炭异常缺乏。熊希龄派人采购接济,但因需量太大,一时难以供给。熊希龄请唐山煤矿局、开滦煤矿局以及临城、井陉等矿务局予以援助,得煤500多万斤。为了能让各地捐助的救灾物资迅速运往灾区,减少中途运输的费用,熊希龄向北京政府提出报告说:“当地数百万生灵存亡呼吸,嗷嗷待哺,办理赈务必须视同军事,刻不容缓,方免贻误时机。”因此要求三点:第一,各道县、各慈善团体,关于赈务事宜的所有电报,一律免费,由交通部通知就近各灾区电报局,遇到有各道县盖印的电纸,以及各慈善团体持免费执照的电报,都一律从速拍发;第二,督办处资遣难民和采办平粜粮食柴煤以及一切赈济物品的运载,各铁路都必须一律免交运费和票费,由交通部命令各路局遵照办理;第三,督办处与各院部商议有关赈务事宜的文电,均请令各院部迅速裁决,并予种种便宜,不拘常例。北京政府为社会舆论所迫,只得同意了熊希龄的三点要求。接着,熊希龄又发起了“以工代赈”以及采取种种办法保护春耕,挽救了500多万灾民的生命。
熊希龄除了积极救济灾民外,还致力于水患的冶理。一次,为了考察洪水的走向,尽快研究出治理河道的办法,他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跳进了水流湍急的河中……他的风湿病发作了,只见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掉下来,周围的人见势不妙,急将他拉上岸来。由于他经常这样冒着严寒风雪,到各地视察灾情,劳累过度,身体虚弱。医生对他说:“您安心到这里养病,等身体复原了再去救灾前线吧!”熊希龄回答说:“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我怎能安下心来养病呢!”鉴于熊希龄的功绩,当时的北京政府特授予熊希龄勋章一枚,却被他登报予以拒绝。他认为百姓仍然“困苦流亡”,自己尚且“日夜忧心,未敢自安”,怎么能沽名钓誉,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什么勋章!
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熊希龄与朱庆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国难救济会”,于12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等将领,请缨抗日,共赴国难。次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发表宣传抗日的演说。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奋起抵抗。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处理各种善后之事。1932年2月12日,熊希龄发布《香山慈幼院通告》,开展了全院性的抗日救国总动员,表示:“国若能救,虽死亦荣,一息尚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为此,他组织院内200人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女性则加入红十字会救护队,在战区医院工作。1933年4月,他以北平红十字会的名义,设北平第一后方医院,救护受伤的抗战官兵,又设公墓收葬抗战时的阵亡军民。这时,日军进犯长城,我军民奋起抵抗,激战于古北口、石匣、喜峰口等地。熊希龄携长女熊芷一行,组织救护队,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战地,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位63岁的老人出没于负伤军民之中。
1937年底,熊希龄偕夫人拟绕道广州返湘,在香港停留时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于12月时25日不治逝世。死前,还紧紧拉着夫人毛彦文的手说:“我死后,请将我的全部藏书捐给已迁到湖南的香山慈幼院……”死后遗体葬入香港万国公墓,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岁月悠悠,熊公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是他在人们心中树起的丰碑,连同他的光辉业绩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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