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谁最害怕宪政？【转帖】

小菜一碟

谁最害怕宪政？

——吴樾行刺出洋五大臣事件再探

作者：黄波    时间：2011-10-10



【小序】
此系小书《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之一章。结集前曾投稿于《书屋》杂志，原已排上要目，因标题“宪政”二字招人忌讳，发排前被撤。后转投《随笔》杂志，刊于2011年第5期，改以副题为主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905年9月24日），在北京的正阳门火车站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

这一天本来是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清廷五位大臣奉旨以此日登车，踏上出洋考察宪政的道路，而这于老大中国而言，实为空前之举。《申报》描述当时之盛况云：“外部、商部以及各部司员，京中各报馆人员均先时到站，高等实业学堂学生及军乐队学生，并测绘学堂学生、崇实学堂学生、识一小学堂学生均著操衣，列队送行。内城工巡局巡捕消防队先时到站旁列队弹压，惟外城之巡捕并未到站。是日特加花车一辆，头等车三辆，二等车、三等车各二辆。头等车高插国旗，颇为荣耀，少顷各国驻京公使亦来恭送。”盛况的背后，当然是社会各界的喁喁望治之心。

《申报》接着写道：“至十一点钟开车之铃摇毕，五大臣以次登花车，将挂行李车，砰然一声震动天地，送行者以及各学堂学生巡捕消防队等纷纷奔逃，少顷人喊儿啼，登时大乱。”

这变出意外的“砰然一声”，缘于青年吴樾的炸弹。吴樾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把暗杀的矛头对准出洋五大臣？案情如何大白于天下？吴樾的激烈之举有着怎样的影响？从革命党人暴力吓阻宪政尝试，可以看出多少历史的幽暗？为什么越往后，暗杀这种暴力行为得到的评价越高？……百余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其实还没有得到清晰的解答。

炸弹预示宪政之难，慈禧“凄然泪下”

由于失误，吴樾炸弹的破坏力未发挥到极致，五大臣中仅两人受了轻伤，但其引发的社会紧张却不可忽视。事发之后，原拟启程的考察团当然只有被迫延期，民间更谣言四起，盛传京师将有大乱，一时人心惶惶。

这中间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心境最耐人寻味。据五大臣之一戴鸿慈的日记，事发次日，当他与另两位原定出使大臣端方和徐世昌为炸弹事件面见慈禧时，慈禧“慷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

慈禧的“凄然泪下”应该缘自多方面的刺激。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国内舆论因为有感于日俄战争中日本以小搏大成功，归因于日本的立宪政体，主张中国应该效仿日本赶快立宪的声音高涨，一些开明督抚亦向朝廷发出类似吁请，这一切都让清王朝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然而对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对立宪却不能不有复杂的考量。众所周知，宪政要义之一就是有效约束权力，向来迷信权力的人要接受它有着先天的障碍。但不能忽略的是，力保爱新觉罗氏的江山不失，永远是慈禧压倒一切的诉求。如果作为一种手段和策略，宪政能够消除革命的阴影，化解丛聚的社会矛盾，建立相对稳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诸如权力受到一点约束的代价，她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虽然宪政效用不明，但在利用传统政治智慧和经验均无法化解困局的窘境中，也不妨姑且一试吧？可以认为，这正是慈禧排除顽固派巨大阻力、终于决定尝试走宪政之路的原因。也可以认为，学习乃至实行宪政是慈禧思前想后、反复权衡利弊的一个结果。而现在，宪政刚刚起步，迎来的却是一枚炸弹，在此之后又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慈禧之“凄然泪下”岂不是人性之自然流露？

吴樾何许人也？案发后，一些督抚、将军即致电清政府，“此事必是革命党中人所为，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他们的猜测完全正确。吴樾正是革命团体之一光复会的成员。

当时行刺情况，国民党元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曰：吴预偕山东人张榕，伪饰仆人装，携炸弹登车，准备抛掷，讵列车与机关车相拍合之际，车身猝然后退，乘客为之倾侧。吴之炸弹为撞针式，其针受此打击，未及抛掷，已自爆裂，轰然一声，铁片四散，吴下身先震碎，即重伤死，……张榕以立处距离尚远，未罹于难。另有人称系徐世昌仆人王四，侍徐登车，见吴面目可疑，用手推之下车，因以触动炸弹爆发，王亦受重伤。总之就效果而论，此次暗杀实不成功。

清廷于此案之后，鉴于治安形势，听从袁世凯之建议，设立巡警部。新成立的巡警部很快就破获了此案。据巡警部部员王守恂的回忆录《从政琐记》所记：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京师车站发现炸弹案，嗣经史伯龙、王效文二君，访得系吴樾。余在内城巡警厅，同王仲芗、严鹤卿共同讯问。据桐城馆馆丁云：“吴先生住馆内，有伙食账，自炸弹发生日未回馆。”调验属实。询其书籍衣物？云：“炸弹发生后一日，有人持吴先生信取去。”询与吴先生往来何人？云：“馆丁常不在家，应门均小妞，年小不识字，常有人来，不知是谁”等语。

吴樾系安徽桐城人氏，在保定学堂肄业，以如此大案，案破仅及其身，清廷未兴大狱，实出有因。在巡警部，系王守恂谏言，不要在桐城和保定学堂两处“根究余党”，在天津，办理此案者为直隶总督袁世凯，因其幕僚张一麟力劝，也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张氏著《古红梅阁笔记》有生动记载：

“项城命为文劝告革命党人。不为，则有人疑余为有连；为之，措词实难下笔。余乃为四六一篇，高悬于各火车站，粗通文义者，不能读也。吴樾为保定师范生，项城欲派某员查办，某有屠夫之目，余力争不可。“所谓“四六”，即玩弄词藻之骈体文也，发布告示而用骈文，这不是分明不让人读懂内容吗？而王守恂、张一麟之动机，张氏自己一言道破：“此时海外革命风潮正盛，雅不欲激成士气也。”

从《暗杀时代》看吴樾们的心路

吴樾身死，却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暗杀时代》，颇可窥见一代以身殉理想者的心路历程。

案发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称颂吴樾为古代著名刺客荆轲、聂政以后中国第一人，“能为民族流血以死”，“其壮烈不可及也”，号召天下所有汉人都以吴樾为楷模，宁牺牲一己之肉体，决不做“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民报》同时出版章太炎主编的增刊《天讨》，这份增刊堪称图文并茂，如《过去之汉奸变相图》对被主流舆论称赞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极尽丑化之能事，曾之头，附以蛇类之身，左附以兽类之身，李则附以鱼类之身，《现在汉奸之真相图》中，几位公认较为开明的健在督抚的画像也甚为吓人，袁世凯之半身像，剖其头面，张之洞衣冠像，更将头置于胯下……文字之重头戏，就是题名为《吴樾遗书》的一束稿件，《暗杀时代》一文即出其中。

《暗杀时代》当为吴樾赴京租赁于安徽桐城会馆中，在等待行刺良机过程中所写。其“自序”首先介绍自己之身世，“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予父弃官为贾，至是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弟兄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于八股为事。”又自述思想转变过程曰：先服膺梁启超学说，后读《警世钟》等，“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予于是念念欲杀尽此辈。然此辈皆汉人也，皆汉人而为满酋之奴隶也。……此辈为奴隶者也，满酋造奴隶者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于此可见，最先勾动吴樾暴力清除之念的，其实还不是满人，而是主张保皇的汉人如梁启超等，只不过后来想到，梁启超等是“满酋造奴隶者也”，为正本清源讲，“于是念念在排满”。

吴樾倡言：“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在吴樾看来，唯有先以暗杀掀起腥风血雨，激发不同族群的仇恨，这样“仇杀相寻”，才能够唤出一个“革命时代”。

“不杀不休，不尽不止”，类似的宣言正是让那个时代激进者最为沉醉的音符，正是在这种音符的激荡之下，吴樾所鼓吹的“暗杀时代”真的降临到了神州大地。在吴樾之后，徐锡麟击毙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林冠慈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彭家珍刺杀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据估计，“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

而在思想逻辑上，所有的暗杀行动，几乎都一以贯之：只要杀尽满人，推倒清政权，国家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申报》当时登载了徐锡麟的供词，“满人妄想立宪便不能革命。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我只是拿定革命的宗旨，一旦乘机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另外刊载了徐起事前书就的告示，附杀例：一，遇满人皆杀；一，遇汉奸皆杀；不听命者皆杀；私自逃逸者皆杀；扰害平民者杀；……

“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这样的理念支撑着看上去文弱的读书人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暴烈的行动，今之读者，也许会钦其热烈和单纯，但又不能不在他们营造的暴戾氛围中惊悚，一旦惊魂稍定，一个问题自然就会油然而生：杀人固然不难，但政治也会如此简单？

吴樾以造就暗杀时代为职志，但他为什么会选择对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手，这是否纯出偶然？并非如此。

清政府下诏派员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为立宪做准备，虽然广受舆论赞扬，但也受到了革命党的猛烈抨击。《民报》刊文认为此举实乃“假考察政治之名，掩天下之耳目，于其归也，粉饰一二新政，以愚弄我汉人。”“欺骗人民”，这就是革命党关于此事的定性。然而，从逻辑上讲，此说实欠周密。所谓“欺骗”，就是其言与其行背离也，现在清政府尚处于立宪的准备阶段，并未真正推行，以何为据说其立宪是欺骗人民？认定其为欺骗，是否至少要等到实行宪政有一段时间后才能下结论呢？

革命党之所以要用暴力行动阻止清政府的立宪尝试，其隐秘心理从他们自己一段话中已透露无遗，“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实行宪政将会大大加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这对想要夺取政权的革命党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奇怪吴樾们的暗杀对象为什么多为开明大臣了。清王朝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多矣，但他们却引不起革命党人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政府做的事越坏，官吏作恶越多，革命党人反而会越高兴，因为这只会引导社会走向乱局，并给革命党提供攻击的口实，更便于乱中夺取政权。而开明派的作用却适得其反。

谁最害怕宪政？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在异国真切感受宪政

革命党人希望用炸弹吓阻清政府的立宪尝试，终归无效，吴樾肉身所起到的作用，只不过延缓了考察宪政的步伐。

案发后，各界舆论纷纷请求清政府坚持原议，让五大臣及早动身出洋考察，以坚朝野内外立宪之心。出洋五大臣之一、湖南巡抚端方更是多次进宫面见慈禧，希望朝廷不要因一颗炸弹而退缩。

正是在这个时候，近邻俄罗斯传来俄皇宣布立宪的消息。同为老大帝国，因败于日本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俄罗斯抛弃君主专制，走上立宪之路，这对清政府的抉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端方即联合五大臣电商袁世凯、张之洞等督抚，会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11月18日，光绪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11月25日，端方又袁世凯等人联名奏请5年后实行立宪。同日，清廷谕令设立领导和研究宪政改革的机构考察政治馆。

经过两个多月的犹豫，1905年12月7日，清廷在端方等坚持下再次下令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为安全计，分为两路，一路稍早出发，主要考察美、德、俄、意、奥等国，一路稍后出发，主要考察日、英、法、比等国。两路出发时均不再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

为期七个多月考察访问的成果可以从戴鸿慈的日记和端方等人呈送的报告《欧美政治要义》中看出端倪。如戴鸿慈记其一行在美国议会参观，“文明国人，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 议员的这种公域私域分明显然给戴鸿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察美国政治的人得到美国州宪法一部，开始对“主权在民”的观念有了初步认识，因此从其笔下流出诸如“一切权力本为人民所有而自人民取出以畀本省官吏，官吏不论立法行政司法皆为人民之代理人”等语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端方等人在其报告《欧美政治要义》中对立宪作了详细阐述，尽管这份报告未必出自考察大臣之亲笔，但既然由他们上奏给皇上，自然表示其对所陈事实和意见承担责任。从报告中可以发现，大臣们所理解、所希望的宪政，仍然是较偏向于君主的，因为君主的权力安排在篇首，而人民的权力与义务却放在篇末。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这可能出于一种为了更好地说服君主接受立宪的策略的考虑。

代表团观察到了很多此前中国游历者不曾看到的西方真实情形，在他们回国后所写的各类著作中，出现了许多此前中国典籍中不曾出现的新名词。“托辣斯”、“无线电”、“法人”、“累进税”、“议院言者无罪”、“直接选举”、“海牙公断衙门”（即指国际法庭）、“每一人富力”（即指“国民人均收入”）、“行政讼诉”都是此前闻所未闻的新鲜词汇。更值得称道的是，立宪一开始就不是在一种封闭中操作。考察过程中，代表团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杨度即有交流，端方等人回国一到上海，更引发了在沪华洋头号人物访问求见的高潮。除了法、德、日、奥、丹、比、意等国驻沪领事，张謇、缪荃荪、汤寿潜、张元济、虞洽卿、盛宣怀等各界精英，均曾就立宪贡献意见。

考察宪政是为了实行宪政，戴鸿慈、端方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锤定音：“除采用立宪政体外，盖无他术矣。”

该不该褒美暗杀？

革命党人对吴樾的称许，从上引《民报》的评论可见一斑。后来革命党推翻清政府，直至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吴樾这样的暗杀者在官方主流史学中所得到的评价自然只会越来越高。这是毫不奇怪的，不如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权资源到哪里去寻找呢？

然而回到当时之语境，却全然不是这样。除了革命党自己的报刊，中外舆论对吴樾的暗杀行动多持谴责态度。《申报》的文章说：“彼党之主义，在于倾覆满洲政府，故日夜伺中国内乱之起，有间可乘则举革命之旗以起事，其宗旨与立宪如水火之不相入。康有为、梁启超以持立宪主义而为彼党唾骂者屡矣，今见立宪之意出自朝廷，而将有实行之期也，必大惊骇，以为中国一立宪，则国民平日不靖之气将自兹消弭，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之尊将为全国民所同心公鉴，而爱新觉罗之统绪永无可以倾倒之机，是则彼党宗旨将全归失败，其必欲出死力以阻遏之也固宜。”《时报》则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遭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各地各界对五大臣之慰问也纷至沓来，如上海复旦、南洋等32所学校即联合发了慰问电。这就是当年不可抹杀之事实。

然而，直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迷恋暗杀的暴力美学，为其大唱赞歌。其中以据称专研民国史的伍立杨最有代表性。伍立杨所著《铁血黄花》是褒美暗杀的专著，《读史的侧翼》中也有多篇为暗杀大唱赞歌的专文。伍氏的立论依据是，“清末民初的暗杀之辈又远不止有公心而已，它作为一种革命的方法科学，始终贴近最大的最后目的。……进人类于大同，坦然向文明迈进。”而吴樾更是他深致倾倒的对象，他在《读史的侧翼》中将《暗杀时代》捧为“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的“不朽奇文”，说行使暗杀的“确为国人中不可多得的贤人精英，是最有头脑的优秀分子，其余则不必寄予希望。”……在人的基本权利越来越得到张扬的今天，这样的赞歌的确让人毛骨悚然。

为暗杀唱赞歌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高举着一面名叫“目的”的大旗。暗杀虽然是一种暴烈而又卑怯的手段，可由于行使者是革命党人，因为他们是要推翻腐败无能之清廷，“救济人民之苦难，贯彻兼爱主义”，所以，他们的暗杀就崇高起来了。然而讨论历史公案的是是非非，其实更应考察手段，因为手段是否正义在当时就可以检测，而“崇高目的”云云却常常虚无缥缈。而即使是落到“目的”上，“目的论”也十分牵强。革命党人之暗杀不外两个目的，直接目的是推翻清政府，远的目标是如伍立杨所谓“救济人民之苦难”。这个远的目标，历史事实俱在，就不说了；推翻清政府的直接目的当然是实现了，但其中暗杀的作用似也甚微，革命党所行使之暗杀不知凡几，最后逼得清政府倒台的，不是还得靠武昌一役，靠新军和清军真刀真枪的对垒？

像吴樾这样，为了一种主义一种符号，其舍生取义的精神自然值得敬重，然而，历史的吊诡往往不是当事人自己可以预料的。革命党人攻击清廷预备立宪过程太长，是假立宪，可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后，其规定的从军政到宪政的过程，比清廷还要缓慢，蒋介石主政后，宪政更是遥遥无期，吴樾若地下有灵会作何想？

应该反对一切形式的暗杀，哪怕是为了以暴易暴，这不仅仅因为暗杀在易暴方面作用甚微，更因为，几乎所有暗杀等恐怖活动中，都会有平民的血泪，而这又恰恰容易被我们的史家所忽略。

清末民初，革命党所行使之暗杀不知凡几，可是几乎所有的资料都只记录暗杀是否成功，而对被误伤的平民却完全不予理会。难道真的没有被殃及的“池鱼”？不可能，众所周知，革命党人的暗杀，除了用枪，很多时候用的是炸弹，谁会天真地以为，天女散花般的弹片会长了眼睛，不伤无辜？冯自由所著《革命逸史》中记载了一次广东的暗杀行动，暗杀对象“及其卫队多人均炸毙，邻近各店倒塌者约六七间。”多人被炸毙，店铺倒塌者达六七间，可见炸弹之威力，那么完全处于懵懂状态中的平民竟会毫发无损？以吴樾这次暗杀为例，戴鸿慈日记中感叹，“随员萨郎中荫图及其内弟、从弟、子女、车夫、家丁均重伤，一家七口，遭此意外之厄，亦云惨矣。”这不都是无辜者吗？然而《民报》在高调颂扬吴樾时，却连一丝一毫的歉意都没有表现出来。……过去提这些问题也许会被视为荒谬，可是在公民个人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是否还应该不屑一顾？

入民国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死于袁世凯所主谋的暗杀中，这诚然是天人共愤之举，然而，愤怒的国民党人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对清末民初以来层出不穷的暗杀进行深刻反思，对自己历来奉行的暗杀政策进行认真检讨，那很可能会赢得道义和民心，比他们发动的讨袁战争更有效，并由此使污浊的中国政治得到清洁。可惜，中国人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来源：http://huangbo6959.blog.163.com/ ... 521201191010583988/

前进人生

比较客观