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读书无禁区》发表前后的思想争论【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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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读书无禁区》发表前后的思想争论



来源：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8-10-13　　



谈及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文化变迁，已经无法不援引沈昌文。
这位如今人称“沈公”、自号“知道分子”的老人，低调谦逊，永远强调自己是一个小人物，“躲在板缝里看世界”。但事实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他所主事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历史进程中起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他是背后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年近八旬的沈昌文，如今仍然身影活跃，每天清晨4点上网看博客，“潜水”看评论，游走在两岸三地的出版界、文化界，穿针引线，提携后辈。谈及三十年来文化界的人与事，老先生幽默的言笑间举重若轻，由此能窥见他外圆内方、外粗内细的处事门径，而当代中国三十年来的许多重要时刻，也在此间浮雕般地凸现出来。
蓝皮书，灰皮书，黄皮书
信息时报: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我注意到，你在口述自传《知道》中提到，1954到1958年，是人民出版社所属的三联书店编辑部的黄金时代，那时做的，实际已是“改革”和“开放”，却一直被人忽略。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沈昌文:这个时期我很重视。当时三联书店“有名无实”，只在人民出版社里设了一个三联编辑部，我是很小的干部，但因为是秘书，接触得很全面。当时上面把很多有威望的统战人士安排到这里来，用了各方面专家，然后着力发掘作者，提了一个口号——“作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翻译了很多书，其中有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名著”，现在还在出，当时不叫“汉译名著”，叫“蓝皮书”，因为计划的封面是蓝皮的，当时计划要翻译一亿两千万字的外国学术经典著作，第一本就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在这以前，出版社基本上是做党的言论的传声筒，人民出版社当年最有名的书叫《新华时事丛刊》，就是把《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编成一本书，某个时期党的宣传是什么就编一本什么书。当时派了六个组稿团到全国范围找作者，也到过广东，组稿的方针叫“翻箱倒柜”。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可惜没多长，从53年开始，到57年就被打断了。
信息时报:在“蓝皮书”后，又有了灰皮书和黄皮书，你曾说过，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再重温这些旧籍，觉得很有深意。
沈昌文:60年代初期为什么出灰皮书、黄皮书呢？当时跟苏联跟赫鲁晓夫闹翻了，要给批判苏联、批判赫鲁晓夫提供论证。我们出版社在中宣部的出版局里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专门筹备出版反帝反修需要的资料，为了便于限制阅读，出版的形式就是“灰皮书”和“黄皮书”，灰皮书是政治的，黄皮书是文学的。
我们当年编的书，翻译得最好的是灰皮书、黄皮书。译者是伪满的战犯，关在北京的监狱里，我们通过监狱领导，指名要谁谁谁做翻译，让他多长时间翻出来，结果他们翻得又认真又好。他们的笔名叫何清新，为什么呢？他们劳改的农场叫清河劳改农场，倒过来，就是清河劳改农场自新的犯人，过去把犯人叫自新，所以改了何清新的名字。你看商务和三联当年出的“何清新”翻译的日文书，实在翻得好，可是我们都没见过面。
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思想还没有解放到肯定这些书，不过暗中已经有一些迹象，说实话，当时改革开放做的事情，很多都是这些灰皮书、黄皮书提出过的。
信息时报:这段经历对你以后从事出版工作有怎样的影响？
沈昌文: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了，等于开辟了思路。编“灰皮书”时有一种说法是“废物利用”，当时找了一批人，右派啊，我怎么认识李慎之呢？就是这样认识的。李慎之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队长”（笑），领导一批新华社的右派做翻译。灰皮书的书目是他们提出来的，第一本灰皮书就叫《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当作反面教材的，具体翻的那位是新华社的极右派，叫董乐山，他被定为极右分子，处分非常重。我也是那个时候认识董乐山的。
我受了李慎之他们的影响，就很注意外国在思想解放时期的通俗著作，因为西方在开放的过程中间，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西方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就要找找西方的老书，特别是雅俗共赏的那些书，所以我后来印了不少老书，很多是大作家的小作品，比如房龙、茨威格，房龙的《宽容》，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像《宽容》一印就印了15万。年轻人要了解西方的经典，读这些能感受到一种共鸣。
凡是《读书》主张一个事，都有人要反对
信息时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正式提出来了，思想文化界深受影响，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这种影响的？
沈昌文:1978年10月开的三中全会，我是1980年3月份到《读书》杂志的，在这以前我在做我的翻译书，当时被贬为人民出版社的资料室主任，根本没意识到。后来我要求调到商务印书馆去，领导也没同意，在等着批的时候，就说要调我到《读书》杂志去。我到了《读书》杂志后才开始感觉到三中全会的力量，才感觉到原来那些在黑洞里的老头儿，好家伙，全扬眉吐气了，说话的声音也大得多了，完全新的气象。
信息时报: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中？
沈昌文: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有多次反复，凡是《读书》要主张一个事情，最后都有人要反对。
信息时报:其中著名的《读书无禁区》引起最大争议吧？
沈昌文: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还没到《读书》编辑部。创办《读书》的主要是陈原、范用等，他们担负领导工作，具体担任编辑工作的，一个是冯亦代，一个是史枚。这篇文章的作者李洪林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读书要破除禁区》。其实在这以前已经提出要破除禁区，根据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首先提出科学要破除禁区。李洪林这个文章指出从解放后到文革前出版的书里，能审查通过的只有1000种左右，像《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书是不能看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文艺。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变成没书看了。
据说史枚把“读书也要破除禁区”改成“读书无禁区”，发表后赞成的很多，反对的也很多，这一期后的《读书》杂志，发表了好多读者来信。接着有人到中央去告状，出版管理局就开了两三次会。我去《读书》后当了编辑部主任，又是支部书记，所以尽管不是我发稿，也要去做检讨。这里要讲讲广东人了，广东人真可爱啊，主持这个检讨批判会的杜导正先生，据说是广东去的，他在会上言辞很激烈，结果我去开了两三次会，一次都没让我讲话。不让我做检讨，是放了我一马，这样就算是过关了。后来有《读书无禁区》的影响，加上出版事业管理局采取措施，重印了一些书，所以当时大家排队买书，还盛行偷书，中学生到图书馆去偷书，什么书拿来都是宝贝啊。
信息时报:还有别的争论吗？
沈昌文:实际上出问题的文章不止这一篇。比如我们在1983年发了一篇文章《人的太阳必然升起》，“人的太阳”是讲人性论、人道主义。结果有个中宣部的领导就用笔名写了一篇文章《狗的月亮已经升起》，当时压力很大，现在知道这涉及了胡乔木和周扬关于人性论的争论，但当时我不知道，过了半年，我又发表有关人道主义的文章，我假痴假呆地打电话到中宣部理论局问能不能发，中宣部理论局说，什么时候不让你讲人性论了？连人性论都不讲，你们这刊物怎么办啊？我才知道，这篇文章终于解放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还有一个是跟《读书无禁区》一起遭难的，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就是海关扣书的问题。一些搞美术的人来信给我们抱怨，海关把他们进口的艺术图书中有裸体形象的书都扣掉了，我们发了这封信，结果海关总署来跟我们抗议了，说执行的是国务院的规定，我也发了这封信。后来不仅有杜导正他们的帮助，还有整个形势的改变，改革开放后形势逐步好转了。
信息时报:除了外部的各种争议，当时的《读书》杂志内部也有一些争论对吗？
沈昌文:《读书》杂志内部的争论是另外一种争论了。我举一个争论，今天来看挺好笑的。年轻的编辑提出来，老头儿的文章用得太多，老头儿又批评用年轻人的文章太多。老头儿说，你们年轻人的文章里居然出现这两个字，表明这人英文不通，就是把mechanism翻成“机制”，“机制”这个词儿老头儿不能接受，认为mechanism就应该翻译成“制度”，不能自己生造一个词儿出来，于是为这在会上吵得一塌糊涂。
所谓大家都往前走的又有两类了，一类就是哪壶水不开提哪壶，认为一个刊物从创刊到停刊就是光荣的历程，就是邹韬奋先生的革命精神。这一派的后台是范用，出面的人有史枚、包遵信。另外一派是陈原，主张有策略的、温和的，我是范用一手提拔的，可是我“背叛”了，到陈原那一派去了，没办法，为了把刊物办下去。我编灰皮书黄皮书时学会了一个理论，“跪着‘造反'”，是从列宁批判考茨基的话里借来的，原指“小骂大帮忙”，我们的想法是，提供各种information，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读者服务日”:当时不准叫沙龙
信息时报:当时有不少名家为《读书》撰稿，作为编辑，你和他们是如何交往的？
沈昌文:你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像金克木、张中行，这些老头儿原来都是被打击的呀，这下子全起来了。那些老头儿真有文采啊！
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克木。首先得说一下我们《读书》杂志怎么能开辟那么多作者，因为编辑部里有一位大人物冯亦代。冯亦代当年是右派，外号“冯二哥”，因为作家凡是有矛盾和解决不了的事情，有一句话，找二哥去，冯二哥是专门排难解问的。他让我们去找金克木，找之前陈原老板跟我说，你得谨慎啊，这个老先生在文革中受的气太大了，挨整太多了。我去的时候很谨慎，不敢多说话。可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作家要是看到编辑来了，不是拿着党委介绍信，而只是跟他聊天谈心，那简直高兴极了。告别时，金老送我出门，手捏在门把上，还要说十五分钟，说不完的话了。后来《读书》杂志组一篇稿子，他交来五篇，还附了一封信，说那四篇随你怎么处理吧。
又比如说张中行，开头的时候我不敢接触。我们这些人是看杨沫的小说长大的，组稿前有人告诉我张中行就是《青春之歌》里面的余永泽，哎哟，我一下子紧张死了。后来斗胆去了以后才发现，这个老头儿亲和极了，而且很多情况也不像传闻的那样。那个时候的情况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个新的时代，作家跟编辑新的关系，谈得投机。
信息时报:当时还有一些香港、台湾的作者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是怎么开辟的?
沈昌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再编书编杂志，觉得要用新的办法做。我最早的海外作者除了冯亦代先生的介绍外，还有一位香港《新晚报》的主编罗孚，笔名柳苏，他对我的帮助大极了。我带着他的推介信，去香港见查良镛，要出金庸全集。还有董桥，董桥之所以在大陆出名，因为柳苏在《读书》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就这样一下子我们海外的路子打通了。
信息时报:八十年代是思想活跃、文化沙龙盛行的时代，那时《读书》杂志的“读者服务日”至今让人怀念，当时是怎么办起来的？
沈昌文:这服务日学的就是外国，因为八十年代刚思想解放的时候，左的人多得要命啊，当时沙龙是不准叫的，那是资产阶级的，俱乐部也不准叫，所以我们就学了牡丹电视广告中的一个词儿，叫服务，“为消费者服务”，我们把它拿来，取了一个名字叫service day，每月25号在一个咖啡馆里边，service day完了后就吃饭，通过这样的办法，我们获得了大量的information。比如当年三联引进西学最多的一套书“文化与中国”，丛书编委会的头头是甘阳先生，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办法听说他在出第一本书的时候跟上海译文出版社闹了矛盾，无非是因为翻译费的问题。通过这办法我把他从上海译文那儿挖过来了。
服务日的口号是非常巧妙的，“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实际上每次开完后我们内部开会要开两天呢，我要每个编辑把他获得的information说出来。我记得王蒙有一天兴高采烈地谈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会后大家说，向王蒙进攻！于是王蒙就写了那篇有名的杂文，叫《“费厄泼赖”必须实行》，这篇杂文直到现在还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情爱论》是唯物主义的
信息时报:除了担任《读书》主编，1986年开始你还担当了三联书店的总经理，但这个过程你在《知道》里写得很简略。
沈昌文:1986年1月，三联书店独立，我在书里隐隐约约提到，我这个小人物怎么当上三联书店总经理呢？因缘际会呀，完全不要看成是我个人的努力。三联书店在文革时遭到了非常不公正的待遇。文革后一些老前辈觉得很不满意，就提出要恢复三联书店，1982年提出来，到1986年快要恢复了，老头儿们觉得要更好的做出版工作，提出来三联书店可以自治，说它有那样悠久的历史，要自己管理自己，这个口号一提，上面大为不满，可是提的都是老革命老干部，怎么办呢？采取一个办法，让他们退休，然后让一个跟三联有关系的、听话的小人物，这个人物，就叫沈昌文，让他来当总经理。
信息时报:当时的出版也处在一个逐步思想解放和开放的过程中，你引进了不少很有影响的书，如《情爱论》，给当时中国人的性和爱情的观念带来巨大冲击，也是一种人性解放。
沈昌文:之所以引进《情爱论》，我站住了一条，就是作者认为，历来的宣传谈到爱情就不谈唯物了，只谈唯心了，只讲感情交流、思想交流，这都是心灵上面的问题，唯物是什么呢？他讲得很透彻，是性交，没有性的活动一男一女干嘛要谈这些问题呢？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谈爱情问题避开这个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来站住了，这本书的出版就有可能了。当然我也删节了很多，因为它讲肉欲的重要嘛，要举例子啊，而且举的还是文学经典著作里的例子，删掉了。这本书当时一两年内就印了120万册，而且国家给我评了优秀图书奖，四个字，名利双收（笑）。
我注意到三联书店从40年代以来，就在宣传性解放的观念，40年代出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出了这本书后，我还想出别的书，不行了，赶不上形势了，人家把海蒂的《性学报告》都出了，后来我只出了一本潘光旦的《性心理学》，卖得一般，因为他写得比较学术，不像《情爱论》写得比较通俗。
信息时报:你在1984年引进了美国的《第三次浪潮》，那本书当时就预见到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但当时这本书也有删节？阻力大吗？
沈昌文:如果说采取了删节，阻力就不存在了，《第三次浪潮》删节了很多。出版《第三次浪潮》是韩素音跟我介绍的，她给我推荐，后来又把这本书寄给我。我非常欣赏阿尔文•托夫勒，他说资本主义文明经过第二次浪潮，现代化了，第三次浪潮就是现在的信息社会，社会要有大的变化了。可是他用这个论点批评马克思了，我把批评马克思的话全删了。这本书也销得非常好，影响非常大。我告诉你下面的story，结果有一个人告状了，是我的老朋友高放，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家，他不但给我写信，而且到上面去告状。他的告状妙了，说这本书的作者是反马克思的，说我把他反马克思的话删掉以后呢，把他打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误导了读者。他告状后，上面还印发了通报，通报我三联书店的错误。实际上高放是我的老朋友，这告状归根到底成了我们俩商量好做的双簧，这样以后上面没话好讲了呀，他们没察觉这个“阴谋”。这是关于删节的一个故事。现在翻译书的删节还是一大问题，当然比过去进步多了，我还是肯定现在的巨大进步。
要知道过去才觉得现在可贵
信息时报:您一直自称“知道分子”，做“知道分子”的乐趣是什么？
沈昌文:我写过一篇文章《阁楼人语》，说的就是这，躲在板缝里看世界，就是我只看别人，我不参与，这就是“知道分子”了。知识分子要参与，要有使命，要抗争啊，那我这些都避开。“知道”这个词儿也不是我发明的，是王朔讲出来的。
信息时报:你向来很主张出版要引介西学经典，介绍西方传统，这个的思路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沈昌文:我一直是“洋务派”，这跟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回到经典，我觉得很好，最近不是说总理看《沉思录》看了一百来遍吗？我最近跟台湾大块出版社合作一套叫“AND”的丛书，就是连接经典和现代，看经典的时候，你都要想到现代，这是看经典的目的嘛。现在我们去研究亚里士多德，已经没有兴趣是关心当时的社会，而是看他对今天的社会能讲什么有启发的，所以“AND”的名字取得好极了。
信息时报:如今中国的经典阅读也热，比如国学，你对中国典籍的出版和传承又怎么看？
沈昌文:我对中国的传统不大了解，但我后来看到蔡志忠，特别喜欢，他能把漫画这种形式跟国学联系在一起，我原来哪知道天下有本叫《菜根潭》的书呢，这《菜根潭》一看，我是心醉神迷呀。他的书引进出版后我收到好多读者来信，很多是年轻人，他们看了蔡志忠漫画以后就喜欢上《庄子》、《菜根潭》。我觉得我们的出版应该把娱乐的和正儿八经的书结合起来，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宣传一种观念、思想，这是我们做得还不够的。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于八十年代，现在有一种反思认为，当时确实引进了很多介绍西学的书，都很畅销，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消化，你怎么看？
沈昌文:我赞成所谓启蒙的说法，启蒙还是必要的。当然，当年还是有过分崇拜西方、不注意中国传统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必然的环节，所以我对八十年代是很肯定的。当然，有缺点是也历史发展过程中应有的东西。
信息时报: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文化思想界的重要参与者，你心目中的这三十年是怎样的？
沈昌文:两句话。第一，前所未有的开放，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以及中国的革命史上都是前所未见的，成绩非常大，这只要看一件事情就行了，在八十年代以前那么多年，没有书读，1979年4月《读书》发表《读书无禁区》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第二，跟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比起来，新闻出版管理方面的成就应该说是比较小的。
当然我们是在前进，我目前的呼声，就是希望前进的速度加快一点，比如对于反映反右、文革时期的书，不要太限制了。我觉得要使现在的人觉得和谐社会的可贵可爱，就多告诉他一些过去不和谐的可恨。最近我还开玩笑呢，说没经过50年代的人去参加奥运会，和我们的心情就不一样，我们做过灰皮书、黄皮书的人，就不能接受一个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根据阶级观点嘛，我从19岁开始做出版工作，受的教育就是世界上没有同一个梦想，有剥削阶级的梦想，有被剥削阶级的梦想，那么今天不断嚷嚷同一个梦想，这不就阶级调和了吗？要是不知道过去的情况，就体会不到这个口号的可爱。我对于宣传文革的坏处实在很有同感，我们到现在还讲得太少，实在是很遗憾的，讲了以后才觉得现在可贵呀。当年真是乌托邦主义，真是理想，比如以为大炼钢铁社会就能改造好了，现在我们要告诉年轻人，这社会的改造是如何艰难，不得不面临各种的困难，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做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