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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宦祠”中的四位高官
明清两代，各州县文庙内普遍建有名宦祠。所谓名宦，是指那些在当地做官、勤政爱民、官德突出的官员。这些官员去世之后，由当地士民举荐，经本省总督、巡抚会同学政（掌管全省教育、科举事务的官员）审核批准，将其牌位入祀于生前任职州县的名宦祠。而所在州县的现职官员，每年都要在特定日期举行仪式，带领士绅进行祭祀。玉田县名宦祠在文庙东厢房的南端，共三间，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创建，后来又曾多次修葺。 截至清光绪十年，祠内供奉着二十五位官员的神主（即牌位），名单如下：唐邑令窦逊、元邑令阳德润、明知县汪珣、明知县贺荣、明知县叶重第、明知县蒲生汶、明知县钱一鹗、明知县周璧、明知县张至发、明知县缪思启、明知县徐允荐、明教谕薛真、明县丞张鲤、国朝（清朝，下同）巡抚、内阁大学士宋权、国朝都察院左都御史于成龙、国朝直隶总督赵宏燮、国朝直隶总督朱昌祚、国朝知县李中梧、国朝知县张吉午、国朝知县徐钟溥、国朝知县连登、国朝知县叶戴天、国朝知县王时秦、国朝知县张迎芳、国朝知县王光谟。 以上二十五位官员中有十九人曾任玉田知县，还有一名教谕，一名县丞；另外四名则是巡抚、总督之类的本省高官。这几位高官之所以入祀于玉田县名宦祠，是因为玉田县曾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按封建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是值得大歌大颂的人物。
功过难分的宋权 宋权，字元平，另字雨恭，河南商丘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土，历任阳曲县令、给事中、山西按察副使、大名道、顺广道副使、遵化监军等职。在明朝为官近20年，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并以清廉忠孝、正直敢言而闻名。 崇祯十七年（l 644年）三月，宋权被提拔为顺天巡抚，驻地在密云。上任刚3天，李自成的大顺军就攻陷了北京城。正在边境巡查的宋权听到消息后，一夜之间跑了200多里路，到迁安县白羊峪避难，在那里巧遇兵败而逃的宣府总兵唐钰。二人经过一番策划，先后攻入太平寨、喜峰口和遵化县城，把农民军派来的文武官员斩尽杀绝。这些举动表明，他与李自成起义军水火不容。 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挥师进入北京。宋权召集将士，将所辖4路21州县（含玉田县）拱手送给清廷，多尔衮命他仍任原职。宋权并没有欣然允诺，却向多尔滚提出三项条件，并且声称，若不答应，决不赴任。这三个条件是：1、敕议崇祯皇帝的庙号（帝王死后的封号），并予以厚葬；2、废除明朝后期的苛捐杂税；3、广泛起用有作为的汉族儒生、官吏。多尔衮当即同意了这三项要求，宋权也便接受了顺天巡抚之职，先驻密云，后移驻遵化。任职期间，宋权先后击杀、收降李自成农民军数千人。顺治三年，宋权被提拔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次年，充任会试主考官。顺治六年，再度出任会试主考官，担任纂修《太宗文皇帝实录》总裁官，诏加太子太保。 宋权在清廷为官的八年中，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的好事。他曾经多次上疏，呼吁清廷革除明朝积弊，整顿吏治，严惩贪官。他还竭力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以求同心协力襄理国事。清廷定鼎中原之后，颁行“圈地令”，把北京附近的土地以及明朝权贵的庄田一律划为旗地。由于一些民地错杂在旗地中间，清廷又另外拨给官田跟汉民交换。为了确保广大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宋权斗胆上疏，严正指出：“换地之后，农民离开故士，失去房屋，耕种条件恶劣，应该免除三年的租税。”他还接连上疏，请求免除蓟州（辖玉田县）农民田租一年，免除密云荒地逃丁派征钱粮，用宝坻仓库中储存的粮食赈济贫困百姓，召集无地农民开垦荒地，并给以暂免征税的优惠。宋权特别注重军屯，建议将长城沿线18万亩农田分给驻防的士兵耕种，每人分给40亩，充作5个月的军粮。他的这些建议显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有利于农民群众的生存。 顺治九年（1670年），宋权因病而卒。他一生为官清廉，虽然位居高官，家中却没有积蓄，他儿子宋犖变卖了家产才使葬礼得以举行。死后特赠少保兼太子太保，谥文康。
万民敬仰的于成龙
清代历史中有两个于成龙，史称大小于成龙。他们都曾当过直隶高官，都是清正刚直、两袖清风的清官。区别在于：大于成龙，字北溟，号于山，谥号清端，山西永宁人，他是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中主人公的原型；小于成龙，字振甲，号如山，辽宁盖州人，属汉军镶红旗，谥号襄勤。玉田乡贤祠中的左都御史于成龙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小于成龙。 小于成龙，字振甲，辽宁盖州人，为旗下包衣，随主人定居丰宁南关，自幼给主人放牧为生，因勤奋好学，由荫生授乐亭知县。翌年，署理滦州知州。十八年，升通州知州。所到之处，政绩突出，官德极好，深受士民爱戴，后被大于成龙举荐为江宁知府。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证实小于成龙确实廉洁，特予以嘉奖，赐亲书手卷一轴，传谕小于成龙：“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尔必自始至终毋有改操，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无负朕优眷之意”。当月超擢其为安徽按察使。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小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抵任后，发现弭盗之方在于严格保甲制度，统一对地方的管辖，所以连上几疏：其一，建议旗人与民人同编保甲，以屯拨什库与乡长互相稽察，协力救护，如发生窝盗、纵盗之事，“许州县官诘讯申报”；其二，请将容易窝盗之“燕山六卫”归并州县，使“保甲易编，匪类易察”；其三，请于京东之通州、西之卢沟桥、南之黄村、北之沙河，分设捕盗同知，自守备以下分汛、墩、台，及旗下在屯悉归稽察。“武弁有所顾忌，旗人亦受约束”。 在直隶巡抚任上，小于成龙雷厉风行，废除累民弊政，弹劾失职人员，惩办贪官污吏。他经常微服私访，体查民情，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深入匪巢。面对仗势欺人的官宦子弟、土匪豪强、宫廷太监等为非作歹之徒，他不畏强暴，勇敢果断。他把抚绥旗民、团结满汉做为首务，多次微服回乡，公平处理旗民事务。经过他的治理，直隶吏治肃然，境内盗匪遂靖，百姓沉冤得雪，民众悦然欣慰，他的威望也达到了巅峰。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敕加太子少保。康熙二十九年年底，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镶红旗汉军都统。 康熙三十一年冬，河道总督报缺，襄勤公受命于危难。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履任河道总督，两年后病逝。
良将之子赵宏燮
赵宏燮（1656~1722年）字亮工，号理庵，陕西延安人，监生。他父亲赵良栋在剿灭“三藩之乱”（3）的战争中建立殊勋，极受康熙帝的赏识，被誉为“天下第一良将”。 赵宏燮步入仕途后，历任完县知县、唐县知县、天津道（先后两次就任）、直隶巡抚（加总督衔）等职。在唐县任职时，他大刀阔斧地革除原来的陋规，并把革除事项刻为木榜，向全县士民公示，颇受称道。.任职天津道期间，他兴建义学，减少徭役，修筑堤防，多有善政。天津西沽大清河上原来没有桥梁，来往行人极为不便，赵宏燮带头捐款，制成巨船，然后将巨船贯以铁索，牢系在两岸，成为一座很有特色的浮桥，过河的人们如履平地，对赵宏燮的功德赞不绝口。后人在天津市内建立了赵公祠，祭祀赵氏祖孙三人——赵良栋曾任天津总兵，其子赵宏燮两任天津道，其孙赵之璧曾任天津盐运使。 康熙帝曾在丰泽园中播撒玉田稻种，经优中选优，培育出早熟的“御稻”。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赵宏燮向康熙帝请求，在京郊玉泉山试种“御稻”。康熙帝欣然同意，专门颁旨，并拨出自己亲手培育的御稻种，交给赵宏燮，结果获得丰收。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闰三月，因京东地区（包括顺天府和永平府）灾后缺粮，米价腾贵，饥民不可数计。赵宏燮为帮助饥民度过灾年，奏请朝廷，从国库借款，派遣官员到灾区贵买贱卖；并向皇庄、官庄的庄头借粮，以低价出售。不久，又经朝廷批准，将京仓、通仓贮藏之米，拨发20万石，派遣官员散发给灾民。一直到九月秋收时，赈灾工作才告一段落。他所采取的这些举措，使京东成千上万的饥民保住了性命。
为民请命的朱昌祚
朱昌祚（1627～1667年），字云门 ，原籍山东高唐。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兵攻下山东各州县，朱昌祚时年12岁，被掳往东北，后隶属于汉军镶白旗。顺治元年（1644年）随清兵入关，定居于山东历城。 顺治十八年（1661年），朱昌祚由工部侍郎改任浙江巡抚，期间政绩不裴，主要有平盗贼、减赋税、免欠饷、抚难民、除兵役等12项，均载入史书。康熙元年（1662年），朱昌祚被提拔为福建总督，因其父病世而回家守丧，未能到任。康熙四年，授职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故有“朱三省”之称。正是在这一任上，他遭到了权臣鳌拜的残害。 清初圈地时，多尔衮为辅政大臣，他是正白旗人，极力偏袒本旗贵族，将冀东肥沃之地大都圈给正白旗。康熙时期，鳌拜当政，他是正黄旗人，为给本旗争利，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冀东的土地应归正黄旗所有。他以此为由，强烈要求正黄旗与正白旗换地，并责成朱昌祚等人办理此事。如果兑换时土地不足，“别圈民地补之”（《清史稿·鳌拜传》）。此时距离当初的“跑马占圈”已有20年之久，如果按鳌拜的意见办理，将对20多万旗汉人等形成极大的骚扰。因此，朱昌祚等三位大臣坚决反对，他们以“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为理由分别上疏，言辞痛切。康熙帝赞同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但是当时他年仅13岁，尚未亲政，因此无助于事。大权在握的鳌拜看到朱昌祚等人的奏疏后怒不可遏，以“藐视圣命”罪，将3人革职，处以绞刑，并将尸首抛置于大街之上。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亲政，将鳌拜逮捕治罪。翌年七月，朱昌祚获平反昭雪，谥“勤愍”，赐祭葬，并享祭于浙江、河北各州县的名宦祠。
朱昌祚曾亲临玉田，就二次圈地问题进行“调研”，坚定了他反对鳌拜的决心，也缩短了他人生的旅程。关于这些，我在《玉田历史文化大观》一书中进行了描述，可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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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6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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