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

小菜一碟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


作　　者：王奇生 著

出 版 社：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1-1

版　　次：1    页　　数：423   
字　　数：400000    印刷时间：2011-1-1     
开　　本：大16开     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
I S B N：9787507533026     包　　装：平装



编辑推荐


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
● 建党伊始：从“以俄为师”到“容共”“容国”
● 从孙中山时代起，就存在忽视组织建设的隐患
● 党派纷争：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
● “清党”蜕变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 组织形态：“以党统政”，“以军统党”
● 基础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


内容简介

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蒋介石多次公开强调，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涣散松懈之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种“涣散松懈”，源于它的“以军统党”的组织形态；源于基层建设的薄弱：城市有党，农村无党；源于党派的纷争离析：西山会议派、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青团等组织不断“火并”。最后，这个弱势独裁的政党无法逃脱尴尬悲凉的历史命运……
本书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着重探讨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


作者简介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



目录


第一章 以俄为师
一 改进与改组
二 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
第二章 知识青年与国民党
一 党员的社会构成
二 基层组织的实态
第三章 从“容共”到“容国”
一 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表述
二 中共口号的魔力
三 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
第四章 裂变：全代会与党统之争
一　粤“二大”与沪“二大”
二　中央特别委员会
三　改组派与“三大”
四　扩大会议与非常会议
五 “四大”的分合
六　蒋汪合作与“五大”
第五章 蜕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一 清党与逆淘汰
二 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
第六章 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
一 劳资纠纷案例
二 劳方、资方与党方
三 《劳资争议处理法》的修订
四 两不讨好
第七章 党治与军治
一 中政会与中常会
二 重军轻党
第八章 党政关系：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一 党政分开
二 双重衙门的权力之争
第九章 政治录用：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
一 党义治国还是党员治国
二 入党与入仕的关联
第十章 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
一 力行社：派系党化
二 CC系：党与派的双重面相
三 支撑与内耗
第十一章 战前党员群体分析
一 上层有党，下层无党
二 党员的社会构成
三 不好意思公开承认是党员
第十二章 党、政、团：战时体制的调整
一 三青团：党外造党
二 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
第十三章 战争泥淖中的党机器
一 党势扩张与党员构成的变化
二 战时党员吸纳机制
三 基层：空、穷、弱、散
第十四章 “六大”前后的派系政治与精英冲突
一 中央委员的派系构成
二 派系、代际冲突与体制内的自省
三 革新与自省的限度
第十五章 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一 二十年之预言
二 军权唯大
三 弱势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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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有朋友建议，趁修订再版的机会，写一“大手笔”的导论。但以自己的阅读体验，最怕开卷就是长篇宏论，读得喘不过气来。
还是说点闲话吧。
人的一生，有机遇更有“人遇”。1993年，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五年之后，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翌年跟随章开沅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1997年，杨天石先生接纳我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做博士后。原本打算利用这一机会，沿着博士论文的方向继续做下去。到近代史所以后，杨先生希望我参加他主持的《中国国民党史》课题，并分配我承担“国民党的党务与组织”。老师“命题作文”，我只好将博士论文撇在一边，专心致力于国民党党务组织之研究。两年间，写出约2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出站后，汪朝光先生收留我在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
又花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将20万字的博士后报告扩充为一部36万字的书稿。这时，恰逢近代史研究所决定推出“专刊”丛书，集中出版所内同人专著。首辑三册，我的书稿被选列其中。上海书店出版社慨然承担“专刊”的出版。拙著首印3000册，未久售罄。外间买不到书的读者常来函相询，出版社却无意再印。直到去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加印1500册。但不久又有读者来函诉说买不到书。
应该说，书出来后，学界的反响出乎我的预想。除了被多所大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专业列为推荐阅读书目和考研书目外，竟还被数省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列为党员教育读本。有人批我是“成王败寇”的代表，也有人攻我为国民党唱赞歌。台湾同行的书评，肯定拙著还算谨守学术与政治的分际，说是大陆学界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国民党史。
网友的评论更是五花八门。有网友说，初看书名，以为是中共党史读物，再看副题，才知是讲国民党史，读完书后，觉得既是讲国民党的，也是讲共产党的。
书中争议最大，褒贬分裂到极端的，当属第六章“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学界前辈多认为本章是全书最大的败笔：一个个案不具代表性；而年轻一点的同行则认为本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找出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鹅皆白的结论。”
“弱势独裁”是全书的核心概念，算是我研究国民党史的一点独创之见。没有读过拙著的人，一听“弱势独裁”四字，立马质疑说：“独裁”还分强弱？
批评声中，最令我反省的，是“成王败寇”观念的存留。研究的过程中，虽然自警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然而作为知道历史结局的研究者，有“后见之明”，也难免“后见之弊”。由于知道了1949年的胜败结局，在搜寻和选择史料时，可能于无意间偏爱探寻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当然，研究国民党史的人都会发现，国民党“失败的种子”实在太多。
2003年出书以前，虽然去过两次台湾，但每次都是短暂停留，故书中未能利用台湾所藏档案史料，是为一大缺憾。此次修订，在史料方面有所补充，主要补充台北“国史馆”、党史馆和“中研院”近代史所的藏档以及近年新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新史料的补充与文字的修订，自感细节更丰富，论据更丰满。
原书侧重国民党党务与党权在地方的运作。此次修订，特意增加了一章（ 第四章 ），对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统之争作了概略性的描述。
对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始终是一个萦怀难释的问题，但又是一个纷繁复杂而难以找寻简单答案的问题。有国共两党各自的内在因素，也有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有历史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巧合。拙著无意也无法全面解析这一历史的大变局。全书的着力点，是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
非常感谢华文出版社李庆副社长给拙著以修订再版的机会。还要感谢尚红科先生以及本书编辑们，本以为修订版不会有很多文字错误，没想到在他们认真细致地反复校对下，仍发现原书不少的错字误录。另一小小心愿是，原书的“外在形象”实在太差，希望此次的修订版，能以一全新的面貌奉献给读者。

2010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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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章开沅

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治当代政治史更难。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
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厕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即令以客观严谨相矢的纯正学者亦难免残存意识形态之余绪和政治情结之遗风。如两岸学者在有关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另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又如1949年的大陆政权易手，一方称之为“沦陷”，另一方则称之为“解放”。鉴此，1995年我在台北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坦诚地提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建言。这一倡议颇引起两岸学术界的共鸣。所谓“超越”，就是治史者应该置身于“山外”而非“山中”。只有置身于“山外”，才能避免被树叶障目；也只有置身于“山外”，经过俯瞰、仰视、横瞄、竖望、远眺、近观，才能逐步认识庐山的真面目。然而这个真面目还只是外表形貌，而非它的内在结构及蕴涵。要深入探究其丰富蕴涵还必须“神游其内”。所谓“神游其内”，借用陈寅恪的话即“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比较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
通读奇生这部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在“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工夫。就前者而言，作者已经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把国共两党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比较评析。就后者而言，作者广搜博采，并经过坚实的史实考订，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作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侧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即使对于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22年而且自1993年以来又曾经常与海峡对岸各界国民党人士有所接触的老年读者，读后也非常有助于对国民党乃至这一段历史的整体获致许多新的认识。
台湾有些同行好友曾经戏说我是国民党“两次失败”的历史见证者。因为1948年我参加革命，亲眼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大陆仓皇逃跑到台湾；而2000年3月18日我又正好在台北参加学术会议，亲眼目睹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大选中落败于民进党。但是，我却很少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上探寻其失败的缘由，而以往的相关评析中往往带有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情结，难免夹杂主观感情因素。我觉得奇生这一代中新生代学人，没有直接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与当年国共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所以比较容易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主观感情因素的屏障，也因而能够在史事评析中保持更多的客观与冷静。我常说治史应当如同“老吏断狱”。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把学者理应具有的公正无私与法官相提并论。他认为两者的基本相同点都是忠于事实，不同的是，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自己内心同情何方。
当然，布洛赫又反对职业错位。他并非主张历史学者以法官自居。他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曾提出过尖锐批评：“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并且感慨颇深地说：“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所以他更看重的是“理解”：“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另外一位法国历史学者保罗•利科也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运用方法的终极目的则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预设结论的任意解读。我也经常强调：“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本书在资料来源上，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尤其是蒋介石及其亲信人物的相关文献。作者注意体察当时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把许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1993年秋至1994年春，我曾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所执教半年。听到一位同行友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起初我只想到两党同属一个社会的产物，或者是同具中华文化的传统渊源。后经言者自己点破，才知是指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苏联共产党而言。通观本书，可以对上述评论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但是，本书作者并未停留于考察两者师俄之同，而是着重探讨两者师俄之异。作者认为：“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张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与此相反，中共师俄所学到的则是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结合国情予以许多修正。此外，国民党重中央、轻地方，重上层、轻下层，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特别涣散，甚至形同虚设；再则表面上强调国民革命、全民政党，而实际上并未也不可能代表全民利益，在城市缺乏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支持，在农村更把广大贫苦农民群众推向革命潮流，而由于自身的日趋腐化，更引起多数知识分子与中间力量的疏离和不满。作者将1927年至1949年执政的国民党定位为“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确实是比较确切而深刻的见解。
奇生曾在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档案工作多年，对档案搜集之勤与运用之熟谙，早已为学者所深知。为本书之撰写，他征引的档案、年鉴、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有50种，资料汇编、日记年谱、文集、忆述资料有90种，还有报刊38种，为史事实证工作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不过，我总认为，在引用1949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都会误导读者。虽然奇生在引用这些资料时业已经过仔细鉴别与核证，但个别资料似仍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因为我在20世纪60年代与此类作者打过许多交道，深知有些人确实存在着对当下威权的某种潜在迎合性。
天寒岁暮，文债毕集，呵手作序，书不尽意。尚请作者与读者谅之。

2003年元旦于武昌桂子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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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杨天石

中国古无政党，国家大事取决于以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可以称之为“帝治”。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自此统治中国大陆22年。这22年中，国民党长期标榜“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
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必须研究“党治”，即中国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作。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著作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这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如何“治党”，即它如何发展党员、管理党员、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等。这也是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只有将对于“党治”和“治党”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致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的认识。
奇生的著作研究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包括俄共体制的引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党治结构、政治录用、派系矛盾、吸纳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全面、严密的考察，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就从“治党”这一特定角度揭示出，在近代中国两大政党的角力中，中国国民党之所以惨败的原因。学术贵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本书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前人大多没有作过探索，没有多少现有成果可资参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一些主题、章节、内容、叙述都大体相同的著作，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本书，相信读者当有焕然一新之感。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同时，它的作者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出清晰、严谨、科学的判断。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近年来又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档案馆，广泛收集民国档案和相关的图书文献。本书所用资料很多都是作者第一次发现或第一次引用，从而为国民党党史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书新意迭出，对国民党的历史提出了许多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精辟观点。我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党史30余年，读本书，仍然经常有新颖而出乎意表的感受。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质，也表现出一定的量。因此，历史要忠实地记录过程，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历史也要对处于特定过程中的事物作出质和量的分析。既往的某些历史著作，或忽视对过程的叙述，或重视“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全貌。本书比较全面地注意到了上述三个方面，而在“定量分析”方面用力尤勤。书内附有36幅图表，举凡党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文化程度、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方面，都有数量统计，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旧中国普遍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统计，国民党对自己的“党情”也所知甚少。即使单从本书所附图表，也可见本书作者投入了怎样的辛勤劳动。
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很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某个特定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自然，历史学家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固属十分必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生硬地照搬境外的话语系统，以致不知所云。奇生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从书中的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可以看出这种吸收的痕迹，但是，却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清人黄遵宪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奇生年方四十，正值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已经如此成熟，有了如此卓异的成绩，循此前进，成就大有望焉。
2003年8月13日草于长春南湖宾馆，8月22日
定稿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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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形态在漫长的王朝帝制崩溃后，中经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开始向一种新的党国体制转型。中国从此步入党治时代。
国民党执政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轮流执政的标准衡量，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相当难得。但如依中国传统王朝统治周期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国民党党治为什么这么快就趋于衰朽？这几乎是所有研究国民党党史者均难以回避的一个终极问题。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最受贬评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不大得人心，但未必脆弱和不稳定。据亨廷顿的研究，在“二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于稳定。〔1〕
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联系。实际上，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其命运也就不卜可知了。
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可大而别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不外乎“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同时关照这两个方面，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鉴于既往国民党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作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中来描述。
本书研究时限设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1924年以后，国民党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直至1949年衰败。在此期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对该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有何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尽管国共之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分歧，其中难免潜存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鉴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书是在博士后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3年我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并从章开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秋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所工作。在此修业问学期间，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和杨天石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定稿过程中，曾业英、张海鹏、耿云志、虞和平、徐辉琪、刘志琴、汪朝光、徐思彦、杨奎松、茅海建、马勇、马敏、朱英、徐秀丽、黄春生等教授，或给予观念和学理上的启发指引，或详予审阅和指正初稿，本人获益良多，衷心铭感。近代史所博士后站、科研处、图书馆的各位同仁对笔者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犊、曹必宏、郭必强、张克森等先生为本人查档给予特殊关照。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多年来，内子万菁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初长成的女儿对其坐冷板凳的父亲亦能予以同情之理解。本人得以专心问学，与这种“小环境”不无关联。
感谢华夏英才基金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

小五哥

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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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独裁”是全书的核心概念，算是我研究国民党史的一点独创之见。

全书的着力点，是考察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试图从国民党内部探寻其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


本书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试图对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的若干侧面作一考察，着重探讨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方面。

书中争议最大，褒贬分裂到极端的，当属第六章“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学界前辈多认为本章是全书最大的败笔：一个个案不具代表性；而年轻一点的同行则认为本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亮点：“找出一只黑天鹅，足以推翻天鹅皆白的结论。”


“尊重历史，超越历史”       “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


“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



作者将1927年至1949年执政的国民党定位为“弱势独裁政党”，有独裁之心而乏独裁之力，确实是比较确切而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