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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乐上书两则史实的考证
吴学俍
西汉时期的燕郡无终县人徐乐，因给汉武帝刘彻上了一篇言世务书名载史册，从而被无终故地各县列为古代先贤称颂至今。但关于徐乐上书的时间及上书后所获官职两则史实，不仅在各种史志文献记载中出入很大，当代研究者中也是说法各异、观点纷呈，很有加以考证之必要。 一、关于徐乐上书的时间 对于这则史实，当代研究者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其一、倪景泉先生著《蓟州谈古》一书第161页称：“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徐乐上书言事，劝喻汉武帝休养生息，以德政服天下。” 其二、王士立先生主编《唐山名人》一书中《徐乐》一文（作者：赵志远）称：“徐乐上《言世务书》是在元朔元年（前128）”。 其三、张树云先生《徐乐》一文（载《天南地北玉田人》一书首篇）称：“西汉元朔、元封年间（公元前128——105年），汉武帝刘彻要求全国各地向朝廷举荐贤良人士，徐乐是被举荐人士之一。”“徐乐上书时期，正处于西汉王朝北伐匈奴、南征南越、武功赫赫的所谓‘盛世’，朝廷内外歌舞升平，帝王将相忘乎所以”。从该文以上记述可以推出：徐乐上书的时间是在元封年间（前110——105年）。 有关徐乐上书时间的表述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史记》、《汉书》两部史书中关于徐乐上书这件史实的记载较为简略，研究者只能在已知史料基础上加以推测。彼此推出的结论各异并不奇怪。 笔者最近有幸阅读到东汉荀悦的编年体史书《汉纪》（又名《前汉纪》），发现该书对徐乐上书的时间有比较具体的记载。《汉纪》卷第十一《孝武皇帝纪二》记载：“元光二年（前133年），冬十月...始诏公卿议伐匈奴......夏六月，...袭匈奴...单于大惊而逃。兵追至塞，不及乃罢...时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曰......偃凡上十事：其一谏伐匈奴，九事为律令。燕人徐乐上书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故明主之要，期在于使天下无土崩瓦解之势而已’。临淄人严安上书曰......此三人同日上书，上皆召见”。根据《汉纪》以上记载，徐乐上书的时间是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夏六月某日。《汉纪》与《汉书》均为东汉时期编修的史书，距离史实发生年代较近。而《汉纪》是东汉著名学者荀悦取材班固《汉书》缩编而成，同时又补充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而不详的史料，因而是研究《汉书》及西汉时期历史的重要史学著作。荀悦《汉纪》中关于徐乐上书时间的记载，应当是权威可信的。 二、关于徐乐上书后所获官职 关于这个问题，史志文献记载及当今研究者论著中主要有三种说法： 其一、徐乐上书后被封为郎中。 《史记》、《汉书》、《汉纪》三部史书中均记载：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同时被封为郎中。 其二、徐乐先拜郎中，后升为中大夫。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唐代司马贞为《史记》卷一百一十二所做索引：“（严）安及徐乐并拜郎中，乐后为中大夫”。清代光绪十年版《玉田县志.乡贤传》、台湾十四院校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蓟州说古》、《唐山名人》等书均予以沿袭。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史记》亦受此说影响。 其三、徐乐一年之内四次升迁，直至中大夫。 清代康熙十年版《玉田县志.人物志》称：“（徐乐）即日拜议郎，不终岁，四迁至中大夫”。《天南地北玉田人》中《徐乐》一文称：“汉武帝在一年之内连续四次提拔徐乐，直至中大夫”。 要搞清这则史实，我们需要先弄懂上述文献中提到的“郎中”、“中大夫”等官职的职权、薪俸待遇等相关问题。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中记载：“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郎掌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齐鲁书社1993年版《中国历代官制》一书第53页记述：“中郎、侍郎、郎中统称郎官，主要任务是轮流值班，‘执戟宿卫殿门，出充车骑’”。） 同书还记载：“县令、长，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 由《汉书》中以上记载可推知：郎中的薪俸待遇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县的县尉或一个小县的县长。 《汉书》卷六十四下记载，严安上书被封为郎中后，职务又有变动，“后以安为骑马令”。 关于骑马令的官职，据《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中记载：“太仆，掌舆马，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路軨、骑马、骏马四令丞”。可见：骑马令的官职应高于郎中。 试想：如果徐乐在封为郎中之后又升至中大夫，那么，他的官职则远远高于骑马令严安。若两人有同时公开出面的场合，徐乐的名次理所当然应排在严安之前。但《汉书》卷四十七《东方朔传》中却有如下记载： “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終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言词。先生自视，何与比哉？’朔对曰：‘......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汉武帝在接见东方朔，历数自己身边十五位得意文臣时，将徐乐之名排在了骑马令严安之后的第十四位。而中大夫主父偃则排在第七位；排在第六位的是光禄大夫吾丘寿王；排在第八位的是长史朱买臣；排在严安之前居第十二位的是谏大夫終军。这表明：汉武帝是按官职高低来介绍自己的这群文臣的，徐乐此时的官职已低于骑马令严安。 宋代史官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一书时，竟在《汉纪十》中将同一天上书的主父偃、徐乐、严安三人的上书次序做了调整，将徐乐排在了严安之后。司马光此举恐怕也是出于对三人官职高低的考虑. 曾与徐乐同朝为官的太史令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1），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終王贾传》中记载：“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偃数次上疏言事，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 《汉纪》卷第十一《孝武皇帝纪二》记载：“此三人同日上书，上皆召见。谓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岁四迁，至太中大夫”。 《史记》、《汉书》、《汉纪》三部史书中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一岁四迁至中大夫者，主父偃也。唐人司马贞提不出任何依据的所谓“索引”不足以抗辩东汉时期两部史书的联证，因而他臆造的“乐后为中大夫”的观点根本不能成立。清代康熙十年版《玉田县志.人物志》的编撰者采取移花接木之术，将主父偃一岁四迁的美事嫁接到徐乐头上，明显是在移冠史实、肆意演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徐乐上书的时间是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上书后所获官职，充其量不过一秩三百石的郎中，并未升至秩二千石的中大夫，更未有一年内四次升迁之美事。将徐乐誉为“西汉时期政论家”（2）尚且靠谱儿，称徐乐为“西汉时期政治家”（3）甚至“杰出政治家”（4）则有溢美、拔高之嫌了。
注释： （ 1）谒者：西汉朝廷中负责“掌宾赞受事”的官员，职责是行礼时当司仪和通报，接待客人。要求该官员仪表端庄，声音洪亮。 （2）见《唐山名人》一书中《徐乐》一文。 （3）、（4）见《天南地北玉田人》一书中《徐乐》一文。
2012年5月30日至6月2日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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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2-6-20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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