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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历史上的民族反抗斗争
黔西南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充满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旧社会,曾先后暴发过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回族等民族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革命暴动以及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
一.苗族仡佬族起义
元末明初年间,今北盘江畔普安、晴隆、水城、郎岱(今六枝)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许多苗族和仡佬族人民,他们为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而云集在普安让里(今龙吟)一带铸造刀枪和钱币,自立为国,声势浩大,威震明廷。因此,洪武三年(1370)明廷采取“调北征南”的措施,派指挥使胡源率兵前来征剿,义军英勇抗击,转战城子洞大兵营,固守普纳山根据地,机智地从山上推下巨石,砸得明军纷纷逃遁。明洪武四年(1371),明大将军黄迁仕率兵猛攻普纳山,义军与之血战获胜。洪武六年,明军再攻普纳山,义军与官军激战,最终失败。义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留下的英雄业绩,在今龙吟附近的布路者恩冲铸钱山洞及普纳山古战场依然可见。
二.南笼布依族起义
清朝统治者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加剧了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清代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纷纷进入布依族居住地区,与当地农村中的土目、亭目、把事勾结起来共同剥削、压迫农民,霸占了大量土地的土司,不仅强迫农民种靠“印田”,而且平时要强迫农民为其服各种劳役,以供其婚丧、宴客、住、行及一切吃喝玩乐使用。封建地主、官吏、甚至差役兵士也利用一切机会敲榨勒索人民,连穿民族服装也被指为“违制”而受罚,南笼布依族起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爆发的。
清嘉庆二年(1797),暴发了以布依族青年王囊仙(女)、韦朝元为首,布依族为主体,有苗、汉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清起义——南笼布依族起义。起义斗争历时8个月,震惊了清廷,是清朝前期黔西南一次震动面大,影响深远的农民革命斗争。
起义首领是南笼府城南乡洞洒寨布依族青年妇女王阿从,她平时用草药治病,深受百姓尊重,人称为“囊仙”,意即“仙姑”。另一布依族首领韦朝元,住在与洞洒相邻的当丈寨,既会医道又会拳术,不仅徒弟众多,而且号召力强。
乾隆六十年(1795),南笼镇总兵花连布率镇军前往镇压石柳邓在松桃发动的起义,南笼防守空虚,王囊仙、韦朝元便抓住这有利时机加紧策划武装起义。于嘉庆元年(1796)冬,以木刻为信号辗转通知各地群众到洞洒、当丈集中,准备起义,布依族农民“翕然从之”,苗、汉、彝族贫苦农民也纷纷赶来响应。两寨陆续聚集了数千人,公推王囊仙、韦朝元为首领。同时建立组织,按军、政、巫三类给予封号和职衔。接着在洞洒、当丈两寨修木栅、石城,又聚集粮草、器械。由府城合家投入义军的汉人桑鸿升任主谋军师并起草文告,部署起义。
嘉庆二年(1797)正月初,韦朝元命府属北乡马房寨的黄抱良(大王公)领先起事。黄在北乡杀塘兵,点燃了起义的烽火。起义爆发的当夜攻下普坪,切断了南笼官兵北逃的去路。翌日,义军迫近南笼城郊,包围府城。知府曹廷奎惊惶失措,触楹柱而死。因守城官兵人数不多,府经历(官名,知府的助手之一)金淳、把总杨文海急调乡勇入城据守。由于城池坚固,官军器械精良,加之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并用大炮轰击,义军虽勇猛攻坚,用火把城门上的铁皮都烧红了,仍攻不下。在围城战斗中,大王公头部中弹阵亡。
南笼起义后,府属之永丰州、普安、册亨、新城、黄草坝、捧鲊城皆被起义军包围,安顺府之永宁州(今花江)、归化厅(今紫云)及贵阳府之广顺州、长寨厅(今长顺)、定番(今惠水)、大定府之威宁州(今威宁)、黔西州(今黔西)、平远州(今织金)等地的布依、苗、彝各族农民也揭竿而起,响应起义。义军各围其城,“储城告警”,清朝驻军一片慌乱。义军一时风起云涌发展到数万之众。
义军声威震惊了清廷,嘉庆皇帝恐贵州巡抚冯光熊“一人照料难周”,特命正在铜仁镇压农民起义的云贵总督勒保“轻骑减从,驰赴南笼”,又命珠隆阿、张玉龙等将领带兵“前赴南笼,星速剿捕”。各处义军与勒保等带领的官军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浴血奋战,纷纷失利。嘉庆二年8月15日,勒保调齐各处镇军围剿洞洒、当丈两寨。义军奋起抵抗,挥舞大刀、长矛与敌展开肉搏。两寨皆被攻破,义军点燃冲天烈火,纷纷投入火海。王囊仙、韦朝元精疲力竭,在烈焰中被俘,后与王化明、韦抱堵共四名义军首领被押解到京城杀害,桑鸿升等大小首领及义军被勒保“全行斩决”。
三.咸同回民起义
咸丰八年(1858)冬,普安厅(今盘县)大坡铺、华家屯一带的回民,不堪忍受清朝官僚、地主对回民的歧视与欺凌,拥戴张凌翔、马河图组织义军发动起义。起义军攻占新城后,定义旗为白色,以别于官军的红旗。因此,史称“白旗起义”。
是年冬月初八日夜,义军首攻沙陀寨,杀死欺凌回族群众而为官府庇护的地主恶霸高发杨、高发祥等人。接着攻陷驻兵重地亦资孔,占领几十个村镇。为了壮大力量,张凌翔遣人往兴义、贞丰和新城等地发动回民起义。兴义府知府胡霖澍闻讯惊恐,急调集驻地官军和团练开往普安厅镇压。咸丰九年(1859)2月,前来镇压的官军团练被义军击溃。同年6月,贵州巡抚蒋蔚远令安义镇总兵率镇标和长坝营官兵赴普安厅,设7个大营围剿。张凌翔发动垭巴山苗族起义,协同抗敌,官军崩溃,一时威震黔西南,胡霖澍被迫停战议和。9月,府城回民张福田联络参加过1854年涂令恒起义的新城回民孙毛羊、贞丰苗民杨树森、安南汉民谭五受等率众加入张、马义军,至此,义军增加到4万人。同年11月,义军包围新城,消灭了驻城清军,进占新城。
义军在新城召开了各族首领军事会议,公推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张定中、马仲、马忠等为将军,张福田、陆王松、谭五受等为都统。还委任了司马、参军等职。并决定把新城作为根据地,建立指挥中心,修理城垣,增筑石碉。义军还规定以下的军纪:“不准奸淫妇女,不准乱掳乱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保护老百姓”。起义军在作战之余参加各业生产,补充给养,减轻人民负担。在占领地区没收富豪地霸的钱粮作军饷,把无人认领的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取消清政府的苛捐杂税。
起义军在新城建立政权后,起义群众不仅有回族,还有苗、彝、布依、汉等各族参加义军,义军最多时发展到数十万,并拥有兴义府属的安龙、兴义、普安、安南、贞丰、盘县、新城、紫云、册亨等州县。
回民起义军的节节胜利,使清政府惊恐万分,咸丰、同治皇帝都迭下手谕,勒令贵州各级官吏拼力围剿。
义军在抗击官军的多次战斗中,英勇顽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治元年(1862)3月23日,义军攻占了兴义府城,知府胡霖澍从乱中逃出,被难民抓获碎尸。总兵赵德昌逃往兴义县。
官军团练在进剿义军中屡遭抗击,伤亡很大,难以平定义军。兴义县城被义军占领一年多后,云贵总督与贵州巡抚焦躁不安。于是,他们共同谋划。一面调整军事部署,加强兵力;一面施计离间义军内部将领,以官禄引诱。同治三年(1864)2月,官军围兴义县城,义军中的叛徒开门迎入,致使兴义城失守。同年7月,兴义府知府孙清彦遣贞丰州文生张西铭、桂金五至兴义府城,劝说镇守兴义府城的义军骁将马忠背叛义军。同年9月,兴义府团首朱天贵暗中联络府城义军都督马忠,夜举火为号,带兵练突袭入城。消息传到新城,张凌翔、马河图等义军首领大为震怒,率新城、贞丰义军猛攻府城。城破,马忠逃出府城,投奔孙清彦。接着,孙清彦指挥各路官军围困府城。10月24日夜,马忠带领官军搭梯强攻府城,各路官军蜂拥破城门而入。义军失利,张凌翔、马河图牺牲,官军占领兴义府城。张凌翔、马河图牺牲后,众推张定中为元帅,金万照为经略大臣。此时,各路义军已不如过去团结坚强,又有几个义军将领先后叛变,马斯骏(任义军安民府,管理安南和兴义县)遇害,义军元气大伤。
同治九年(1870),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为总指挥,率兵配合兴义府各团练共十多万人向义军发起疯狂进攻。同治十一年(1872),府城和各州县义军失败,退守新城后,周达武以重兵围困新城义军,屡攻不下。同年9月,他亲往马家屯清军大营督战,一面指挥官军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一面进行劝降。义军久困孤城,兵粮两缺,情势岌岌可危。张定中、金万照聚众商议,见大势已去,决定谈判议和,由金万照会见周达武。结果,周将他囚到贵阳杀害。张定中得知金万照遭清军杀害,又听说要将他解滇“管束”,亦服毒自尽。其余义军和回民,或被残杀,或于奔逃中死亡。
这次起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黔西南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反对清统治者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始终团结战斗,生死与共,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四.安南苗族布依族起义
安南苗族布依族起义爆发于民国十年(1921),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忠实于军阀的安南县团防黑城(今鸡场)农村政权和地主阶级狼狈为奸,以摊派“禁烟罚金”为名,大肆搜刮民财,激起了各族人民的深仇大恨,苗族、布依族人民忍无可忍,寻机反抗。当时,郎岱苗族杨玉清、杨三妹等四兄妹因不忍土司压迫剥削,组织苗民将土司张家杀绝,遂上娘娘山。在杨家兄妹的影响下,安南苗族、布依族人民亦自发组织武装,推举布依族吴松廷、李兰廷、岑平芝等为代表,率苗、布依、彝、汉各族群众上娘娘山与杨玉清部会师。公推杨玉清为主帅,吴松廷为副帅,提出“土田还家”的口号。义军痛击鲤鱼河等地的柳、龙、安姓的地主、土司武装,首战告捷。同年10月攻打郎岱失利后,即转战安南地区。安南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人民纷纷参加义军,一时扩充到数万人。同年年底,杨玉清等率众打黑城,烧了地主住房。
民国十一年(1922)春,义军与团防兵和地主武装血战于下规模,斩了团防前锋陈叔卿。之后,安南团防总理派吴少清、陈叔安为前锋,安南团防兵力和地主武装即刻向义军反扑,与义军血战于罗家屯白桥。鏖战一昼夜,团防军大败,吴少清被斩,陈叔安收其残部退守安南。至此,义军声威大震,统治集团胆战心惊。数日后,义军组织兵力三路围攻安南,城将攻陷,普安易德安引兵助暴,义军终因敌众我寡,武器不足等原因而归于失败。
五、兴仁苗族姜春台起义
兴仁县母冲苗族姜春台,自幼好学,爱憎分明,少年时期目睹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疾苦,只顾派款抢粮,拉夫抓兵,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的社会现实,对黑暗的旧社会充满了仇恨,潜藏着强烈的反抗心理。长大后,在各地纷纷揭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影响下,于民国十年(1921)5月10日带领千余苗胞,由母冲出发,首先攻占巴铃,并分兵驻扎巴铃东西两街,次日拂晓率队伍往贞丰进发,行至龙场水桥,遭龙场国民党兵阻击,起义军奋勇还击,击溃敌军,迅即占领龙场。是日,贞丰国民党驻军赶来镇压,双方激战至天黑,时倾盆大雨贯注,起义军多是火药枪,被雨淋湿,无法使用,加之兴仁大山区陈伯祥带兵断后增援,起义军腹背受敌,只好兵分三路往者纳河、三河、陈家沟方向撤退。
数日后,省府国民党游击司令刘显潜派兵数连至贞丰,配合陈伯祥围剿起义军。是年六月,陈伯祥率数百国民党兵进发母冲,兵至罗家湾,遭姜春台义军痛击。由于敌我力量、武器设备悬殊,激战后义军且占且退,分别撤进深山密林中,利用有利地形不断袭击国民党兵,敌人死伤惨重,又抓不住义军,于是下令烧民房。凶残的国民党兵从楼房寨开始,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整整烧了二十八寨,四百多户。尽管敌人施尽毒辣手段,起义的烈火仍未扑灭。起义队伍为保全力量,转入地下斗争,不断偷袭敌人,并积极组织群众抗粮、抗款、抗兵,保卫家乡,保卫群众生产和生活,起义军首领姜春台一直坚持斗争至民国十九年(1930)惨遭国民党杀害。
姜春台领导的苗族起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失败了,但其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气节,在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少数民族英勇不屈的壮歌。
六、望谟麻山苗族起义
民国二十八年(1939),望谟暴发了声势浩大的麻山苗族起义。麻山峰峦起伏,处处悬崖峭壁,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然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地方恶霸并没有减轻对苗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拉兵派款,抢物抢粮,奸淫强抢民女,任意捆绑、殴打老百姓现象日胜一日。饥寒交迫的苗族人民再也忍受不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地主恶霸的欺凌和压榨。
3月21日,苗民熊亮臣与其弟熊亮斌、其妹熊三妹集结数百苗民,高喊“抗兵抗税”口号,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队伍首先包围恶霸王建坤家,进而攻打其他豪富,将其财物、粮食分发给老百姓,声威大振。数日,起义军队伍增至数千人,不少布依族也参加了起义队伍。5月21日,熊亮臣在乐旺大坝召开有几千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建立民团,揭竿而起。颁布《起义文告》,宣称“有钱出钱,无钱不出;有人出人,无人不出;富的出钱,穷的不出;独子不当兵;反对抓兵派款。”并派人到贵阳、安顺、兴仁等地张贴。大会推选熊亮臣为团长,杨树清(苗族,熊的妹夫)为副团长,王国安(布依族)、田玉芝(汉族)、王小书(汉族)、张茂芝(苗族)、罗朝珍(布依族)、陶光明(苗族)、杨绍清(苗族)、熊发祥(苗族)等13人为大队长。大队按地区编组,多则上千人,少则百余人。队员多数是穷苦百姓,分布在望谟、紫云、罗甸3县7个区。队员平时分散务农,战时集中打仗。指挥部设在洞水,熊亮臣、杨树清常驻洞水,各有一个脱离生产的警卫排,共百余人,平时训练枪法,战时抽出分到各大队指挥战斗。
民团成立后,熊亮臣在马场杀了仗势欺人的保长,并宣称:“哪个保长再抓人家的独子当兵,我就杀他全家。”接着又火烧地方恶霸杨海臣的宅院,向富户借粮要枪,使麻山一带乡丁不敢为非作歹,乡保长凶焰收敛,国民党政府因此而称麻山为法外之地。1941~1942年,麻山烟土丰收,民团以烟土换步枪百支,实力又增。不仅乡丁,就连县保警队也不敢征粮征款,保安团的小分队亦不敢深入麻山腹地。
1942年5月至次年9月,中国共产党黔桂边区委员会两次派人上麻山联系,熊亮臣接受来人意见,连续发表文告,申明民团立场,联合民众反对“三征”,并将民团改称为自卫团,下分蛮结、纳乌、油啥、乐旺等大队,并整顿纪律,提高自卫团信誉。
1942年春,保安团分兵三路,进入麻山等地进剿。熊亮臣料定保安团必须经过坡面陡峭的打豪寨环坡,即命杨树清率自卫团在山顶安置石架,待保安团进入环坡石径时,齐放石架,砸死敌人50多人,伤不计其数。不几日,保安团三路兵合为一股,向麻山进剿,熊亮臣又命杨树清将敌人引向地势犹如马糟、两边都是百来米悬崖陡壁的一碗水山沟,即指挥预先埋伏的自卫团战士以石头及火药枪,一阵猛打,敌人死伤惨重,被迫撤出麻山。同年7月,保安团增加人马再次进剿麻山,熊亮臣与杨树清再次利用地形和游击战术痛击敌人,但由于自卫团大队长罗朝珍被俘,其部瓦解。自卫团与保安团几经周旋后被迫退到桑郞、牛场、蛮结、乐旺、罗苏等狭小地区。
自熊亮臣兄妹在麻山举起反抗旗帜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通令悬赏缉拿和收买人暗中谋杀熊氏兄妹及骨干,另一方面调集保安团、保警队多次进剿麻山。
1943年3月,兴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徐实圃调兵进剿,步步进逼,设岗建卡,封锁关口要道。政治上先是喊出“只打苗族不打布依族”,后又喊“只打红苗不打其他苗”,最后又喊出“只打红苗中的熊姓”等口号以瓦解义军,致使许多人受骗离开自卫团后遭杀。坚守战斗的自卫团成员死伤日益增多。熊亮臣奋力作战,中弹受伤,不久,他的得力助手杨树清牺牲,自卫团被迫化整为零。
1945年2月,保安团再次围剿麻山,一方面采取强化保甲,收缴民枪,剿抚并举,分割包围和铲除烟苗断绝苗族财路财源方法;另一方面又采取立功受奖,引诱官兵卖命的方法。此时的自卫团已势单力薄,形势非常严峻,熊亮臣顽强地带领余下的自卫团员与保安团周旋,经历数次战斗后损失殆尽,历时6年的麻山苗族起义最终失败。被俘的自卫团成员及村民400多人被敌人一天之内全部杀害。熊亮臣、熊亮斌、熊三妹潜往广西,后找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分别成为党的地方领导干部。
七、晴隆鲁打苗族暴动
民国三十年(1941)10月30日上午,鲁打乡乡长李登诗与联保主任龙显荣带领荷枪实弹的乡丁到太平头抓壮丁。村民刘老大的独生儿子刘金安和另外三名青年被抓走,引起民愤。刘老大将独子被抓之事告知龙集臣,龙即召集30余人持火药枪抄小路赶到鲁打坝子,将李登诗、龙显荣等包围,夺回刘金安等被抓壮丁。
李、龙返回乡公所后,即电话同晴隆县国民党政府谎称“匪魁龙集臣、刘老大、龙玉集等,率30余人,持枪械中途包围,将刘金安劫脱,并鸣数十枪,打伤乡丁……”。县政府当即以电话通知驻扎在中营的保警分队镇压。31日4时,保警队开向鲁打,天亮时到达乡公所,龙集臣迅即召集50余人,分成两队,一队守白家寨,一队守太平头村,并用石木等物构筑档墙设置栅栏。同时,派人与时任六区(中营)区长的亲戚李文联络。李文获悉,即调集百余人,带步枪四十余支,以及火药枪、大刀、梭镖等武器,增援龙集臣,从外线包围驻扎于乡公所的保警队。龙集臣在援兵到后,便指挥白家寨、太平头两队向保警兵发起攻击,击毙保警兵2名,乡丁2名,击伤保警兵2名,缴获步枪6支,刺刀6把,子弹1324发。
暴动发生后,第三行政区督察署专员刘时范于11月6日指示晴隆县政府查明情况,此事若系乡民无知闹事,应请其乡中父老说服归顺。若系匪人作乱,请兵剿办。并将情况同时报省。几日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遣视察王克章到晴隆县监察。令驻兴仁的保安1团、驻盘县的保安3团、驻水城的保安4团各派出一部兵力,由保安一团1营营长李成举指挥,围剿暴动队伍,保安部队进入鲁打境内后,人地两生,连遭暴动队伍袭击。
由于暴动队伍组织混乱,纪律不严,没有后勤保障,战斗力大减,加之保安团不断增派援兵,使用重火器摧毁太平头寨墙,纵火焚烧全村房舍,残害为避兵灾而躲藏于鲁打岩龙洞中的数百村民,威逼各寨寨老劝龙集臣投降。龙集臣、刘老大、龙玉集等30余人被迫在“悔过书”上签字,解除武装。李文继续带领一部暴动人员坚持斗争,在长流的花叶岩一带与敌周旋,保安团步步逼进,李文退居北盘江上游,在普安、盘县、水城三县交界地的猴昌河、鸡场河继续斗争。次年春,李文被李登诗派人暗杀于鸡场河,暴动队伍解体,晴隆鲁打苗族暴动终被镇压。
八.贞丰农民暴动
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受过红军影响的贞丰县新寨苗族青年王凯、袁必学等18人在木厂砍香盟誓,计议组织穷苦人民,发动武装暴动,同时派人与望谟熊亮臣、兴仁吴定国等组织的农民暴动武装联系,并分头到远近村寨去组织发动群众。不到半年,就组织了几千人众。同年3月,望谟王小书率众攻克望谟城,兴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徐实圃急调兵增强防务,贞丰县长杨伯举调集了600多人到鲁贡、白层等地,城内兵力薄弱。3月21日傍晚,王凯令暴动武装在距城不远的纳牛集中,打出蓝底、红边、白字的旗帜,上书:“反对国民党救国救民军事委员会游击第三支队”。提出“打富济贫,打倒贪官污吏,活捉杨伯举”等口号,并规定了“不奸不淫,不抢不掠,缴获归公,爱护穷人”的纪律,子夜二时许包围县城。22日拂晓,暴动武装发起猛攻,城内官兵无力抵抗,暴动武装入城。砍破牢门,放出“犯人”。杨伯举乘黑夜化装潜逃,其余官吏四处逃遁。暴动武装在贞丰城里出示安民,并开仓济贫,将粮、盐分给穷人。
王凯、袁必学原准备攻下贞丰城后立即挥师进攻兴仁专署。但获悉驻者相的国民党军队企图与县府秘书范迪斋带领的团丁配合夹击义军。因此,王、袁回师者相,途中将敌击溃,义军进占者相区公所。范迪斋乘义军回师者相之机,率龙场团丁进入县城,杨伯举也随保警兵入城,并加强防卫。
3月24日,义军再次攻入贞丰城,杨伯举出逃。专员徐实圃由望谟返回途中得知贞丰城再次被暴动武装攻占,急忙赶到鲁贡,调集保四团及各处团丁4000多人向贞丰义军反扑。3月28日,义军撤出县城,一部分转移到把南(后来被镇压),大部分转移到者相,遭保四团王孝传部围剿,最后分批撤走。范纯武带领的农民义军撤到花江,以后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王凯夫妇等投镇宁六马革命武装。袁必学奔往安龙笃山大梨树。农民暴动失败。
在黔西南的历史上先后爆发的数次农民起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国民党的统治,推动了黔西南历史向前发展;同时,也表现出黔西南各族人民是团结战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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