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宋家族真的没有贪污过？——从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讲起【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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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宋家族真的没有贪污过？——从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讲起


作者：乐之史


最近几天，“四大家族”，这个几乎要被中国人忘记了的词汇，又频频在在国内外华文媒体上。作为“四大家族”中排行第二的“宋子文”的女儿更是高调接受许多记者的采访，言谈间，似乎颇有为“四大家族”大鸣不平之意，尤其对宋子文氏，更是突出其“爱国”的一面，强调宋对中国有过诸多贡献，同时由记者报道来看，似乎其后代也声称目前并没有找到宋氏贪污的史料证据。


在中国，几乎所有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四大家族”是什么意思，按照官方的历史或政治教科书，这个词就是专指“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以及陈立夫他们四大家族，他们的贪污腐败也使得国民党失尽民心，最终败于代表“正义力量”的共产党。这种“历史知识”教育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大脑，因此，只要说到国民党时代，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当时的“四大家族”的”恶行“。那么，这种历史知识究竟有几分真实，或如其后代声称的基本上是一种“诬陷”？

“四大家族”这个词，依照目前的资料来看，似是陈伯达1946年所发明。陈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心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心候补委员。除协助毛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书外，陈伯达也是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干将，以他署名的一些文宣作品曾经都是打击蒋介石与国民党声誉的重磅炸弹，如《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了。此书在正式出版前，曾经从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并立即以单行本出版。这本书估计当时的印刷量就大得惊人，印行后就广为传散，并且一版再版，成为瓦解蒋介石统治集团合法性的一枚超级原子弹。

陈伯达此书写法很独特，全书到处可见数据与注释，假如不去注重那些明显的政治用语，从格式上看还是挺像一本学术著作的。书中指控蒋、宋、孔、陈四大家以“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陈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论证，为了凑足这个数字，陈乃将所有与蒋宋孔陈姓名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入他们名下，这当然是很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陈书中也布满了用词过度的指责与诋谤，然而，今人是否能因为这些数字的不准确或用语的过度匕首化，或“四大家族”一词的“科学性”有问题，就对陈伯达的指控能够完全否认呢？

其实，假如我们撇开“四大家族”这个词，从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来看，豪门资本或“官僚资本”的问题显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化的。而这里的“豪门”或“官僚”，最显著的又当然是孔祥熙与宋子文两大家族。所谓“孔宋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洋财，这在抗战期间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而国民党内部对孔宋官商不分，公私不分，以公权力为家族生意保驾护航，也是布满了批评意见，如曾经主管资源委员会与经济部的翁文灏，以及“清流派”傅斯年、马寅初等人，都曾经公共抨击孔宋贪腐问题。即使是硬被戴上“四大家族”帽子的蒋介石与两陈，他们对孔宋之行径也未必满足。陈立夫在其回忆中便对宋子文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大为不满，认为其应误国害民不浅。政策变化之间，孔宋家族控制公司通过事先情报及内线交易得到的暴利自然也为人诅咒。姑且不论民议，即使代表国民党中心喉舌的《中心日报》到后来也成为揭弊者，1947年7月29日《中心日报》刊登《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一篇报道 ,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心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其中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主持的孚中实业公司结购外汇为1.53亿美元,孔祥熙之子孔 令侃主持的扬子建业公司结购外汇为1.8亿美元,而宋子文投资的中国建设 银公司亦结购外汇8.7万美元。在当时物价飞腾通货膨胀已至极点之时，谁都知道拥有美元外汇意味着什么？

孔宋控制中国财政枢纽20余年，而宋更早在1923年就帮孙中山打理筹款事宜。正如蒋介石机要秘书周宏涛晚年所说，虽然孔宋未必有把国家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但他们从政期间亦官亦商，经常藉着为官便利来经商大赚其钱。这种以权谋私官商不分的行为难道不能算“贪污”吗？其实，仅从当时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的档案，以及各方民意代表的资料来看，检控宋孔两人涉嫌贪污的证据恐怕用“积案盈尺”来形容也不为过。所以周宏涛就说，宋孔的行为不论在当时或现在的标准看来都是不应该的，蒋经国对此也“强烈地反对”。小蒋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其实就已经预备拿孔宋家族开刀了，孚中与扬子两家公司都岌岌可危，只是后来迫于宋美龄的压力，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美国人对重庆时期以及战后蒋介石政权之不满，除了军事上之失败，可以说孔宋贪腐也是要害的因素。

也正因为抗战前后社会上对孔宋家族非议甚多，因此中共得以利用此种舆论大做文章。不过其策略却是从政治上将蒋、陈与孔宋联结起来，拼成一个“四大家族”的名词。其实，蒋介石根本就不需要贪污，他要钱办事只管写条子向财政部要就是了，从档案来看，蒋本人根本没有也办什么公司，或存许多钱在银行。两陈在国民党内在经济上面一直有清誉，对他们的批评最多也就是垄断党务罢了，很少有人说他们贪污。但是对孔宋贪腐的批评，却一直从大陆延伸到蒋经国统治的台湾。不过，颇富讽刺意义的是，今天台湾大致上可以说在行政清廉问题上已经做得挺不错了，而当年口口声声痛斥四大家族贪污腐化的大陆当局，现在倒是官商勾结贪腐遍地，上面似乎对此也一筹莫展，除了从道德上声讨之外，并无根绝之良方。民间百姓都相信“无官不贪”，“无贪不巨”，以至于对任何披露的高官贪污数字都高度怀疑。此种吊诡的气氛中，当年背着贪腐罪名离开大陆的宋氏的后人，到大陆为其先人寻求名誉平反便显得别有一番讽刺意义在其中了。

这几年，“纪念史学”在中国似乎很是昌盛，尤其是旧时代的人物的后代对此更感爱好，但是这种“纪念”究竟应该如何与“史学”结合才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历史知识呢？以孔宋而论，即使其在职位上曾对当时国家有过什么贡献，但是这种“贡献”能用来冲抵其曾经有过的渎职贪腐行为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如我们能抛开《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的文宣炮弹色彩与意识形态陷阱，从其对执政当局负责官员不当行为的强力批评这一点来看，也许还是可以供后人稍作些微的借鉴。历史还是应该有其客观的一面，假如任由政治金钱权势按照自己的意图涂写，无论往哪一个方向写，其实都不是一件怎么好的事情吧。



文章来自: 励志名言(www.posopo.com.cn) 详文参考：http://www.posopo.com.cn/pages/culture/20080814/14-44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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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转帖】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整理

2012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



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　　陈伯达说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书生，但他读书却不太用功，就是文笔好。佩服而又知道他一点的年轻人，无顾忌地说他“懒”，即不用功，不苦读，靠聪明。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会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问题是，不可能允许你这样一个专门写文章的名流存在，不与政治结合起来，你的文章就发不出去。因此，陈伯达在延安必须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离开了这一条，他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因为他讲的福建话，很难懂，跟人家谈不起来。1940年，南洋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开欢迎大会，陈老先生讲话，陈伯达翻译，从头到尾不知说什么。他们是同乡，别人翻译不够格。我在场，大家唯有鼓掌而已。陈伯达唯一的任务就是奉命撰写当时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时尚论著。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1966年“文革”，他到《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陈伯达晚年说：这篇社论是《解放军报》两位编辑写的，陈伯达审定并改了标题，当时在京几位政治局常委看过——本刊编者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谁不吃惊？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打倒完了嘛。就是说，今后就不用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以后打倒刘少奇也好，打倒其他人也好，都是等而下之的新人物写的，不需要你陈伯达写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代替他当代组长了。用中国话来说，狡兔死，走狗烹。他这篇文章一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行政秘书）、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个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1970年中央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毛主席下山后到处讲，准备打倒林彪。在这个会上，争论的东西叫滑天下之大稽，今天提到还叫人笑（全文990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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