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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军乐队曲目与国旗国歌国徽的确定
吴光祥
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也很现实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开始启动。当时，迫在眉睫需要确定的是大典上采用什么样的阅兵进行曲及国旗、国歌和国徽。为此，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了遴选阅兵曲目和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的工作。
罗浪主张阅兵曲目用自己的军乐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决定，10月回日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随即，中共中央成立了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朱德任阅兵司令员，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任阅兵指挥所主任。会议还确定开国大典的阅兵按阅兵式、分列式的组织程序进行。阅兵式要求全体受阅部队以天安门主席台为中心，按序列在东、西长安街列队，接受阅兵司令员的检阅；分列式要求各受阅部队依次由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但这次会上关于阅兵拟演奏的乐曲没有确定。
9月中旬的一天，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主持召开阅兵部队联席会议。会上，对阅兵奏什么样的军乐，与会者莫衷一是。有人说，随便找一个好听的阅兵进行曲就行了，但20兵团第68军参谋长宋学飞却提出，开国大典阅兵的军乐应用德国曲目。他说，外国军队的阅兵曲目主要是“德国式”或“日本式”，而日本的分列式进行曲又是模仿德国的。所以宋学飞认为中外一个样，都是阅兵用的曲子嘛。还没等宋学飞把话说完，有人就打断了他的发言，说：“不能用旧的了，应该用苏联的曲子。新中国与苏联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曲子呢？”会场上一时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这时，杨成武以军人特有的目光，看了看军乐团总指挥罗浪，似乎在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1937年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罗浪，抗战前曾经到上海求学，17岁到了延安，是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1939年，他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等会场稍微平静下来后，罗浪委婉地说：“华北军政大学曾在石家庄搞过一次阅兵式，用的是我军自己的军乐。这套曲子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作为陪衬，以《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主旋律，中间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而且晋察冀军区曾几次阅兵都是用这组军乐联奏。我主张用它。”
三种意见，三个思路，大家各抒己见，一时难以统一。于是，杨成武让罗浪会后把自己的设想写成文字，列出阅兵时拟演奏的乐曲名称呈送阅兵指挥所。按照杨成武的指示，罗浪熬了一个晚上，把人民解放军现有的进行曲串在一起，写出了一份阅兵曲目方案，于次日早晨交到杨成武手上。杨成武看后又将此方案呈给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审阅。聂荣臻阅后即在方案上批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并请中央五大书记审阅。”
不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简单地碰了碰头，很快就统一了口径。毛泽东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庆，当然要用自己的曲子。”并在国庆曲目方案上作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批示，决定采用罗浪所报的《东方红》、《抗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为了使阅兵曲目达到适合典礼使用的音乐水平，罗浪挑灯夜战，连夜对乐曲的旋律进行了修改。很快，一套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作为陪衬，穿插《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阅兵乐曲诞生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随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当毛泽东和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时，由200多人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在罗浪的指挥下，连续演奏了3遍《东方红》。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人们欢呼雀跃。
下午3时，在大典司仪、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典开始后，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与此同时，军乐队开始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在雄壮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曲终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刚好完毕，国旗也正好升到旗杆顶端，迎风飘扬。
升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随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身着戎装，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在军乐队演奏的《东方红》、《抗大校歌》、《三大纪律八项纪律》、《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乘阅兵车检阅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海军代表方队，陆军的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西长安街的骑兵师方队。阅兵分列式开始后，军乐队联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在阅兵乐曲的伴奏下，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首先通过天安门广场。接着，步兵师以3个建制步兵团和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山炮各一个营的阵容接受检阅。战车师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各一个团编成。当战车师进至天安门广场时，人民空军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批接连飞临广场上空，正好与地面的战车部队遥相呼应。而骑兵师紧跟战车部队行进，依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阅兵分列式结束时，天色已晚。这时，长安街华灯齐放，群众游行开始。一队队满怀喜悦、激动心情的游行群众，在军乐队演奏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曲目中，涌向主席台，然后分东西两路离开会场。至此，军乐队演奏的开国大典全部曲目结束。
从38幅精选图样中遴选出“五星红旗”国旗图案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23个单位共134名代表。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指定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成员有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马寅初、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廖承志等。为了便于指导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及与各界人士交换对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于1949年 6月 15日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一天，毛泽东为征求张澜对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意见和建议，对卫士长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来选去，可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于是，李银桥对毛泽东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李银桥接着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泽东回答：“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于是，毛泽东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会见了张澜，两人就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评选委员会。随后，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也从7月15日起至26日，分别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连续刊登。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启事发出后，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海内外中国人都为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国内，许多人在工作之余，精心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国旗图案。与此同时，在国外，许许多多爱国侨胞看到祖国在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欣喜若狂，抱着拳拳的爱国之情，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朝鲜……将一幅幅设计好的国旗图案寄往祖国。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共收到来自海内外包括当时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
8月5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国旗、国徽事宜。会议块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和艾青参加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8月16日至20日，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413会客室设立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设计稿集中陈列、展示。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草案一的设计。该设计以红底配上黄星，一条代表黄河的黄条构成。红底与黄星为征求新国旗设计稿的必备基本要素，黄星代表共产党或中国人民。但也有人认为，这幅设计图样中的黄条分割了红地，犹如国家被分裂，应另选国旗图案。
后来，在评选中，由上海市民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引起了国旗审查小组的格外关注。大家认为：五星红旗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显示了庄严和简洁；五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有祖国疆土之意，画面虽然有限，但联想广阔，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而且富有美感，给人以完整和饱满的感受。而五星置于左上角，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视野开阔，大有“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而且大五角星和小五角星协调和谐。同时，旗面红与黄两种色彩都是暖色，都是中国人民喜欢的颜色，能引起人们的无限联想。当时，田汉拿起五星红旗图案草稿说：“依我看，这个设计是不错的。”此外，绝大多数人也觉得这个设计美丽大方，寓意也好。后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政协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从2992幅国旗图案中精选出38幅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给每一位政协委员讨论使用。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和委员126人到会。会议同意将拟制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提交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向大会主席团提出报告。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62人分成11个小组，对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进行了认真讨论。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座谈会。会上，毛泽东首先谈了对国旗的意见。他说：“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实际是锤子）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德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说着，他拿起画有五星红旗的国旗方案，用手指着说：“这个图案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毛泽东讲完，与会者一致鼓掌同意。
9月26日，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经过反复讨论，最终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即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第32号草图）为当选图案。这幅图样中的五颗星主要是代表中国四个主要社会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时的大星中还有镰刀、斧头，在决议通过之前，国旗审查组对这一设计图案作了局部修改：将镰刀铁锤标志删除。理由是：既已用四颗小星表示工、农、士、商平等，若再加入工人与农民的象征物，似乎又变得不平等了。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答读者问中，关于国旗的说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9月27日，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闭，提出国旗等四个决议草案提请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进行表决，会议一致通过了国旗等四个决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国旗图案确定后，离开国大典仅剩3天时间，首都人民随即克服种种困难，在3天时间内突击赶制出无数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隆隆的礼炮声和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亲手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周恩来意见：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1949年7月初，周恩来在审批“征集启事”时曾说：我个人的意见最好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不过大家可以讨论，再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随后，在应征稿中果然有很多人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其中著名画家徐悲鸿和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也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原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风云儿女》描写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地走向抗日前线。田汉在写完这首电影歌词后，便遭反动当局逮捕。聂耳主动拿去歌词，在去日本前完成了歌谱初稿。到日本后不久，聂耳就把写好的歌谱寄回国内。随后，这首歌曲随着电影的放映，迅即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抗战的烽火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儿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歌，鼓舞着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随后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的出版撰写了序言。不久，《义勇军进行曲》便享誉世界，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一首高昂的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8月5日，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和姚锦新参加国歌评选委员会。
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有的提出，“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有的说，“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但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拍板，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打曲》为代国歌，并提交政协会议表决。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还一起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声中结束。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案，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1949年11月 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答读者问中关于国歌的说明，这样写道：《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建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136条中增加了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毛泽东说：国徽是否可慢点决定
在国徽图案的征集中，政协筹备会虽然收到图稿900幅，但大都没能充分体现应征要求。因此，国徽方案没有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后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两个国徽设计小组共同设计国徽。直到1950年国庆节前夕，国徽的设计、制造才完成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
1949年7月1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就《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时，就对国徽设计提出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但后来国徽图案的征集并不令人满意，与国旗图案相比，不仅数量上相差悬殊，而且在构思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应征者大多把国徽想象或设计为普通的证章或是纪念章，难以反映新中国对国徽的要求。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大家没有遴选出令人满意的国徽图样，而且与会代表对未来国徽图案的认识也不够统一。于是，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最后，代表们一致同意，国徽图案不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留待将来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即委托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周令钊、钟灵等几位美术家组成。后来，根据周恩来“要多吸收一些专家共同设计国徽”的指示，又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以系主任梁思成教授担任组长，成员有建筑学家林徽音、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等。
为了赶在1950年的国庆节挂上新国徽，根据政协国徽审查小组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和学者夜以继日地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进行推敲，反复研究，最后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达成共识，确定国徽图案要有如下内容：用齿轮、麦稻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1950年6月20日，国徽审查小组召开会议，最后一次评审了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分别提出的方案，在认真比较两套设计方案后，最终选中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会上决定由国徽审查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沈雁冰向政协全体大会提出审查报告，送政协大会表决。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组又对国徽稻穗细部形象进行了改进。
6月2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同意马叙伦委员代表国徽审查组所作的报告及拟定国徽图案。不久，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等设计的国徽图案。
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使用办法等。在关于国徽的说明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主要由国旗、天安门、齿轮和谷穗构成。其蕴含的深刻内容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到1949年取得伟大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天安门既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成立时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所。因此，用天安门图案作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十分恰当的。用齿轮、谷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用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鲜明地表现出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枚国徽，在建国一周年之际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以后历次宪法均予以确认。为了维护国徽的尊严，正确使用国徽，1991年3月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当天国家主席杨尚昆签发主席令予以公布，并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8期《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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