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二队、火烧虹桥”纪实与浅析

霸气和哑铃

“闹二队、火烧虹桥”纪实与浅析

赵宝琦

（初定稿）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年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九月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重大阅兵仪式，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八十周年。

“闹二队、火烧虹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发生在我家乡河北玉田虹桥古镇的一件凄惨的往事。如今历史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了。笔者亦曾读过一些史料，但是完整记述这一事件的文章尚未见到过。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匪二队火烧虹桥”这件往事，大都只是只言片语的记述。当然也很少见到对于“闹二队、火烧虹桥”事件的入理分析及郑重思考。如此说来，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史传“闹二队、火烧虹桥”这事到底是否发生过。如果发生过，到底发生在何年何月？其大致过程怎样？结果如何？换句话说就是要剔除历史迷思，还原二队火烧虹桥历史事件本来面貌；二是对事件发生的成因、背景、过程及结局做合理分析、辩证思考，力争引出准确科学的结论。如若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笔者若能做成上述两件事也算功德一件，既可以告慰事件中惨遭杀戮的家乡同袍在天之灵，同时也了却我这古稀老人一桩心事。

一、匪二队火烧虹桥

家乡习俗中有以重大事件记年的传统，例如“闹二队、火烧虹桥”那一年，“打荒草”那一年，“土改”那一年，“放弃”那一年等等。上述所说“闹二队、火烧虹桥”那一年到底是哪一年？火烧虹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这里我们要首先对“闹二队、火烧虹桥”这句短语做个离析。笔者以为“闹二队”即指事实，也指过程。在这里主要是指特定的历史时间段；而“火烧虹桥”则是指特定时间段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它特指事物。

当年在玉田县城之内，驻扎了一支所谓的（冀东）保安总队。据史料记载它是由日本人特务机关授权，由大汉奸石友三筹组的号称由十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组成的，服务于日伪统治的伪保安队。即便按照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规定说来，它也是完全违法的组织。大量史料证明，伪保安总队其主体是原匪巢在河北抚宁境内冀东土匪胡协五（绰号老耗子）所部及其山东惯匪冯寿朋所部共同组成的一支土匪队伍。从部队编成情况看，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编成人员较多，似乎是该总队内部齐装满员的下属单位。而其他各大队只设队长一人、副队长二人，至于大队几乎没有兵员，其编成看个个都是不足百人的空架子。初来玉田时，第一大队的大队长由副总队长胡协五兼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则是冯寿朋。当年玉田百姓把冯寿朋的第二大队简称为“二队”。把胡协五所率领的（冀东）伪保安总队进驻玉田县城，一直到发生玉田兵变（1933年春夏之交—1935年1月）之间那段约计一年多的时间，叫作“闹二队”那一年。

那么“火烧虹桥”又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事实大体如下：1934年1月19日（农历一九三三年腊月初五），驻扎在玉田县城东大寺的第二大队在其大队长冯寿朋带领下，约500人  从玉田县城其驻地出发，一路南下、直扑虹桥而来。在夜幕掩护下匪兵们个个在左臂上扎起一条白毛巾，犹如一群闻到血腥味道的野兽一般，一路狂奔十余里在拂晓前赶到虹桥古镇外围。

当时驻守虹桥的队伍是以王秉孝为首的常备民团。这支民团武装是由虹桥东会村人曹广义（号宜亭），大靳家铺人张友仁，玉田城东关人王秉孝（号行原）组织虹桥附近各村青壮年数百人而成立的。组织这支民团的目标就是“保家御匪”。该常备民团自组建之日起，就比较重视自身建设和军事训练。民团组建之初，便请来蓟县民团团长李维周及其率领的精干小分队莅临指导工作。虹桥常备民团与县域之内的其他民团同声相应、相互依托，在军事斗争中互为犄角。一度驻守虹桥的王秉孝常备民团与县域之内其他民团联动，例如虹桥民团与彩亭桥民团联动构成西南防线；双龙庄、亮甲店民团组织联动构成东北防线。如此一来，既打击了匪二队的嚣张气焰，也制约了匪徒掠夺袭扰百姓的活动范围。正因如此，驻守虹桥的常住民团便成为匪二队冯寿朋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次匪二队自玉田县城长途奔袭而来，目的就是要与驻扎虹桥的王秉孝常备民团决一雌雄。

虹桥小镇是一处坐落在冀东大平原腹地上的普通村庄。从村庄形状上看，总体呈东西长约两里有余、南北宽不足两里的矩形。村落主体部分居中，另外在小镇东西各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村落，位于主镇东侧的名叫小曹庄，位于主镇西侧的名叫西小庄子。所以虹桥小镇总体呈现出的长方形的布局，恰似一个农夫肩上挑着两只箩筐。虹桥古镇从来也不曾有过像玉田县城那样的城墙作为防御工事。如果说虹桥四周还有防御敌人入侵的手段，的话，那就是一片紧接一片的坑塘和首尾相通的河湖港汊以及大片大片长满芦苇的沼泽湿地。正是那几乎连成完整闭环的长满芦苇的湿地及河湖港汊，将小镇包裹得密不透风。如此说来，这样的外围环境除了滴水成冰的十冬腊月冬季之外，其他季节对于村中的守备是十分有利的。可是狡猾的“二队”却把攻打虹桥的时间选择在大地封冻，寒气袭人的腊月。此时村子四周的芦苇已被收割了；河湖港汊所有水面结成厚厚的冰面；连片的沼泽湿地都已变成了坚硬的土地。这样的村庄外围环境，明显有利于攻击一方的匪队，而不利于守备一方的民团。腊月初五天还没有亮，匪二队已经做好作战准备，各分队在受领作战任务之后各自向准备出击的地域做隐蔽运动。

如前所述这支突如其来进驻玉田县城的所谓保安总队，实际是一支典型的土匪武装。它们横行乡里、作恶多端，不仅威胁着平民百姓的生命安全，也侵犯了豪门富户的利益。其中以第二大队为劣。玉田域内各村镇知名富户为保护自己财产不受侵害，便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名积极组建地方武装。自卫民团很快便在全县域内各区建立起来。据守虹桥的王秉孝常备民团就是在如此背景下比较早组织起来的一支民间武装力量。

为防止各路土匪武装特别是匪二队的袭扰，他们在虹桥村四周早已建起“围寨”作为阻止敌人的屏障。这次得到二队即将前来袭扰的情报后，又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防备力量已经做好抗击入侵之敌的准备。为顶住匪二队的攻击，民团重新调整部署，将重兵部署在北线，即：荣辉河南岸。还特别派出精锐，扼守入村咽喉——北大桥。而守备南石桥和守备东西方向的兵力相对较弱。战斗打响后，二队采用“两线作战，南北夹击”的方式向虹桥王秉孝民团发起进攻。在北线，匪二队以佯攻为主。同时派出重兵悄悄绕到村庄的背后，对守备力量比较薄弱的南线发起猛攻并率先取得突破。在南线取得突破以后，二队匪兵沿虹桥镇中街道一路向北压了过来。显而易见，自匪二队突破南线以后，他们就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北线起初组织佯攻的匪兵得知南线已经突破消息之后，迅速冲过冰冻的荣辉河河面直逼围寨。他们采取火攻点燃围寨取得突破。陷入匪兵南北夹击之中的防守民团战斗越来越被动，只得且战且退最后退至虹桥东石桥附近的曹家炮楼，扼守全村制高点与二队匪兵继续战斗。匪二队集中全部兵力对曹家炮楼展开猛烈进攻。民团誓与炮楼共存亡，坚持战斗。致使匪二队久攻不克。此时杀红了眼的二队匪首冯寿朋再一次采用火攻，居然命令匪兵点燃炮楼四周的民宅。顿时浓烟四起、火光冲天。火增风力、风助火威，曹家炮楼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迫于无奈，民团下达撤退命令。按预想，民团分路撤往虹桥以南的靳家铺村。

此役以王秉孝常备民团失败出逃和冯寿朋第二大队获胜而告结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民团退出战斗撤走以后，虹桥百姓则遭遇塌天之祸、灭顶之灾。二队全部匪徒并没有追击出逃的民团，全部回窜虹桥镇中，面对手无寸铁的镇中百姓大施淫威。他们就像强盗一样，直接到每家每户翻箱倒柜、勒索钱财；他们又一次沿街放火，点燃几乎所有沿街民宅；他们随意开枪射杀无辜的群众；他们在街面上公开绑架商家，索要钱财。据不完全统计，这场灾难中，虹桥小镇被匪二队烧毁的民宅达千余间，被二队抢劫掠走的财物不计其数，有二十多名村中百姓被二队枪杀。在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借以证明这支土匪武装是多么的嗜血成性、惨无人道。

例一，我家邻居大西院儿族人赵庆瑞的新婚妻子及其妹妹，就是在此次事件中被二队无辜枪杀的。因为他家宅院大门开在镇中主街上。又时闻匪二队奸掳烧杀无恶不作，尽管他家住在最后边那层房屋之内，可姑嫂二人依然心有余悸。为防不测，姑嫂便从自家后门出来，企图前往后街躲避这场灾难，刚刚走到我家宅院后面的坑塘一个拨水码头旁边。只听得一阵枪响姑嫂二人就被射杀，双双死于坑塘码头边。两个年轻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夭折了。后来每当人们说起此事，对匪二队如此草菅人命的土匪行为恨得牙根痒痒。

例二，匪二队从虹桥镇一个名叫永聚德商号的买卖人家中挖走商家银元十八桶。在记录这件事的史料作者并没有展开记述，只用一句话：“二队挖走商家银元十八桶之多”。这句话的潜台词向人们传达出许多信息。史料作者所使用的第一个概念是“十八桶”。桶在家乡农村是用来挑水或装水乃至计量水的器皿。在这里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计较桶的大小，尽管桶再小或者是那十八只桶大小不一致，也足以说明二队仅从这一商家就掠走了数量十分可观的银元。史料作者使用的第二个概念是“挖走”。文章作者告诉我们，二队掠走的银元是匪兵从商家地下挖掘出来的。这就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匪兵漫无边际的到处乱挖乱找，结果是“瞎猫碰上死老鼠”恰好误打误撞挖到了那十八桶银元（如实分析这种可能性较小）。二是通过对商家老板拷打逼问，老板实在是受不了非人的折磨，不得已才说出藏金处。通过以上入理分析人们不难看出二队的土匪性质，其目的之贪婪、行为之卑鄙、手段之残忍似乎已经跃然纸上了。

为了完全证明二队火烧虹桥历史事件，还有一件事必须如实记录如下。在腊月初五的两军战斗中，民团死十余人，二队死伤四十余人。当天匪二队为抬送伤员回玉田，在虹桥强抓村子里老百姓八十余人抬担架。参加救护抬担架的虹桥民众抵达玉田县城后，鲜廉寡耻的二队头头不但不知感恩，反而恩将仇报，直接将他们扣为人质，向其家属索要赎金。上述人员在玉田滞留期间，毫无人性的二队匪兵竟然将人质置于室外不予吃喝。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这群衣冠禽兽居然如同对待仇敌一般对待自己的恩人，命令为他们抬担架的百姓，人人打赤脚并以凉水浇足。冻得大伙双足疼痛难忍。家人们闻之焦急万分，四处奔波借贷或抓紧变卖家产为匪队筹集赎金。二队如此迫害无辜，真是丧尽天良、灭绝人伦。

以上“闹二队、火烧虹桥”事件，就其原委已经基本说清楚了。简而言之，匪二队火烧虹桥是发生在1933年农历腊月初五（阳历1934年1月19日）的一个真实故事。尽管此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许多细节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了。但一点儿也不妨碍人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顽伪历史罪恶的认知。

“闹二队、火烧虹桥”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口口相传，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形，难免发生添枝加叶的戏说成分。至今我还记得早年在部队基层工作时，官兵之间流传着一个小笑话。说的是有一支由山西籍士兵为主的部队，在行进间从前至后传达口令。从尖兵处传出的原始口令是：“前面有一个人，后面牵着一头驴”。结果口令经过一队山西籍士兵传到最后就变成了“前头有一个营，后头还跟着一个旅”。如此一来，原口令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二队、火烧虹桥”因为缺少正式文字记录，几十年以来只是以史话的形式相传至今。在八十多年平民百姓口口相传过程中，以讹传讹有之，根据个人想象添枝加叶亦有之。这样的结果就必然造成火烧虹桥历史事件的失真。

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先是二队头头为了诈取钱财，安排线人与虹桥会首取得联系。当线人走后，虹桥镇中各会的会首对线人索要“大被”的理解上发生歧义。在招待线人过程中，有会首也曾经问过线人准备多少合适。线人狡诈地伸出五个指头说：“我看至少也要这个数，当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了。”于是各会的会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指令各村村民为二队准备了五十床棉被。实际上，二队索要的不是军用物资而是货币。据传当时在华北地面上流行着一种名字叫“大贝票”伪钱币。正是由于线人与会首之间“打哑谜”，导致了二队头头一怒之下放火烧毁了虹桥。

早在民国年间，华北地区确有一种货币名字就叫“大贝票”。它是对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纸币的俗称。1938年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随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便发行了这种货币。其种类有主币和辅币。其主币面额有：1元、5元、10元、100元、500元、1000元、3000元等。（此外还印制了面额为5000元的货币，但没有在市面上使用过）。辅币有：半分、1分、5分、1角、2角、5角券。由于这种纸币尺寸较大，所以老百姓称其为“大被”或“大被单子”。这种伪货币在华北地区的确流行过，但它在世面上仅存在七年半，便寿终正寝了。

必须着重指出，被老百姓戏称“大被”或叫成“大被单子”的日伪“大贝票”发行时间是1938年。然而闹二队、火烧虹桥事件发生在1933年。也就是说在日伪发行大贝票时闹二队、火烧虹桥一事是早在“大贝票”发行五年之前就已经发生过的事了。闹二队，火烧虹桥的史话，硬是把火烧虹桥与大贝票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到一起。乍听起来似乎使得匪二队火烧虹桥更有故事性、趣味性。但这个史话儿传说明显带有戏说的性质，不仅远离了历史的真实，而且也造成人们对匪二队火烧虹桥的具体时间的认知上发生错乱。

古往今来史学界历来把记述历史当成严肃的大事，特别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带任何偏见；必须坚持严谨治史的科学态度，全面地、完整地考证历史史实，合理分析事件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进而从历史的真相中引出科学结论。科学认知“闹二队、火烧虹桥”这件历史往事也应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严谨科学治史作风。

以上这段话自然是由匪二队火烧虹桥一事引发的议论。“闹二队、火烧虹桥”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原本清清楚楚，可到后来却反而说不清、道不明了。究其原因，还与另外一桩历史事件有关。那就是轰动一时的玉田兵变。

二、玉田兵变

玉田兵变发生在1935年1月。所谓玉田兵变即早年入驻玉田县城的胡协五部队发生的哗变。那么玉田兵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因为什么导致了兵变的发生？简而言之玉田兵变是几方角力的必然结果。从外部势力看，既有日本人与国民党政府暗中角力、同时也有大汉奸石友三和日本特务机关对这支土匪武装的拉拢与诱惑。从这支部队内部情形看，既有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又有自身问题的日积月累、积重难返。严重的民族矛盾、各种利益纠葛、各种老辣的阴谋与暗算，同时作用于这么一支鼠目寸光的土匪武装身上，最终酿成事端只是时间问题、有一定的必然性不可避免。

如若讲清玉田兵变这段公案，必须说清胡协五所部从组建开始一直到不请自到入住玉田县城；从民国时期河北省政府收编并改制，使得这支原为日本人鹰犬的所谓（冀东）保安总队摇身变成河北特殊警察第五总队直至兵变发生。即：两三年间这支部队前后演变的过程。

一是关于该部队的筹组。

前文中明确指出，胡协五统领的这支武装是日本特务机关与大汉奸石友三相互配合组建起来的。所以就其性质而言它从组建开始便是日本人的鹰犬，实乃冀东动乱之源。

众所周知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形成以侵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企图通过占领朝鲜、中国东北，进而吞并全中国，称霸亚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为巩固东北并不断扩大侵略范围，日本急需控制华北地区，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冀东作为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地带，成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进一步入侵华北的首要目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国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中兵力“围剿”红军而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退让态度。1933年3月日本军队占据承德及热河全境并不失时机地展开长城沿线作战。首先在突破冷口后，日军马不停蹄地展开了长城以南地区作战。相继占领遵化、滦县、玉田。这就像一把钢刀，深深插入冀东腹地（玉田与北平、天津呈等边三角形各约距一百二十华里，且为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此时平津告急，整个华北地区为之动荡。

二是关于该部队入驻玉田县城。

说来绝非巧合，就在日军占领玉田县城不久（1933年5 月），这支（冀东）保安总队不请自到，入驻玉田县城。如前所述许多历史资料显示，该保安总队是以胡学五（绰号老耗子）为首冀东土匪为主筹组的（另外又有冯寿朋的土匪武装加入）。十分滑稽，明明是一群手握屠刀到处杀人放火的土匪强盗，却要它来保一方平安！1933年8月，日本军队撤出玉田以后。业已入驻玉田县城的伪保安总队自然也就成为日本人掌控玉田、窥伺冀东的得力工具。这里记述的就是所谓的（冀东）保安总队从组建到入驻玉田县城的过程。

其实，早在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签订之前日本特务机关出于其侵华战略布局的需要以加强治安为名，暗地里早已开始在冀东抓紧部署自己的力量。具体经办这件事的就是石友三、殷汝耕等卖身投敌，心甘情愿做日本人鹰犬的大汉奸。

现有大量史料披露，早在1932年已经落魄了的既无人性，也不知廉耻，既不懂忠诚，也毫无信义可言，既无信仰，也毫无民族气节人称“倒戈将军”的石友三，只身从济南来到天津并化装成日本人混入日租界，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土肥原贤二接上了头。这位只知“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石友三，欣然接受日本特务机关交给的组建河北保安队的任务，率先在冀东开始网罗党羽，收集散兵游勇和土匪武装。有史料记载当年石友三就以冯寿朋的土匪武装为班底组建了一个团。此后石友三便与另外一个大汉奸殷汝耕取得联系，将该团留在冀东，并请殷汝耕多多给予关照。如果将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石友三等人沆瀣一气积极筹划组建河北保安队和后来石友三筹划组建（冀东）保安总队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并且这支非法的所谓保安队在日本人默许情况下入驻玉田，放在日本侵华大棋盘局中观察，笔者觉得这正是日本人为全面渗透冀东、掌控冀东，进而图谋华北所下的先手棋。

笔者在学习研读史料过程中发现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谈到1933年春夏之交进驻玉田县城伪保安总队时，缺乏独立思考，依然沿用人云亦云的说法，即：“早期进驻玉田的伪保安总队是被日本人遗弃的”。笔者以为说法起码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以华治华”是日本人一贯的策略，得陇望蜀，对冀东这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要地不断渗透更是日本人一直在做的事。鉴于此、日本人怎么可能把特务机关苦心经营一手扶植起来的伪保安总队遗弃呢？另外从该部队顺利入住玉田县城的事实也能够充分说明，这是人为有意的安排。所以笔者以为这支敌伪的武装绝不是一个四处游荡弃儿。如若“遗弃说”成立，那么日寇岂不成为《塘沽协定》的模范执行者？既然被遗弃，没有人为他们发军饷，也没有各项经费保障，那么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劫掠夺到哪里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笔者完全不能同意“遗弃说”。从此事生发开来不妨多说一句，即：从事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独立思考，不可缺乏科学分析，不可人云亦云。

三是河北省特殊警察第五总队的组建过程。

玉田民国年间的史料中如实记述了这件事的原委。早在1933年5月日寇攻下玉田县城不久，突然之间有一个武装团体不请自到。这便是前面多次提到过的、以胡协五为副总队长，总人数约计一千多人的伪（冀东）保安队。河北省特殊警察第五总队正是由这支土匪武装演变而来的。这就像刚刚出嫁的丑女一样，不仅找到婆家有人管她饭吃，而且这伙日本人的鹰犬摇身一变、方拂真的立地成佛了。

在玉田史料有关记载之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冀东）保安队改制定编的细节记述，特专门记录如下。那就在1933年11月份，胡协五在与玉田民众教育会馆馆长满焕文有过一次吐露心迹的交谈。胡说道：“中日《塘沽停战协定》载明冀东22县是非武装区。我们借外力组织冀东保安队是可耻的。我过去曾是于学忠主席老部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能回到中华怀抱，才是名正言顺的”就在此次交谈几天之后，胡协五便毅然决然地秘密去天津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联络请示收编改制问题。于学忠批示：“照准”。当即河北省政府决定对胡协五的伪（冀东）保安总队进行收编改制。将其更改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第五总队，并任命胡协五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第五总队的总队长。胡部被收编为河北省特殊警察部队第五总队的时间大致在1933年11月间。其部队驻地仍在玉田。这就是胡协五所部由为日本人服务的伪保安队经过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批准，摇身变成国民政府负责冀东地区治安的特殊警察部队了政府收编。

收编伪（冀东）保安总队为河北省特殊警察部队第五总队，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11月。如此一来，这支原为日本人鹰犬的土匪武装似乎摇身一变、立地成佛了。

众所周知1933年5月丧权辱国《塘沽协定》划定了两条线。其中规定中国军队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前进。日本军队在确悉中国军业已遵守时，便自动归还于长城一线。这样一来，在两国军队之间便留下了冀东22个州县、约计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塘沽协定》将该地区定为非军事区，并规定在这块非军事区内可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1933年夏，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筹组建立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东，警卫地方”。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先后组建了五个特种警察总队。其中第一与第二特殊警察总队是由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抽调骨干另外在河北各地征集新兵一万人组建而成（由于要从部队抽调骨干、征集新兵、集中整训等方面的原因，河北特殊警察部队的第一第二总队实际开往驻地执行任务的时间是1935年5月）。第三、第四特种警察部总队则是收编滞留在冀东地区的满洲国伪军所组成的。特种警察总队按总队（师级）、区队（团级）、大队（营级）编成。其中第三和第四总队没有设区队，只是在总队之下各设六个大队。而第五特殊警察总队在总队之下只设两个大队。（这里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这支警察部队前后名称的变化。在于学忠筹组这支负责冀东保安工作的部队之初，名字叫作“河北特殊警察部队”。1935年7月商震接河北省政府主席后，将这支部队改名为河北省保安部队；1935年12月伪冀东自治政府成立后，这支部队又改称为冀东保安部队或叫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

五是这支部队发生兵变的原因与过程。

众所周知落实新的编制体制是所有军队通行规则。整编前胡部原有规模较小 只有两个编制比较完整的大队。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尊重胡部实际，将其编为两个大队，归总队长统一领导。就此，胡部与河北省政府亦达成一致。在落实编制体制过程中，正是由于外部有日本人、大汉奸石友三从中作梗、用尽拉拢诱骗之能事，内部又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致使胡协五部收编改制、消除冗员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酿成事端。

如前所述冀东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本人若掌控了冀东，可北控热河（今河北、辽宁、内蒙古部分地区），西逼京津，可进一步威胁华北腹地，为全面侵华铺路。反观冀东地区，情况则是长期处于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混乱局面之中。地方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失控，这就为日本人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也为他们掌控冀东地区创造了条件。

具体说来玉田兵变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大致有如下几个环节：

一是 1935年1月14日，副总队长张福堂（此人原为石友三部下伪军旅长）带领一大队五百五十人占据离玉田县城35里的鸦鸿桥镇。地处还乡河畔的鸦鸿桥历来就是玉田县八大古镇之一。它不仅地肥水美，物产丰富，而且商贾云集，是冀东小有名气的各色商品的集散地。此番这里被张福堂一伙匪徒抢占以后，这帮匪徒奸淫烧杀、勒索钱财，为非作歹，将鸦鸿桥古镇搞得乌烟瘴气。这便是玉田兵变的第一步。

二是接下来，从来不安分的冯寿朋二大队和其他成员也躁动起来。1月18日，就在张福堂出走后的第四天，玉田县城内保安队亦继续发生哗变，其中有一部分窜至鸦鸿桥与第一批叛众汇合，而另外一大股窜占距玉田县城约十三里路的虹桥镇。攻破该镇，缴去民团枪械，枪杀村民四十多人，然后大肆抢掠三日。并且另外分出一股前往林南仓抢掠，向商会勒索一万五千元。这便是玉田兵变发展的第二步。

三是1月19日，玉田县县长董天华邀请借用临近遵化、丰润、蓟县等地民团三千余众，以千人攻鸦鸿桥、千人攻虹桥，取大包围态势企图一举扑灭叛众。张福堂竟率叛军在鸦鸿桥镇关闭门户、坚持在镇内抵抗、并纵火焚烧鸦鸿桥全镇。火势由二十日夜起直至二十一日晚犹未熄灭。致使双方矛盾激化，酿成了尾大难除、骑虎难下 的局面，这是玉田兵变发展的第三步。

四是1月21日，胡协五因对国民政府收编后的待遇不满，且受日军渗透影响以及石友三幕后暗中煽动（承诺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其脱离国民政府控制）最终决定率部叛变。胡协五突然占领玉田县城，扣押县长和玉田部分政府官员，宣称 “脱离中央，实行自治”。至此发生在胡协五土匪武装的哗变，即玉田兵变发展到了顶峰。

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立即调集部队进剿，但日军以《塘沽协定》划定冀东为 “非武装区” 为由，阻挠国民革命军行动，导致平津当局陷入被动。经中日双方多次交涉，胡协五部于 1 月 26 日接受改编，名义上归属冀东伪政权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实际仍受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以上就是玉田兵变的全部过程。

从表面上看玉田兵变似乎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的孤立事件，然而却是事关冀东地区事态如何发展、事关华北全局的重要事件。实际上胡协五部兵变是冀东伪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玉田兵变后，日军进一步加强在冀东地区的渗透，设立特务机关并安插顾问，逐步掌控当地军事、行政大权。此次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政府对冀东地方武装控制力的薄弱。与此同时这个事件亦反映出地方军阀亲日派、日本侵略者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博弈。所以笔者认为，玉田兵变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叶知秋、扰动冀东乃至华北全局的事件之一。此次兵变成为日本扶持地方傀儡武装的典型案例。胡协五部兵变是日本 “以华制华” 策略的早期实践，同时也为 1935 年 11 月殷汝耕成立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埋下伏笔。玉田兵变加剧了冀东地区的社会动荡。胡协五部在叛变期间纵兵劫掠，导致玉田及周边地区民生凋敝，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

三、冯寿朋的第二大队

前文引用相关史料记述了一个严重事实。即胡协五所部第二大队（俗称二队）在1933年腊月初五（1934年1月19日）火烧虹桥以后，又于1934年腊月十五（1935年1月18日）即玉田兵变中再一次杀入虹桥古镇。显而易见第二次的入侵明显是歇斯底里的报复行为。这一次他们不仅突破民团防守，而且缴了民团的枪械。他们不仅枪杀无辜村民40多人，而且公然下令给匪队大肆掠夺三日，将虹桥古镇洗劫一空。

这支土匪武装仅在一年时间之内（以阳历计算，还差一天不足一年，以农历记之、为一年零十天。）两度血洗虹桥。家乡民众几乎在一年时间之内竟然两次受到敌伪抢劫蹂躏，这在日寇侵华史上也不多见。加之至今时间久远，留着虹桥百姓心中只有血海深仇，人们往往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前后次序。这也许是造成“闹二队、火烧虹桥”的具体时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之一吧。
前面我们分别记述了匪二队火烧虹桥的起因、过程与结果。也记述了玉田兵变的史实。回过头来再讲冯寿朋和第二大队，这样更便于人们了解这支土匪武装真面目以及玉田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

二队匪首名字叫冯寿朋（绰号冯二皮），山东省聊城地区高唐县松林镇由集村人，惯匪出身。有资料显示此人从十七岁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上路抢劫。此人与大汉奸石友三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心甘情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此人蛇蝎心肠、心狠手辣，在整个老耗子匪队中表现得最为贪婪、最为凶恶、最为残暴。正是因为如此，玉田民众把老耗子匪队自进驻玉田（1933年春夏之交）至玉田兵变（1935年1月）这一年多的时间统一称呼为“闹二队”那一年。（据说史料记载1940年5月这位一直混迹在国民党军队的异己分子冯寿朋正式投降日军，被任命为山东省剿共第一警备队少将司令。他曾率部进犯根据地，后被八路军击溃。1943年夏，冯寿朋率部在孔集被八路军东进支队和第八旅第二十二团歼灭。他逃窜到长清一带，任山东省保安第一指挥部指挥兼长清县县长。1945年10月，冯部被八路军全歼。关于冯匪的归宿史料中有两种说法：一是逃往台湾。二是在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获，后死于狱中）。

综上所述，老耗子这支土匪部队、其中特别是冯寿朋的第二大队确实给玉田人民带来一场劫难。在玉田各界民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派周毓英率省保安第三总队首先挥师抚宁县铲除了“老耗子”匪帮的老巢以后，直逼玉田县城。匪二队见势不妙不得不接受改编，限期离开玉田开往京北地区。这才使得玉田人民结束了这场劫难。

如前所述那支以胡协五为头头的伪保安总队，实际上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土匪武装。自从入驻玉田县城以后，几乎所有成员经常滋扰百姓。尤其是冯寿朋的匪二队所犯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手段更为残暴，为害也更加恶劣，后果也尤为严重。所以玉田境内社会各个阶层，只要提起匪二队来无不恨得牙根痒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冯寿朋及其匪二队对玉田人民都犯下哪些罪行和干了哪些越轨的事呢？在此我们做个概括的记述。

一是杀人放火、草菅人命。这里仅以匪二队火烧虹桥为例，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在虹桥常备民团已经退出战斗败走大靳家铺以后，匪二队专事抢劫虹桥百姓。在其获得大量资财以后依然心有不甘，匪首居然下达了火烧虹桥的命令。众匪徒居然沿着虹桥古镇的主要街道放起火来。在主街上有大量商铺被大火吞噬。在主要街道上居住的村民的门市房、倒坐房以及门楼等几乎全部付之一炬。居民院子里的第一层房绝大多数也被烧毁。匪二队攻入虹桥古镇后竟然三次放火，其中第一次烧毁围寨和第二次烧毁曹家炮楼四周民宅均发生在战斗期间。然而当匪徒第三次放火则是发生在民团撤走以后，他们所面对的完全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匪二队前后三次放火笔者认为性质不同，如果说第一和第二次放火发生在战斗期间的战争行为，那么第三次则是面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实施掠夺过程中的强盗行为。在玉田兵变过程中，这帮匪徒再一次蹂躏虹桥古镇，期间再一次枪杀无辜百姓四十多人。不到一年时间之内，这群土匪武装竟然两次血洗虹桥，杀害村民六七十人。其实匪二队在玉田期间杀人放火、草菅人命的事干了何止一桩两桩！

二是绑架人质、勒索钱财。据玉田史料记载，绑架人质、勒索钱财是匪二队的拿手好戏、一贯做法。玉田县西部的林南仓镇素有“小天津”之称，匪二队早已垂涎。故而将其绑架的目标盯住了完全小学（民国年间完全小学五六年级一度被称为“国高”）。当时林南仓完全小学称为“玉田三高”，是本县西部地区最高学府。当年能到这里深造者多为富家子弟。蓄谋已久的匪二队开始对该校师生动手了。夜间十数名匪徒个个手持短枪翻墙进入校园掠走师生11人。匪二队将人质关押在地洞中，便开始向家属索要钱财。凡是被绑架的家属急于赎人，不得不东拆西借，四方筹集，真的是苦不堪言。像这样的事情匪二队在玉田境内干了绝不止一桩、两桩，而是不可计数！

三是不分贫富、恣意而为。二队这伙匪徒干起老本行敲诈勒索百姓钱财可谓得心应手。如今有日本人为其撑腰，更加有恃无恐。林南仓商会会长家有巨资，早已被二队队长冯二皮盯上。欲绑架其子、勒索重金，早已在土匪头目冯寿朋的计划之中。因对方有防备，这才致使二队匪徒在实施绑架过程中失手，误把会长的侄子当成儿子给抓来。几日后匪徒通知其家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夜间12点以点火为号交款赎人。家人无奈卖了三亩田土，将人赎回。西营房有弟兄二人家中并不富裕，只是种了十几亩地，农闲时做些小本儿生意，不幸也被匪二队盯上，亦遭绑架了。绑匪先用铜钱扣住二人双眼而后再用膏药贴在外面。绑走月余，家人变卖家产这才使得二人摆脱牢笼。另外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即：玉田南关有一穷苦人名叫康玉明，此人以卖红薯为生。白天沿街叫卖，手中有几百枚铜板。被匪二队发现以后，夜间就被绑架了。只得将铜板全部交出了事。这可真是“蚂蚱也是肉”啊！以上三例说明二队这支土匪武装确实有些特殊，富有人家他们要掠夺；一般农户亦要掠夺；沿街叫卖的贫困之人，哪怕你手中只有几个铜板也不放过。

四是抢劫勒索、概不放过。俗话说得好，兔子不吃窝边草，人啊，总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是匪二队这群畜生连兔子都不如竟然窝边草也被他们啃食光光。以玉田城关为例，被其绑架者不下几十户。他们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路劫绑架。搞得县城百姓提心吊胆、惴惴不安。凡富有之家皆携眷逃至平、津、唐等城市或是临近县城。一般人家也纷纷远走他乡，唯恐避之不及。将整个玉田县城之内搞得人人思走、户户思危、百业萧条、乌烟瘴气。

五是撕毁人票、手段残忍。凡被绑架人的家属急于赎人不得不东拆西借。凡是交不起赎身钱或对二队不满者，必遭二队残害。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折磨致死后扔进红薯窖中，有的被绑住双手令人质就跪在井口旁，只要时间一到，便将人质一脚踹入井中将其溺死。当年在匪二队驻地附近多处埋有死尸，少则三五个，多则六七个。凡是县城四关以及三里五村的非饮用水井内差不多都有死尸，匪二队原驻地东大寺院子里的井之中就有18具尸体。总之匪二队在玉田的地面上横行霸道，作恶多端。

六是毫无人性、掘坟盗墓。匪二队驻留玉田期间不仅活人不得安生，而且就连逝去的人也不放过。他们四处游荡，居然干起了盗挖古墓的罪恶勾当。大凡墓地中有石人、石马、石牌楼均为匪二队重点光顾的地方。其中十有八九被他们盗挖过。这些豪绅显贵或是有过功名之家的墓地中，其先人尸骨竟然被这伙强盗在光天化日之下任意抛撒于荒野。例如付各庄的桑家坟，黄家山的桑家坟就是尸翻旷野，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七是气焰嚣张、掌掴县长。1933年8月间，经当时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向日本人交涉，同意旧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派遣董天华担任玉田县县长职务。董天华遵令驰往玉田下车伊始刚刚迈入玉田县城东城门的门口，突然被二队值岗匪兵痛打了两个大耳光，并大声呵斥道：“你是什么人？不经检查胆敢擅自进城！”县长董天华面红耳赤、忍辱交涉，说明来意后率随员进城。数日后这位县太爷回到天津向河北省政府主席说明前去任职情形。省府默默，董不得要领，愤愤而去。此事一度引起舆论界大哗。

通常情况下新任县长到职前，其任命上级必然下发指令，通知各有关单位。凡接到指令的下属，势必做好迎接准备。作为保安总队更应当为县太爷的到来保驾护航。通过二队匪兵竟然如此狗胆包天，在县长入城之际，不但不主动为其父母官保驾，反而痛掴县长两个耳光。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这绝非个人行为，而是匪兵在二队头头指令下狂妄之举。通过这件事足以证明冯寿朋狂妄至极、目空一切，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日本人的走狗。

八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都将大汉奸石友三当成靠山。那么在老耗子的队伍之中为什么唯独二队是那么的嚣张呢？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胡协五是总队的头头，然而在石友三心目中，只有张福堂和冯寿朋才是他的铁杆儿。（张福堂是一直追随石友三的部下旅长，冯寿朋从早年起就是他石某人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这也正是冯寿朋完全不把老耗子放在眼里、为所欲为我行我素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1933年11月河北省国民政府收编了这支土匪武装为 特殊警察第五总队以后，其内部两股土匪势力便激烈地斗争起来。老耗子秘密赴天津接受民国河北省政府改制定编以后，兴冲冲返回玉田并向其部属传达了部队改制定编事宜。会上张福堂和冯寿朋闻之勃然大怒，表示坚决反对。之后匪二队如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我行我素，在玉田这块土地上杀人放火、绑票撕票、巧取豪夺、欺压掠夺。几乎将天下所有的坏事都做绝了，然而人们却看不到来自于所谓总队内部一丁点儿管束。恰恰与此相反，人们却能明显看到张冯二人对老耗子的掣肘。改制定编这是任何部队都会遇到的事，消除部队冗员也是任何部队时常遇到的事。可就是这么一件事（尽管两次三番得到民国河北省政府的资助）老耗子就是做不成，最终酿成玉田兵变。据史料记载，最终胡协五也是被张冯二人下剧毒毒死的。

综上所述以胡协五为头头的由两股土匪武装拼凑而成的所谓保安总队原本是大汉奸石友三遵照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令筹组的所谓（冀东）保安队。实际上是日本人为了掌控冀东地区所下的先手棋。一直到了《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冀东地区治安问题上出手缓慢一直拖到1935年5月才将自己完全能够掌控的特殊警察部队部署到位。而此时老耗子的所谓保安部队不仅早已筹组完成，而且部署到冀东的最前沿玉田县。

1933年8月日本军队撤出玉田后，在玉田地面上这支土匪武装，其中特别是第二大队（俗称二队）成功地扮演了日本人看家狗的角色。当年11月，河北省政府收编了这支武装并将其作为警卫地方、保一方平安的依靠力量。在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担当起警卫地方、保一方平安的任务，反而在玉田干起了杀人越货、制造动乱和混乱、官逼民反的罪恶勾当，将玉田县搞得乌烟瘴气。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国民政府竟然启用一伙强盗担任保一方平安的任务。河北省政府还居然用其四处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供养了这群狼崽子。由于国民党内部上上下下弥漫着投降主义气氛，在处理匪二队与地方民团组织的矛盾时河北省政府往往态度暧昧模棱两可，这样也大大降低了它在玉田民众心目中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