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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孝友”的是与非 建国前编撰的各种地方志，一无例外地记载着大量“孝友”的传略。孝，是指子女孝敬父母；友，是指弟兄之间互相关爱，友好相处。这些记载中即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包含着封建礼教的糟粕；今人既不能全盘否定，又不能全盘接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会有益于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 （一） 《玉田县志》记载的众多孝友中，确有不少至今仍然值得尊敬、值得学习的人和事。比如，在物质条件极差的人家，一些孝子总是把父母的饱暖牢记在心，宁可自己多吃苦、多受累，也要让父母亲生活好一点；有些孝子不仅尽最大可能使父母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而且千方百计让父母有个好心情，在快乐中安度晚年，即所谓“色养”；有的孝子在父母兄长卧病在床时精心照顾，即使在夜间也是“衣不解带”……下面仅从旧县志记载的从多“孝友”中选介两例。 其一：李汝谟，散水头村人，庠生。少年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双目失明。为了维持生计，他放弃了追求仕进之心，在家里开了个学馆，招生授徒。他的妻子则以纺线为业，以弥补家庭开支之不足，同时还要侍奉婆母。每顿饭，夫妇二人都是陪着母亲吃；每天晚上，都要侍奉母亲睡下，然后自己再去睡。村里人都夸他们夫妻是孝子孝妇。一天，李汝谟看到母亲不高兴，连忙责问媳妇；“你是不是惹老人家生气了？”没等媳妇答话，母亲连忙插言，教训儿子说：“你可不能冤枉媳妇！你每天在学馆忙碌，都是媳妇侍候我，她说的做的，没有一点让我不满意的地方。可是年岁不铙人，我老了，身体难免有不适之处，脸色自然与往日不同，这怎能埋怨媳妇呢？”李汝谟听了母亲的这番话才放下心来，连忙向媳妇道歉，然后夫妻俩又一起为母亲请医诊病。这一记载虽属家庭琐事，但它给我们展示了母子之间、婆媳之间融洽和谐的良好气氛。 亲生母子之间，一般不会有太多的麻烦，而继母与前妻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则往往不好处理，甚至恶化到互为仇敌的程度。而定府村的监生李遇春，则以宽阔的胸怀善待继母，消除了矛盾，拉近了与继母的关系。 李遇春的亲生母亲早丧，继母对他很不好，强行分家，逼迫他独自起火做饭。他在困境中挣扎，靠教书维持生活。父亲死后，继母对他的态度更加恶劣。尽管如此，李遇春并没有记恨在心，该尽的义务项项尽到。对他的异母弟也非常友爱，就像对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异母弟结婚时，他不辞辛苦，跑东跑西，帮他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的这些表现使继母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不料，李遇春的异母弟婚后不久便一命呜呼。继母失去爱子，悲痛万分，甚至不想再活下去。李遇春跪在继母面前，苦苦解劝，安慰她说：“母亲如此悲痛，大概是因为弟弟死了，觉得晚年就没有依靠了吧？您这就想错了！我也是您的儿子，我会好好孝敬您的，一定让您安度晚年，您千万不要过度伤心。”继母听到他真诚的劝慰，也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李遇春说到做到。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他的继母。继母瘫痪在床，他一连几个月亲自煎汤喂药，这使继母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继母去世后，李遇春又将她妥善地安葬。李遇春以德报怨的高尚行为受到乡亲们一致称赞。 （二） 孝亲的基本原则是“厚养薄葬”。但在古代，封建礼教给“孝子”制定的标准是“养”与“葬”并重，“哀毁骨立”、“庐墓三年”等近乎自戕的举动，竟然成为极力倡导的行为。所谓“哀毁骨立”，就是在父母去世后极端悲痛，以致于身体瘦弱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所谓“庐墓”，就是在父母墓旁搭个小棚子，为父母守墓，少则一年，多则三年。旧县志就以这样的理念为出发点，浓墨重彩地宣扬了几位厚葬的“典型”。 庠生郁光被，对母亲极其孝顺。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搭了个小棚子，要在里面住上三年！亲属中有人劝他不要这样自讨苦吃，他却说：“你们是想让我做一个君子呢，还是想让我做小人呢？”言外之意是：我若坚持“庐墓”，就能成为君子，否则就是小人。此言一出，也就封住了人们的口。因为悲哀过度，加之感染风寒，郁光被没等“庐墓三年”，仅仅一年多时间，便死在墓旁那座草棚里。对于这种痴迷过度以至于丢掉性命的偏执行为，封建官府却给予高度赞扬，一位巡按大人赠匾一快，上写“以身殉母”四个大字，封建礼教的“吃人”本性由此可见一斑。 管家铺村有个叫刘士琨的人，是位教书先生。父母生前，他千方百计侍候他们，尽管生活不是很富裕，也总是给他们买些可口的食物——这样的孝心可歌可颂，值得赞扬。父母亲死后，他便开始“庐墓”，三年时间内，他每天都是席地而卧，从不洗漱。家里人给他送饭来，他得先向父母祭拜一番，然后再食用。百日后，他竟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要到地下陪侍父母，为此，他一连七天水米不进。妻子跪在地上哀求他，他就跟没听见一样。没办法，妻子暗地里请来几位族中长辈规劝他，经这些长辈苦苦劝说，刘士琨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但是，庐墓还是要坚持到底的，三年之内他没离墓旁草屋一步，只弄得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上长满虱子，头皮被虱子咬得生了疮。三年期满，他还是不肯离开。乡亲们心疼他，趁他不注意，干脆把那座墓旁草屋点了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这才迫使他恢复了正常生活。 可以看出，刘世琨受封建礼教的毒害太深了，如果听任他一意孤行，连九泉之下的父母也会深感痛心的。但是，对这种愚蠢到家的行为，各级官员不但不加批评和劝阻，反而纷纷赠匾以示赞扬，匾上分别写着“庐墓三年”、“至性过人”等褒奖之词，真叫人匪夷所思。 （三） 玉田县名气最大的孝子当属鸦鸿桥的李茂，因为他的名字写进了《明史》。李茂究竟有多么突出的事迹，竟然能够名载青史？这从光绪志的记载中可见一斑：“李茂，事母至孝，每日登堂必拜母，遇宴会尤恭谨。母卒，庐墓三年。有白兔绕其坟墓，乡人异之。成化间，有司上其事，旌表于门，恩授监生，官主簿，名载《明史》。”这段文字的大意是：李茂对母亲特别孝顺，每天都要到母亲的住室给老人家行礼，每当家中晏请宾朋时他对母亲更为恭谨。其母去世后，李茂“庐墓”三年，大概是天神被他的孝顺所感动，有只白免绕着他母亲的坟墓行走，这情景使乡里人感到奇异。成化年间，县里的官员上报了他的“事迹”，上司极为重视，恩授他为监生，并委以主簿之职。 母亲健在时，李茂十分孝敬，这一点令人敬佩，值得褒扬。“庐墓”之举前面已经批判，这里不再重复。至于白兔绕行坟墓是真是假，今人没有必要考辨论证。可笑而又可气的是，在李茂死了400多年后，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讨伐队驻鸦鸿桥联队长松井竟然也拿李茂说事儿，这就让人奇而怪之了。
1942年，松井决定重新安葬孝子李茂。他先派人在鸦鸿桥河东找到了李茂墓，又派人到代家铺找到李茂的后裔，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于1942年6月正式举行“重葬孝子李茂”的典礼。 举行典礼那天，松井带来军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自愿或被迫参加典礼的有：伪县长、自卫团总团长等军政官员，绅、商、学各界人士，当地部分学生，驻鸦鸿桥日本兵，加在一起共约800人。墓基上高搭黑色布棚，横幅写的是“悼念孝子李茂兴礼大会”。松井在大会上以重视传统文化为借口，以宣扬“孝道”为掩护，大讲“中日亲善提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类骗人的鬼话，然后煞有介事地安葬李茂的遗骨。墓前重新树碑，碑上刻写着“大日本皇军八××部队联队长松井太次郎敬立”的字样。 可惜，孝子李茂之墓与松井所立之碑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被毁掉，否则，玉田境内又多了一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的铁证。 | 
匿名
发表于 2013-1-4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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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3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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